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也有教辅书：清末科举考西学，考生考官蒙了，书商却发了大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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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也有教辅书：清末科举考西学，考生考官蒙了，书商却发了大财

Original 文史君 浩然文史 2023-07-01 18:30 Posted on 山东

清代科举考试

每一个经历过高考的学生，都有过与书海“鏖战”的经历，从小学到高中，学过的教材、做过的辅导书与试卷数不胜数，人人叫苦连天。但如果回头看一看历史，就会发现我们的前辈们都是这样熬过来的，甚至比我们更惨。1900年庚子事变爆发，列强直接勒令中国停止当年的科举考试，这还不算惨的，由于当时的通讯技术还比较简陋，即使清政府在庚子之乱后宣布推行科举新政，大部分内陆士子直到考试前才知晓此事，根本来不及应对！但有一群人，消息比读书人灵通，那就是科举教材的出版书商。

一、知识版图的巨大变革

1901年，部分省份在学子的强烈呼吁下恢复了因战乱而停止的科考，但这一批考生不知道，他们迎来的这一场科举考试，将会是传统科举的最后一场考试。因为就在同一年，清政府按1898年戊戌变法时期的科举改制方案，对科举再度进行了变革，新科举不考八股文了，考试内容也不再局限于儒家经典。第一场考中国时政历史，第二场考西方各国的政治制度与文化，第三场才考传统的四书五经，而且第三场是最不重要的一场考试。

八股文

经过变革之后的科举考试，很明显是在向西学靠拢，即使依旧保留了对四书五经的考察，但也大大缩减了题量，并将其安排在最不被人重视的第三场中考。

对万千学子而言，科举改制并不仅是一项制度上的革新，更意味着他们将被迫放弃千年以来的知识传统和学术思维，必须将自己的知识版图“由东转西”，在短时间内恶补大量的西学知识，以应对新科考。在以科举取士为主要选官途径的中国，这无疑代表着中国文化的一次巨大转向。

桌子上摆着显微镜

但随科举改制而来的另一个关键问题，那就是士子如何在短时间内学习西学知识呢？一本一本阅读显然不现实，更无法对考试内容做到有的放矢。这就意味着科举“教材”也得应时而变，所以出版市场将会迎来一次重大变革。

北京琉璃厂书摊

二、热闹的购书市场

1901年，当科举改制的消息传到九省通衢的武昌时，士子朱峙三的私塾教师立刻让他更换阅读书目，在大批量阅读西学书目的同时，也要加紧阅读《古文观止》。因为科考改变的不仅是西学内容，还有考试形式，策论取代了八股，这种极具有思辨性的考察，使得考生必须将西学与中学相结合才行。

清末私塾，塾师指导学生读书

朱峙三因身处消息灵通之地，加之有老师的指导，应对新科考还能从容一些，但对于大部分学生来说，科举的骤变让他们手足无措，正是这种手足无措为出版商带来了一拨巨大的商机。出版商对政治的嗅觉敏感度，远比读书人高，他们秉承着“考什么便卖什么”的原则，第一场考察中国历史与时政，他们便卖《九通》、《资治通鉴》、《二十四史》等历史类书籍，第二场考新增加的西学知识，他们就将各种西学书籍进行重新编排，取其核心内容制作成册，加之以大量的西学报纸一块售卖，一时间竟出现“洛阳纸贵”的现象。

问题是，读书人不是不知道要买新书，而是根本买不到新书，买书难、读书难，成为士子群体的一大问题。

晚清时期的物理课本，学习西学知识

那如果实在买不到书怎么办呢？还有另一条途径，就是购买流行报刊，因为报刊所登知识新闻，都是当代流行且关注度高的问题，而且报纸当中的“新闻体”，本身就与新增加的策论文体有很高的相似度，像《时务报》等由名家主笔的报纸，便成为士子们争相购买并模仿的对象。

按照时人的说法：“所谓事务策论，主试者以报纸为蓝本，而命题不外乎是，应试者以报纸为兔园册子，而服（复）习不外乎是。”由此可见，新科举推行后，命题人都会从报刊当中选取西学热点，考生复习也是看报纸。1901年重开科举之后，甚至出现过考生全文照抄报纸的现象，可见报刊已经成为学子们的备考书目。

晚清《时务报》

三、科举改制与社会变革

每当科考之前，学子们便会聚集到省城或京城，这正是书商赚钱的绝佳时机。他们一般会在考试歇脚地附近搭建一个“书市”。在科考之前，他们还会大规模出版“考前冲刺卷”，即将大量的西学书目、报刊时文、策论文章编排在一起，帮助学生“考前突击”。

新书的多少是衡量书商是否赚钱的主要标准。有人曾对江南科举贡院周边的书市与书店进行过细致观察，他说：“书坊数十户，过问者虽颇不少，而各家新书皆缺，故无大宗生意。”这种“惨淡”的情况，直到书商购入新书之后才有所改观。

江南贡院

自晚清以来，考生进入考场时是可以携带书籍的，考试范围也是固定的，考来考去都是儒家那些经典书目，可以说考生与考官对考试有共同的经验。但科举改制之后，有些地方的考官在考前会从书商那里购买大量“新书”，作为考生进入考场之后的参考书目。但即便是这样，还是有不少考生与主考官在考场里“大眼瞪小眼”，对新科举茫然无措，连主考官都不知道如何下笔，考生又怎会知道呢？甚至在考场上还闹出过笑话，有考官不知道西方哲学家培根，而将其名在试卷上改为“贝根”。

弗朗西斯·培根

新科举带来的不仅是思想上的巨大变革，还影响到社会公平。许多士人因为买不起或买不到新书而丧失科考资格，或在考场上茫然无措，而这显然是不符合科举公平取士的标准的。

与科举改制并立而行的另一项新政举措，就是兴学堂。在学堂内不分贵贱贫富的新式学习方法，是很符合中国文化传统“公正”这一理念的，这也昭示着学堂可能会成为比科考更加公正的选择。

1905年，湖南官立瓷业学堂

文史君说

科举改制的出现不但改变了读书人的思想图景，也改变了书商们的经营布局，他们嗅到商机后，立即出版大量的新书以供学生阅读。新科考不单单是考试形式的变化，在科举取士的传统社会，科考形式的改变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事，很多考生因贫穷或因家乡偏僻而没有机会购买新书，致使科举背后的贫富、地区差异进一步拉大，违背了科举公正的初衷，也催生了相对公平的学堂制度的产生。可以说这是科举制最后的光辉，1905年，科举制即被废除。

参考文献

田涛：《清季科举变动的知识效应》，《晋阳学刊》2008年第4期。

曹南屏：《“考试不足得人才”：清末科举改制与出版市场的互动及其影响》，《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5期。

（作者：浩然文史· 刘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