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的《过秦论》中，曾提到秦始皇“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这是秦始皇在统一六国后，为了削弱各国军事实力所施行的举措。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亦言秦始皇“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然而世事浮沉，秦始皇这些试图维护王朝千秋万代的努力终究没有奏效。在这十二个金人铸成后仅仅十四年，一个庞大的王朝轰然倒塌。那这十二个见证着王朝极盛的金人，究竟去哪儿了呢？
公元前221年，秦将王贲率兵从燕地浩荡北下，六国中最后存在的齐国已经掀不起什么波澜。这场一统六国的最后一战在史书中是如此的平静无波：在悬殊的实力差距下，齐王建听从了国相后胜的建议，没有组织一次军事反抗，就向秦军滑跪投降。现在秦始皇要考虑的，是如何治理这片分裂了五百余年的广大领土。为了重塑大一统观念，建立统一的制度，他统一了文字、钱币和度量衡；为了建立有效统治，他又下令修建遍布全国的驰道，建立了地方管理的郡县制度。在这些努力下，一个统一的强大王朝初具雏形。但这些还远远不够。作为一个久乱初立的政权，秦在新占地区的统治阻力重重。在齐王建投降前，齐国的即墨大夫给他分析过天下形势：“三晋大夫，皆不便秦”“鄢、郢大夫，不欲为秦”。哪怕是没入秦朝统治多年的韩、赵、魏、楚之地，也依然有强大的反抗力量。这些地区的旧贵族们都对秦朝“非暴力不合作”，不向秦朝主动靠拢。因此，即墨大夫认为齐国完全可以汇聚这些反抗力量，与秦一战。为了防止六国地区重新滋生叛乱力量，秦始皇不仅把六国贵族都迁往咸阳，破坏了各地城墙，还把天下兵器都收缴到京城。秦始皇的设想十分现实，进行军事行动最重要的无疑是兵器，虽然在当时已经有铁兵器出现，但在现实中，仍以青铜兵器为主。战国至秦的青铜铸造已经开始采取标准化、批量化的制造模式，无论原材料还是技术，政府对其采取严格的管制措施。这些六国遗留的兵器被收回后，民间很难短时间内再生产出成规模的兵器。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便有人要起兵反秦，也会没有兵器储备，且无坚城可以固守。而且秦在地方上不仅有守、尉、监时刻监视叛乱的苗头，必要时大军还能通过四通八达的驰道，及时赶往叛乱地。即便是一头猛兽，失去了爪牙，又被关进笼子，还有什么畏惧的必要呢？《峄山刻石》。前半部分刻144字，赞扬秦始皇的正义战争和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封建国家给百姓带来的好处。来源/中央美术学院图书馆至于这些收上来的兵器如何处理，又成了一大问题。秦军并不需要这么多兵器，而且六国的兵器形制也不完全符合秦国的需要。这时候，秦始皇听到一个奇怪的消息：有十二个身材高大、穿着奇怪衣服的巨人出现在临洮地区（出自《史记·秦始皇本纪》）。这十二个巨人身高接近百尺，顶天立地，穿着也不似汉服，更像是北方民族的服饰。秦始皇得知此事，觉得十分奇异。虽然之前从来没听说过，但毕竟未出现灾祸，也没有影响民众的生产生活，这十二个巨人听起来也绝非凡间所有，秦始皇自然将其视为吉兆。为了纪念这一现象，也正好处理这些从六国收来的兵器，秦始皇就此下达了命令：就用这些兵器，铸造十二个铜人吧！其实，临洮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杂居的地区。此处有洮水流进，水草丰美，十分适合游牧民族生活。在秦之前，这里生存着的是西戎部族“狄”。秦献公元年（前384），秦国的先祖收服了这个部族，并在这里设置狄道县，将这片区域纳入统治。北方民族本就身形高大，口口相传间，就变成了“身长百尺”的“长人”。《关中记》将这个故事记载下来，并且认为“勿大为夷狄行，将灭其国”，这些身着夷人服饰的巨人出现绝非吉征。实际上，这一正常现象实在没有什么更深层的含义。但是，当这十二个巨人以铜的形态被铸造出来时，情况便大为不同了。这是十二个“重各千石”的巨大铜人。秦代的一石，约为今天的60斤，那么每一个铜人的重量就是30吨。作为对比，秦始皇墓中出土的铜车马，重量约1吨左右。那么这一个铜人，就相当于约30个铜车马的用料。铜人的样貌基本遵循了秦始皇的梦境，身着狄服，身量高大。为了明示铜人对天下的威慑，秦始皇还命丞相李斯在铜人身后书写了铭文：“皇帝二十六年，初兼天下，以为郡县，正法律，同度量。大人来见临洮，身长五丈，足六尺。”秦始皇将自己一统六国后最重要的功绩都写在了铜人身上。秦有完善的治理体系，统一的制度，详尽的律法。他心中的秦理当和这些铜人一起，永传后世。这样的庞然大物被陈列在咸阳宫门口，沉默地俯视着每一个前来朝觐的六国旧臣，昭示着秦对六国的征服和统治。然而，这样的威慑只持续了十四年。秦始皇幻想中“百世不易”的帝国，在他去世三年后轰然坍塌。在战乱中，咸阳都城遭到极大破坏。秦始皇时期下令修建的许多用以昭示统治的工程，都在这次战乱中毁于一旦。但从史料记载看，这十二个铜人在战火中基本得到了保存。汉朝建立后，新王朝统治者将这些铜人从秦宫中搬出，挪到了新的皇宫里。铜人们新的居处是长乐宫，因此在之后的史书记载中，它们的名字变成“长乐宫铜人”。这些铜人在新朝失去了原先威慑天下的作用，只是一些宏伟且具有神秘气息的摆设，从一个伟大王朝的见证，变成了王朝更迭的象征。但是秦始皇的十二铜人，真的全都在长乐宫吗？答案似乎有争议。时间来到西汉末年，外戚王莽篡权，建立新朝。他的行为遭到天下人反对，反对王莽的起义四起，趁乱而起的盗贼也遍布各地。面对这样的局势，连王莽自己也觉得身下的皇位似乎更像一个火药桶。一天夜里，他梦到原先跪坐在长乐宫门前一侧的五个铜人站了起来。对于信奉谶纬的王莽来说，这实在不是个好兆头。他再仔细一想，突然想到铜人身上还有秦代留下的铭文，里面写着“皇帝初兼天下”。这究竟是在讽刺自己这个皇帝得位不正，还是在暗示会有新的皇帝取代自己？总而言之，王莽没想出什么好的寓意，下令将铜人身上的铭文全部磨除了（出自《汉书·王莽传》）。这种做法是治标不治本的，王莽的新朝也只存在了十四年。不过从这则史料里，我们可以猜测在王莽时期，长乐宫门口的铜人应该是一边五个，也就是十个。如果情况属实，那么剩下的两个铜人去哪了？如果确实是十二个铜人，王莽究竟梦到了什么场面？当然，这时候的铜人还没有经历最大的浩劫，即便确实有两个铜人不在长乐宫门口，也可能是在别处。铜人此时所受到的伤害，也不过是磨去了身上代表秦始皇功绩的铭文。时间又往后走了一百六十余年，汉家天下在推翻王莽后又延续了一朝的东汉，终于走到自己的穷途末路。中平六年（189），西北军阀董卓进京。当时，地方上黄巾起义横行，中央里宦官与外戚内斗，连京城都变得破败不堪，皇帝被人裹挟着四处逃窜。解决这些问题需要钱，自己的军队也需要钱，可董卓没有钱，东汉国库更没有钱，上哪找钱呢？
董卓盯上了重达千石的铜人，它们就是一群站立的铜钱呀。后世出土于汉魏许都故城中的铜钱，一枚约为2.2-2.3克。那么一个铜人，就可以铸造至少三百万枚铜钱。几乎没有一点犹豫，董卓立即下令将这些铜人熔化，铸成铜币流通。随着一个个铜人的倒下，董卓的军队获得了充足的军费，董卓自己也有了拿捏朝臣和恣意享乐的资本。没有一枚铜钱用于拯救大厦将倾的东汉王朝和挣扎在生死线上的百姓，非但如此，这些熔化铜人铸造的钱币还给不堪重负的百姓带来了沉重一击：为了尽可能多地铸造铜钱，董卓毁去了原先通行的五铢钱，开始发行小钱，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几乎击溃了以钱币为交易通货的商品流通。以至于在之后的三国至南北朝的漫长历史里，都极少再使用铜钱，而是把谷、帛当等价物，进行原始的物物交换。董卓究竟毁掉多少铜人呢？史书记载各异。《水经注》中记载民间的说法是“毁九为钱，其在者三”；《三辅旧事》的说法，则是“坏其十为钱，余二犹在”；《三国志·董卓传》中的说法是“悉椎破铜人”。有说毁了九个，有说十个，还有说全毁了。这其中，《水经注》的作者郦道元是有实地考察经验的地理学家，在他所收集的民间传说中，剩下的三个铜人先是由魏明帝曹叡从长安运往洛阳，因重量太大不便运输，只好留在霸水之西。十六国时期，后赵君主石虎发动人力物力，将其运到邺城皇宫；前秦一统北方，前秦君主苻坚又试图将这三个铜人运回长安。其中的两个运到长安后，同样没有逃过销毁后铸钱的命运；另一个铜人还没有运到长安，前秦便因淝水一战惨败而大乱。百姓无法处理这最后一枚铜人，只好将其推入黄河中，以致河道淤塞，水流湍急。郦道元以一个地理学家的素养，对这个说法提出了质疑。因为黄河河道宽阔，铜人再大，也不可能使河道收窄淤塞，真正的原因应当是战国时期此处发生过一次山崩。既然百姓推入河道的说法不可取，那么到底剩下几个铜人呢？裴松之注《三国志》时，引用《魏略》和《汉晋春秋》的说法，印证了魏明帝曾试图挪动铜人的说法，因此董卓并没有毁掉全部铜人，这是可以肯定的。至于为何将铜人留在霸城，没有运到洛阳，《汉晋春秋》给出了一个更具传奇色彩的说法：话说魏明帝这一次迁移长安宝物，运送的并不只有铜人。可这一趟“打包快递”并不顺利。首先是另一件一同运送的“仙人承露盘”，半路上折成了两半，断裂的声音还传了数十里远（出自《魏略》）。然后是这剩下的铜人。在搬运到霸城后，或许是意识到自己要远离故都，铜人们忽然落下眼泪（出自郦道元在《水经注》转引的《汉晋春秋》）。这一系列的异象最终动摇了魏明帝，他下令停止了长安铜人的搬运。不过这并不证明魏明帝愿意放弃自己享乐——他在洛阳重新征调铜矿，铸造了新的铜人。从科学的角度看，“铜人落泪”很有可能是霸水边水汽凝结，兼以昼夜温差较大，水雾冷凝在铜人身上形成的。但富有想象力的古人并不会这么想。后世唐代诗人李贺便有感于此，写下了著名的《金铜仙人辞汉歌》：生活在唐朝中期的李贺，距离传说中的“开元盛世”也颇有年代。面对无可挽回地走向颓势的唐王朝，李贺是否也曾从这些看过了两个王朝浮沉的铜人眼里，看见了立于萧瑟咸阳的自己？
除了秦始皇的十二铜人，秦汉时期还有很多铜人出现在历史记载中，且都具有不逊于十二铜人的传奇色彩。其实在秦宫中，并不只有这一组十二铜人。据《西京杂记》载，秦咸阳宫中，还有一组十二铜人。不过相比于“收天下之兵”所造的铜人，这一组铜人看起来就要生动活泼许多。他们的形象是一组宫廷乐队，放置在一张大桌子上；每个铜人约半人高，持有各式各样的乐器。桌子下面有一截铜管，和一根手指粗的绳子。举行宴会时，安排一人吹管、一人拉扯粗绳，铜人们就会演奏出乐曲，听上去与真人乐队无异，堪称最早的“机器人乐队”。可惜这样精美的艺术珍品，在项羽进入咸阳后被带离了秦宫，消失在楚汉之争的战火中。东汉末年，汉灵帝为了修缮自己的玉堂殿，也下令铸造四枚铜人、四枚黄钟和一些神兽。可当时的东汉王朝已经陷入黄巾起义的战乱中，又经桓灵两代帝王穷奢极欲，国库根本无力支出铸造这些物品的开销。汉灵帝毫不犹豫地将这笔开销强加到百姓身上，要求百姓再交一笔田赋，每亩上交十钱。听起来似乎不是特别大的数目，但当时的金属货币并不是民间贸易的必需品。铜的产量有限，皇帝用于享乐的用量多，用于铸钱的自然就少。之所以董卓要销毁十二铜人，正是因为出现了“钱荒”。在这样一个通货紧缩的大背景下，铜钱的价值自然飞涨。更何况收税本身会出现层层加码，加到老百姓头上的重担，足以压垮一个殷实人家。当时的名士、后来东吴名将陆逊的叔祖父陆康便向灵帝上疏，陈言水旱天灾、黄巾兵乱之下，百姓已经贫苦，不该再给他们增加无谓的负担。况且铸造铜人，本就不是兴国之举，反而是“亡王之法”。可惜汉灵帝根本没有听进他的意见，最后将铸造好的铜人摆放在了苍龙、玄武两座门外。似乎冥冥中自有天意，秦始皇的十二铜人在他身后三年，见证了秦王朝的落幕；汉灵帝的四个铜人在建成三年后，也同样迎来了汉王朝的掘墓人——中平六年（189），董卓受密诏进京。[6]王根权.秦十二铜人再研究[J].秦汉研究,2011(00):111-117.[7]黄留春.浅识汉魏许都故城窖藏铜钱[J].中国钱币,1992(02):30-35.DOI:10.13850/j.cnki.chinum.1992.02.008.*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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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4-18 01:31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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