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甘州兵变之后,明朝兵变不断,南开大学的明史专家林延清教授统计,自正德四年(1509)至明末130多年间,兵变61次,平均两年一次,这里还不包含小型哗变。正德朝仅3次,第三次甘州兵变,实发生在嘉靖即位之时,可见嘉靖甘州兵变之后,明朝的兵变次数暴涨。
嘉靖之前也有兵变,但规模小且不杀高官,哗变仅是士兵们向朝廷表示抗议的手段。而嘉靖的甘州兵变,实开以后兵变的范式,造反士兵将矛头直指巡抚等地方高官,巡抚等高官在兵变中接连被杀,士兵兵变的性质也由向官员要钱的抗议改为指向中央朝廷的造反,兵变成了威胁明朝统治的难题。
其实甘州兵变之后,山西镇守太监、山西巡抚等在九边的一线官员就上奏过要求朝廷严肃处理,以儆效尤,“甘州杀害抚臣,宜早正典刑,以辑人心”(《世宗实录》),因为这些人和被杀的许铭处境相同,一旦自己辖区的军士想效仿甘州,那被杀的可就是自己了。果不其然,就在山西高官上疏前后,“宣府、大同(的军士)拥众呐喊”(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大有甘州兵变再临之象。
甘州兵变之后,嘉靖朝特大的兵变(嘉靖朝不算甘州兵变尚有大型兵变19起)又有两起,即两次大同兵变。经事后调查发现,朝廷一致认为这是仿照甘州兵变的同类兵变,“自甘州五卫杀巡抚许铭,朝廷处之轻,颇无忌”(《明史》)。由此可见甘州兵变影响之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