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湖水、淤泥、微生物、树木、害虫，乃至人造坟墓，虽然它们没有自己的自由意志，但对我们是有影响的，迫使人们必须采取相应的行动。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其亮，来自香港树仁大学，非常有幸能跟大家分享我的研究《人民的西湖》。
我为什么会做这个研究呢？除了因为我是西湖的粉丝之外，更重要的是我在2010年左右偶然听到了一个关于花港观鱼的故事。
花港观鱼是所谓的“西湖十景”之一，是一个文化遗产，但它其实是1953年左右才建造的一个非常新的公园，而且它是按照现代化的西方景观理论设计的。
这是花港观鱼公园的设计图，刊登于1959年的《建筑学报》，上面绘有等高线，这和古代中国士大夫的造园方式完全不同。
这个故事让我意识到，西湖既是文化传统的一部分，也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重新塑造的产物，所以我就有了这样一个研究。
为什么花港观鱼这样的工程会在杭州展开？这与共和国初期杭州的地位有关，那时杭州的政治意义非常重要，是中国的内政外交活动很集中的地方。
从1953年到1975年，毛泽东到过杭州44次，几乎每年两次。毛主席称杭州是“第二故乡”，他身边的人开玩笑说杭州是中国的“第二首都”。这段时期恐怕是杭州历史上自南宋以来地位最高的时候。
西湖边发生过很多外交活动，很多重要的外国领导人到访过这里。比如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只去了三个城市，北京、上海自不待言，第三个就是杭州。
这张照片是在小瀛洲拍的，当时他住在西湖西岸的刘庄，也就是现在的国宾馆。
周总理把杭州视作“中国的日内瓦”，因为有山有湖，特别像日内瓦，他认为以后可以作为召开国际会议的地方。一些苏联专家和中国的领导则称杭州是“中国的克里米亚”，是领导人休憩疗养、文化娱乐的胜地，这也是杭州有那么多疗养院和招待所的原因。
拯救正在消失的西湖
相较于杭州当时无与伦比的政治重要性，它的基础设施明显是不足的。1950年左右，西湖的平均深度只剩下50厘米，大部分水面不能行船，有些地方湖水清澈见底。
事实上，西湖从唐朝开始每过一百多年必须经历一次大规模疏浚，否则就会沼泽化。这三张图是日本学者做的，可以很明显地看到，自南宋以来西湖的面积在不断缩小，如果没有每一百多年一次的疏浚，它可能就消失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西湖其实是一个人工湖。
从1800年到1950年，西湖已经150年没有疏浚过了，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步。所以1952年，杭州政府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发起西湖疏浚工程，这是西湖改造工作的重中之重。
当时的计划是挖深至两米多，但后来没有实现，1958年的最终成果是西湖的水体平均达到1.8米。这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工程量了，因为1950年代科学技术是很落后的，所以政府运用了社会动员的方式。
最早采用的办法是动员失业市民参加“以工代赈”项目。解放后西湖的旅游业式微，出现了大量失业劳动力，很多杭州市民要靠这种方式继续生活下去。他们付出劳动，政府向他们提供粮食而不是现金，因为建国初期人民币的币值不是那么稳定。
另外政府还发动周边农民参加浚湖工程，还有鼓励青少年以及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工厂工人参加义务劳动，展现社会主义人民的思想觉悟。这个工程成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展示舞台，就是社会动员，集中力量办大事。
当然劳动力只解决了问题的一部分，最后清淤主要依靠的还是大型机械，然后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挖出的淤泥要怎么处理？
首先是在西湖边上征收了好多农田用来堆积淤泥，花港观鱼公园就是在淤泥堆积处开始修建的。有一些淤泥运到了更远的地方，更有一些被运到了萧山及周边农场作肥料。当时有一种说法，在淤泥灌溉过的农田种东西可以长成三倍那么大，不知道这种传说是哪里来的。
有时候计划得非常好，但结果却总是不尽如人意。清淤工程没有带来想象中的一泓清水，反而导致了更严重的污染。
1958年西湖出现了持续50天的赤潮，水都是红的，非常令人尴尬，毕竟这里经常要接待国家领导人和世界各地的访问者。
引发赤潮的原因几十年都没有定论。有一种说法认为疏浚工程去除了湖底大量淤泥的同时，也把里面的水生物消灭了，蓝藻失去天敌后就开始大量繁殖，导致了赤潮。
所以，蓝藻也是这次改造工程的一个看不见的受益者，这也意味着像疏浚西湖这样投入巨大的公共项目很难完全达到预期目的。
类似这个故事中的人与非人之间的博弈或纠缠贯穿了我整个研究的始终，西湖周边的植树造林工程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西湖造林成败
西湖周边有6万亩山林，但是在过去数十年的战争中被大量砍伐破坏，到了解放初期时情况非常糟糕，只剩下荒山秃岭。
一方面很不好看，另一方面水土流失会影响西湖的水质，所以西湖周边的地方政府和省政府都积极参与到了绿化荒山的工作中。解放才半年就成立了西湖山区护林委员会，有102个护林小组，参加的村民超过2000人。
因地造林
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工程，当时采用的办法有两种。一种叫封山育林，就是把山封起来，除了某些月份允许村民进山捡柴之外，其他活动都暂停。第二个是人工造林，这是解决问题的主要办法，西湖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山地是通过人工造林恢复的绿色景观。
西湖山区的人工造林有一个很特殊的情况是树种的选择。他们选择种植马尾松既有生物上的原因，也有文化传承的因素。
马尾松长得快，耐寒、耐旱，在土地贫瘠的高山上容易成活。而且它的树干很直，非常适合作为木材林，当然西湖山林主要是作为环境林，用来保护水土。
文化上的原因是杭州与松树有很深的历史联系。当时研究者花了很大功夫，引用了很多诗词来表现，杭州自古以来就和松树息息相关。比如白居易写过“松排山面千重翠”“拂城松树一千株”，苏东坡也写过“古松攀龙蛇”[1]。
其实在合适的地方种植合适的物种这个思想，在共和国时期一直存在。在云栖选择竹子，所以我们有“云栖竹径”；在满觉陇选择桂花，所以有了“满陇桂雨”，这都是历史传承，不光是绿化的问题。
自造难题
尽管政府有强大的动员能力，并且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但是造林还是遇到了很多困难，而且是杭州本地特有的。
首先是产权关系模糊的问题。西湖周边的很多山地以前都是庙产，这跟杭州以前的城市定位有关系，杭州旧称“东南佛国”，是东南地区的宗教中心，寺庙众多。
现在很多寺庙已经消失了，比如曾经的“杭州四大丛林”，有两个已经没有了，剩下的两个我们比较了解，一个是灵隐寺，另一个是净慈寺。
寺庙占有了大量山林，但在建国后很多僧人都逃亡和还俗了，很多寺庙被改造，导致寺占土地的所有权出现了空白。当地村民自然而然地就把它们占了，后来农民合作化变成了生产队，那就变成了生产队的地。
他们后来又更进一步合作化变成了人民公社，西湖人民公社明确规定山林所有权归国家，所以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村民已经种树并且已有收成，那树林应该归谁？这个冲突是伴随着集体化的进程而愈演愈烈的，甚至出现了村民不愿交出树林而毁林的现象。
茶园与山林争地的现象也是杭州特有的。杭州是一个产茶中心，但在1949年后刚开始要绿化山林时，茶的重要性还没有那么大，当时有很多茶农向人大代表反映自己的茶园被造林的人占了。
▲ 龙井茶园
但后来杭州茶的重要性凸显了出来，因为周恩来总理喜欢送外宾龙井茶作为国礼，而西湖山区梅家坞的龙井茶正是茶叶中的精品。周总理对梅家坞特别熟悉，不光带外宾参观过，甚至可以叫出许多梅家坞茶农的名字。
所以茶农又获得了一定的优势，梅家坞这样的茶园要扩张就在所难免。还有一些私下进行的不合法的扩张，一份1964年的政府报告里提到，林茶用地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很多茶农想扩建茶园，他们也知道这是不合法的，于是就偷偷地一小块一小块地蚕食树林。茶农这种游击式的、小规模侵占的做法，政府很难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
科学造林是从普鲁士开始的，历史早已证明人工的单一林在病虫害面前几乎不堪一击。当马尾松占到整个西湖 6 万亩山林的 70% 以上的时候，因为缺乏生物多样性，发生虫害的危险性也成倍地增长。
到了1968年时，西湖山林的松毛虫害看上去非常恐怖，有些树一棵树上就有1400多条虫，密集恐惧症看了肯定受不了。松毛虫所到之处就像被火烧过一样红，严重的地区松林成片枯死。
在缺乏农药和机械技术的情况下，政府想到的办法是什么？发动群众手工捉虫，按捉虫数量给予奖励，又是我们了解的集中力量办大事。
但是群众也有自己的想法，他们捉大虫，不捉小虫；捉矮树，不捉高树；捉容易的，不捉难的，所以虫害根本无法解决。这都是普通人的正常反应，趋利避害。就像高王凌写的中国农民的“反行为”[2]，他们并不是真的要反对什么，只是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这是中国农民的一种比较持久的想法。
到了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另外一种虫又进来了，日本松干蚧。这是一个外来入侵物种，50年代的时候在山东就已经有零星发现，到了60年代末至70年代，它演变成了杭州地区的一个巨大灾难，从西湖地区扩展到了萧山、余杭等各个郊区。
到1980年初，西湖景区有466万株松树受害，233万株被砍掉，损失无比巨大。所以西湖周边的马尾松事实上有一个减少的过程，从70%多下降到60%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件好事，意味着生物多样性提高了。
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什么？西湖改造的成功恰恰制造了麻烦，造林中遇到的麻烦和挑战本身就是西湖改造计划所带来的后果。
狗仔卡
发表于 2023-4-1 07:34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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