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王庾桓谢四个当轴执政的士族,谢氏是最后一家,也是最具特色的一家。谢氏既有士族揽权执政的本能,又有忠于皇室强化君权的良心。这种自相矛盾的心态,为什么会出现在谢家呢?
谢氏自陈郡南渡后,从谢鲲这一代开始显露出名士风范,当时正是瑯琊王氏掌权之时,谢鲲以名士身份优游,在政治上并没有什么分量。到谢鲲儿子这一辈,开始有意识地攀附当时权贵王、庾家族,才逐渐得到参与朝政的资格。
谢鲲墓志(局部),“晋故豫章内史,陈[国]阳夏,谢鲲幼舆”,1964年出土。来源/南京六朝博物馆
代表人物是谢鲲的儿子谢尚,谢鲲之弟谢裒的儿子谢奕、谢万与谢安。后世皆以为陈郡谢氏崛起主要靠谢安,这个结论自然不错,但开启谢家崛起势头,并带给谢安启示的,却是谢尚。
谢尚少年时就显露出过人的名士修养,温峤、王导等名臣对其都非常肯定,王导甚至称之为“小安丰”。安丰是指西晋名臣、竹林七贤之一王戎,王戎因灭吴战功封安丰县侯,故世人称之王安丰。王戎留名于后世,固然是因为竹林七贤,但他毕竟有战功在身,与嵇康、阮籍等人略有不同。王导以此人称誉谢尚,大概是看出谢尚身上有与一般名士向玄放诞之风气的不同之处。
的确,谢家虽在谢鲲、谢裒兄弟时就由儒入玄,按理说都应该是竹林七贤那种做派,但谢氏骨子里遵行的处世原则,仍是儒家积极入世的那一套。在这种原则指导下,谢尚刻意与当轴大族拉近关系,瑯琊王氏在位时,他辗转于王氏子弟门下,俨然是王导的忠实门徒。在这期间,谢尚陆续出任会稽王友、黄门侍郎、建武将军、历阳太守、转督江夏义阳随三郡军事、江夏相等职。
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建武将军、历阳太守和督三郡军事,历阳即今安徽和县,该地与建康隔江相望,是建康西面门户,军事意义非常重要,历阳太守一定程度上相当于建康外围警备司令。督三郡军事,意义更为突出,江夏、义阳、随郡三郡都是地邻北国的军事要冲,这就是实打实的领兵打仗了。军职是东晋名士不屑为之的,桓温就因为出身军职而屡遭名士大族嘲笑为“老兵”。谢尚以名士出任此职,大概与王导将其目为“小安丰”不无关系——暗指其注重事功,而谢尚也十分乐意于这样的职务,丝毫不认为这是浊污家声,谢氏重视事功的姿态,可以说在谢尚时就形成了。我们说谢尚对谢安的启发,也正是基于重视事功而言。
王敦之乱平定、颍川庾氏登上中枢执政位置之后,谢尚果断放弃与瑯琊王氏的旧谊,向庾氏靠拢。在庾翼、庾冰的推荐下,谢尚得以出任豫州刺史,这是谢氏崛起至关重要的一步。
东晋时州是一级行政区划,比较大的州分别有扬州、荆州、豫州、江州、益州、广州、交州等,冀、青、兖、徐等州都是在淮南侨置,大多没有实土。论实力及区位重要性,依次为扬州、荆州、江州与豫州。豫州是比较混乱的一个州,既有淮南部分残存下来的实际豫州土地,比如淮河上游的弋阳郡一带,中游的寿春一带,也有已经沦丧于北国但又在江东侨置的郡县,比如梁郡、颍川郡、襄城郡、谯郡等等,这些名属豫州的郡实际上处于扬州境内,其中豫州刺史的驻节地在扬州的历阳郡,历阳既是扬州的属郡,又可以算作豫州的属郡。
这种糊涂账大概与东晋沦丧之痛有关,宁可糊涂账算不清也要保持与中原故土的关系。谢尚这个豫州刺史,就比较奇妙地驻镇于不属于豫州实土的历阳郡。虽说面子上糊涂,却给谢尚加了一重权力,他既是拱卫建康的将领,又是边陲重地豫州的长官,在东晋军政格局中的地位骤然上升起来。
谢尚死后,堂弟谢奕、谢万又相继出任豫州刺史,谢尚、谢万在任期间还参与了北伐,虽然比不上王、庾、桓几家掌握大州那样势力煊赫无匹,但至少也慢慢形成了一个有话语权的门户派系。
谢安虽然在谢奕、谢万出任豫州刺史期间给予过匡助,但都是幕后而非台前,论开创意义是万万比不上谢尚的。谢安的过人之处在于,把谢氏的努力方向作了调整,从士族共治向尊崇皇帝权威转变。这是谢安有别于当时士族的出奇之处,而这一切都绕不开一个人——桓温。
桓温是个极富争议的人,主要是在政治上。桓温娶晋明帝之女南康公主司马兴男为妻,公主之母庾文君,是颍川庾亮之妹。在与帝室、大族的双料姻亲关系基础上,桓温继承庾氏在荆州的势力,一跃成为东晋最大的实力派。桓温一生发动了三次北伐,扩大东晋版图、稳定国防形势,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但功劳愈大,愈显得争议大。桓温不管是对司马氏皇族还是对有甥舅之亲的庾家,都没有什么香火之情。桓温宰制荆州,对庾氏旧人十分排挤,庾亮、庾翼、庾冰兄弟去世后,庾氏子弟急剧退出荆州和建康权力高层,一方面因为庾氏子弟才能一般,另一方面就是桓温的排挤。
桓温带给皇帝的挑战更大。桓温总领荆州诸郡后,威权在己,根本不把朝廷当回事,“八州士众资调,殆不为国家用。声言北伐,拜表便行……”桓温两次北伐收复河南后,向朝廷上书奏请还都于洛阳,皇帝与建康众臣都恐惧不已,不仅担心到洛阳后陷入围攻,更加担心到洛阳之后被桓温完全操控,以至社稷动摇、神器易主。
桓温的形象慢慢从社稷之臣转变为奸雄、野心家、“当代”曹操,他自诩为司马懿、刘琨,自高自傲,认为过于常人。北方有一位见过刘琨本人的老婢女,仅仅因为说桓温相貌略略不及刘琨,桓温就数日郁郁不乐。时人拿他和王敦相提并论,暗喻他是不轨之臣,他意气甚是不平。
公元371年冬,桓温第三次北伐在枋头大败后,声望和实力都大受损失,地位岌岌可危。其心腹郗超建议,不如行废立之事以增长威望。桓温说干就干,遂废去司马奕的帝位,降为东海王,次年又降为海西公。桓温又立与自己关系较好的会稽王司马昱为帝,是为简文帝。
简文帝是东晋一位传奇人物,他是晋元帝之子、晋明帝的弟弟,经历了元、明、成、康、穆、哀、废七朝,是前任皇帝的叔祖,此时竟以尊继幼,当上了皇帝。他明白自己是在桓温淫威强横之下当的皇帝,自己实际上全无一点权力。因而只能搞一搞清谈,在桓温的阴影下委委屈屈地活着。
简文帝时时担心像海西公一样被废,心情抑郁,在位不到一年,便得了重病。这正是桓温所要的结果。在他的计划中,简文帝即位只不过是一个铺垫,待时机成熟,简文帝必然会迫于形势,作出禅位的举动。此时桓温不仅坐拥荆州兵马,还通过郗超等人控制了京口部队,解除了建康的自卫能力;地方州郡也不再有元帝时代苏峻、祖约那样的流民帅,建康朝廷丧失了武力对抗桓温的资本,如果桓温一旦决定动粗,比当年王敦叛乱可致命的多。
就在满朝皆惧桓温的情况下,手无寸铁的谢安站了出来。
谢安以淡泊名利闻名,钟情山水之间,图为隐居山林的形象。来源/节目《跟着书本去旅行》截图
谢安年轻时一直没有出仕,在幕后辅佐谢奕和谢万,谢万北伐失利被废黜后,谢氏门户无人支撑,谢安这才站出来准备做官,这时已经四十多岁。桓温久闻谢安之后,请他去做自己征西将军府司马,谢安施施然前往。那时桓、谢之间没有什么利益冲突,桓温不臣之迹尚不显著,谢氏实力与桓氏相差悬远,构不成竞争关系,所以彼此相安无事。谢万死后,谢安辞了桓温这里的官回到会稽,随后被朝廷征用,一路做到侍中、吏部尚书、中护军,成为朝中举足轻重的人物。随着地位的上升,谢安对桓温的态度日渐负面,嫌厌其凌逼朝廷,欲行不轨。
明 沈周《临戴文进谢安东山图》,表现谢安东山外出郊游的情景。来源/上海博物馆
谢、桓之间相看两厌,随着简文帝的去世到达顶峰。公元372年夏,简文帝病重弥留,一日一夜连下四道诏令召桓温入宫计议大事。桓温坚持不去,实际上,他等的是简文帝禅位之诏。简文帝生前憋屈,死时倒硬气了一回,下诏太子司马昌明继承皇位,是为晋孝武帝。
简文帝留给桓温的遗诏本是效法刘备托孤,说什么嗣子可辅则辅,如不可则君自取。王坦之看到诏书后,赶忙毁掉,重拟为“家国大事一禀大司马,如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桓温接诏大失所望,认为简文帝如此举动,全是谢安、王坦之所为,对两人衔恨不已。桓温到建康,准备“欲诛王、谢,因移晋室。”桓温“伏甲设餽,广延朝士”,一时间杀气凝重,人皆裹足,不敢赴会,王坦之神色惧怕,而谢安则表现出超然的胆识,说:“晋祚存亡,在此一行。”桓温终究还是没敢动手杀王谢二人。
桓温为什么没有踩红线强行篡位呢?盖因桓氏一族根基终究不如琅琊王氏,而陈郡谢氏也在逐渐崛起。当年王敦的军事实力,也足以废掉元帝,但王敦终不敢公然求禅,其家虽盛,而政治声望远远没有达到开基建国的地步。桓温实力虽较王敦更盛,但政治环境没有质的变化。从王氏到庾氏,再到谢氏,士族此起彼伏,虽然他们没有实领兵,但这些士族政治上的能量不可小觑。桓温与他们相比,并没有政治上的绝对优势,否则他根本不需要废海西公积累政治声望。假使桓温篡位,诸家士族的政治声望会迅速转化为军事实力,号召天下群起而攻之,桓氏虽有数万强兵,恐难敌天下汹汹。
公元373年夏,桓温在反复催逼朝廷授其九锡而不获后,饮恨病死于姑塾,终年62岁。
东晋度过这场重大政治危机后,谢安地位骤然上升,成为炙手可热的头号权臣。但桓氏子弟、部曲仍在,荆州、江州、扬州、豫州等都在桓氏手中。如果处置不当,仍有可能酿成激变。
桓温死后,其弟桓豁才能不足,与前秦交战失利后忧愤而死,家族代表人物是桓温幼弟桓冲,桓氏部曲劝桓冲杀了谢安。桓冲的性格和桓温有很大不同,倒是与谢安有几分相似,待人处世比较宽和,他拒绝这一非分之请,并向朝廷表示诚意,先后交出扬州、江州兵权,后来干脆退回起家之地荆州。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善意,朝野十分高兴,桓冲还镇之日,晋孝武帝饯别于西堂,赐钱五十万,又以酒三百四十石、牛五十头犒赐文武。谢安亲自送至建康城外的溧洲,以示谢意。朝廷恢复了对扬州、江州的掌握,暂时远离了权移方镇的威胁。
经历了桓温事件后,已经走在时代潮头的谢安感到,不掌握一支军事力量,而任由方镇大族手握强兵任意凌割,终有一天会再次出现王敦、桓温逼宫的局面,陈郡谢氏必须掌握一支绝对可靠的军队,才能确保当前政治秩序的稳定。
与此同时,统一了北方的前秦把矛头转向东晋,其兵力逐渐进逼至淮河沿线。曾经是抗敌主要力量的桓氏军队,因为北伐失败和桓温去世,已经全面缩回荆州,两淮防线几近于真空。再不建军,国将亡矣。
两重需求之下,376年,谢安推荐侄子谢玄出任兖、徐二州刺史,掌握江北的军权。谢玄到任后,借鉴郗鉴当年组建北府军的经验,大规模招募北方逃亡来的流民,彭城人刘牢之、东海人何谦、琅琊人诸葛侃、乐安人高衡、东平人刘轨、西河人田洛及晋陵人孙无终等后来名重一时的北府猛将,都在这时应募入伍。谢玄驻节于京口,京口在建康之北,号称北府,这支军队因此称为“北府军”。
《谢玄破秦图》(局部),谢玄破前秦大军,北府兵是东晋主力。来源/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
北府军的兵力具体数字不详,但根据后来淝水之战的情况推断,当在八万人左右。以往建康掌握的兵力从未如此之多,这一方面说明了谢氏威望之高、募兵能力之强,也更说明了东晋皇权在逐渐伸张,可以自主实现政治军事方面的意图,而不必受士族的掣肘。
谢氏的军事行为,与王、庾、桓三族掌握部曲从本质上讲是一样的,都是从皇帝手中分割军权,形成当轴执政的政治力量。但有意思的是,由于谢氏的部曲是顶着内(桓氏)外(前秦)两重压力组建起来的,谢氏与皇帝同处于这两重压力之下,所谓同仇敌忾,北府军在既是谢家的部曲,又近似于拱卫皇权的禁军。
那么这支军队的控制权到底在谁?并不是说谢玄组建之、指挥之,就完完全全是谢氏私兵了,它天然带有挽救危亡、拱卫皇权的性质,换言之,晋孝武帝也有实打实的指挥权。从士族的利益出发,应当一开始就杜绝皇帝染指这支军队的可能性,严防死守,不给空间,弄不成铁板一块,也要在各个要津安插门生子弟。
然而重压之下,谢安似乎并无剖解这种深层政治、军事意义的余裕。前秦军队不断南下侵略,谢安立即命谢玄率北府兵抵抗。379年,谢玄、谢石等率兵相继在彭城、盱眙、三阿等地击败前秦军。383年,取得了空前辉煌的淝水大捷,这是东晋立国以来最大的胜利,谢氏名望由此登上巅峰。
宋代《谢安赌墅图》,描绘谢安面对前秦百万大军压境时,依然从容地与谢玄下棋,临危不乱,运筹帷幄。来源/台北故宫博物院
然而盛极则衰,作为北府军的掌门人,陈郡谢氏却遭到了司马氏皇室的猜忌。门阀士族共治的局面之下,任何一个大族一枝独秀都不见容于其他大族和皇帝,谢氏也是如此。北府军如日中天,又与建康近在咫尺,作为制衡力量的王氏力量弱小,桓氏又远在荆州,都无法有效约束谢氏的力量。
孝武帝重用弟弟司马道子,令其担任司徒,与谢安的地位相颉颃。司马道子没有什么本事,唯一强项就是揽权,对内对外一无作为。若是放在王敦、桓温时代,这种废柴宗室基本就是死路一条。但谢安性格谦和,素来又以忠于皇室著称,面对司马道子咄咄逼人的气焰,他并没有采取什么反制措施,而是逐步退让,避免争执。东晋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手中无兵无地的宗室大臣,逼得重兵在握、威望如日中天的士族退避的局面。
385年,谢安在请求北伐被拒绝后,于失望中病死。
而最关键的,则是谢玄让出北府军的兵权。司马道子在谢安退避后,逼迫谢玄主动解除兖州刺史、都督江北诸军事的职位,改任其为会稽内史。388年,谢玄病逝于会稽。北府军的领导权归于司马氏皇室之手。
谢安、谢玄之死,标志着谢氏执政地位的衰落,虽然东晋后期以迄南朝,谢氏仍不断有人物活跃在朝中,但再也没有出现谢安、谢玄之流能够左右政局的人物。
晋孝武帝在位期间,凭借北府军的组建以及淝水大战的资本,取得了空前的统治威望,东晋皇权在王朝末段突然焕发了生命力,也算得咄咄怪事。不过这种情况的出现,并非由于司马氏人物有多么强大,而是士族力量变得衰弱。
纵观王庾桓谢四大当轴士族,虽然代代不乏允文允武的全能型人物,但士族作为一个整体,越来越倾向于精神贵族,而越来越不屑于具体事务,特别是军事。即以谢氏来说,谢安当政之时,认为儿子谢琰还颇有军事才能,让他单独带领一支多达八千人的队伍。即使是与谢氏有门户之异的郗超,也觉得谢琰人物确实不错。但就是这位谢琰,在任上却有乃叔谢万的风范,不屑于打理军务,把军队弄得一团糟。后来孙恩起义爆发,被人誉为时望的谢将军,被义军一战击溃,谢琰及其两个儿子全都战死。
从这个意义上讲,谢氏的崛起,更像是士族时代的回光返照,而非士族持续振兴。谢氏之后,东晋再也没有形成当轴执政的士族,司马氏皇族也无力扭转王朝腐败堕落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