谈论唐朝历史，尤其是安史之乱后的所谓“中晚唐史”，藩镇都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如安史之乱的策源地河朔藩镇，或者唐朝中兴的代表作——李愬雪夜入蔡州、平定淮西藩镇叛乱等。唐朝藩镇林立，它们的名称多与地名挂钩，或以藩镇的治所所在地区（相当于地方行政中心）来命名。
但有一种看似特殊，实则却很常见的情况，却极容易被人们忽视——有些藩镇会同时拥有“两个名字”，一个是它原先就有的，即以地名来命名的，另一个则是朝廷或者说皇帝本人赐予的，如河朔藩镇之一的“成德军”是朝廷赐予的军号，如果没有朝廷给的这个军号，它只能根据其地方政治中心来命名，即以恒州和冀州为中心的“恒冀镇”。此外，安禄山起兵时担任范阳（即幽州）节度使，也兼领朝廷赐予的“卢龙军”，以至于时人将幽州和卢龙混用。
安史之乱结束后，唐廷便以“卢龙军”指代幽州镇。两相比较，卢龙军和成德军显然要比恒冀一类称呼听起来响亮，也更具有分量。那么，在唐代，哪些军队才有资格获得“军号”呢？“军号”的背后，又反映出唐朝怎样的政治文化？
成德节度使和卢龙节度使。底图/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这些还得先从唐朝藩镇的历史谈起。
唐中央政府设置藩镇的初衷，是为了提升部分靠近边境地区州县的作战反应能力，即朝廷委派一人为节度使，统管数州县。唐睿宗景云二年（711），节度使这一职位就已出现，但直到唐玄宗在位后期，节度使一职才演化为地方常设的最高军政长官。玄宗时代，由于对外战争频繁，对集权程度要求高，使得地方节度使不但拥有统军权，还可操控当地财政系统，以及享有对当地官吏的监察和人事任免等权限，无异于是一个国中之国，“藩镇”一词也随之而来，并演化为地方割据的代名词。藩镇权力的膨胀加剧了中央权威的下移，打破了中央和地方力量之间的平衡，这也成为安史之乱爆发的内在原因。
在地方藩镇集权的过程中，唐玄宗朝为了适应对外战争需要，开始授予地方节度使辖镇“军号”的先河。唐前期就开始面临严重的边患问题，在唐朝西北边境，突厥和吐蕃虎视眈眈，不时进犯。为了制衡吐蕃等西北地区其他少数民族，唐廷设置了朔方、河西、陇右等镇，各自统辖一定数量的西北地区州县，组成了唐廷的西部防区。有学者统计，唐廷在河西、陇右与朔方三节度辖区的军事开支，占全国一半以上，由此可见其特殊地位。
河西节度使、陇右节度使和朔方节度使及其所辖范围。底图/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在这些西北地区的政区中，朔方因其“截河套之冲，固延绥之”的特殊地理位置而更受重视。唐廷以朔方作为组织西北地区战事的中心，先是设置朔方道行军大总管，这里的“道”，指的是唐王朝的监察区，安史之乱爆发三年后废置，但由此可看出唐廷对朔方寄予厚望。到了开元九年（721），唐廷正式改原朔方军大总管为朔方军节度使。在与吐蕃和突厥等竞争对手的争锋中，唐廷曾以朔方军节度使王忠嗣兼河东、河西、陇右节度使职衔，如果再把河朔军节度使原先就领有的单于大都护府加上，朔方军节度使几乎成为唐朝在西部地区权力仅次于皇帝的军政大员。此后，王忠嗣也意识到功高震主的问题，主动请求削减权限，朝廷才有所调整，在这之后，王忠嗣因与唐玄宗在对吐蕃作战问题上产生分歧而遭冷遇，但朔方军在唐朝西北防区中的关键地位却并未被削弱。朝廷赐予朔方军号，使其在地位上高于其他周边的节镇，获益颇多。
在东北地区，唐廷同样不时受困于契丹和奚等边患侵扰，因而在今辽东半岛南部设平卢军节度使，“镇抚室韦、靺鞨，统平卢、卢龙二军，榆关守捉”，安东都护府也迁移至此。在河朔这一控扼连接华北平原和东北地区咽喉要道处，朝廷也通过允许范阳（即幽州）节度使安禄山兼任平卢军使的方式来提升其在地方政区中的重要性，进而在资源分配等方面向河朔倾斜。平卢与幽州军在唐廷的东北防区呈现掎角之势，遇到战事时须相互配合，这种战略需要也成为安史集团在河北坐大的原因。
平卢军节度使及其周边形势。底图/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安禄山在范阳起家后，得唐玄宗信任，将河朔与辽东的军镇都归入自己的直接控制中，长达十余年。在这段时间里，安禄山利用职权力图将平卢打造为将来叛唐自立的后方基地。不过事与愿违，安禄山起兵不久，平卢军内部发生分裂，拥护唐廷的势力一度占据上风，此后平卢军在辽东的“老根据地”失陷，两万多残军渡海退到今山东北部的淄青一带，演化为新的割据势力。
天宝十五载（756），安禄山自范阳起兵，河北州县望风披靡，唐廷不得不抽调西北防区的主力部队东援中原地区，阻击叛军。朔方军虽然在潼关保卫战中遭遇挫折，但防区未遭受战乱波及，势力犹存，这也使其成为唐肃宗李亨摆脱玄宗控制、领导中兴大业的军事基础。安史叛军前期攻势较猛，接连夺取洛阳和长安二京，但安史集团内部不久发生分裂，安禄山被部下谋杀，其子安庆绪难以统合叛军集团内部力量，在被唐军接连击败后，也被部将史思明设计伏杀。相比于叛军的内讧，唐廷一边依托以朔方军为核心的军事集团，一边从回鹘（德宗年间更名回纥）借兵，逐渐在中原战场建立起同叛军作战的优势。朔方军在平叛战争中的实力也不断扩大，冲出了以灵武为中心的西北一隅。
《免胄图》（局部），描绘了吐蕃与回纥联合压境的背景下，唐代名将郭子仪不穿甲胄，只身单骑与回纥统帅药葛罗相见，劝其反戈一事。作者/（宋）李公麟，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唐廷从安史之乱中吸取教训，深恐朔方军力量过大难以制约，变成第二个河朔藩镇，于是频繁变易其主帅，通过提拔军队内部的青年将领，如仆固怀恩和李怀光等来抵消郭子仪等老帅的影响。但是，对于唐肃宗李亨来说，这远远不够，因此，他决定进一步肢解朔方军的辖区，从物质来源上限制朔方军的影响力。
授予军号成为唐肃宗的重要手段。
乾元元年（758），唐廷设置振武军镇，这成为继朔方军、卢龙军和平卢军之后的第四个军号。振武军镇兼领镇北大都护府和位于河套平原东部的麟、胜二州。有学者指出，振武军的辖区原是朔方军震慑北方诸族和拱卫关内道的重要屏障。振武军从朔方军被分出，使得朔方军的实力被直接削弱，也符合唐廷进一步集权的需要。另外，唐肃宗在位期间还在邻近长安的同、华二州设置了以“镇国军”为军号的节镇，拱卫京城安全。值得注意的是，到唐廷平定安史之乱的前夕，唐廷颁赐军号的地方藩镇都位于军事要隘，这反映出军号首先是出于战略需要，其次才是政治意义的内涵。
安史之乱结束后，唐廷授予军号的目的更加多元化，逐渐超出了军事需要本身。从大的历史背景看，此时的唐廷虽依托仆固怀恩统率的朔方军取得了针对安史叛军的决定性胜利，叛军首领史朝义自缢身死，叛军阵营树倒猕猴散，难以再对唐廷构成威胁。但此时唐朝君臣所处的地位也很尴尬，他们既无力肃清盘踞于河朔地区的安史叛军残部，又得拉拢参与平定安史之乱的其他地方势力，让他们继续制衡河朔藩镇，“匡扶皇室权威”。因此，唐中央干脆有选择地默认了藩镇半割据的情况。
当然，唐廷不再追究安史叛军余党的忠奸问题，不代表会放任河朔藩镇的无限壮大。因此，唐代宗决定通过授予军号的方式来争取河朔藩镇内部力量，借以实现武力征伐难以达到的效果。安史集团降将张忠志便成为唐代宗“树立忠义典型”的最佳对象。首先，张忠志过去是安禄山的养子，在叛军中地位较高；其次，张忠志手中握有恒、定、易、赵、深、冀六州，实力不弱；最后，张忠志在察觉史朝义兵败大势已去后，归顺较快，并非叛唐的“死硬派”。这些都使得张忠志成为唐代宗最佳的争取对象。因此，在安排河朔藩镇的地位问题上，唐代宗为张忠志的藩镇颁发“成德军”军号，赐其名“李宝臣”，并发给具有象征意义的“免死铁券”。
李宝臣碑拓片。来源/中国国家图书馆
客观而言，唐廷这次军号授予并未让朝廷势力打入成德军镇下辖的州县，政治拉拢的意味应该更多。而同为安史集团降将且较早归顺唐廷的薛嵩，也在相卫节度使任上获赠“昭义军”军号。唐廷设立昭义军，把它拔高到与成德军同等的地位，也有利用其制衡河朔藩镇的意思在，此后，昭义军与河朔的魏博镇冲突不断。
代宗颁发军号的做法很难不让周围藩镇眼红，不久，魏博节度使田承嗣主动向朝廷请求赐予“天雄军”军号，唐廷为避免刺激其复叛，答允其请求。但这也未阻遏田承嗣蚕食周边节镇土地、密谋叛唐的野心。此后，田悦继承了田承嗣为其积攒的牙军和钱粮，公然出兵攻打中原地区藩镇，走到了唐廷的对立面。
与玄宗和肃宗朝颁赐军号的态度相比，代宗朝授予藩镇军号的行为更多了些姑息的色彩，这也颇契合代宗为政“阴柔”的特色。这种脆弱的平衡状态自然不可能长久，等到唐德宗李适即位后，唐廷遂以不准李宝臣之子李惟岳请为成德军节度使留后为契机，集结兵力征讨成德军和一贯不服朝廷权威的天雄军（即魏博镇），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建中削藩”。
在削藩战争前，唐德宗通过授予军号的方式进一步整合江浙一带的地方力量，使其为自己即将发动的大战服务。安史之乱后，华北地区满目疮痍，经济亟待恢复，而江淮地区则因为之前张巡、许远的死守而未遭叛军破坏，经济地位不断上升，唐廷的财政用度大部分仰赖江淮钱粮的供给。唐德宗自然知晓“看好钱袋子”的道理，所以于建中二年（781）为浙江西道颁赐新的军号“镇海军”。镇海军的中心在丹徒（今属江苏镇江），即唐朝浙西节度使的治所。但镇海军的统辖地区则不限于浙西，而是包括了浙江东西部共十五个州。原苏州刺史韩滉出任镇海军节度使。
唐德宗在江淮地区设置镇海军的做法，一度引起不小的争议，不少人认为德宗此举会让藩镇割据的模式在朝廷的财赋重地上演，进一步削弱中央的权威。但韩滉在镇海军节度使任上忠于职守，并未流露出割据自封之意，当唐德宗日后深陷河朔战争的泥潭，又遭遇泾原兵变，被赶至奉天困守孤城时，韩滉统领的镇海军扩充兵马，打造战船，一边震慑住周围叛镇，一边严密防守通往中原和关中的河道。从事后来看，镇海军的设立保证了江淮的稳定。而德宗在与河朔藩镇媾和，出兵收复长安，逐渐摆脱危局后，也意识到了镇海军的继续存在可能会造成新的藩镇割据，于是在韩滉死后立即着手废除镇海军军号，并将镇海军原先辖有的州县一分为三，分别设置观察使而非权限更大的节度使来“领之”。
附带一说，唐德宗对河朔叛镇的战争虽然未将该地区重新纳入中央控制下，但德宗通过颁赐军号的方式，分化了该地区的军事力量。如成德军镇就被德宗一分为三，原先归成德军管理的沧州被朝廷新立为“横海军”，易、定二州也从成德军分出，成立“义武军”。这样来看，河朔藩镇内部“山头林立”的现象加剧，难以再像安禄山在世时那样拧成一股绳，唐德宗削藩的目标在某种程度上也算达成了一部分。
德宗对镇海军和成德军的处置，使“军号”成为朝廷既可以颁赐，也可以调整甚至收回的荣誉。除了江浙，朝廷先赐后废军号的现象又在淮西上演。德宗即位之初，对淮西节度使李希烈礼遇有加，皇帝这么做，主要是因为淮西藩镇靠近连接关中与江淮的漕河，战略意义重大，淮西如不稳定，会影响德宗在华北主持的平叛战争。为此，德宗还赐淮西节度使李希烈淮宁军军号，以示恩宠。
但是，李希烈本质是个喂不饱的豺狼，德宗的优待并未让他忠于唐廷，反而四出抄掠，到后来甚至声援河朔叛镇，攻打河南要隘汴州，阻断唐廷中央连接江淮的生命线。此后李希烈被部下毒杀，淮西藩镇频更节帅，至唐宪宗朝又出现了吴元济的公开反叛。唐廷对此颇为重视，派兵鏖战三年之久，才攻破淮西叛军老巢，将吴元济俘至长安处死。唐宪宗元和十三年（818），朝廷撤销淮西节度使的建置，将原属淮西的蔡州分给忠武军管辖，申州隶属鄂岳，光州隶属淮南。至此，淮宁军号也随雨打风吹去。
李希烈。来源/纪录片《中国通史》截图
由此可见，相比于唐玄宗在位的开元与天宝时期，安史之乱后获得唐廷颁赐军号的藩镇数量明显增多，“军号”的意义也不再集中于军事领域，而是成为朝廷对藩镇开展“合纵连横”的政治手段。
随着唐王朝在9世纪后国势的进一步衰落，朝廷对通过颁赐军号来维系地方藩镇忠诚的手段也愈发依赖。如沙州人张议潮发动起义驱逐吐蕃的军政官员，宣布归顺唐王朝后，直到起义结束后的第四年，唐廷才匆忙授予张议潮“归义军”的军号，并命其为节度使。但是，此时唐廷对河西走廊的政局走向已无暇顾及，一个军号更像是朝廷唯一能拿得出手的奖赏。
《张议潮统军出行图》（局部），位于敦煌莫高窟156窟。来源/王文祥主编《中国传世名画鉴赏 上》，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
黄巢领导的流民起义爆发后，唐廷加速走向衰亡，为了动员地方藩镇出兵阻挡起义军北上，唐廷在“军号”的授予上更为频繁。这期间，西北地区的党项人首领拓跋思恭率领数万军队“勤王”，获得“定难军”军号的赏赐，拓跋思恭也得唐僖宗赐李姓，势力迅速壮大。当时的唐廷政治精英哪里会料到，自己越封越滥的军号中，竟然有一个会成为党项人日后在西北地区独立建国的敲门砖。当然，即便没有“定难军”军号，党项人日后建立西夏的目标也不会变。
军号由少到多的历史发展，折射出唐廷面对政治危机加深的束手无策，也是唐王朝由盛转衰的缩影。
参考文献：
（后晋）刘昫：《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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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鹿鸣：《长安与河北之间——中晚唐的政治与文化》，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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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23-8-8 09:16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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