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51年秋，云南总督硕色将一封急报快马加鞭送至乾隆手中，这份急报让乾隆帝大为震怒。急报中所提到的伪奏稿假托当朝廷臣孙嘉淦的名义，不仅敢公然指责朝廷，还列出了乾隆的“五不解十大过”。朝廷对此立马展开了为期两年的全国范围的追查，但最后却未能抓到“真凶”。
孙嘉淦（1683—1753年），字锡公，号静轩，山西兴县人，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进士，任庶吉士，从此开始了其仕途。孙嘉淦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以秉公直言受到统治者的重用和百姓的认同。
乾隆朝时，孙嘉淦因上书《三习一弊疏》而大受乾隆帝赞赏和褒扬，曾先后任职刑部尚书、国子监事、礼部尚书兼管刑部事务，以及直隶总督等官职。孙嘉淦对理学领域也颇有研究，著有《春秋义》《南华通》等。
伪奏稿事件发生之后，乾隆帝虽然震怒，但是他深知孙嘉淦为人，虽然性格刚直，但懂得把握分寸，与此事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并安抚孙嘉淦希望他像往常一样上朝参政。
然而，孙嘉淦却在本次伪奏稿案牵连甚广的整治运动和大量冤狱案中惊惧不已，惶惶度日，陷入自悔，最后抑郁而终，享年71岁。
其实早在乾隆三年，就已经出现了以孙嘉淦的名义指责朝中权贵的伪奏稿，但当时乾隆帝的态度是宽大处理。他认为伪奏稿不过是朝廷朋党进行党争的产物，于是就针对此类伪奏稿和传言发布上谕，主要内容就是指出流言和伪奏稿之所以得到传播，有两个原因：一是朝中有人嫉妒孙嘉淦受到重用，此举是为了激化官僚之间的矛盾，一同排挤孙嘉淦；二是有人想借此攀附孙嘉淦，以求得到孙嘉淦官场上的庇佑。针对此类流言和伪奏稿，乾隆帝下诏严厉禁止，乾隆六年的伪奏稿和谣言最后以“传言已久，姑不深究”而告终。
与乾隆六年的“姑不追究”不同，乾隆十六年是乾隆执政风格由宽复严的关键时期。针对这一次的孙嘉淦伪奏稿案，乾隆帝不仅派专员进行全国范围内的追查，还开始了从上到下的整治行动，大量与伪奏稿案有关联的官员和百姓被迫入狱，严重的甚至直接被拉出来当替罪羊，最后冤死狱中。
那么，伪奏稿中到底写了什么，让乾隆帝如此震怒呢？
伪奏稿的确切内容如今不可考，因为当时乾隆帝在震怒之余，立马下令在全国进行搜查，并对搜查出来的伪奏稿进行销毁，相关人员大部分押送入狱。
不过，我们可以通过大臣们上奏的相关奏稿，所涉人员的相关证词，相关犯人的供词，以及《清实录》《清史稿》的相关记载进行联系和整合，得出伪奏稿的大致内容。
伪奏稿模仿孙嘉淦的“三习一弊疏”的内容和体例，言辞激烈地指出乾隆的“五不解和十大过”。
其实吧，刚开始伪奏稿的主要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反对乾隆帝南巡，认为南巡劳民伤财。不少地方官员借南巡巧立名目，大肆敛财，并为了讨好乾隆，大兴土木修建园林，大大增加了南巡沿途普通百姓生活上的负担。二是对乾隆在金川战役上冤杀张广泗，不理会其辩解而痛下杀手的行为的痛斥，并主张为张广泗鸣冤。
但是，后来在流传的过程中，又增加了在曾静张熙案上因乾隆对文人迫害的控诉以及在孝贤皇后丧葬问题上乾隆铺张浪费，极尽奢侈的指责等，最后逐渐形成了“五不解十大过”。
不难看出，伪奏稿的内容是随着流传时间的推移以及流传范围的扩大慢慢形成的。主要在百姓和下层官员之间传播抄录，奏稿内容主要是下层社会对上层统治阶级穷奢极欲，肆意征战和随意处置国家大将的不满。
我们回到最开始讲的，云南总督硕色急报直至御前，乾隆帝看后大怒，立即设专员前往各地进行调查，对伪奏稿的撰写人进行搜捕。除了设置专员，乾隆帝还下令直隶、山东、山西、河南等省督抚对此次事件进行秘密搜寻查访。后多省发现伪奏稿已经在省内流传，遂密奏乾隆。但不少官员在这个过程中或揣测上意，对搜查持敷衍态度；或认为不过是寻常事件，互相包庇、隐瞒、推卸责任；或出于维护整个统治阶级和自身利益的目的，任由伪奏稿在下层社会流传。因着这些官员的放任态度，以及乾隆帝对下层百姓以及官员日益增加的疑心，各地冤案迭起。伪奏稿的追查也由原来的“密加缉访”，发展到全国范围内的公开严查搜捕。
至此，孙嘉淦伪奏稿案已经不是单纯的文字狱案件了，更像是一场牵连甚广的政治事件，其范围已经扩大至全国。内地十七省甚至云南土司地界内，都出现了伪奏稿的钞本，全国上下掀起了追查伪奏稿的高潮，不少官员和平头百姓被牵连入狱，或被严刑逼供，或被直接处死。其牵扯出的一系列比较重大的冤案有：施氏一门案，杨万年孔明碑案等。
伪奏稿的追查在前期进展还算顺利，但到后期时，因为所涉人员众多，各省人犯的供词不一，且不断翻供，导致中央对案件的追查一直处在被动之中，很多案件经审查后被证明是冤案，案件到此时难以推行下去了，但此前已经逮捕了大量与案件相关的读书人、百姓、游商和下层官吏，社会关系紧张，然而，为了维护皇帝的颜面和缓和社会矛盾，官府不得不找替罪羊来草草结案。最后被推上断头台的“替罪羊”有两只，一只是长淮千总卢鲁生，一只是南昌守备刘时达，历时两年席卷全国的伪奏稿案也到此结案。
但伪奏稿牵扯出的一系列惨案和冤案，让孙嘉淦不得不开始思考之前自己的刚正直言是不是造成这一切的根源。“秉公直言”是他得到上位者赏识，开启仕途的“钥匙”，也是民间给他的最高的政治上的肯定和赞赏。或许百姓之所以会假托“孙嘉淦”的名目撰写这份伪奏稿，是认为孙嘉淦会站在百姓这一边，为他们陈情。但没想到乾隆大怒，孙嘉淦在此事上也不得不“置身事外”。如果自己不直言敢谏，就不会有“孙嘉淦”秉公直言的名声在外，也就不会出现这一份伪奏稿，更不用说后面牵扯出的这一系列冤案了。
孙嘉淦就是抱着这样的心理，陷入无限的自悔中，最后郁郁而终。
孙嘉淦伪奏稿案到此看似是结束了，但是伪奏稿案给乾隆带来的惊惧仍在延续并不断增加。因为，伪奏稿出现的时机比较敏感，其出现的时间是乾隆朝统治前期，社会矛盾逐渐尖锐，而且统治阶级内部下层官员和上层官员之间，已有断层和离心之象。伪奏稿在社会下层的广泛传播，与下层官员的放任态度和普通百姓的争相传抄是脱不了关系的，这实际上也是社会下层向统治阶级积极斗争的映射。需要注意的是，乾隆十六年前后执政之风由宽复严也是伪奏稿案发生的一个背景，在伪奏稿案发生之后，乾隆帝对下层阶级反抗上层统治的疑心日重，政治上加快了由宽复严的进程，同时为了加强对下层社会的精神思想控制，开始大兴文字狱，乾隆朝也成为清朝文字狱案件数量发生最多的一个时期。
参考文献
《清史稿》，中华书局，1998年。
《清实录》，中华书局，2008年。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乾隆年间伪孙嘉淦奏稿案史料选（一）》，《历史档案》1998年第1期。
陈东林，徐怀宝：《乾隆朝一起特殊文字狱——“伪孙嘉淦奏稿案”考述》，《故宫博物院院刊》198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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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7-14 07:55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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