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朝，当官可是一件光宗耀祖的事。官员天天喊着忠君为民、爱民如子，但是苛捐杂税一样不少，民间也有很多关于官员贪腐的谚语：千里当官只为财；十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衙门口朝南开，没有银子你莫来。这些谚语无不痛诉官员寡廉耻，重财利。为什么这些从小读圣贤书长大的士人在做官之后就如此贪得无厌？难道仅仅是权力不受约束吗？非也，当时的百姓仅能看到官员光鲜亮丽的一面，而看不到这些威风凌凌的大老爷背后竟然早已负债累累，在无人的深夜，这些官员也要不停地盘算自己的利息又滚到哪里了，甚至有的官员无力还款选择自尽，这就是官员背后的无底洞：京债。
清朝君主专制达到顶峰，一切权力都被皇帝紧紧抓在手里，所有官员任命都要经过皇帝的批准才可生效，因此清朝士人若想谋求一官半职或者求个功名，一定是要在京城生活一段时间，离朝廷近，避免往来奔波，更重要的是达官显贵聚居京城，在京城能更好地展示自己的才能并打通关系。
这样一来，京城就有大批等待任命或准备赴任的士人，也就是清朝的北漂。和今日的北漂一样，这些士人也要忍受高昂的物价和低廉的工资，然而京城的奢华与频繁的社交开销巨大，于是很多士人开始超前消费，过上了借贷为生的日子。并且清朝的选官任官制度中，除了灰色的权钱交易，还有名正言顺的买官卖官：捐纳。只要你肯出线，排队等职位的你可以开通VIP插队，低级别的你也可以往上升一二级，在等待与氪金面前，许多人选择氪金，于是这些人也走上借贷的道路。
对于士人官员而言，借贷就是一杯毒酒，而奉上这杯毒酒的，就是账局。
在京城以放京债为业的大有人在，有商人、豪民甚至官员。由于京债受益颇丰，加上越发泛滥，以至于在清中期竟然出现了专业机构——帐局。帐局的人在京城四处活动，对候选及将要上任的官吏的情况了如指掌，多奔赴家庭困顿官员门下，引诱其借贷京债，待事成之后自己从中提取佣金，有些账局甚至直接参与官员任免，在达官显贵之间牵线搭桥。
世人都晓神仙好，唯有功名忘不了。世间之大，没有几人能抵御功名利禄的诱惑，而清朝当官又是一本万利的事，所以京债的利率奇高，虽然清朝法律明文禁止高利贷，但是账局采取一系列手段增加利息，例如通过扣头、转票、折色等手段规避风险。扣头即砍头息，一般要扣四折起步，即借白银100两扣40两，实给60两。转票即欠条约定时间极短，然后将本利折成本金重新算利，即借银100两，三成息，若三个月不还，旧欠条作废，重新签订130两欠条，重新计息，一年本利300两。折色即白银纯度，如借出100两九成纯度白银，实际白银90两，但是归还要100两纯白银。简而言之，京债利率为100％的都是良心贷款，通常利率都在200％—400％。
账局把钱放出去后，为了保证自己的收益，会派伙计以“家人”的身份跟随官员赴任，在官员任职期间负责监督官员还款，并且以“家人”身份上下其手，贪赃枉法，因为负债在身，官员往往也不敢严厉管教，只能听之任之。
在京城中还有这么一种人，地痞流氓之流，绝无走上仕途的可能，因此筹到钱财之后物色一个无能士人，为其购买官职，自己再以幕僚、长随等身份跟随他一同赴任，官员为门面，无赖实为提偶之人，不仅贪赃枉法，操纵司法，唯利是图，对辖区掘地三尺无恶不作。如果任期平安，则物色下一个“木偶”；如果东窗事发，则百般抵赖，一跑了之。
当然这个世界上风险与收益并存，京债亏本的风险也是存在并且高发的，因为清朝官员并没有所谓的任期制，在任长短并不可测，加上各种意外随时会来，随时可能出现离任、撤职等情况，因此账局也有三不收，即出现官员丁忧、革职、身亡的情况下，账局自认倒霉，以前的账目一笔勾销，算是免除了官员的后顾之忧。
清政府深刻地认识到：日益严重的京债将导致吏治腐败，威胁清政府的统治根基。因此采取过一系列措施限制京债，防止官僚系统进一步失控。
乾隆朝的措施主要有：第一，限制利率。京债本身就是高利贷，但又是基于双方自愿的商业行为，因此清政府严格限制京债的利率，规定月息不得高于三分，一本一利，不能利上取利。第二，严禁官员借京债。从康熙开始，历代皇帝无不三令五申禁止官员借京债，并要求官员勤俭持身，杜绝奢靡，要求步军统领衙门、五城御史出示晓谕，凡短票取利，即拿交刑部治罪，银两入官。第三，预支养廉银。既然官员借钱主要是因为没钱赴任，那就提前发工资就是了，清政府沿着这个思路决定给出京赴任的官员预支养廉银，还贴心地根据距离远近制定了预支标准，比如您去云南任职，可以预支一千两白银，去河南任职那就只能预支一百五十两。
想法是好的，但是效果基本没有。
账局采取各种手段规避风险，并且借钱者、放贷者都是官场中人，利益盘根错节，无法清除。加上当时清朝官场的潜规则极度腐化，早已不是俸禄和养廉银所能满足的。以晚晴知县杜凤治为例，接到任命后，杜凤治从北京到广州沿途费用，加上到广东后到处拜码头，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知府等各大衙门一一拜访花费高达8000两白银，预支的一点养廉银实在是算不上什么。
京债肯定没什么好的影响。
首先，京债造成了官员的“官不聊生”，清朝虽然专制，但却是一个“法治国家”，官员面对百姓可以大打杀威棒，但是面对债主也是战战兢兢，毕竟债主拿着欠条去朝廷那告你一状，这官位十有八九就挂掉了，因此许多背负京债的官员到任第一件事就是开始侵吞公款还钱，这极大地败坏了地方风气，“官不聊生”导致民不聊生，加剧了社会环境的恶化。
第二，京债加剧了官僚系统的奢华腐化。本身京官贫困、士人困苦是众所周的事情，但是京债的出现让这些京官与士人超前消费成为可能，开始在京城大摆排场，风光无限，这一切都是以未来出京任职的收入作为预期的，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捐纳、贿赂无所不用其极。由此形成了恶性循环：借贷——奢靡——贪污。以至于清朝人闻知被放任到广东为官都会大肆庆贺，鲜衣怒马全都安排上，毕竟广州是富庶之地，收入颇丰，账局会疯狂借款毫无顾忌，要是去贵州任职那可就苦兮兮了，山高水远，民风彪悍，账局不仅小心谨慎，利息都要高出许多。
最后，加速了清朝官僚系统的全面失控。清朝官员俸禄微薄，养廉银又时常被克扣，聊胜于无，使得清朝官员在收入上越发依赖陋规。虽然清圣祖康熙宣布：盛世滋丁，永不加赋。但是苛捐杂税逐朝递增，百姓负担有增无减，以至于自嘉庆登基白莲教起义、天理教叛乱层出不穷。虽然这些并不完全是京债导致的，但是这种专门针对官员的高利贷，无疑会加速清朝崩溃的历史进程。
千里做官只为财，谁知官员负债来。到底是欲望让官员迷失心性，将自己的良知典当给了账局，还是账局的毒酒扼杀了官员的心性，将官员推上迷途，依然是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京债只是病态社会的一个体现，这些封建时代无法解决的病症，都将伴随封建制度的崩溃而消失。
参考文献
江晓成：《清代的京债与地方吏治》，《清史研究》2017年第1期。
刘秋根：《明清“京债”经营者的社会构成——兼论帐局及放帐铺》，《河北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
李亚鹏：《清代前中期京债研究（1644-1840）》，辽宁师范大学硕士学位毕业论文2017年。
（作者：浩然文史·我好饿好饿）
狗仔卡
发表于 2022-12-23 03:39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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