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的国宝，近年来大熊猫以其呆萌的姿态，不断吸引着世界各地民众的目光。作为中国特有的物种，其他国家也常常向我国“借”大熊猫。因此，现在的大熊猫不仅为国人所宠爱，还作为中国的特殊“外交官”成员，备受世界人民的关注。
一位名叫谭卫道的法国来华传教士、生物学家拉开了我国大熊猫“出国”史的序幕。1869年，猎人带回一只毛皮黑白相间的“不明生物”，谭卫道认为这只毛茸茸的黑白色外皮的生物是熊的一种，并将其皮毛标本运到法国巴黎自然博物馆，以供科研以及民众了解。但馆长爱德华兹否认了他的看法，认为它是浣熊或熊猫的一种，并把它称作“黑白色的熊猫”。后来许多博物学家也对这一生物到底属什么科争论不休，争论带来热度，让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到了这一“不明生物”。
自然博物馆展出的大熊猫标本
18世纪和19世纪，殖民运动拓宽了西方博物学的发展空间，引起了一股博物学热。博物学热推动了西方自然博物馆和动物园的蓬勃发展，也激发了人们了解奇珍异兽的好奇心。在这一环境下，大熊猫作为中国特有的珍稀动物，意料之中，引起了西方生物学界和其他知识界以及民众的高度关注。在当时，是否发现稀有动物是衡量一个国家国际影响力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为了彰显国力，欧美各国也加入了搜寻大熊猫的队伍。
在欧美掀起熊猫热的早期，中国人并未觉得大熊猫是一种稀有动物。据史料记载，清朝末年，大多文人对大熊猫的叙述还停留在脾性温柔、食用五谷等肤浅的习性方面。1914年，德国人种学家、探险家施特茨纳为了养活买到的大熊猫幼崽，找到一位姓薛的当地人，希望他能照料大熊猫，却遭到回绝，其原因竟是如果他去照看这只小熊，会遭到别人的嘲笑。由此可见，大熊猫在当时的民间也不受重视，甚至是被轻视的。
大熊猫为什么会成为当地人眼中没用的“怪兽”呢？因为大熊猫的皮毛又短又硬，卖不了好价钱，肉也不可食用。早在685年，武则天女皇就曾向日本送去两只“白熊”和70多张大熊猫皮。可见，一方面大熊猫确实为中国所独有，且很早就参与进了外交事务中；另一方面，当时大熊猫是不受保护的。
这种现象直到近代早期也未得到改善。1929年到1939年间，约有45只大熊猫标本和15只活体大熊猫被陆续运往世界各地的实验基地、自然博物馆和动物园。该现象产生固然与欧美“大熊猫热”有关，但绝大部分原因是中国政府对大熊猫不重视和管理不到位。
1929年中国就已经对来华采集标本的外国人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管控，但是其管控的根本目的并不是保护本土物种的完整度和稀有度，而是维护国家主权，打击来华采集标本的外国人。1930年，我国成立了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这是对外国人来华采集标本进行管理的主要机构，其为外国人采集标本的审核制定了一系列的“限制条件”。内容主要有：外国人来华采集动植物是否全部在有关部门的监控之下；标本被运走之前是否经过合法审查和批准；采集标本是否有留备份在国内等。这与社会大环境是密切相关的，由于战时经济困难，当时，中央研究院无力开展大规模的标本采集活动，而对外国人标本采集的监督和备份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自然博物院标本稀少的空白，可以算是一种“双赢”。
但是这种“双赢”状态中所形成的我国与来华采集标本的外国人的合作关系，在罗斯福兄弟大量高价收购大熊猫皮的情况出现后很快出现转变。20世纪20年代左右，罗斯福兄弟出价五十墨西哥银元收购一张大熊猫皮，引发欧美商人纷纷效仿，大熊猫的生存遭到了极大的威胁，在报纸和杂志的大力宣传下，四川当地官员首先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1938年和1939年，当地政府发布命令，要求各县禁猎并保护大熊猫。中央有关部门也于1939年下令，无论是外国人还是国民，都禁止捕杀大熊猫，并且严查海关，对于出口野生动物者均不予放行。至此，国人才真正意识到保护大熊猫的重要性，开始实施一系列保护措施并不断完善。
从欧美方面来讲，大熊猫外交的开展，除了部分因为学术研究需要外，民众对大熊猫的疯狂追捧才是最重要的推动力。1937年，布鲁克菲尔德动物园的大熊猫“苏琳”露面，第一天就吸引了5万多人来一睹她的真容，园方也在一周时间内就赚足了购买大熊猫的本钱。在欧美其他城市也是如此，狂热的大熊猫参观潮为当地经济发展贡献了巨大的力量。
实际上，大熊猫是一种极易生病的动物，一旦因病故去，必然产生新的需求。1939年后，欧美各国无法通过购买或捕猎来获取大熊猫，“大熊猫外交”成为其获得大熊猫的最重要途径——向中方提出以大熊猫为附带条件的外交条约。
从中国方面来看，向其他国家“出口”大熊猫，一方面可以树立中国“温和”“可爱而不古板”“友好”等正面形象；另一方面也可以用大熊猫作为外交谈判的“缓冲带”。这是“大熊猫外交”的起步阶段，也是中国外交的起步阶段，大熊猫以可爱的形象融入到我国外交事业中，这一特殊的外交方式有力推动了中外关系的友好发展。
1941年，中国送出了第一对“大熊猫外交官”，搭乘飞机前往纽约布朗克斯动物园。这两只大熊猫是经“美国援华联合会”提出申请，我国经多方面考虑后同意才得以启程的，它们身上寄托着中国母亲对中美关系友好和平的向往。1946年，中国又向英国和美国分别赠送数只大熊猫，值得注意的是，这是抗战时期的国际宣传行为。在后期大熊猫赠送请求不断增多的情况下，我国相应地增加了条件限制，如一只大熊猫换一个留学生奖学金名额，每年出口数不得大于两只、出口时间延长至5年等。
新中国成立后，越来越多的大熊猫走出国门。20世纪50年代是赠送熊猫的一个高峰期，我国向9个东、西方国家先后赠送出23只大熊猫，这些大熊猫的“外交官”头衔并非空衔，他们在一些国家享受着“元首级别”的待遇，甚至在去世时接受降半旗的最高礼遇。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无偿赠送大熊猫的时代很快结束了，迎来的是熊猫商业化的时代。1984年，中国提出，大熊猫可以通过短期租借的方式在其他国家展出。但是大熊猫担负着繁衍种族的重任，所以租借大熊猫的方法也渐渐被淘汰，大熊猫开始以科研身份出国。1994年，两只大熊猫以特殊的身份——“科研交流大使”，来到了日本白浜山野生动物园。2007年，“大熊猫外交”的赠送史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中国宣布不再向外赠送大熊猫，但欢迎各国开展与大熊猫相关的中外科研合作项目，继续探寻大熊猫的奥秘。
发源于唐朝前后、形成于中国近代的“大熊猫外交”为我国外交史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大熊猫自身受重视的程度也经历了一个曲折的阶段。由于时代的发展变化，“大熊猫外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加快了我国国际化的步伐。到了现代，随着国际形势的不断发展，“大熊猫外交”也经历了“赠送”、“短期租借”、“科研交流”等不同方式。大熊猫外交作为一种互惠共赢的特有外交手段在国际交流中被普遍接受和合理运用。今天，在世界许多地方，都活跃着“大熊猫外交官”的身影。
参考文献
姜鸿：《科学、商业与政治：走向世界的中国大熊猫(1869-1948)》，《近代史研究》2021年第1期。
罗桂环: 《西方人在中国的动物学收集和考察》，《中国科技史料》1993年第2期。
嘉庆《汶志纪略》第3卷，四川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亨利•尼科尔斯:《来自中国的礼物：大熊猫与人类相遇的一百年》，三联书店2018年版。
（作者：浩然文史·河南师大春秋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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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12-31 01:14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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