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朝开国时期,一大批将领跟随太祖朱元璋四处征伐,立下了汗马功劳。立国之后,朱元璋举行了“开国”大封,对这些将领进行了爵位的分封,还给予其世袭的地位及特权,以奖励他们立下的开国功劳。之后,朱元璋又进行了两次大封,逐渐完善了明朝的勋臣制度,勋臣群体就此延续了下去。
然而,晚明时期,功勋后代却开始恶意干政,扰乱朝廷,排抑忠臣,致使东林党人振兴大明的意图和努力破产,最后明朝毁于一旦。这样的情况,乍看实在让人费解,但其实这种局面的形成是多方面因素的必然结果。
开国时期,各位谋士将领长期跟随朱元璋征伐,深得朱元璋的信任,各种权力都掌握在他们手中,对于处理各种军政事务他们也有丰富的经验。立国之后,朱元璋自然让自己所信任的谋士将领们继续执掌朝廷政务,因此勋臣群体位高权重。
不仅如此,为了表彰勋臣的功劳,洪武三年“开国”大封之后,朱元璋还确立了勋臣爵位世袭制度,并颁发给他们“铁券”,以作为勋臣及其子孙犯错时的保命符,能免除谋逆之外的死罪一至三次。洪武六年,朱元璋还借鉴了汉唐的旧法,在《大明律》中设置了“八议”这一减罪制度,“八议”指的是八类人在犯罪时法律部门需上报皇帝裁决,其中五类都与勋臣有关。
然而,朱元璋毕竟生性多疑,再加上国家之大并非营帐,他不能时时监控勋臣,将各种军政大权赋予勋臣让朱元璋始终不能放心,因此便采取了一些制约制度。洪武五年,朱元璋便发布了“铁榜”,明确了勋臣犯罪的惩处办法,希望使勋臣有所忌惮,安分守己。
然而,总有人胆大包天。胡惟庸专恣擅权,甚至怀有异心,意图谋反,洪武十三年(1380年)事情败露之后,朱元璋大怒,诛杀了胡惟庸,废除了中书省丞相这一官职,并且对各勋臣的猜忌也日益加重,遂开始削弱勋臣的权力,把大部分由勋贵任职的原大都督府改为五军都督府,并暗中把原大都督府的军事管理权移交给兵部。洪武十三年以后,朱元璋效仿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多次劝慰勋臣放弃权力颐养天年,并且遣老将还乡。洪武二十二年,朱元璋又规定“禁武臣预民事”,即禁止武臣处理一般的政治事务,使勋臣的政治权力大幅下降。洪武二十三年,朱元璋开始大肆诛杀有反意的勋贵,三年后更是爆发了著名的“蓝玉案”,大量朝廷勋贵,或被杀,或被革爵,至此,开国勋贵所剩无几,权力也遭大幅削弱。
洪武以后至明中期,朝廷逐渐形成了“禁勋臣预九卿事”和“以文统武”的政策,同时又“重勋旧武臣”,提高他们的地位。
“禁勋臣预九卿事”这一政策是洪武时期“禁武臣预民事”这一政策的加强版,使勋臣基本丧失了处理中央政务的权力,而“以文统武”则使勋臣的权力受到文臣的制约,同时勋臣的地位又被提高,因此他们便形成了位高权低的特殊地位,这样的地位既加剧了勋臣的腐化,同时又使勋臣不满于受到地位低于自己的文臣的制约,具有强烈的参政欲望。
明世宗嘉靖帝本为兴王,与朝廷官员的交往很有限,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他开始拉拢朝中势力。同时,因为登基时杨廷和与毛澄厚坚持让他认明孝宗为父,让他对文臣印象很差,于是他便自然更倾向于亲近勋贵。他恢复了之前被革的李、常、邓、汤、刘五家勋臣的爵位,同时重用武定侯郭勋和咸宁侯仇鸾,赋予他们军政大权,利用他们压制文臣,制衡朝廷政局,不过并没有改变其他勋臣的权力。之后,由于统治已经稳固,再加上郭、仇二人仗着权力欺瞒犯上,明世宗最终制裁了两人,并收回了他们的权力。
《锦衣之下》嘉靖帝
虽然勋臣的权力最后没有变化,但既然有郭、仇两人的先例,其他勋贵自然看到了参政的希望,遂开始蠢蠢欲动。复爵后第二代诚意侯刘世延便是一个代表。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刘世延斥散了南京振武营哗变的士兵,自以为有功,便开始积极上奏议论朝政,既使因此被停职也不悔改,甚至因为奏疏没得到回应而愤恨,开始蓄意扰乱政局,胡搅蛮缠。据称清算张居正这一事便是他授意挑起的,但他最终也没有改变勋臣的权力现状。
万历年间,诚意侯家族的刘世学与扰乱政局的邪党牵扯在一起,被翟凤翀弹劾,刘世延的孙子刘荩臣为刘世学开脱,并且讽刺东林党人,被东林党人群起而攻之,由此诚意伯刘氏便与东林党结了仇。
崇祯年间,许重熙写了一部名为《五朝注略》的编年体通史,记述了嘉靖至崇祯年间的历史。书中他认为诚意伯刘基并非大功臣,还揭露了刘世延扰乱朝廷的事实。后来,这本书被刘世延的曾孙刘孔昭看见,要求东林党人、国子监祭酒倪元璐毁掉《五朝注略》书版,倪元璐表面上同意但并未照做,一个月后刘孔昭发现书版还在,于是对倪元璐怀恨在心,诚意侯刘氏家族与东林党的仇怨更深了。
崇祯元年,向来与阉党亲近的温体仁进入内阁,他利用崇祯帝厌恶党争这一点开始排挤陷害东林党人,以便使阉党获利。由于崇祯皇帝向来器重倪元璐,甚至想让他进入内阁参政,温体仁害怕倪元璐入阁后压制自己,便联系与倪元璐有仇的刘孔昭,许诺为他谋求京营的职位,让他在朝堂上攻击倪元璐,京营为明朝国家核心军队编制,不仅能攻击仇敌,还能在京营为官,刘孔昭自然求之不得,遂与温体仁展开合作。后来,倪元璐果然因刘孔昭和温体仁的联合攻击而被停职,但刘孔昭和温体仁的合作也暴露出来,这引起了其他勋贵的反感,被勋贵们在朝堂上揭发,因此刘孔昭没能当上京营,只被温体仁推举负责长江防务。
此后,刘孔昭继续与东林党人作对,与因依附奸臣魏忠贤而被罢黜的阮大铖、因贪污而被遣戍南京的马士英勾结。崇祯十四年(1641年),与阮大铖同乡交好的周延儒被起用为内阁大学士,阮大铖便趁机巴结,马士英利用这一层关系被起用为凤阳总督。
崇祯末年,国家动荡不安,皇帝又不信任朝臣,于是开始重用勋贵,然而勋贵们被体制束缚长期未能参政,政治能力极差,明廷便因此丧失大部分战力,最后北京被攻破,崇祯帝也上吊自杀。
影视剧中的崇祯
北京被李自成攻破后,南京再次成为明朝的都城,福王、潞王南下避难,马士英和刘孔昭一起推举福王为帝,面斥想拥立潞王的吕大器,使南京官僚普遍同意拥立福王,抢占了“定策”的先机,其他勋贵于是也开始亲附马、刘两人。之后,福王举行推举高官的活动,特许勋臣参加,刘孔昭推举自己入内阁未果,便推举与自己交好的马士英入阁。
此后,由于东林党人一直把持官员的铨选,必然不可能让逆党阮大铖入朝,阻碍了马士英起用阮大铖的计划,马士英便利用自己的职位和刘孔昭以及其他勋贵的军权及地位不断攻击排挤东林党人,先后使东林党重臣史可法、张慎言等人或离朝外派,或辞职,同时还使勋臣获得了举荐权。没有东林党人设障碍,勋臣又举荐权在握,再加上马士英假造皇帝内旨起用官员的手段,马士英顺利起用了大批奸党,最终在勋臣的帮助下成功起用了阮大铖。
阮大铖被起用后,东林党人在朝廷的高官都被罢免或排挤出朝堂,取而代之的是马士英等人引入的奸党,明朝政治愈发腐败。之后,南京被攻破,弘光帝和马士英、刘孔昭等各自逃命,南京诸勋臣也向清军投降,大明朝就此覆灭。
明朝的勋臣本因立国有功而获得世袭爵位的特权,后因皇帝的猜忌与权力集中的需要,勋臣的权力不断被削弱,与此同时地位被提高,然而地位崇高的勋臣不想着好好享受,反而一心想参政夺权,后来又与东林党结仇,为报私仇不惜勾结奸党扰乱朝政,致使朝廷不断腐败,最终走向灭亡。贪婪与狭隘将开国功勋的后代变成灭国的罪臣,朱元璋大封勋臣同时又弱其权力的良苦用心,终于付之东流。
参考文献
秦博:《勋臣与晚明政局》,《史林》2015年04期。
秦博:《明代勋臣政治权力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13年硕士学位论文。
(作者:浩然文史·聆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