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有谁会想到一个叫北京的地方，又有谁会知道一个叫盐城的地方？生活就像在黑暗中行走，所以当M焦躁地隐忍着那么多屈辱，终于考中一个小公务员的职位时，如何能想到等他的是什么。
子禾是“人间theLivings”最早的一批作者，其刊发在人间平台的作品也收入到了这本非虚构作品集《异乡人——我在北京的十年》中。
非虚构写作强调作者的在场性和亲历性，子禾这本书正是以他在北京10年的生活变迁为线，用细腻真诚的语言，记录着他这位外乡人以及与他在北京发生关联的普通人的故事。这里面没有离奇的、跌宕起伏的情节，有的只是“北京”这个庞大、稳固的形象背后生动而微小的画面，它们属于“北京”，也属于“北京”背后的那座具体的城市。
王城如海，北京不乏记录者，但大历史记载的多是帝王将相的更迭、时代的变迁。普通人犹如一滴透明的水藏于海中，很难被大历史关照。而这些人才是社会的大多数，对普通人的书写和记录能让我们看到时代巨变下更多的细节和情绪。
子禾说，“我写的每一个人，同时都是我自己。”其实，他写下的每一个人，也是我们每一个人。也许，这就是非虚构写作的价值与魅力，也是子禾这本书慰为珍贵的地方。
2008年8月的一个早晨，我从古城坐公交去海淀桥上班，一早就在下雨，整座城市被细雨洗得清新又鲜丽，四处都闪耀着一种安宁的微光，世界为之一新。但稍一走神，你就会荡出这个安宁新世界，你会发现有一种忧郁，依然弥散于四周。
这忧郁正源于生活的规驯。对于一个还没有习惯生活之鞭的年轻人来说，这规驯永远显得过于突然，过于不留情面。而一个人要在社会中有所成就，需要真正学会接受它，如此才能获得它蝇头小利的奖赏。
约一个月前，我就是这样告诫M的。我的大意是，要忍耐，一旦度过这个煎熬期，你就会获得一种自由，那种自由如同你的脉搏，不再与你相抵触。
万万没想到，会在清早的公交车上接到T的电话。手机听筒中的嘈杂瞬间复活了城市的喧闹，仿佛外面的雨是一种错觉。T是M的大学同学，大约两年前，他们曾结伴来北京考公务员，与我相识，但此后并无联系，只是听M说过，他已经考取了天津的公务员。
“你知道吗？M出事了，”向我确认身份后，T问道，“你已经知道了吗？”
好像希望我也提前知道，或者有所会意，他要尽力避免将那个消息说出来。他的语气让我感到紧张，但我确实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和M通完电话也就半个月。
“M执勤时，出事了。”电话里一阵沉默，空洞的沉默，夹杂着城市轰鸣的电流声。
电话挂了。我已不记得自己是怎样下了公交车，但我记得这件事就像一团云雾，不高不低地漂浮在我头顶，似乎为了提醒我，一个人的死无足轻重。接着，收到了T发来的三条短信：“一天夜里，执勤时，被一辆车撞倒”“没再起得来”“他的父母已经赶过去了，单位在争取，希望能争取到‘烈士’的称号”。
第二天下班回到古城的出租屋，与房东太太闲聊，听她聊起她一个老邻居病亡的消息，我不知出于怎样的想法（一种死亡信息的交换？信任的交换？），说了M夭亡的事。
“他才23岁，大学毕业，考了一年多，刚考上公务员，干了几个月……”小屋里沉默下来，似乎我们说了太多的话，需要沉默的调剂。
在这沉默即将凝滞的时候，老太太叹息道：“你那同学，那么年轻，太可惜了……”她浮肿的脸上没再流露那易碎的笑容，她表情庄重而惋惜，足以匹配我们正在谈论的事，匹配她的叹息。
大约两三个星期后，我才将这事告诉了老白，他是我和M在北京唯一共同的朋友。我也和T一样，在告诉老白之前，并不确信他是不是已经知道，于是先问他：“你已经知道了吗？”而从那以后，M就在我和老白之间形成了一种真空，一种永远不会消失的真空。
中断联系约三年后，2011年中秋，老白突然联系，来访。那天阳光很好，老白骑着一辆笨重的电动自行车，带妻子和不足三岁的女儿，提了两盒月饼来看我。
那时我已搬到三义庙，我们在附近一家饭馆吃了饭，回到租住屋中，照相留念——照片中，老白的女儿大张着嘴巴，紧闭眼睛，一边大笑一边叫喊；老白的脸上则始终浮现着隐忍又略带羞怯的微笑，仿佛那笑容下面藏着某种尖利的东西，刺痛着他。由于小孩太闹腾，照完相没多久，他们便告辞了。
2014年夏天，我准备离开北京，才想到已有三年多没见老白了。我用老家方言拨通电话时，老白先是愣了一下，随后用普通话问我，“哪位？”
这让人有点难堪，但我还是故作轻松地说：“听不出来我是谁吗？”
老白显然没什么耐心和一个陌生人玩猜猜看的游戏，他冷冷地说：“听不出来。”
我在犹疑中报上自己的名字，他这才意味深长地“哦”了一声。我提议见面，老白在一种犹疑间，不冷不热地说可以。
第二天上午，我和爱人下地铁后没多久，一辆白色小轿车在路边停下，老白从车窗中探出头来，向我们招手。其时我们站在天桥上，正盯着地铁的出站口，就在刚刚，我还以某种洞悉一切细节的自作聪明对爱人说：“重点注意那些一家三口一块出来的人。”
这立刻显得滑稽且愚蠢。后排坐着老白的妻子和女儿——“阿姨好——叔叔好——”小姑娘向我和爱人打招呼。
瞬间，又一种惊异占领了我的大脑，仿佛他们到三义庙的事情发生在十年前，而不是三年前，当年那个喜欢发脾气的小姑娘，如今已完全脱胎换骨：齐肩的短发，黑黑的眼睛，朴素自然的衣着，漂亮，沉静，懂礼貌。只不过这双黑眼睛，还看不透我因这白色小轿车及她的巨变而产生的某种微妙的尴尬，也还看不透她爸爸那隐忍微笑中些微的变化——沉着，他的心里似乎装了许多话，每次总是小心翼翼地挑一句扔出来，看你反应，再挑下一句。但显然，并不是三年太短，而是我那时还不能充分体会三年时间的分量。
老白一边驾车带我们去吃饭，一边与我闲聊。不知是由于我的拘谨作风，还是刚才突如其来的尴尬，这谈话如同一次不合时宜的任务，显得十分局促。
老白说他做了三年的精密零件加工厂，叹息着创业的艰辛及生意的不易，但语气间始终流露着成功者的那种从容与得意，仿佛看透了一切。他还说了北京的种种糟糕与不堪，我不断附和着，以便为我将要告诉他的消息做铺垫。
我终于说起即将离京赴杭的事，老白先表现出了一点惊讶，随即就转过脸来，郑重其事地看着我说：“那是好地方，我支持你。风景美，空气好。北京空气差，压力大，买房没希望，孩子上学还要交赞助费。”又说，“北京是人精待的地方。”一口气说出这些话，仿佛是为我们的决定准备了礼物，只等我们提出来，他便和盘托出。
这也并不奇怪，从任何角度看，我们都应该早点离开北京。迟迟不离开，才显得奇怪。而老白说的每一个理由，都几乎具有真理般的正确性。老白又说，过几年他也要离开北京，他会去银川，因为他的小学同学有好几个都在那儿建立了自己的产业。他是善意的，他想把自己划在“人精”之外，同时模糊地表明，他和我们属于一种人。
吃饭的地方到了，门口停着许多电瓶车，墙根下零散地扔着竹签、废纸、砖块、塑料盆、铁丝拧成的晾衣架、枯草。老白紧贴另一辆轿车，小心翼翼地将自己的车停在路边。
我们下车，谨慎地躲着飞驰而过的电瓶车，过了马路，进了饭店，一家陕西人开的面馆——我恍然觉得，这情景多么熟悉：三个瘦小的青年，老白、M和我，小心翼翼地躲避着飞驰而过的电瓶车，过马路，走进了一家陕西面馆。
我不止一次地做过一些氛围十分相似的奇怪的梦：冬夜，外面寒风呼啸，有人在门外透过门板上的缝隙窥视我们，他看见——我和一个人瑟缩在昏暗房间（或窑洞）的土炕上；煤油灯昏暗如豆，似乎用尽了所有能量才勉强冲破黑暗的围堵；我们很惊慌，如同无助的小羊，欠起身子警惕地看着，仿佛我们的目光可以抵御入侵。但并不能，只是事情没有进展，就那样僵持着，惊慌变成惊恐。
梦醒之后，我发现梦境还是无比清晰，仿佛我还在梦中——而与我躺在一起的，正是M。
M是我的高中同学，2003年考取了位于保定的一所警官学校，我由于高考失利，留下来复读，所以直到2004年来北京上大学，我们才恢复联系。M聪明、外向、善于交际，加之保定与北京相距不远，我们的交往很快密切起来，他至少来北京找我玩过三四次，我也去过保定一次。
2005年秋天，M第一次来北京找我，我们一起挤在宿舍的单人床上，凑合了一夜。第二天，我早早起了床，没一会儿，M“咚”地一声跳下床，跑去隔壁的盥洗室上厕所。一小会儿之后，当他再次出现时，我和室友都呆在了那里，他竟然没穿内裤：黑而精瘦的腹部下方，一片黑色阴毛中间，瑟缩着微微勃起的阴茎。M大概知道我们在想什么，狡黠一笑，然后猴子一样爬上高架床，继续睡觉去了。
M就是这样的人：对于这个世界，他并不介意毫无保留。
那天下午，M带我去健德桥见一个老乡。我们下公交车后，很快就来了一个瘦小伙，两只小眼微微往外下瞥着，仿佛经受了难以想象的苦难的锤炼，但笑容十分灿烂，又让人怀疑他是否真的受过磨难。他走过来，向我笑一笑，握握手，然后直接过去搂着M的脖子，兴奋得跳起来。
这就是老白，比我和M大三两岁，是M的一个远房舅舅——但M并不叫他舅舅，而是直呼老白。老白先带我们去吃饭，喝酒——也是一家小小的陕西面馆，然后再去他上班的机械加工厂。印着红字的草绿色机器都冷冰冰地休息了，它们旁边堆满了各种形状的银光闪闪的加工成品，堆在沾满油污的地上。
天擦黑的时候，我们去了距离小加工厂并不远的一个小区，老白就住在那里。生满锈的大铁门上缀满了爬山虎，我们需要从它们那已经开始枯萎的身下的小门中钻过去，进入矗立着许多令人眩晕的高层楼房的小区。
老白租住的是地下室：先进入一个平房的入口，走下窄小而陡峭的台阶，大约三四十级，越下行就越要忍受潮湿的霉味，到底后右转，前行大约十几米才到。昏暗的灯光为每一件物品都投下了比它们自身更沉重的阴影，使空间更加拥挤，但阴影中依然散发着阴冷的气息——小屋没有因为拥挤而不再阴冷，仿佛这些挤在一起的物们欲以抱团取暖的愿望破灭了。
那天晚上，我们就住在那里，老白和M住在他的小屋里，我则被安排在斜对门的一间同样的小屋中，那是老白一个同事的租住屋，主人正好不在。
睡觉前，我们在昏暗的灯光下聊了很久，三个瘦小又单薄的毛头小子，在散发着潮湿霉味的地下室，并不认真也不知道意味着什么地聊着未来，聊着老白和M曾经的艳遇。
这多像那个梦啊，豆灯昏暗而狭窄的黑夜，外面寒风呼啸，我们躺在简陋的木板床上，有人在门外窥视，“两个世界的灵魂，最终相见，在另一个世界”：
而梦中局促的怀疑与思辨
而忧疑与惧怕，就那样
从木门的漏洞中偷窥
那么，是谁在偷窥？偷窥，是为了让我看清那将会变成一次永远的遗憾吗？
在面馆里，我们靠里找了一张橙色的小桌坐下，身后的墙壁上俯瞰般挂着一个小风扇，呼呼地吹着风，我们头发飘扬，像是大风在拥着我们奔跑。我们各自点了爱吃的面食，点了几个小菜，又给小女孩点了柳橙汁。
我问老白当初为什么会来北京。他略微顿了一下，眼睛忽然一亮，来了兴致，仿佛一阵风吹亮了火星儿：“北上啊，你要赚钱，肯定得到人多和钱多的地方，北京不就是这样的地方吗，人多，钱也多！”
老白自然算是一个小小的成功者，从最底层的工人变成了老板，这种变化不仅是外在身份的变化，更是由内而外的整体性变化，除了身份、收入、行头，还有：话语。所以他的回答像真理一般闪烁着极富优越感的微光——哪里像我大哥，只说“广州没票嘛，北京有票，所以来了”。
多数聆听者，他们需要这样的答案，因为有先见之明，才有激励性，使人确信：当一个人足够明智并做出足够艰辛的努力时，成功就是必然。
老白最津津乐道的还是他的生意经，或者说人生格言。
他反复强调，对他来说，这些格言并非空话，而是都在身体力行：“只有言行一致的人才能得到别人的尊敬。”他偶然要扳扳手指头，以显示他的郑重其事，也显示这些格言不可或缺的重要性：做生意就是不断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服务客户，服务员工；商人不赚钱是可耻的；不管学历，还是跟随的老师，或是你的技术，归根结底都是为了增加你的影响力；善待身边的每一个人，就是在投资一种无形资产……这些具有某种不可撼动的合理性的话，只要一说出来，就会释放某种鼓动性的力量，老白讲得专注而兴奋，我也听得十分认真。
这些格言深刻地武装老白，使他成了这样一种人：可以狡黠且精准地理解这些格言的现实意义，发掘这些格言可以带给他的实际价值，同时说出它们，形成自己头上的光环。
这就是成功者。所以老白询问我出书的事——书本将会以某种可以让人骄傲的形式将变动不居的光环具象化，并将其固定下来。他坦言，他在中关村图书大厦认识的一位人生导师，对他走向成功产生了十分关键的影响。他花钱上了那位导师的许多课程，也认真研读了他的主要著作。
“当你是一个一无所有的穷光蛋时，你要怎样启动你的人生？没有鸡，就借鸡生蛋。”这句话令老白十分激动，因为他今日的成功正是源于对“借鸡生蛋”这个智慧格言的践行，他的机械加工厂就诞生于亲朋好友的借款。“那时候一穷二白，拿出一万块都要命。”
不耐烦的中年女服务员将一碟陕西米皮放在我们桌上，老白的女儿飞快地夹了一筷子，吃完之后，煞有介事地问道：“这个面是不是日本人吃的啊？”
老白微笑着看了我一眼，仿佛在为女儿这个问题向我表达某种歉意。他反问：“谁说面就是日本人吃的？”他的语气在说，我们是中国人。
“那不是日本人吃是哪里人吃？”
“你是哪里人？”
孩子说：“我是北京人啊。”
老白骤然严厉起来，他没想到自己的循循善诱却将女儿引入了更可怕的歧途，赶紧斩钉截铁地说：“你不是北京人，你是甘肃人。”不像是一个判断，而是一个亟需执行的命令。他大概怕我们会以为孩子这些话源于他们的教导，他不想自己被认为过分期待北京的接纳。
饭后，出了面馆，老白看看手机，犹豫了一下，对妻子说：“去不成了，他们说今天是媒体专场，普通观众进不去。”他们说的是顺义车展。
老白于是提议送我去地铁站，车子起动后，他又犹犹豫豫说：“反正没什么事，要不去我那里看看？”
他的加工厂，位于生命科学园地铁站东面的一大片富有神秘感的厂房群中（坐地铁经过的人总能看到它们，但不知道其中发生着什么事）。其中一间敞开着大门，门内坐着一位二十来岁的年轻人，穿着被机油沾染得发黑的工装。厂房内部很高，里面摆着五六台机床，各种各样的钢材以及各种工具，很多东西上都粘着黑糊糊的机油，还有一台笨重的刷着绿漆的磅秤。老白的女儿一进门就跑到磅秤上称自己，他的妻子追过去，一边呵止，一边生拉硬拽地将女儿带出厂房去了。
厂房刚进门处，右手边是用毛玻璃隔出的一间约八九平方米的小屋子，作老白的办公室。小屋正中摆着一个简单的茶几，茶几上有一套瓷质茶具，茶几后面是一张淡绿色的布艺沙发，靠着墙。爱人跟老白的妻子和女儿去厂房外了，屋内剩下了我和老白。
“坐，我们喝点茶。”老白一边招呼我坐下，一边往热水壶里充水，“简单来说，交际的诀窍就是一根烟、一杯茶、一顿饭。”
我扭头看了看身旁空着的另半截沙发，仿佛有人坐在那里。这时候，老白也微微抬起眼睛，快速而不经意地瞟了一眼，仿佛被我发现了一个秘密，或是他发现了我的一个秘密。
我早想提起M的事，老白的老家距M家不远，他可能在回老家时见过M的亲人，或至少听说过些什么。但有一种奇怪的力量遏制着我，不让我说起这件事，似乎这样做会显得不礼貌——不是所有人都愿意记住这些往事，它们会挤占现实生活的空间。
2008年7月前后，也就是M出事前约半个月，一天早上，我在公交车上接到了M的电话。听得出来，他很落寞，开门见山地说他不喜欢那个工作，完全不符合自己的期待，他也根本融入不了同事的圈子：“只有我一个是外地人。”最后又说：“我想来北京。”
我劝阻了他，我知道考中这个公务员对M来说，是多么不容易，而放弃则只需一句话，并且他去那里上班还不足半年。我像个过来人一样劝他要多些耐心，“世上哪儿有完全如意的事情？”又告诉他要三思而后行，“再熬一阵儿，尽量去适应，再攒点积蓄，到时如果还不喜欢，再辞也不晚。”
而电话里的M，如同一头焦躁、孤独、无助的驴子，固执地表达着自己的异想天开，“我们可以和老白搭伙，开个小饭店。”
考了将近两年，M才终于考中了江苏省盐城市的公务员，属于警务体系，一到任就被分派到盐城市下辖的一个乡镇派出所。干了三两个月后，M告诉我：“如果弄不好，我可能一辈子就要在这里混，没有背景，想调回市里比上天还难。”
由于无聊又寂寞，M还找了一个当地女孩谈恋爱，但他心里清楚他们不可能在一起，因为女孩没文化也没背景，根本不符合他的择偶标准。他缺乏家庭背景，所以他希望能找到一个有家庭背景的女孩做老婆。但那个女孩的家人却很看重他，并且很认真。在那天的电话里，M也提到了这件事，声音里充满了焦躁不安，“这个事情怕不好解决。”忧心忡忡，如鲠在喉。
我并没有意识到这通大清早打来的电话意味着什么，我也无法理解M所说的“这个事怕不好解决”意味着什么。
那时我大学毕业还不足半年，也已经被枯燥的现实折磨得精疲力竭，根本无暇他顾。我知道，M的意思非常明确，如果我赞同他的想法，如果我可以暂时为他提供来京后的落脚之处，他会马上提出离职，逃离那个让他心绪黯淡又提心吊胆的南方小镇。但我没有允诺，我提供不了帮助，也不确定这是否真的出于他的深思熟虑。然而，对于M来说，我说的那些又意味着什么？
老白的办公室里，沙发和茶几对面有一张拐角办公桌，桌旁是一个小书柜，书柜中放满了人物传记、成功学以及经营管理类的书。一套米黄色封皮的胡雪岩传记，是老白最喜欢的书，“老胡是我最钦佩的人，红顶商人嘛。”
办公桌上有一个小小的金属文件架，其中放着文件——就是在它们中间，老白抽出了两页A4纸，上面印满了他吃饭时向我阐述过的生意经和人生格言。
办公桌旁的墙上挂着一个简陋的木边玻璃画框，其中嵌着一张纸，纸上是一首楷体印刷字的格言：“为人不可贪，为商不可奸。手中若有钱，善事做在先。”如果老白坐在办公桌后面，只需微微抬头或眼睛略微斜一下，就可以看到这四句格言。
我问老白，这是不是他自己编的座右铭。老白略带羞涩地笑了一下，仿佛为被我误认为是这几句格言的作者而感到抱歉，但也无所谓，毕竟其中有他的创造，他没有故意掠人之美。
“你觉得这几句话怎么样？”但我甚至还没回答，老白就讲起了它们的来历，“这其实是胡雪岩的红颜知己写给胡雪岩的，我改了几个字，原话的前两句和这个一样，后两句是：若想做善事，手中先有钱。”他停顿了一下，依然微笑着看我一眼，仿佛要从我的眼睛里看出我对他的谈论是否感兴趣。
我确实感兴趣，所以他继续讲解这两处小小改动背后的深意。“为什么这样改呢？”设问，以便强调，“如果按原话，你挂在办公室里，给别人的感觉是，这个人做事的目的就是赚钱，不好。而改后的这句话，给人的感觉就是，赚钱并非首要目的，甚至不是目的，这样的说法很多人比较能接受。”
现在的加工厂做起来太累，老白希望也能像他的导师那样，通过自己的经验和理念，以及由之形成的影响力来赚钱，比如给这个行业的小老板传授创业、管理、业务经验，给他们一些有用的指导，做顾问。他希望成为一个可以将知识和思想变现的人。“比如，像你们这样，不用那么辛苦地整天跑着跟客户谈判，就可以赚钱，靠这里。”他指了指自己的脑袋，“太辛苦，你是不知道，刚开始跑坏了一辆电动车，后来换了摩托车，一年时间也跑了个稀巴烂，最后没办法才买了小车，现在每天还要跑一百多公里。”老白说，“不跑，你就没单子做。”
这就是老白想出书的原因。我不知道这个设想行不行，但还是向他介绍了出版一本书的大致流程。听完后，老白愉快地说：“今天和你见面的收获，就是对出书这件事了解了，这就是价值啊。”下午离开前，同样的话，他又说了一遍。
老白不止一次提起让他受惠的那位人生导师的建议，开设博客、申请电子邮箱、更换一个尊贵的手机号码，所以回家后，我上网找到了老白的博客。
他博客上有限的几篇博文中，置顶的一篇讲述了一个听上去真实可信的励志故事：我，自幼家庭贫困，在童年时就对致富很渴望，2007年开始，在外打工七年，好不容易存了3万块钱，可刚过完春节，操劳一生的亲爱的父亲突然离我而去，安葬完父亲，国庆节期间我又结了婚，出过彩礼钱之后，我几乎身无分文……2010年11月，我在北京中关村图书大厦买了一本《普通百姓致富之路》……我决定自己创业，首先就是借鸡生蛋，借钱开厂……
一个身无分文的初中毕业生通过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当起了老板。这个故事数学公式一般，精确地充实了成功学的内涵。老白说，这篇博文发布之后，真有不少人打电话问他情况真假，其中好几个人后来成了他的朋友。“有一个人，也是一家机械加工作坊的小老板，在业务的发展上遇到了问题，三番五次请我去作指导。”还有一个人，因为被这个故事激励，认可老白的理念，至今自愿不要薪水，在他的加工厂里当学徒——他希望有朝一日，自己也能学到老白的本事，成就一番事业。
我突然想到，在探讨出自胡雪岩传记的那四句格言时，老白突然问我觉得怎么样，我附和了一声，紧接着，老白目光略微一晃，就开始讲解其中的深意——那附和似乎太无足轻重，太微弱，以至于都没来得及说，没有传递给老白。我想，如果当时M也在旁边，老白可能会得到完全满意的回应，M和老白更能相互理解，在某些方面，他们更是一类人。
下午，老白开车送我们去地铁站。轿车缓缓绕行，好几分钟才绕出那片到处飘着塑料袋和废纸片的灰色厂房区。因为周末，大多数厂房都关着门，但几乎每家门前都停着一辆国产小汽车。这些车中的绝大多数，也和老白的车一样，用着周边哪个省份的外地牌照——这意味着，开这些车的人外出谈判，需要见缝插针，躲开限行区域和限行时段。
一家厂房门口放着一只不足两立方米的铁笼，里面养着两只凶狠的大狼狗，它们不停地在铁笼里左右移动，喉咙里发着焦躁的低吼。它们的存在，使整条巷子都散发着浓烈的狼狗的尿骚味。
厂区的大门口，竟然还有一家简陋的超市和几家小饭店，但似乎均无人光顾。一溜的水泥路上，到处都是废弃的塑料袋、包装纸、快餐盒及一次性筷子。太阳在天上明晃晃地照着，看店的人躲在石棉瓦小屋的阴凉里，饶有兴味地看着出进的车辆，从眼神看，他们应该会对看到的每辆车评头品足，并猜测车上那些小老板的家产。
我小心翼翼地叹口气，叫了一声老白，老白像是被什么蜇了一下，快速看了我一眼，然后沉默着继续开车。过了一会儿，老白也叹了一口气，说：“要是扁扁在就好了，我们三个好好谝一谝。”
扁扁是M的小名。终于，我们还是说起了这个已经成为某种真空的人。我紧接着问他有没有见过M的家人，老白说自那以后就没见过，“听说全家都搬到新疆去了。”
这时候，老白的妻子插话说：“他们一家人到现在都放不下这个事，打击太大了。”老白又说：“可惜扁扁这个小伙子了。”
仿佛大家都在等有人挑起这个话题，仿佛这个话题可以使我和老白已无比生疏的关系更亲近一些。短暂的沉默之后，老白的妻子又说：“实际上，当年，家里人就劝他找个普通工作算了，不见得非要考公务员，可扁扁心高，自己非要考。”
社会的教育已经使不少人成了那么一种动物，一种即便是公务员这三个字，也会让他感到兴奋和安心的动物，不是吗？
这就是M曾经面临的窘境。就我所知，从毕业开始，他在近两年的时间里，至少在以下这些地方参加过公务员考试：大学毕业地河北，临近的天津，富裕的广州，有亲人在那里打工的新疆，自己的家乡甘肃，首都北京，最终考中了似乎没有什么关联的江苏省盐城市的一个职位。公务员对他来说太重要了，但当抵达盐城，并被分派到一个下辖乡镇派出所的时候，他才发现，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得来的东西，与想象和传说中的样子，相差太远。
或者，更客观，也更冷酷地说，公务员的远大前程（其中包括荣耀和权力，它们往往是最强效的梦想放大器和人生兴奋剂）给了他过于不切实际的期望。生活最大的困难就在这里：如何判断你自己。
老白说M出事前一星期，也给他打了电话，那天雨很大，他下班回来，还没有进屋，就躲在屋檐下，一边是空无一人的地上落着哗哗的大雨，一边是他们一南一北的电话。他们说了很久，他一边聊一边看着黑暗在大雨中弥漫，加重。
M告诉老白的，和他告诉我的大体一样，他想来北京和老白合伙开个小饭馆。“但谁能料到，那是最后一次通话。”老白说自小就与M认识，一起玩，有时候他们找一个山峁，面向黄土高原的深沟大壑，蹲在荒凉的黄土地上，一边拉屎一边聊理想，“扁扁看着面前一溜一溜的山坡，说长大了可以把这些山承包过来，搞点啥小生意。”
那时候，有谁会想到一个叫北京的地方，又有谁会知道一个叫盐城的地方？生活就像在黑暗中行走，所以当M焦躁地隐忍着那么多屈辱，终于考中一个小公务员的职位时，如何能想到等他的是什么。
“要是扁扁在，多好，”我下车前，老白又一次叹息，“我们三个可以好好谝一谝。”
有一件事，我始终没有告诉老白。
2008年M出事不久后的一天，我和爱人在地铁1号线上，忽然看到一个二十来岁的青年男子，他是多么的像M啊，像得一旦看见就令人难忘：精瘦，肤色偏黑，短发修理得自然又利落；黑色的皮鞋，深蓝的修身裤，黑色的休闲夹克；一个人坐在靠门的座位上，神情悲伤而自尊；眼神飘忽而略显疲惫，犹如快要熄灭的火，尽力聚集着剩余的所有能量——正像一个刚参加完公务员考试的人。
我几乎呆在了那里，过了好一会儿，我碰碰爱人，让她看看，她也呆在了那里，那不是别人，就是她曾经见过的M。有那么一瞬间，他神情忧郁而淡漠地瞥了我们一眼，并没有说话——他不可能说话，除非M出事的消息不实。那如同陌生人的随意一瞥，仿佛投过来两粒即将熄灭却还火热的炭，一下子灼伤了我的心。
我顿时感到无比难过，我的心快速跳动着，催促我上去与他相认。然而，我终究没敢上去，我不敢相信M出事的消息是假的——而他，再也没有投来那忧郁而悲伤的一瞥。几站的路程，十几分钟的时间里，再也没有。
接着，传来了报站声，“公主坟到了”，我被一种力量推着，跟随人流涌下了地铁。刚出地铁门，我就意识到错过了，但同时又想，或许下次还会遇到，如果再遇到，我一定上去相认——然而，没有下次，此后再也没有遇见过。
他以如此的方式回闪，为了什么？是为了用那不可思议的相像和极度忧郁的眼神，加深我对他的记忆吗？
2007年初冬，我们最后一次在北京见面，他刚参加完一场公务员考试，就是这样的着装，就是这个样子。我穿着一双褐色皮鞋，一件黑色的半长款呢大衣，里面是休闲西装，衬衣，去万寿寺公交站送他离京。
那天阳光很好，他突然停下脚步，转过身来，看着我说：“我们个头不高，就要穿这种长款衣服，这样好。”眼睛明亮，说得如此郑重其事，就像早已知道那是永别。
（本文选自上海文艺出版社《异乡人：我在北京这十年》，略有删减）
狗仔卡
发表于 2023-4-2 09:26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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