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卫所的军户们，最后都去哪了？

源济

明朝卫所的军户们，最后都去哪了？

Original 郭歆 国家人文历史 2023-04-14 06:49 Posted on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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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太祖朱元璋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吾京师养兵百万，要令不费百姓一粒米。”作为开国皇帝，朱元璋有底气说出这种豪言壮语，而他的底气源自他所开创的卫所制度。在他看来，卫所中的百万军户是大明王朝的护国神山。在这种稳如磐石的体制下，大明王朝可以开万世之太平。但他万万没想到的是，276年后，他的后代崇祯帝朱由检会穷到连龙袍都要打补丁，甚至大敌当前时连保卫朝廷的士兵都找不到。

朱元璋画像

大明的卫所和军户是怎么一步步走向衰落的？他们最终又将去向何方？

明初军户挺吃香

很多人对明代所谓的“卫所制”存在误解，有人认为朱元璋设立卫所制是为了通过“空手套白狼”的方式，把军人划分到固定阶层，从而实现他万世永固的春秋大梦。然而，这种观点本身就存在巨大的误解。

朱元璋和他的开国功臣们曾认真研究过历朝历代在国防方面的经验教训，尤其是对宋代的总结，其中之一，就是警醒“冗兵”的存在。宋代实行的募兵制——通过雇佣军制来招募士兵——固然有其快速招兵买马等一系列优点，但也造成了宋代沉重的财政负担，最后导致“养兵之费，在天下十之七八”。庞大的军费非但没有带来战斗力的飞升，反而让宋军中充斥败类，导致军纪败坏，进而战斗力大打折扣。因此，明初时期，朱元璋在学习唐府兵制的基础上，继承元代的世袭军户制，创造性地实行了“世兵制”，即世袭兵制的军户制度。

《抗倭图卷》（局部）中的明军

同时，以卫所为编制，将军户们集合成单位以进行屯田生产，达到自给自足的目的。卫所军士户籍单独设立，称为军户。军户的军籍由五军都督府掌管，父子相继，世代为军。军籍又分为正军、余丁和勾军。正军是指到指定驻地（卫所）服役的正式军人，余丁（或称军余）是指正军子弟，勾军则是当正军死去但其家中无余丁时，正军家族里其他的族人可以顶替服役，以保证卫所的兵力。据《明史·食货志一》记载：“军屯领之卫所。边地，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种。每军受田五十亩为一分，给耕牛、农具，教树植，复租赋，遣官劝输，诛侵暴之吏。初亩税一斗。三十五年定科则：军田一分，正粮十二石，贮屯仓，听本军自支，余粮为本卫所官军俸粮。”这套体系成功将兵民结合成一体，让他们平时从事农业生产，战时可以服役参与作战。从明代规定中可以看出，军户的待遇从纸面上看还是不错的。

但是在黄仁宇所著《十六世纪明代中国的财政与税收》中的调查结果表明，尽管明代规定每位军户士兵可获得50亩田地，但实际上只分到20亩左右。直到永乐二年（1402）时，规定每位士兵应纳余粮12石，但基本也未足额实现过。因此，1425年起，军户士兵的余粮纳税标准从12石降为6石，并一直沿用到明朝灭亡。军户制度的出现使得士兵可以免除许多徭役和差役，还能获得农田等生产资料。因此，在制度刚刚创立时，许多平民自愿成为军户，以至于在洪武年间颁布的《大明令》特别规定：“民户亦不得诈称各官军人贴户，躲避差役。”可见，当时军户所享有的一些特权还有一定的吸引力。

说到军户，就不得不提到卫所制。作为军事单位，按照《明史·卷九十 志第六十六·兵二》的记载：“而核其所部兵五千人为指挥，千人为千户，百人为百户，五十人为总旗，十人为小旗……大率五千六百人为卫，千一百二十人为千户所，百十有二人为百户所。”卫所制的编制为：以五千六百人为卫，一千一百十二人为千户所，一百十二人为百户所。每所设总旗二人，小旗十人。诸卫或分属都司，或直属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都司则都属都督府。明朝总共设立了493个卫、2593个所、315个守御千户所，统管200多万大军。其中一卫的长官卫指挥使，官衔正三品。千户所长官是千户，正五品。百户所的长官是百户，正六品。百户以上可以称官，百户以下的总旗小旗则不能称官。这些遍布全国的各种卫所，一旦发生战事需要调动，按照《明史·兵志一》的记载，征伐时由命令官充当总兵官，调集卫所军队，然后将印信交给官军，各官兵返回各自的所。

值得一提的是，卫所除了在军事方面的作用外，还有民事管理能力。因为其占有大量土地，管理的人口甚至占全国近五分之一。因此，明代实行了二元管理体制，即行政系统和军事系统。卫所武官有司法管辖权，但仅在卫所内部。如果军民事务交织在一起，则卫所武官必须与相关的行政官员共同审理。这样的好处是，卫所既可以承担军事上的守土职责，也可以对边远地区进行有效管理，避免了另设行政系统的高昂成本，也可以提高行政效率，尤其是在少数民族聚集区，卫所还承担了传播文化的作用，即所谓的卫学。卫学是明代学校名目之一，即卫所所设之学。与府、州、县学均为儒学，设教授一人，训导两人，职专教授生徒。学生被称为军生，军生中有廪膳生。英宗即位，诏令天下卫所皆置。成化三年（1467），又重申此令，遂为定制。这种制度的实行不仅加快了明代的文化融合，也让明代很多出身军户的人出人头地。据统计，军户出身的进士比例，从永乐十三年（1415）的15.4%，到景泰以后长期保持在30%上下，即每100个进士中有约30个是军户出身。明代重要官员，如张居正、李东阳、高拱、赵志皋、王家屏等等都是军户出身，可见卫所制在很多方面仍促进了社会的发展。

张居正像

共同富裕的烦恼

军户制并非万能武器，明中期以来，军户制持续衰落。用《天下郡县利病书·卷十三·怀庆府志》中的一句话概括：“承平日久，人耻为军。”虽然军户名义上享有许多优待，但随着明朝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这些好处在现实中被逐渐稀释。

同时，军户所承担的压力也是巨大的。虽然军户能够免除许多徭役，但由于卫所制度导致的军队内部管理黑箱操作问题，在王朝中期逐渐恶化。《续文献通考》记载了马文升的上奏疏文，说道：“军卫军士内府各衙门匠役占主数万之上，见在者不过七八万……往年京师之兵，俱在三大营操练……近年多拨做工，每占役一二万之上，甚至二三年不完，顾工负累，卒多逃亡，见在者强弱相半，在京军士，疲困未有甚于此时者也。”可见军户们承担了大量工作，而且还因频繁的军事活动而被累得半死，以至于大批军户纷纷逃亡。

影视剧中的 名将孙传庭。来源/电视剧《大明劫》截图

明末崇祯时期，《明史》记载：“京营故有占役、虚冒之弊……三大营军十余万，半老弱。……旧制，三大营外复设三备兵营，营三千人，饷视正军，不习技击，益为豪家隐冒。”可见，明朝末年军队已因被私占徭役等名义操纵，其作战能力早已荡然无存，只剩下一群老弱病残的兵士。

除了军户地位低下外，卫所衰败的原因之一是大量豪强吞并军屯。永乐年间，军屯田亩数达到了8900万亩，但到了明朝正德年间，账面上的军屯土地只剩下1600万亩，不到永乐年间的17%。这时，地方的卫所制已经崩溃，世袭的百户、千户成了事实上的地主，而普通军户则沦为佃户和贫农。他们已经无力自给自足，史载：“军士妻子，衣食不给，皆剜蕨根度日。”原本应担任耕战职责的军士们则“饮恨吞声，无可控诉”。在极度贫困面前，不少军户不得不典卖田地房屋或贩卖男女牲畜来维持生计，有的甚至全家逃亡。根据正统十四年（1449）叶盛在《府卫官旗军人数》的统计，逃亡军户数量达1633664人，相当于多数军户都已逃跑。尽管明朝制定了许多法律制止军户逃亡，但收效甚微。卫所衰败进一步导致军户地位下降，许多军户为避免入役，甚至采用自残的方式，导致明中后期卫所制度基本上已名存实亡。

除了负担沉重的任务，军屯还被侵占，军户们还面临更大的社会压力。军户的地位日益下降，普通民户也不愿与其通婚，担心牵连到自己的子女，这导致军户们的男丁很难找到配偶。这一现象导致军户数量不断减少，而且年龄越来越大。到了后来，许多卫所变成“养老院”，里面到处都是头发花白、走路摇摇晃晃的老兵。更令人感叹的是，由于和平已经太久，卫所的军户们早已失去了战斗能力，他们的训练也只是走走形式，但将领们似乎对此视而不见。

另外，还有许多江南富户购买军户避税。对此，吏部侍郎王邦瑞曾奏言：“营军以空名支饷，临操则肆集市人，呼舞博笑而已。”可见各路商人此时涌入卫所当军户，平日借助身份避税，训练时嬉笑打闹，并不认真。这种卫所在纸面上看起来还有人驻守，实际上早已失去战斗能力。由于卫所的战斗力低下，甚至曾经发生过只有几十个倭寇就能一路横行到南京，最终全身而退的笑话。（“倭红衣黄盖，率众犯大安德门，及夹冈，乃趋秣陵关而去，由溧水流劫溧阳、宜兴。闻官兵自太湖出，遂越武进，抵无锡，驻惠山。一昼夜奔百八十余里，抵浒墅。为官军所围，追及于杨林桥，歼之。是役也，贼不过六七十人，而经行数千里，杀戮战伤者几四千人，历八十余日始灭，此三十四年九月事也。”语出《明史·日本传》）此时卫所制已经完全无法胜任，为了拯救岌岌可危的明军，唯一能想到的办法就是重拾宋代的做法，即通过募兵筹钱来补充兵源。

《明世宗坐像》。来源/台北故宫博物院

对封建王朝来说，募兵制无异于饮鸩止渴。明朝实行募兵制后，虽然能在短时间内重振明军，但由于募兵成本不断攀升，很快明朝廷也遭遇了宋朝同样的困境，即承受不起财政压力。

影视剧中明末作战的情景。来源/电视剧《大明劫》截图

明朝的军费原本以军队屯田自给自足为主，后来变为军屯、盐引、地方民运三种来源。然而，明朝政局动荡，军费支出从每年四五十万两激增到每年四百万两，而每年户部太仓库的总收入只有四百万两。这导致军队的欠饷越来越多，欠额也越来越高，积重难返。比如，崇祯派霍达去陕西镇压农民起义时，霍达奏称：“如有兵饷，臣不惜一死以报国，若无兵饷，空死无济。”募兵部队尚且如此，几乎油尽灯枯的卫所更加不堪一用。此时的卫所虽然架子还在，但其内里基本早已空空荡荡。这些曾是大明王朝顶梁柱的卫所军户，在风雨飘摇的明末，终将成为一具具空荡荡的腐朽棺材，盛装了大明王朝最后的遗体。

参考资料：

《明史》，张廷玉

《明实录》

《明会典》

《续文献通考》，王圻

《十六世纪明代中国的财政与税收》 黄仁宇，九州出版社 2019

END

作者 | 郭歆

编辑 | 詹茜卉

校对 | 古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