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每送走一个人，都要想想：他有没有什么要见的人许久未见？躺在里面的人，是不是有一个不孝的儿子？以及，他们有没有机会见最后一面？
2022年的最后一个月，医院的病人开始多了起来。本就是冬季心脑血管疾病高发期，加上防疫政策放开，病人数量在井喷式增长。很多老病、慢性病群体之前都选择了拖延等待，突然的放开，似乎让大家有点儿措手不及。
我就是在这个时候，时隔三年后再次遇到了发小乔梁。那是一个夜班，在住院部楼下，我看到他叼着烟停在一辆灵车旁检查着雨刷器。
他看见我先是一愣，看了看面前的灵车，又看了看我，然后拍了拍大衣口袋，摸给我一支烟：“诶呀兄弟，你在这家医院啊。”
他已经全然不记得我根本不抽烟，只是使用着惯用的礼仪面对着老朋友。
“不抽不抽——你咋在这啊？家里谁病了？”我问。
“没有，我在等八楼的一个人死，这边死了，马上就装走。”他边说边向高层楼上还亮光的一个房间指了指，听语气的轻松程度，肯定不像是自家人。
我心里估计他已经变成了一个“接尸人”，但旋即又觉得不太可能——他太年轻了，没有人年纪轻轻会做这一行，而且，这跟他以前干的事情，差距有点大。
那晚我草草与乔梁打了招呼就离开了，但是后来的见闻，证明我把这个脾气古怪的发小的职业想简单了——他的“业务范围”远不止接尸，我总会在各个科室见到他的身影，时而见他开着灵车，时而见他提着一大包袱“装裹”，时而见他帮病人家属联系火葬场。我们医院许多科室的护士也都认识他了，约莫着他是做起了一条龙服务的“白活儿”。
我们本地也管这种人叫“黑白无常”，他们平时会联系科室里那些没有编制的护士，或者各个楼层的保洁。每当有病人离世，这些被“收买”的人就会帮助没有头绪的家属联系乔梁，然后乔梁再通过自己的人脉联系火葬场，联系阴阳先生，联系寿材装裹。这三个部分同属一个行业，但基本互相不抢行，之间的联系全通过像乔梁这样的“中介”维系。作为中间人，乔梁他们能赚个茶水钱，服务周期可以一直到逝者的“五七”——传说人死以后三十五天内魂魄不散，会回家，会离不开亲人，所以要祭奠死者，让他安心转世，不要纠缠生者。祭奠过程可谓繁文缛节，需要有明白“事理”的老先生主持——什么贡品在什么时候买，什么时候祭奠效果最好，什么东西是忌讳，要说什么话给死人听——如果家里没有懂这些事的人，就需要花钱请。
有天我上完大夜班下班，恰好又碰见乔梁在医院。看他不似往日一般匆忙，我就把他拦下，说要不要一起吃口东西，叙叙旧。
我们随便找了个面馆，门外的寒气夹杂着室内温暖，玻璃窗上氤氲着白雾，
“兄弟啊，按说你才二十出头，哪有做这个的。”我拍他肩，示意他坐下。
“唉，赚钱嘛，总要出来赚钱的……”他瞄了瞄左右，低着头，看得出来很不想回答这个问题。
“很赚钱吗？咱们这个年龄完全可以学个技术学个手艺……”
“很……很赚钱的啊，你不知道，现在火葬场一天能烧二十多人的。”他缩着脖子，用一种不可思议的眼神从下往上瞧着我，让我觉得发冷。“你们这些人天天在医院里当然不知道了，农村里缺医少药，终于有机会来城里看病了，又被医生说还不到急重症指标，不能收入院，被劝回家了，有多少人到家就死了，诶——那个什么‘重症指标’，到底是啥意思呢……”
乔梁怯懦绵软的声音，被我的卖弄打断了：“呼吸窘迫或呼吸衰竭，脉搏低于每分钟30次，多器官衰竭并发症，血氧饱和度低于93%，CT显示肺浸润大于50%……还有……”
低情商的我还在给他科普，却发现他已经慢慢换了表情。我突然意识到，此时此刻，他可能只想我与他共情，而不是为他答疑解惑：“说真的兄弟，你有时间跟我去火葬场看看吧，你看惯在病床上的死人了，应该也看看在地上躺着的、被草席卷着的、停在停尸间里的，别跟我说什么可笑的血氧饱和度了。”
“其实，俯卧位八小时以上是可以有效改善血氧的，我是说……”
还没等我说完这句话，乔梁就张了张嘴，向我比出“停止”的手势。我相信，从那一刻开始，我在乔梁眼里是极度幼稚的。
“让一个人一天趴八个小时就是你们的治疗手段么？”他正色看着我，搞得我反而有些愧疚。
“那阿姨怎么样？别也感染上。”我有心转移话题，往别的地方扯扯。
“没啥事儿，都过去了。”乔梁草草回了一句，看着我的眼神又有了几分回避。
那顿饭我们吃得异常生硬尴尬。久别重逢的人往往很难互诉这些年来遇到过的风景和人，多的是沉默。后面乔梁没再和我搭几句话，这让我连猜测他这几年经历的方向，都十分困难。
吃完饭，乔梁要去火葬场，我要回家补觉，刚出面馆的门，手机里就来了几条消息：
“全院氨溴索断药……”
“全院，烟酰胺注射液断药、氨茶碱断药……”
“全院，氨曲南断药，丹参注射液断药……”
我揣起手机往家走。断药在医院是常事，冬天是疾病高发期，没什么大不了，一个下午就补齐了——医院的后勤真是办事不力，居然这么多药断货。
第二天醒来再一睁开眼的时候，我才知道情况似乎变得不可控了：医院的门口像是赶大集，众人扶老携幼，到处低头咳嗽，连停车场都站满了人。一个老头躬身扶着自己的腰坐在石墩上，摘下口罩朝地上吐了一口痰，抬头望着长队，捶着腿。
我回到科室时，科里的床位好像一下子就满了。这段时间门诊量虽然一直在上升，但是从没有像今天这样紧迫。楼道里已经摆满了床位和陪护床，电话还在纷至沓来，问的都是有没有床位。同事们说，这一波农村的患者居多，由于诊疗量的剧增，科室以前的老患者也得不到治疗保障了。不过，这反而让医院的小卖店小赚了一笔，许多必需品都已经抬起了价格。
“你们医院是怎么了，我妈阳了，我们不出院！”一个壮硕的男人冲护士站扯着嗓子喊。他气势很足，但是说的都是软话。
“我又交钱了，无论如何我妈都不能出院，我们好不容易排到这个房间的。”男人又跑过去拉着值班护士的胳膊大声哀求，护士的身体被他晃得都站不稳了。
我知道，这个男人的老母亲在半个月前做了髌骨置换，术后出现心悸、房颤，已经在医院养了半个月了，从外科手术的恢复程度、心脏指标和住院时长上看，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昨晚签的出院手续，今天打完最后一次药就可以走了。同事说，可偏偏这个早上，老人核酸阳性了，也偏是这个时候，院长通过关系“空降”来了一个要住院患者，大概是什么领导的母亲。
男人叫嚷间，老太太已经收拾好行李从病房出来了，一个红底绿花、极具东北特色的包袱，被老人抱在怀里，护士推着轮椅。老太太摆摆手，示意儿子安静些，男人看着母亲已经打点好行装，只能攥着拳头面红耳赤。
“小子，我把纸尿裤给隔壁床了，你把这卫生纸和罐头给这几个床分分。咱回家了，用不上这些了，咱回家吧，妈早就待不住了，不让咱住咱就不住了，我现在不觉得啥，就是这个腿发轴。”老太太拍了拍儿子的肩膀，男人马上俯身在老人一侧，搀扶着她。
“妈，他们太欺负人了，外面阳了这么多，他们太欺负人了……”男人的话还没说完，就被后面从电梯上来的120急救员给推开了——随即推上来的，是一个已经被气管插管的老太太，也就是那个院长“空降”来的某领导的母亲，担架床后面跟着一个穿着行政夹克、戴着无框眼镜、蹬着斐乐运动鞋的男人，看这身着装，大概就是那个领导了。
他双手将保温杯握实在胸前，小心跷脚观望着一群人抢救自己的母亲。看了一会儿，拦住了一个医生问：“为什么不送ICU呢？”
“ICU满的，送不进去！躲开我这儿！别碍手碍脚的！”
领导像是被训诫的孩子，一脸茫然向后退了半步，坐在轮椅上的老太太拉了拉他的衣服：“你妈啊？”
领导看了老太太一眼，点点头：“啊。”然后又急切望向病房：“这怎么床单被褥不给换换啊？你们院长没说今天有人住院吗？”这中气十足的质问声消失在忙碌的人群里，“刚有人出院，还没腾出工夫换床单呢。”同病房的患者好心相告，也没有换来领导的理解。
十几分钟以后，被抢救的老人家彻底没了生命体征。但是抢救还在进行中，只是医务人员的行动速度和神态肉眼可见地缓慢了舒展了——老油条都知道，从这时开始做的“抢救”，就是做给家属看的了。
“瞧见了吧儿子，不管什么人来了，他该死也死。”老太太示意儿子推着自己离开，脸上有一种十足的欣慰，扭头冲我的一个同事大声说，“李大夫，等你有床位了我回来还找你，我老婆子再活个十年八年的，就还得麻烦你。”
隔着一条走廊的李大夫听没听见我不确定，但是那个领导肯定是听见了。有人说最好的宽心剂就是他人的不幸，此时此刻，是，又不是。
院长姗姗来迟，急忙解释自己的安排不周，为领导的老母亲去世深表遗憾。做完这个人情，他立刻催促着科主任，为下一份“人情”清理出床位。
看到此情此景，我心中突然就想到了乔梁——想必他最近一个月对于这种景象已经看习惯了吧。想起来昨天的见面，确实是我对生命尊严有所亵渎了。我收拾起心情，打算去乔梁的“工作地点”看看。
恰好，没过几天，我和我的老师也不幸“中招”，被科里放了假。
在确诊阳性的第一天，我感觉身体似乎还没被病毒“入侵”，没什么症状。在天还没那么黑的时候，我去到了火葬场，在告别厅里见到了忙碌的乔梁。此时的告别厅竟然还是人来人往，到处是低眉肃穆的人。这是我从来没见过的，一般来说，过了上午十点钟，就没什么人在这个地方了。
乔梁把我带到了走廊尽头的厅里，跟我说他可能要忙一晚上。大门打开，十几个盒子和两口棺材，冰冰凉凉地铺展在地上，中间拉着帘子，可能是害怕逝者们羞怯的灵魂互相窥见自己躺在地上的肉身。对于家属来说，肉身还在，就仿佛这个人还活着，这具具象的肉身，就仿佛还呵着热气——不止一个逝者家属对我说过“祈盼家人重新坐起来”的心愿，但是到最后，还是一步跨入熊熊烈火，化为一捧骨灰。
“走吧，咱们去外面吧，别打扰他们。”我面露难色对乔梁说。
“其实也不打扰，眼下就是这样的，活的都顾不过来，何况……”乔梁拍了拍我的肩膀，把门虚掩上，走了两步，又回去把门重重地关实。
我俩一前一后斜侧着身挤出人群，我怕被这里的患者家属看见我，低头逃离，乔梁则镇定自若，边走边点烟。
“改天咱俩再聚吧，我得等家属来领人，今天晚上都走不了。”乔梁吸着烟，手里捏着一沓不知道从哪儿顺来的纸钱，有些纸钱已经燃尽，钱灰掉在一个女人的头发上，又随着匆匆脚步回到了告别厅。
“骨灰盒还能带走吗？那你一个人在这等啊？”我问乔梁。
“有外地送来火化的，很多地方排不上炉，现在两个炉二十四小时烧都烧不完。有些人迷信，怕骨灰见光，所以就大半夜来。”他把吸到一半的烟头扔在了地上，回身拍拍我，“别担心，看今天的架势，今天晚上不会只有我一个人的。”
我正要回去的时候，乔梁的手机作响，生意来了。
“算是能排上……但是先说好，只能暂存在这了，能接受就……不能接受就……”乔梁冰冷的言辞伴着呵出的热气。
挂断电话，他拍了拍我：“我们的依维柯在医院等着装车了，你拉我去一趟医院吧，正好你也回市里。”
一路无话，其实我是想问一些什么的，但总觉得时机也不好。
到了医院，一口巨大的棺椁横在急诊门口，闪烁的救护车被堵在车库门口进不去，推向CT室的担架床卡在两辆车的夹角回不来，保安和病人家属骂成一团，扎着白腰带的孩子泣不成声。
乔梁快步跑向自己的客户，打头的男人和他握了个手，开口道：“刚才我听司机说要把我爸放地上——人怎么能放地上呢？你们那儿我不去了。”
“电话里说好了，放地上，能接受我们才来的，你这时候谁给你白跑一趟啊？”司机吆喝着挥舞胳膊，迈步上前想理论，被挡在中间的乔梁拦下了。
“对不起了哥，怪我岁数小，我没说明白，耽误你事儿了，现在整个火葬场接来的亡人，都得放地上，您谅解。”乔梁低着眉缓慢地说。
“你年龄小就别干这行啊！这事儿能耽误起吗？！”男人敞着怀掏出手机，开始打电话。乔梁见状，也支应着司机赶快开出医院。
我们绕出停车场时，又被后面追来的男人给拦下：“你们拉走吧，我家有孩子，也不能送回家，你们拉走吧。”
男人无奈地叹着气，把外套脱下来搭在肩头，众人沉默着围住棺木，车门打开，随着乔梁一声缓缓的“起灵”和一声沉闷的关门声，又一具肉体不知要带走多少思念。
天已经蒙蒙亮了，我十分好奇后续，就随着车又回到了火葬场。走廊尽头的厅里，骨灰盒似乎被领走了不少，那两口停着的棺椁依旧一动不动。
安置好新的棺椁后，我与乔梁一同坐在冷沁沁的地板上。外面的人还是走来走去，不停接打电话，不停联系其他的火葬场，但是好像都没啥用。生有处，死有地，很多人难以想象，死也死得这么周折。大概是倦了，乔梁在我身边沉沉睡去，外面吹起了大风，把窗户吹得阵阵作响，也把人们吹进屋子里，走廊里。
清晨起来，风雪在告别厅门口堆起一股“惊涛”。人们慢慢都走出去了，乔梁也把我拉起来去吃早餐。
“你知道为什么昨天那么安静吗？”他问我。
“因为风雪太大，人们从市里来不了这么远。”我说。
“再大的风雪也拦不住要死的人。”乔梁说。
“那是为什么？”
“因为炉子烧坏了。”乔梁说罢，一口吸溜干了碗里的粥，“你要不要再跟我跑一趟？”
我点了点头。
乔梁带我到了一个十字路口，那里竟然还有一个报亭，门上挂着“电工 泥瓦匠”的字样。
“刘叔，醒了吗？”乔梁敲了敲报亭的门。
里面应声响起了一阵咳嗽声，一张戴着泛黄纱布口罩的老脸探了出来，冲乔梁点了点头。片刻后，这个刘叔就拿着工具包，夹了件大羽绒服与我们上了车。
“你们那儿还那么紧张吗？”刘叔沙哑着嗓子问道。
“嗯，不然也不能又把炉子烧坏了啊。”
“人家单位的人都不管，你还挺积极。”
“赚到钱是自己的，再说火葬场维修队的师傅上个月也走了，他们也得临时找。”
到了地方，刘叔一马当先，走向了自己熟悉的地方。
我们这座小城常住人口差不多一百多万，现在每年出生和死亡的数字几乎持平。一些农村人去世以后埋进祖坟，城市里的就拉去火葬场。乔梁来的这个火葬场只有两个火化炉，都是“燃油式”，一新一旧，新的“快炉”大概三十分钟能火化完一具尸体，烧得“完全”，据说用这个炉子的家属，大都还要包个一二百的红包给师傅，如果不包红包，师傅们就会翻动遗体。另一个旧的“慢炉”烧完一具尸体得四十五分钟到一个小时。乔梁说，这炉子不是风路系统坏，就是电路系统坏，这段时间天天二十四小时开炉，刘叔这个冬天已经不是第一次来了。
刘叔检查着电路系统，在电控箱里拆出来不少零件，他一改之前的严肃，手里掂了掂零件，神气的目光扫过我俩，又从大工具包里翻出新的零件重新安装好。之后他一头探进燃烧炉，似乎是在通过狭窄缝隙里的光，窥探着这道生与死的分界线。
看着看着，刘叔捂着胸口一阵咳嗽，听那干脆刮辣的声音，想必是咳上来一口痰。他缩出头，弯腰收腹，刚做出吐痰的动作，像是又想起来什么，向我俩摆摆手，便冲出门去将一口痰吐在地上，然后对着天空大口喘着粗气。
半晌，刘叔慢慢悠悠走了回来，把自己的帽子摘下来，仔仔细细擦干净了每一个维修时留下的手印，又凝了一会儿神，像是完成了一个任务，像是敬了一个军礼，郑重地走向了火葬场办公室。
“刘叔他妈前两天就在这个‘慢炉’送走的。”乔梁跟我说。
“阿姨呢，你这两天不回家没事儿的吗？”我转身问他。
乔梁偏着身体，似乎不经意地说：“对哈，我还没跟你说，我以为我早就告诉你了。我妈，走了，一个月了。”
我一下噎在了那里，不知道说什么好。
“很急，没来得及怎么治疗呢就走了。可能是上街买菜染上的，也可能是被外卖员染上的，我一直都觉得大概率是外卖员的问题，自责了挺长时间。但后面也就释然了，人家外卖员也不好过。七大姑八大姨地折腾了很久，（骨灰盒）还没下葬。我出来挣钱，等攒够买墓地的钱再……”乔梁的嘴唇有点哆嗦，晃荡着脑袋。
我知道，2020年，乔梁的父亲乔建业，作为临时工参与到了支援武汉的队伍中，并在那座城市患病去世。传闻乔叔的名字被记录在当地的某座桥上。不过乔梁作为他的儿子，应该还没机会去父亲战斗过的城市，站在川流不息的桥上瞻仰那个名字。
“他俩没给你留下什么钱吗？还要你这么辛苦。”我想，一对五十多岁的夫妻，怎么会没有积蓄。
“有一点，但前段时间我妈看病就花得差不多了。”乔梁表现得很苦涩。
这是我熟悉的苦涩，这个味道，几乎是伴随着他成长起来的。
乔建业是一个身怀绝技的跛子。为了赚钱，他会电焊，会盖房子，会接生孩子，会修脚按摩。乔叔早前并不跛，是为了妻子和别人发生争执才落下残疾的——乔姨在年轻时是个绝美的女人。
乔梁小时候最常听到父母说的就是：“如果不是你，这个家怎么会那么多开销。”“你快点长大别上学了，去做活！”“怎么又要交钱！”于是，他幼小的心灵里谙熟了一个认知——自己的出生是这个家庭的负担，是这个家庭所有隔阂的源点；他的存在，激发了这个家庭半数以上的矛盾，让父亲在餐桌上永远少一杯酒，让母亲的洗衣盆里永远多两件要洗的衣服。
自小，自卑又胆怯是乔梁的常态。长到十几岁的时候，别人家的小孩能帮父母干点活了，乔梁却不能，因为他的身体骨架比同龄人都矮小纤细。他帮父亲搬铡刀，抬起了底座，刀就劈向了前面的父亲，削掉了父亲的一根小指；他帮母亲洗衣服，把盐当成洗衣粉倒了进去，怎么洗也不起沫，于是又抓了一把味精进去。乔梁执着于做那些让父母赞赏自己的事，但是往往什么都做不好，反过来更加坚定了他的心理认同——他就是小伙伴嘴里说的“窝囊废”，挨他们欺负也活该。
但是乔梁是有长处的——他对声音格外敏感，学校任何一个班级上音乐课，他都要借着上厕所的机会去“旁听”。但是对于孩子来说，音乐体育这种愉快的课，没有谁不喜欢。想着自己已经为家里添加了很大的负担，这种爱好他也只能默默埋在心底。
自卑让乔梁进入青春期后变得木讷冷漠，他不再惧怕自己的父亲，甚至对他萌生恨意，对母亲也变得疏离。但是他渴望被赞赏的心没有变化，我们的初中有一个管乐队，经常参与一些市里或区里的文艺活动，交一百五十块的乐器管理费就可以学习。乔梁便向父亲多要了些“书本费”，进了乐队。
事后，乔叔把他打了一顿，骂他是偷钱的贼，为此自己的桌上又将永远少了一瓶酒。乔梁不予理会，他明白自己在这方面有优势的，他想坚持下去。
第一次外出演出前，乔梁大半夜还在练吹萨克斯，被楼下邻居骂，乔叔拎着铁锹冲下楼，让邻居收了气性。那是乔梁第一次觉得，父亲终于在维护自己了。
第一次演出，乔梁就获了奖，回来后，校长为了奖励他，送给他一把二手的萨克斯。那也是乔梁头一次在自己的梦想里尝到甜头，乔叔此后再外出打酒，逢人便说自己的儿子是有两把刷子的：“那叫个啥萨斯克，萨克斯，那是外国号吧？咱市里，他们学校是头奖，他们学校那些人，我儿子吹得最好！”
吹嘘了几个月以后，期末考试成绩出来，乔梁全班倒数，乔叔又被叫去办公室批斗：“你管管你儿子吧，不好好学习，净整那些个没有用的东西，这么整还能有出息吗？”
乔叔出了校门，对乔梁也是一顿同样的批斗：“你别吹你那些个号了，你不好好学习以后能有出息吗？”
所以，乔梁稚嫩的心里又埋下一个种子：不好好学习就没出息，学音乐也没出息。
乔梁上高中时成绩也极其一般，他在学校几乎没有什么朋友，沉默寡言，不屑与任何人交流，对自己的家庭只字不提。他不允许父母来接他或者给他送饭，也从不通知父母来开家长会。高一他生日那天，乔叔买了生日蛋糕，站在校门口等着，他本来跟我并肩走到校门，可看到乔叔后，转身就从小门走了。我晚上回家时，看见小区门口的垃圾桶里，有一个走形了的、没开封的生日蛋糕。
我后来与乔梁提过这事，乔梁只说：“当我看见那个蛋糕时我能想到的只有恨，在我八岁生日九岁生日十岁生日的时候他们去了哪里呢？我六岁时过六一儿童节看着别人家父母带着孩子去游乐园很羡慕，可我现在十六岁了，还会对游乐园有什么兴趣吗？”
这番话后来我似乎能理解一些了——小学时候，我和他都喜欢吃小学门口的炸鸡柳，小包三块，大包五块，一斤二十块。那时我们没有零花钱，看着别的家长给孩子买，就暗下决心自己要赚钱买。就在前段时间，我和乔梁有次心血来潮，回到小学，在门口买了一份炸鸡柳。那天正赶上柳絮飘扬，我心里还在想，我们上小学时旁边那家海鲜店还鱼腥味冲天，如今已经没有了。
乔梁蹲在地上，咀嚼着炸鸡柳，越吃越慢，最后哭了起来——我们终于得到了十几年买不起的东西了，而四岁时吃在嘴里的糖块和二十四岁时吃在嘴里的糖块怎么可能一样？当年的遗憾，已经永远不可能弥补了。
那天有一个小孩，拽着妈妈要吃炸鸡柳，他妈妈说对身体不好，不让他吃。乔梁看见了，就买了一份，悄悄塞进了那个孩子的书包里。
不知道那一刻，乔梁的遗憾是否得到了一点弥补。
后来乔梁走艺术类考上了大学，选的是自己喜欢的艺术类院校。艺术学校的学生，大多幻想着去大城市做音乐家，去高校做老师，去国外深造，乔梁仍旧是他们当中孤僻的一个——因为乔叔只想让儿子留在这个小城市里，考一个中学音乐老师的事业编制。
从难易程度来说，在一个东北小城市做一个老师，的确要比去国外深造去做音乐家简单很多，但这对乔梁却是一种煎熬。他已经去过大城市了，已经见识过花花世界的美好和专业领域里的至高荣耀了，但他只能生活在同学的阴影中，生活在大城市光辉羽翼之外的小城市里。
乔梁虽对父母冷淡疏离，但骨子里却有二十多年养成长的对于“父权”天生木讷的忠诚。那天我等他出复试考场，他看见我，笑了笑，只对我说：“大概率考上了，一起复试的，肯定都没我强。”
走了几步以后，他突然转身告诉我：“我小时候的梦想，是莫扎特。”
我只能走过去拍拍他的肩膀。
那天走的路，是我俩从小学一直到中学都会走的路，一路上的饭店已经换了很多家。走了几步，乔梁又很失望地对我说：“我可能永远也不能是莫扎特了。”
乔梁上了两个多月班后，乔叔为他办了一场隆重的“成人礼”，高接远迎了许多亲朋好友，庆贺乔梁有了一份“事业编”工作。席间，众人觥筹交错，称赞乔梁前途无量，称赞乔叔教子有方：
“诶呀，这孩子小时候就看着有出息，这一看真有出息！”
“以后咱们谁家孩子上个学，选个班，不得找老乔他儿子取取经嘛。”
大体如此的阿谀奉承，满堂称颂。
我在席间默默吃着肘子，看着乔梁的眼神，知道乔梁肯定也在想：一个中学音乐老师，算什么前途无量？
乔梁入职后的第二年，学校“评奖评先进”，老师们都跃跃欲试，新人有新人的锋芒，老人有老人的考量——毕竟，“优秀教师”“优秀任课老师”“先进个人”，对晋升职称是很有用的。乔梁被办公室里的老大姐抓住帮忙写教案，写教学感想，去哄骗家长和学生做虚假的教学反馈。乔梁不算积极，但是遇到机会也想试一试。
评优资料截止上交的最后一天是一个休息日。中午，乔梁慌慌张张把自己的资料拿进了主任办公室，却看到有个一同考进学校的女教师正坐在主任的大腿上，面若桃花——乔梁明白，他的“最佳新人”没戏了。
乔梁“懂事”，自觉封口，事后主任也没有亏待他，派他去另一个大城市的学校参观学习。在那座城市里，他见到了我们另外一个学音乐出身的朋友，当时那个朋友正在为一个小有名气的说唱歌手做专辑。
“网络上那些脑残粉丝说他们家艺人都是原创，其实根本不是，都是写手团队‘代工’的，落他一个名”。
乔梁在朋友那里见到了专业的录音棚，专业的音乐团队，专业的唱作人。他们一早起来谈天说地，聊最近的感情，聊日常的生活，聊着聊着，灵感骤起，就开始抱着吉他打着拍子，一群人哼唱着一个旋律。这种创作环境再一次使乔梁产生了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他在人群中默默无闻，但是的确有一个“音乐梦”，这个梦想时刻让他觉得闪亮且锋利。虽然顺从了父亲的意愿，过早完成了自己的社会定向，可那提前终结的梦想，在工作的打击和羡慕嫉妒下，又抬起了头。
乔梁回到学校，向领导写了辞职信，告诉乔叔，他要考研，要去大城市做自己喜欢的音乐。乔叔自然无法理解，为此爷俩大吵了许多次架，在乔叔看来，乔梁的脑子是出问题了。
但是乔叔已经来不及阻止了，乔梁辞职辞得干净利落。乔叔暴怒，把家里关于音乐的东西都毁掉了——乔梁小时候的第一把萨克斯，大学时候的获奖证书。那一天乔梁正从快递站抱着自己新买的考研资料回家，正好看见自己的军鼓从楼梯台阶上滚下来。
“你回来正好，我把你这些个破烂玩意全砸了！你长本事了，你知道有个那么像样的工作多难吗？”乔叔与乔梁站在楼梯，一上一下，中间有一个军鼓在来回转圈。
“你没有资格碰这些东西，这都是我自己讨来的，我自己比赛赚的钱买的！”乔梁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还击。
“你的钱也是我的钱，连你都是我儿子！我砸你东西你有意见？”乔叔把父权的占有欲演绎到了极致，“我就问你，乔梁，你说你考研，你能不能考上？你考不上怎么办？你做你那个音乐，你能做到啥样？你做不出来怎么办？”
我想，如果乔梁当时敢向乔叔打包票，换来的也肯定是辱骂加嘲讽。乔叔应该就没想和他讲是否会成功的道理，他只是单纯想发泄自己的不满。
乔梁也上了脾气，他冲进屋，配合父亲一起扔东西，不只是乐器，是家里所有关于自己的东西，“我冲进卧室的时候，看见我的电子琴他还没碰，如果真的恨我，第一个就应该摔电子琴，但是他没有，我觉得他是有做戏给我看的成分在的。但是我上头了，不砸下去不礼貌了”。
乔梁和父亲，一起给自己搬了个家，不到三十分钟的时间里，这个家里几乎再也找不到关于乔梁的痕迹了。
乔梁急切的出逃心愿，在父亲的做戏里得以实现。他告别家乡，去了其他城市继续深造专业。那段时间里，他与家里几乎不联系。疫情爆发时，乔梁在哪儿，乔叔都不知道，乔叔去了哪儿，乔梁也不知道。乔梁曾经给乔叔发了自己写的一段demo，乔叔就给他回复了一句：“也就是那么回事儿。”
突然有一天，乔婶打电话给乔梁，告知了乔叔离世的消息——那一刻，乔梁还饱含对父亲的怨恨，他不知道自己将以什么身份回到那个家里。几年来孤身一人的感觉，使乔梁坦然且自信，音乐的世界里可以没有父母和破碎的家庭。而当他终于能完全沉浸到自己的世界里时，却又被现实拆穿，要踏上回家的火车。
“回到家时，只有我妈和我爸的骨灰盒。”乔梁说，“我妈给我煮的面条，边煮面边咳嗽。后来医院来人把我妈带走时，我妈抓着我的衣角哭着不想离开家，我就想起来和当年我抓着我妈衣角，求她和我爸不要再打我的样子。”
由于乔婶染病，乔梁那段时间也只能被隔离在家。他看见，卧室里没被摔坏的奖杯和乐器，以及很多被撕了七零八落又粘在一起的奖状，都整整齐齐摆在床上。乔叔的骨灰盒就摆在客厅，屋子里只有他们爷俩了，他们终于有机会聊一聊了。
乔婶经过两个月的治疗回家了，乔梁本打算处理完乔叔的后事就离家。有一天晚上我俩在外面吃烧烤，乔婶每隔半个小时就打个电话叫乔梁回家，虽然乔梁已经很不耐烦了，但是当乔婶最后说“屋子里太黑我害怕”时，他明白自己走不了了——曾经风华绝代的乔婶，变成了一个怯生生的、极力不让儿子发脾气的孩子，她永远站在乔梁的一侧，紧紧扯着乔梁的衣角。曾经牵着母亲手的乔梁，注定要撑起这个家。
为了照顾日渐衰弱的母亲，乔梁开始了什么都做的日子。某天，他在街边看见有人戴着孝布，在灵车前号哭，就决定进入这个不需要什么学历基础也不需要考试的行当。他每送走一个人，都要想想：他有没有什么要见的人许久未见？躺在里面的人，是不是有一个不孝的儿子？以及，他们有没有机会见最后一面？
乔婶的肺似乎格外脆弱，她感染过非典，得过肺结核，有钙化点，在2022年第二次感染新冠后，最终离开了乔梁。乔梁没见过母亲年轻时风华绝代的样子，他记忆里，只有冰冷的、在父亲抽打自己时袖手旁观的母亲，只有那个一生都在与呼吸系统疾病斗争的母亲，只有那个一生都在埋怨自己永远多洗了两件衣服的母亲。
乔婶的骨灰一直在骨灰寄存处的架子里放着，没有下葬。乔梁终于在十二月份攒齐了买墓地的钱，先把父亲从坟茔里迁出，又将父母一起合葬在爷爷的右脚下。或许这个世界的传承也体现于此，祖辈没做好的，父辈来做，父辈做得不完全的，我们来补充。
迁坟，合葬，并骨，一套冗杂枯燥的过程，乔梁却早已驾轻就熟。他像是完成一个既定程序一样执行着每一步，全程没有任何表情。当晚他宴请宾朋做答谢宴，答谢宴结束以后，他开着那辆他一直跑殡葬的依维柯送我回家。
漫天大雪映着昏黄路灯，车速越来越快，乔梁把车开进最初我们两家住的那个居民区里，乔叔就曾在那个楼下拎着铁锹为他出气。风雪袭来，乔梁似乎被击碎瓦解了，恸哭不止。
乔梁说，乔叔在武汉爆发疫情时毅然千里赴死，就像是他窥测这个世界的“门孔”，他想不通，自己之于父亲是怎样的存在，因为他们爷俩的最后一次通话，还是争吵。当时那句“也就是那么回事儿”让他自我怀疑了很久，他一直都想问父母一个问题：“你们是否为我感到骄傲？”
但现在再不会有人回答他了。
相信自己灵魂的高贵和诚实
并且用生命和不完美的世界对抗
狗仔卡
发表于 2023-8-21 08:16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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