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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满江红》将观众带回到那个宋金对峙、岳飞冤死的时代中。不过,电影中一些出场人物的身份关系还是会令人一头雾水,比如秦桧身边的两个“相府总管”缘何能够佩刀着甲,男主所在的“亲兵营”又是怎么样的一支部队?这就不得不提南宋初年的亲兵制度。
电影《满江红》中,小兵张大与亲兵营副统领孙均。来源/电影《满江红》预告片
亲兵作为武将的私人亲信武力, 广泛存在于中国历史中,自春秋战国以来,历朝历代都有贵族豢养“私兵”的案例。直到南北朝时,北周宇文氏政权推行“府兵制”,才逐渐养成了“将并不典兵”的政治惯例。隋唐时期,很多封疆大吏身边也有一些带有亲兵性质的“傔从” “别奏” 用以护卫或作战,但数量都不多,如纵横西域的名将高仙芝身边的“傔从”也不过三十余人。
唐末乱世之中,各藩镇的节度使为了壮大声势、吞并异己,一度“广置帐下亲兵”,直到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后,豢养亲兵便成为北宋初年不可触碰的“政治红线”。赵匡胤不仅颁布诏书公开禁止禁军将领“选中军骁勇者自为牙队(亲兵)”,更多次对敢于阳奉阴违的心腹将领痛下杀手。
不过,赵匡胤的禁令仅局限于汴梁城中,驻守边关的武将已经可以凭借“回易”(跨境贸易)的丰厚收益,继续畜养亲兵以为爪牙。这一局面,直至宋太宗赵光义登基之后、太平兴国二年(977)下诏禁止武将进行回易,才基本铲除了边防将领设置亲兵的经济基础。
然而,禁止武将设置亲兵的做法并不符合中国古代的军事规律。毕竟,在很难拉开装备代差的冷兵器时代,一场战斗的胜负往往更多取决于士兵的战斗意志。由于没有亲兵奋勇先登,北宋军队的普通士兵大多在战斗中并不积极。在局势不利之时,没有亲兵弹压的普通士兵往往会大举溃散。在混乱之中,没有亲兵护卫的主将更形同插标卖首。北宋在与辽、西夏的战斗中,不断有高级将领战死或被俘,很大程度与禁止设置亲兵有着直接关系。
在大臣们的不断进言下,宋仁宗赵祯最终同意恢复亲兵,但这些士兵不能是前线将领自行招募,只能由皇帝从禁军中选派。然而,这些来自汴梁的“中央军”不仅战斗力低下,很难与一线将士荣辱与共。因此,除了彰显一下皇帝对某位大臣或将领的恩宠之外,并不能挽回北宋在军事上的颓势。讽刺的是,就在北宋历代皇帝在亲兵问题上不肯松口的同时,官僚集团却在另一个方面找到了突破口,那便是“虞候”制度。
虞候,本是周代管理水泽的官职,南北朝时期演化为掌管侦察、内卫的军职。到了宋代,虞候则转变为军中的参谋类职务。由于虞候并无实权,且可以从民间直接聘任,是以,很快便被市井无赖视为混入官场的捷径。《宋会要辑稿》更收录了多条虞候们在上级官员的明示、暗示之下,投机倒把、收受贿赂的恶行。因此,《水浒传》虽然成书于元末,但其中对陆谦等几个虞候的塑造可谓北宋末年的写照。
宋徽宗赵佶执政时期的政治腐败,令“虞候”们更加肆无忌惮,除了替主子出谋划策之外,更时常干些“火烧草料场”之类的脏活儿。南宋时期,更出现了专门向官府输送虞候的“行老”(职业介绍所)。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日益泛滥的虞候,可谓各级官员的“政治亲兵”。电影《满江红》中那两位秦桧帐下的相府总管,便是真实历史上为虎作伥的虞候们的集体写照。
“靖康之难”的爆发,令北宋宣告灭亡。面对来势汹汹的女真铁骑,此前那些不允许武将招募亲兵的“祖宗之法”,不仅不合时宜,更无从实施。为了最大限度的调动各路抗金武装,南宋不得不赋予各路抗金将帅以极大的军事自主权。而大浪淘沙之下,一度纷乱的南宋国防力量也逐渐形成了以韩世忠、岳飞为首的“中兴四将”。
“中兴四将”之所以能够在抗金战场上脱颖而出,除了其自身的军事才能和各种机缘巧合之外,很大程度上缘于其各自组建了一支精锐敢战的亲兵武装。曾任兵部侍郎的陈良翰事后总结称:“中兴之初,诸将领兵者皆别选精锐数百人,自为一军,优其廪犒,以故骁勇竞劝,所向有功,韩世忠所谓背嵬,张俊所谓亲随,刘光世所谓部落是也。”
张俊的“亲随”和刘光世的“部落”在历史上均没有留下太多记载。韩世忠的“背嵬”成为后世精锐部队的代名词。“背嵬”一词的本意,是指“大将之酒瓶必令亲信人负之”。但韩世忠的这支“背嵬军”的规模可能不止数百人。毕竟宋高宗赵构曾亲自检阅过这支部队,并称赞此军“极骁健”。
与韩世忠、张俊、刘光世相比,鄂州作为岳飞所部的大本营,兵力更为雄厚。各军番号便有背嵬军、前军、右军、中军,左军、后军、游奕军、踏白军、选锋军、胜捷军、破敌军、水军等。其中“背嵬军”便是岳飞仿效韩世忠军而设置的精锐亲军,史载仅骑兵便有八千多人。正是因为亲手建立起了这样纪律严明、能打硬仗的部队,岳飞虽官位稍低于韩世忠和张俊,却始终是对金战争的主力和中坚。
值得一提的是,岳飞帐下亲兵的待遇未必比其他兵员更为优厚。如一个名叫郭进的亲兵,因为每次打的饭都吃不饱,便干脆自制了一把大马杓,而在攻打莫邪关的战斗中,他却能手持马枪奋勇先登。郭进能有这样的表现,固然是因为其自身“勇有膂力”,也离不开岳飞以身作则的人格魅力。
最能体现岳飞亲兵部队整体战斗力的自然是公元1140年的“郾城之战”,由于岳飞北伐中原的计划得不到宋高宗的支持以及其他将领的配合,岳家军成为一支孤军。金军统帅完颜宗弼(即金兀术)得知这一消息,感觉有机可乘,决定集中优势兵力,一举在郾城端掉岳飞的帅府。
七月八日,完颜宗弼率金军主力倾巢出动,以万余铁骑作为两翼抄近道奔袭岳家军帅府所在地郾城。其时,岳飞帅府可用的军队主要是岳飞之子岳云率领的精锐亲兵“背嵬军”,以及姚政率领的“游奕军”。面对来势汹汹的金军,兵力处于劣势的岳飞所部从容应对,迅速调整了战略部署。
两军在申时(下午三时至五时)正式交战,此时天气炎热,金军远程奔袭,体能消耗比较大,岳飞随即命岳云率“背嵬军”冲击兀术大军两翼的精锐骑兵,并严令岳云说:“必胜而后返,如不用命,吾先斩汝矣!”岳云领命,带着“背嵬军”冲入敌阵,很快瓦解了对方的攻势。
完颜宗弼并不甘心就此失败,他想趁宋军援兵未到之时,于七月十日再一次夜袭郾城。傍晚,金军派出一千骑兵作为先头部队向郾城奔去,其他大军尾随跟进。这时“背嵬军”的骑兵首领王刚正带领五十骑负责外围放哨,侦察敌情。王刚见金军来袭,一面迅速派兵回帅府报告军情,一面率部立即投入战斗。他快速突入敌阵,斩杀金军禆将。
金军偷袭的消息传到郾城,岳飞披甲执锐,传令各军立刻出发,抵达战场之后,岳飞更是身先士卒,直接驰入敌阵。斩杀金军的统帅阿李朵孛堇。“背嵬军”借此良机奋力杀敌。经过三天两次对战,岳飞所部最终以少胜多,取得郾城大捷。完颜宗弼不得不感叹:“自我起北方以来,未有如今日之挫衄。”其麾下的士卒更哀叹:“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然而,武将拥有强大的亲兵武装,自古便被封建王权视为威胁。更何况,随着宋金进入战略拉锯阶段后,自感没有生命危险的宋高宗赵构逐渐沉醉于“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的温柔乡中,逐渐对抗金失去了兴趣。在他的心目中,力主抗金、反对和议苟安的岳飞与韩世忠便从“国之干城”变成了“心腹大患”。
早在绍兴八年(1138),宋高宗赵构已计划着采用“抚循偏裨”的方式削弱大将的实权,只是由于当年岁末宋金和议,最终因金国单方面撕毁和约而破裂。宋高宗赵构与秦桧“欲撤武备,尽夺诸将兵权”,最终只能暂时搁置。
到绍兴十一年(1141),随着局势趋于缓和,宋高宗赵构又积极与秦桧密谋,决定将岳飞、韩世忠和张俊三人召到临安,一面以盛宴款待,一面发表韩世忠和张俊任枢密使,岳飞任枢密副使,剥夺他们的兵柄,完成了所谓的“第二次杯酒释兵权”。
在岳飞、韩世忠、张俊三个交出兵权其麾下的部队被迅速拆解。如岳飞被解除兵权之后,其部队便被分拆为王贵和张宪两支部队。其后,秦桧又利用张宪前往镇江枢密行府参谒之机,将他逮捕,并设置冤狱,杀害岳飞、张宪和岳云。张俊虽然充当宋高宗和秦桧的帮凶,谋害岳飞,排挤韩世忠,仍逃脱不了罢官闲废的下场。他的余部建康府大军,由都统制王德统辖,秦桧又利用王德和张俊的矛盾,罢免了一批张俊在军中的亲信。
随着岳飞、韩世忠、张俊等部被大规模缩减,南宋正规军的兵力骤减。在三大帅罢兵权前,南宋野战军总兵力达35万人以上,但至绍兴十二年(1142),却减至约21万人。与此同时,秦桧以“任将帅,必选驽才”的方针,不断在军中扶植自己的亲信。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大多数宋军将领也失去了锐意进取的精神。一时间,“恐其有谋起兵,问己之罪,故诸帅皆贪污,士气不振”。
就在野战军大幅削减的同时,拱卫宋高宗赵构和秦桧等达官显贵的禁军数量却节节攀升。绍兴五年(1135),宋高宗赵构的近卫军——“殿前班值”仅九百余人,侍卫步军司、马军司也各有六百余人而已。直至岳飞等人被罢兵权之后,其麾下最精锐的亲兵部队被悉数调入临安。宋高宗赵构的近卫军才进入了扩编的快车道,一度达到“兵籍为天下冠”的七万余人。
但随着宋高宗赵构与秦桧之间君权与相权的矛盾日益激化,这支武装力量也成为两人争夺的焦点。从法理上来说,绍兴和议后,秦桧在长达十余年的时间里独任宰相,还兼任着枢密院使,完全可以越过皇帝,行驶军队的调拨权。
绍兴二十二年(1152),浙江衢州地区发生农民起义,秦桧便没有禀报宋高宗赵构的情况下,擅自调动近卫军——殿前司将官辛立率一千人前去镇压。政治地位相当于太子的晋安郡王赵昚得到消息,连忙进宫禀报,宋高宗赵构大惊之下,连忙诏问秦桧。秦桧却回答说:“此等小事不值得陛下操劳,没敢惊动圣听,拘捕盗寇后会即刻上奏。”宋高宗赵构对此也是无可奈何,而秦桧出宫后,追查到是晋安郡王赵昚通报消息,便找个由头扣减了晋安郡王的俸禄,宋高宗赵构对此也是无可奈何,只能从国库出钱接济自己的养子。
然而,秦桧名义上掌握着军队的调度权,却不得军心。绍兴二十年(1150),一个名叫施全的禁军军官,手持利刃藏于秦桧每日上下朝必经之路的众安桥下,等待时机准备刺杀秦桧。待秦桧乘轿赴朝路过时,闪身而出,挥刀直扑秦桧坐轿。但秦桧的轿子高大,又因冬天天气寒冷,轿子前后都围了厚厚的毡帘,再加上轿夫惊慌躲闪,轿子歪斜,施全只砍断了秦桧坐轿的一根立柱,自己也被秦桧随行的亲兵抓住。
秦桧亲自审问施全,厉声喝问施全是不是得了失心疯,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刺杀当朝宰相,并威胁施全必须交出幕后指使,准备以此再拉开一张构陷的大网。施全却从容回答自己是禁军殿前司后军使校尉。至于刺杀原因,施全正气凛然道:“举天下皆欲杀虏人(指金国入侵者),汝独不肯,故我欲杀汝也”!秦桧气急败坏之下,当即下令将施全公开处以极刑。
施全的刺杀虽然没有成功,却极大震慑了秦桧,令其愈发谨慎,出行必须由全副武装的五十人亲兵护卫,手持长棍,随行保护,又更加疯狂地提擢亲信,打压异己,甚至派人监控百姓言论,如有不利于己的即行逮捕杀害。即使在自己的府第,他也常感不安,专设一密室行文办公,不许他人进入。
电影《满江红》中的秦桧。来源/电影《满江红》预告片
有趣的是,对于手握大权的秦桧,宋高宗赵构也长期生活在深深的恐惧之中,甚至每次面见秦桧时都要在靴子中藏一把匕首以求自保。由此可见,宋高宗赵构恐惧的并不是岳飞、韩世忠等人拥有亲兵所带来的谋反可能,而是破坏他身处舒适区中的抗金大业。秦桧的专权虽然同样对他产生威胁,但只要不抗金便依旧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