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戎马半生的皇帝受翰墨熏陶极深，素来喜欢挥毫作书，而他心中最爱的一位书法家，正是王羲之。为了一睹偶像的真迹，他斥重金搜求王羲之的墨宝，史载“大王真书惟得五十纸，行书二百四十纸，草书二千纸，并以金宝装饰”。这些散落在民间的稀世之珍来到皇宫之后，被精心剪裁装裱，秘藏于内府，就像进入了神坛的祭品。平日里，太宗将王羲之的真迹置于座侧，日夜观览，意犹未尽时，定要亲自临摹一番。有时候一个人欣赏总觉得不够，他便多次拓印《兰亭序》赐给左右重臣，有乐同享。帝王的趣味确能通过权力的毛细血管扩散到各个领域。要知道，王羲之的书名虽然显赫，但在其死后，名气甚至还不如儿子王献之。而在李世民狂热地推崇之下，王羲之俨然已是一代书圣，天下文人莫不效法王羲之的笔墨。当时，虞世南、褚遂良、欧阳询等人已是书法大家，却也不得不迎合人主所好，奉王书为正宗。李世民亲自为《晋书·王羲之传》撰赞辞，将与王齐名的张芝、钟繇等人通通斥为不值一提的“区区之类”，却给右军留下了一句“尽善尽美”的评价。百花齐放固然好，但是在统一的大帝国面前，只需要一种能够彰显盛唐气质的艺术典范。王羲之的作品无疑最为符合盛唐的文化气象：包容南北，推陈出新。十年之后，唐太宗逝世，《兰亭序》真迹陪葬昭陵。唐末之乱，有一个叫温韬的武人掘盗唐陵，关中地区的陵墓纷纷遭灾，其中的书画被一抢而空。李世民与王羲之的缘分似乎在唐帝国的覆灭中烟消云散，可是王羲之的美名却依旧留了下来，此后历朝历代，书圣之名从未易主。
事实上，王羲之的书法似乎有一种永恒的亲和力，它从江南水乡的土壤中诞生，经过东晋玄风的吹拂，以及士族气质的洗涤，本是极具时代风格和个人烙印的作品，却能和每个时代的人产生共鸣，无论你是帝王将相，还是平民百姓。即便在今天，依然找不到一件王羲之的真迹，在历史的蛛丝马迹之中，人们依然能感受到这个来自1700年前的书法家的魅力。他就像一座高不可测的山峰，你愈是向上攀爬，愈是觉得神妙无穷。杜牧《润州二首》其一云：“大抵南朝皆旷达，可怜东晋最风流。”而王羲之就是最为典型的晋人风度：高门大姓，性格耿直，超尘脱俗，寄情山水。他在八王之乱中降生，还没有和北方土地产生紧密联系，便跟随家族——琅玡王氏来到了江南。他的父亲叫王旷，是第一个向司马睿提出镇守江南的人。出身于如此位高权重的一个大家族，王羲之自小便和能够左右一朝风向的人生活在一个圈子里。他的伯父是王导、王敦，岳父是郗鉴，同时又与庾亮、庾翼兄弟关系不错。身处在权力网络的中心，他自小就被烙印上了文化精英的气质。史载：“羲之既少有美誉，朝廷公卿皆爱其才器，频召为侍中、吏部尚书，皆不就。”王羲之的早年轨迹和大多数自诩旷达的东晋士人相同：名声响彻在外，受征召不去，辞官几次之后，便走马上任。一开始，王羲之在庾亮的帐下任职，庾亮虽然与王导是死对头，对王羲之却非常好，临死前还上书朝廷，称赞羲之，为其打点官途。王羲之后来也投桃报李，在庾翼准备大举北伐之时，给晋康帝上了一道奏折以示支持：“羲之死罪。伏想朝廷清和，稚恭遂进镇，东西齐举，想克定有期也。羲之死罪、死罪。”北伐对于东晋朝廷来说是一件非常尴尬的事情。丧乱之初，北方士人跌跌撞撞来到江南这块陌生的土地上，外面是异族势力的窥视，里面是江南土著的排挤，他们难免想念故乡。当东晋朝廷扎下根后，人心思定，覆亡的痛楚被抛之脑后，回望北方的眼神已然变了。相比回到烽烟弥漫的北方，他们更愿意呆在风景秀丽的江南，寄情于山水之间。庾亮之后，桓温上位，东晋任命殷浩为扬州刺史以制衡桓氏。扬州刺史殷浩对王羲之的才华很赏识，多次劝他出山。王羲之回信道，与其做一个护军将军，他更想做一位使臣出使四方，前往关西、陇右、巴蜀之地，宣扬晋德。后来他还是接受了护军将军的职位，并且写信劝诫殷浩和桓温修好，不要内斗。永和八年（352），殷浩决意北伐，这一次，王羲之摇身一变，成了最积极的北伐反对者。在那些年，他数次上书反对北伐，直言“以区区吴越经纬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甚至劝殷浩放弃淮水流域，退守长江。这种言论已然是十足的消极。不过，此时的东晋朝廷也确实不适合北伐，内部斗争不休，外部也缺乏良将。殷浩北伐遭致大败，被废为庶人。王羲之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殷废，责事便行也。令人叹畅不已。”言下之意，殷浩的失败，给桓温清洗朝堂，以武力把持朝政提供了机会。在担任会稽内史的任上，王羲之也注意到了地方上的顽疾：中央的命令朝令夕改，下层官吏贪污枉法，百姓身上背负的赋役如同一座大山，被迫离家逃亡。王羲之想要做一些事，比如推行禁酒，节省粮食，可惜无人支持。他也注意到了地方豪强吞并贫民田土，躲避赋税的现象，却无力改变，毕竟造成这种局面的就是像琅玡王氏这样的大家族。总而言之，王羲之的为官之路非常不顺心。大人物的斗争，地方的盘剥，都是无解的问题，而他能做的便只有叹息。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流露出非常颓废的一面：自己来做这没意思的官，纯粹是找罪受。精明且富有韬略的政治家，和追求个性的艺术家，这两者在绝大多数时候无法兼容在一人身上。现实生活是永远没法旷达的，王羲之唯有超然物外、追求己心，与其纠结于顽疾难除的社会政治，深陷于儒家事功对自我的禁锢，不如寄情山水、钟情艺术。书法是王羲之栖居心灵的场所之一，在黑之线条和白之素纸之间，他找到了人生的一大乐趣。早年的他笼罩在书法家族的阴影中，努力汲取着前人的养分。王羲之的父亲王旷善行书和隶书，叔父王庾擅长书画。在两位父辈的启蒙下，王羲之自幼勤习书法，七岁时已经善书，十二岁从父亲枕中窃读蔡邕的《笔论》。聪慧的悟性加上刻苦的练习，池水尽墨，王羲之的书法才算入了门道。其后，王羲之得到卫夫人的进一步教导。他自己说：“予少学卫夫人书，将谓大能；及渡江北游名山，见李斯、曹喜等书；又之许下，见钟繇、梁鹄书；又之洛下，见蔡邕《石经》三体书；又于从兄洽处，见张昶《华岳碑》，始知学卫夫人书，徒费年月耳。遂改本师，仍于众碑学习焉。”他先是从卫夫人学书法，后来自嫌流俗，于是主动跳出藩篱，游览名山大川，求师于前人留下的碑版。可见，他一直都有变古的精神。当时，王羲之的书法不如当时的名家庾翼、郗愔。庾翼在荆州看见人们临习王羲之书体，不屑地说：“小儿辈乃贱家鸡，爱野鹜，皆学逸少（王羲之）书，须吾还，当比之。”庾亮也曾向王羲之求书法，羲之却说：“（庾）翼在彼，岂复假此！”一天，庾翼在庾亮处见到王羲之写给庾亮的章草，发现王羲之书法已大为精进，今非昔比，因此心悦诚服，给王羲之写信道：“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纸，过江颠狈，遂乃亡失，常叹妙迹永绝。忽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随着年岁的增长，王羲之在书道变革之路越走越远，终于博采众长，融会贯通，而自成面目，完成了从“古质”之旧体，到“今妍”之新体的转变。东晋是中国书法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书体朝着简便实用且能表情达意的方向发展。当时流行的书风是隶书和楷书，行书正在定型，草书从章草演变为今草。开创时代的先锋正是王羲之。他众体皆备，且都入神妙之境界，其代表作，楷书有《乐毅论》、《黄庭经》、《东方朔画赞》等；行书有《兰亭序》、《快雪时晴帖》、《丧乱帖》等；草书有《十七帖》、《初月帖》、《远宦帖》等。王羲之对自己评价甚高：“我书比钟繇，当抗行；比张芝草，犹当雁行也。”意为我的楷书可跟钟繇分庭抗礼，草书则与张芝不相上下了。这并不是一种傲慢。
他一改汉魏以来质朴的书风，重视线条的自然生动，这代表了一个阶层的雅好，时代精英的审美风尚。晋人素来尚意重韵，《论书》云：“须得书意转深，点画之间，皆有意，自有言所不尽，得其妙者，事事皆然。”线条的错落、空间的疏密、笔墨的曲直，就像音乐的节奏，起伏之间，可以传达出作者委婉难言的心绪。宗白华先生在《美学散步》中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于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可以说，王羲之的笔墨之间，是那一代人追求精神自由留下的足迹。永和九年暮春之初，王羲之与群贤在会稽山阴之兰亭，赋诗饮酒，之后作了“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当时的政治情势十分和缓，正如田余庆先生所说：“……这十余年间疆场时闻北伐，江汉久息风涛，是东晋南渡以来少有的安定时期。”虽有桓温、殷浩等人意欲北伐，但是他们目的都不是收复失地、统一天下，而是借此立威。身在后方的士族精英们一如既往地过着逍遥自在的生活。兰亭集会选择的时间是上巳节，这本是祈福消灾的传统节日，却因为一件事而有了特殊的意义。西晋末年，司马睿初到建康，江南士族不服，王导和王敦导演了一场上巳出巡的戏码：“会三月上巳，帝亲观禊，乘肩舆，具威仪，敦、导及诸名胜皆骑从。吴人纪瞻、顾荣，皆江南之望，窃觇之，见其如此，咸惊惧，乃相率拜于道左。”此事之后，江南归心，东晋朝廷安稳下来。
恰好在这一时节，暮春的会稽山水展现她最生机盎然的一面，安居江南的诗人、政治家、哲人和艺术家们可以在山水之间躲避现实生活的苦痛和忧患，将身心沉浸于自然美景中。参与集会的诗坛领袖孙绰作诗云：“流风拂枉渚，停云荫九皋。莺语吟修竹，游鳞戏澜涛。携笔落云藻，微言剖纤毫。时珍岂不甘，忘味在闻韶。”流风轻拂水面，白云荫庇着沼泽。竹林中可以听见鸟语，湖水中可以看见鳞戏。正所谓“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有人将潘岳的《金谷诗序》与《兰亭序》相比，将王羲之与石崇相比，王羲之听说后十分高兴。金谷园为西晋石崇的庄园，元康六年（297年），石崇与潘岳、欧阳建等人聚会于此，宴游赋诗，作了一篇《金谷诗序》。只不过，《金谷诗序》的背后是礼送征西大将军石崇的荣耀，是“娱目欢心之物备矣”的奢靡，是“昼夜游宴”、“鼓吹递奏，声伎相伴”的享乐。西晋的建立是一种表面的繁荣，在这种繁荣背后，士人们目睹嵇康等人被杀的悲剧，感慨生命无常。与其在意身前身后名，不如抓紧时间及时享乐。潘岳便是这样一个追名逐利之人，他得势之后，其母劝他知足，却终不能改，最终遭遇惨祸。与西晋士人相比，王羲之们偏安一隅，帝国的恢弘和财富的奢靡对他们来说已是过往，他们只能将躁动的心灵投向自然，恬淡自适，物我两忘。虽然《金谷诗序》也提到“感性命之不永，惧凋零之无期”，在某种程度上是西晋文人对生命不永、富贵易凋的感伤和忧惧。而东晋士人走得更远，声色犬马不再是他们的唯一追求，他们在自然中仰望宇宙之广阔、之永恒，俯视人生之短促、之无常，这种悲伤带有深层的哲学意味。就算知道了“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的道理，还是止不住地感受到生命的虚无。这样的精神困境属于每一个东晋士人。
可是，东晋士人真的完全能够忘怀一切，摆脱凡俗的生活吗？在他们追求山水、不撄事务的背后，其实依然还有执着、贪婪的一面。旷达和不旷达，常常共存于他们的内心。《世说新语》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王羲之与太傅谢安共登冶城。谢安极目远眺，悠然地遐想着，想要远离世俗。王羲之说：“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给。今四郊多垒，宜人人自效。而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言辞之中，可以看出王羲之对夏禹和周文王的敬仰，以及对因空谈而荒废政务的厌恶。谢安回答说：“秦任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言致患邪？”似乎二人政治态度与理想是截然不同的，王羲之是一个有政治理想的务实派，而谢安是一个善清谈、无经济大略的典型。可是，当谢氏家族的谢尚、谢奕、谢万兄弟相继退出政坛之后，谢安便只能从自家广袤富裕的田园中出来，主持大局。因此还有人嘲笑道；“卿累违朝旨，高卧东山，诸人每相与言，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苍生今亦将如卿何！”家族与庄园是东晋士人两个隐形的翅膀，如果没有这两样东西，他们又怎么能够在天空自由翱翔呢？由于琅玡王氏的没落，王羲之并未在政坛有大的动作。自晋明帝太宁三年（325）出任秘书郎开始，他一共经历了约三十年的仕宦生涯。在他年过五十的时候，王羲之决定辞官，原因主要是他和太原王氏子弟王述的矛盾。王述年少时与王羲之齐名，但是王羲之十分看不起他。一开始，王述在会稽做官，因母丧守孝，留居会稽，王羲之则取代王述在会稽做官。他只去王述家吊问过一次，从此再也不往。王述每当听到角声，以为王羲之来问候自己，便洒扫干净接待王羲之，多年来一直如此，而王羲之竟从不探望王述，两人的矛盾就此种下。后来，王述升任扬州刺史，就职前走遍会稽郡，独不拜访王羲之，临出发前才辞别王羲之。在此之前，王羲之常对佳宾好友说：“王怀祖只能做个尚书而已，到晚年可做个仆射。再想谋求会稽这块宝地，恐怕就难了。”等到王述官位显赫，王羲之耻做王述的下属，派人上朝廷，请求把会稽郡改为越州，以脱离扬州管辖。王述是个急性子，有一次吃鸡蛋，他用筷子扎鸡蛋，没有扎到，便十分生气，把鸡蛋扔到地上。鸡蛋在地上旋转，他接着从席上下来用木屐踩，又没有踩到。他愤怒极了，又从地上拾取放入口中，把蛋咬破了就吐掉。王羲之听到后大笑道：“即使安期（王述父亲）有这个脾气，也没有可取之处，何况是王述呢！”
在这些事情上，我们可以看出王羲之是一位性格乖张、任性使气的贵族官员，全无名士的逍遥放达。永和十一年（355），王羲之在父母墓前立誓：“从今日开始，断绝名利之念。如果日后改变此心，贪图财利谋求官禄，就是目无尊长而不配做父母之子，天地所不容，名教所难恕！坚定的誓言，有如天日！”这并不是王羲之负气突发的想法，也许从多年之前对烦琐尘事的叹息开始，他便有了奉身而退的念头。一个虽然不那么“达”但努力追求“达”的艺术家，终究还是要回到这条归隐自然这条路上来。辞官之后的王羲之，慕仙向道，追求服食。王羲之书帖曰：“服足下五色石膏散，身轻，行动如飞也。”五石散虽有暂时缓解病痛之功效，却不能多食，容易对服食者的身体造成极大的伤害。因此，服食并没有给王羲之带来健康，反而使他长期陷入难以治愈的病痛状态。在痛苦与安静交织的晚年，王羲之真正体会到了生命无常。这世上哪有什么真正的超然物外呢？于是，他对谢万说：“常常仰慕陆贾、班嗣、杨王孙的为人处世，追寻他们无为清静超然物外的风范，乃是老夫毕生的心愿。”升平五年（361年），王羲之离世，也不知在会稽的山野之间体味死亡的时候，他是否参悟了旷达的真谛。
王羲之七子一女，皆工书法，但真正与王羲之齐名的还是王献之。唐代书论家张怀瓘在《书估》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王献之年在十五六岁的时候，对父亲说：“古之章草，未能宏逸，颇异诸体。今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不若稿行之间，于往法固殊，大人宜改体。”王羲之笑而不答。和他父亲一样，他也感悟到士人在书法上的的务简、求美之心，于是提出将“伪略”（简洁多变）与“草纵”（连绵纵引）结合起来，追求一种顺畅自然的新体。王献之也是典型的东晋士人风格，不过更加不羁，他的书法也更具有一种遒峻奔放的气势，有着与大王不同的美感。而且献之也对自己的书法特别自信，有一次，谢安问王献之：“你的书法与你的父亲比较，你觉得怎样？”王献之答曰：“当然胜过他！”谢安反驳道：“大家的议论可不是这样。”献之又答道：“一般人哪里知道呢！”▲《鸭头丸帖》被认为是王献之唯一存世的真迹。图源：网络王献之的书法是晋代书法的另一座高峰，而他也与其父并称为“二王”，代表了中国书法个性的空前张扬。南朝之时，王献之的书名甚至一度高过王羲之。后来，梁武帝扭转这种尊小王贬大王的局面，把当时书法界“王献之——王羲之——钟繇”的座次，转变为“钟繇—王羲之—王献之”。接着，便是李世民将王羲之推为书圣。从此之后，但凡是好书画的皇帝，大多推崇王羲之。宋代之后，由于刻帖技术的发展，社会上收藏大王墨宝蔚然成风，从帝王贵胄到公卿士子，甚至一般市民，都热衷此道，这成为南宋收藏界的一大奇观。王羲之的书法也从宫廷走向了市井，飞入了寻常百姓家。当然，魏晋风度早就消散于历史的光尘之中，这种根植于士族的时代精神随着唐宋之变丧失了生长的土壤。但是，真正的艺术却是不会死的，蕴藏在王羲之书法下的美感，也会照见每个时代的“达”与“不达”。全文完，感谢您的耐心阅读，顺手点赞、点在看让我知道您在看~参考文献：
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1996
刘义庆撰：《世说新语》，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
雒三桂：《王羲之评传》，人民美术出版社，2007
王岳川：《王羲之的魏晋风骨与书法境界》，《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
孙明君：《兰亭雅集与会稽士族的精神世界》，《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吕文明：《走向神坛：＜兰亭序＞对王羲之“书圣”地位的造就》，《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
狗仔卡
发表于 2023-4-14 01:43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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