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3月20日下午2点，在上海昌平路的大众殡仪馆，一支60多辆由各个车行汽车组成的出丧车队，浩浩荡荡地沿胶州路、新闸路向虹口区驶去，他们在为一个叫诸林根的司机送行，队伍中有人高举遗像，有人满脸肃穆，还有人高喊口号，沿途围满了群众，与其说这是一场送别倒不如说更像是游行。诸林根是谁？为什么他的去世能引起如此大的轰动？
20世纪30年代，位于上海市区东北方的虹口区是国际公共租界。虽为公共租界，但经过20年代日本对虹口的大规模移民，这里早已“东洋化”。1937 年年底，随着国民党军队的撤退，上海一大部分租界都被日军控制，虹口区就是其中的一个。日军以虹口区有大量日本人为由，在虹口区设置了一个全由日本人担任警察的警区，虹口区至此彻底纳入日本人的势力范围内。为了保障虹口区的交通，日方与云飞、泰来两家公司合作，允许他们在这里经营民间交通的生意。
日军攻占上海
1939年3月5日，夜晚的上海灯火通明。九点三十分，两个日本男子和一汉奸翻译在南京路新亚酒楼吃完饭后，打电话给云飞公司叫其派遣出租车载他们去虹口。云飞公司让司机戎定善接这单活。可戎定善一去不复返，两天后，警察在虹口吉林路的一间房子内发现了戎定善的尸体。尸体脖子上满是勒痕，身上银钱也都被搜刮干净，人们猜测或许是劫匪所为。戎定善被害案尚未侦破，七天后的3月12日早晨6点，警察在沪东定海路又发现一具出租车司机的尸体，头上带有枪伤。根据其驾照上的名字，人们才得知此人叫秦公成。没想到四天之后再起凶案。3月16日晚，泰来汽车公司接到单子，说一工程师要乘车去上班，泰来便派诸林根开车前去。中途诸林根接了个虹口区的单子，结果次日人们就发现诸林根的尸体被丢弃在新记浜路旁，死因是割喉外加刺刀穿透脑膜。这些遇害司机的共同特点在于他们的顾客都直接或间接与日本人有联系，司机身上都是致命伤，凶手使用的武器多为日军装备。
此时的日军正在虹口大肆暗杀、逮捕抗日志士，于是人们断定，是日本行动队在雇佣完出租车司机后，为掩盖机密，便将他们杀了灭口。对此云飞、泰来两公司的司机义愤填膺，在《译报》上发表《全体出差司机拒驶被占区宣言》：“敌人有计划的残害我同胞……最近十日以来，汽车司机戎定善、诸林根等三人遭残害，惨不忍言。吾全体司机一律拒绝驶往敌区。……望各界同胞予以同情援助！”
不到两周，就有3位司机接连遇害，这激起了上海市民的怒火，也得到了中共的关注。中共江苏省委经过讨论后决定，让上海地下党组织起出租车行业的工人们，在诸林根的出丧仪式上发动一场爱国游行，打击日本人的嚣张气焰。
中共在上海工人群体中早就做好了安排。1937年10月，中共中央就派刘宁一到上海出租汽车行业开展工作。刘宁一到上海后，进行了一系列调查，他发现出租车司机在与公司的劳资关系中常常因不熟悉相关条款制度而处于弱势地位。上海地下党就派人在诸如云飞这类大型租车公司内部开设夜校，帮助司机们提高文化素养和培养爱国信念。共产主义观点和抗日救亡的理念很快受到司机群体的欢迎，他们当中不少人都加入了共产党。1938年，刘宁一召集银色、云飞、泰来、祥生四家出租车公司的工人代表，组建起四行联盟。四行联盟除了平时替司机讨薪维权，还秘密组织司机们参与为前线捐款等活动。
惨案发生后，上海党组织迅速作出指示，让四行联盟中的出租车司机拒驶日本占领区，成员们纷纷响应号召并表示：“不是为了今后多得些金钱，而是为了国家、民族、自身的人格，再也不肯昧着良心去当侵略者的帮凶，再也不肯为侵略者做牺牲品了。”上海党组织同时正式决定3月20号借着出殡活动组织游行，以此唤醒上海市民的爱国精神。
在中共上海党组织的筹备下，1939年3月20日上午8点，在昌平路大众殡仪馆，遇害司机诸林根的追悼大会如期举行。平时与诸林根关系要好的工友们纷纷送上鲜花吊唁，各个出租车公司的司机、党员、爱心市民共计800多人参加了追悼会。在会上，云飞公司和泰来公司管理人员也对诸林根的遇害表示惋惜，并发放了抚恤金。
下午2点追悼会结束，由诸林根的灵车和60 辆来自出租车公司的汽车组成的送葬队伍从殡仪馆缓缓出发。车队后面跟着长长的送葬队伍，人们手上举着用白布红字制成的标语，如：“诸林根死在谁手里？”“遗恨必雪、杀身成仁、忠义不屈、民族共愤、勿忘复仇”“我们的人是怎么死的？”“我们要复仇”，等等。围观市民也很快被这股悲怆、激愤的情绪所感染，送行队伍越来越大，越拉越长。经过英美租界时，英国巡捕紧张地架起机枪，拉起防线，试图阻止人群，但很快就都在人们的指责声中灰溜溜地逃走了。在出丧途中，凡是路过的出租车站门前都设路祭以表哀悼。围观的市民感叹道：“如果大家都像出租汽车司机那样热心、爱国，那中国就不会亡国了。”
上海租界的老洋房
这场游行没有将“反抗日本”“抗日到底”这类爱国口号挂在嘴边，因此并未受到日寇攻击。但游行仍然表达了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精神，为饱受日寇欺辱的上海人狠狠地出了口气。正如事后刘宁一在《每日译报》上所点评的那样：“汽车司机们的这一行动，表达了他们自己的志气，表明了中华民族的精神。”
上海市民之所以敢在日寇控制下的上海参加游行，一是同情诸林根等遇害司机的悲惨遭遇，二是痛恨日本人自控制上海以来的诸多暴行。1937年8月，日军占领虹口、闸北等地后，就对上海平民实施了无差别屠杀。从保定路到华徳路，近200人被日军杀害，遇难者遗骸四处散落在街道上。在全面接管上海后，日方又指使特务和汉奸暗杀、绑架爱国人士。因此此次大游行，不仅是上海人民长久压抑在残暴统治下的发泄，更是带着爱国之情、仇日之意的高声呐喊。
参考文献
1、董慧：《抗日救亡史上的悲壮一幕——1939年上海出租汽车工人“抬棺大游行”运动研究》，东华大学2018年硕士学位论文。
2、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工人运动史研究室编：《回忆“四行联盟”和汽车司机大出丧斗争》，《上海工运史研究资料》1982年第1期。
（作者：浩然文史·天上白玉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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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3-17 08:32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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