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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旷日持久、消耗巨大、胜负难料的辽东战场，关内巨大的物资、孱弱的部队、广阔的作战空间对后金而言更有吸引力。“以正合，以奇胜”是军事家的基本操作，从皇太极1629年的战略豪赌开始，后金一次又一次深入明朝腹地，逐步破坏了明朝在淮北的统治秩序、消灭了明朝关内的有生力量、间接减轻了农民军的压力，到1642年清军再次入塞，此时的京师已经是个躯壳，只是清军没有攻取而已。
1629年初，袁崇焕（46岁）踌躇满志，为推进“五年平辽”战略而积极谋划统一事权。这时候的后金，四大贝勒共治，经济上受灾荒严重打击，粮食、布匹均无法自给，逃人日增。
这年九月，袁崇焕已经完成内部整合，全军上下十五万，战马五万余匹，能调动进行进攻作战的部队超过七万。这是百年来，明军难得一见的指挥统一、建制整齐、装备精良的兵团。这时候的袁崇焕，乐观一点是应该的，朝鲜使臣李讫见到的督师就是这个样子。而皇太极的局面，并没有什么改变。
地理上，袁督师从锦州、旅顺、皮岛三面弧形包围后金。如果说有不完美的地方，蓟州防备弱，理论上后金军队可以在锦州三百里外绕行千里到达蓟镇边外，然后发起攻击。如果采取这样的行动，基本等于军事冒险、军事赌博。
为什么不可以呢？战争是人类的极限游戏，不可以常理夺之，否则是要吃亏的。十月二日，皇太极率兵西进。
在大军西进之后，蒙古各部落纷纷前来会师。十五日，皇太极主持召开最高军事会议，议定征明。会后，大军向南进发。二十日，大军到达喀喇沁青城（今赤峰市宁城县甸子镇黑城村黑城沟古城），并安营驻扎。
晚上，代善（47岁）、莽古尔泰（43岁）去皇太极（38岁）的营帐进行讨论，不让其他贝勒大臣进去，三人召开了一个小会，会议议题是班师回朝。理由是“我兵深入敌境，劳师袭远，若不获入明边，则粮匮马疲，何以为归计？纵得入边，明人会各路兵环攻，则众寡不敌，且我等既入边口，倘明兵自后堵截，恐无归路”。论据实在，无法反驳，初步取消征明计划。
在两大贝勒离开后，帐外的少壮派岳托（31岁）、济尔哈朗（31岁）、萨哈廉（26岁）、阿巴泰（41岁）、杜度（约35岁）、阿济格（25岁）、豪格（21岁）、众贝勒才得以进入大帐，见到了心情低落的皇太极。在获悉会议情况后，岳托、济尔哈朗等众贝勒明确支持皇太极的进取战略。之后又派八固山额真去代善、莽古尔泰处商议。经反复讨论（吵架），这晚子时（23点到1点）皇太极的进取战略最终确定，要知道这个季节的北方，五点半就天黑了。
凭心而论，皇太极的战略风险系数极高，成功率不高，后金大部分人这么想，明朝大部分人也这样想。正因为如此，历史打开新的画面：
十月二十六日，后金军突破蓟镇中协边墙，明军中协机动部队在反击中损失殆尽。
十一月三日，平辽将军总兵官赵率教阵没，遵化城破。
一周时间，后金打破了明军的蓟镇防御体系。在之后的一周里，控制了长逾百里，纵深超过五十里的边区。
之后的一个月里，因袁崇焕在京师城下多次挫败皇太极，明军一度形势变好。如果站在事后诸葛亮的角度看，在十一月底，皇太极面临的形势已经非常不利，野战无法击败关宁军，部队怯战，难以进攻；供给不足，又无法分散劫掠。反观明军，再次开始蓟东作战，试图收复遵化、三屯营及诸口；内地的援兵正在逐渐到达，河南巡抚、河道总督、山东巡抚、山西巡抚的兵相继北上，集结涿州；关宁的步骑兵正源源不断向京师开进。皇太极面临代善、莽古尔泰所说的“明人会各路兵环攻，则众寡不敌，且我等既入边口，倘明兵自后堵截，恐无归路”的情况，明军包围圈逐步形成，后金后路正在被切香肠。如果明廷坚持下去，后金军内部可能会生变，或者明军可以靠着绝对实力击溃对方，历史将是另一个画面。
然而，战争下的极端压力，不仅考验实力，也考验心性。崇祯没有皇太极的定力，将袁崇焕下狱，态势直接逆转。辽东军溃走等于最精锐的部队脱离战场，皇太极的战役空间迅速扩大，南向劫掠解决了后勤问题，部队也得以休养。在随后的战斗中，明军多次失败，士气低落。如果不是明朝有庞大的体量，也许就可以提前下线了。在1630年五月，后金军才出关。
“己巳之变”中，明军的整体实力远远超过后金，前后调度的作战部队总计在20余万，后勤供给距离短，时人称之为“士马物力足堪一战”。战场天平也曾多次转向明军。但京师城下，复杂的政治环境与焦躁的崇祯，让明朝一次次错过机会。此战，明朝方面士卒损失十万以上，马匹损失六万以上。最严重的是人才损失，辽东战争培养起来的优秀将帅袁崇焕、赵率教、满桂等凋零，后来能统一指挥大兵团的帅才多年没有出现（洪承畴），能和清军正面作战的将才也很稀少。后金方面，战略劣势经皇太极的战略豪赌而事实上逆转，明军再未有统一的进攻态势，也积累了入塞的宝贵经验。同时，战略态势的逆转给皇太极带来了巨大的政治优势和威望，从四大贝勒之一逐步成了真正的汗王。另外，明军大量的溃兵与腹地空虚，使得农民起义军进一步壮大，甚至蔓延到山西。
己巳之变，战略上此消彼长。皇太极打得一拳开，百拳面向崇祯来。
1630年五月，明军在遵永作战中取得胜利，史称“遵永大捷”。此战后，明朝“己巳少壮派”积极谋划进攻后金。持续数月的大凌河血战，让辽东、东江、登莱的军事力量消耗殆尽，并引发明军内部危机（登莱变乱）。而清军在此战中，长期围困而无收获，引发上下不满，在来年的会议中正式确立劫掠作战计划。从此开始，清军开始有计划的入关劫掠，即明人所说的“彼利子女玉帛耳”。
1632年后金军西进，已经威胁到明朝的宣大防御，但似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1634年后金军大举西进，林丹汗西遁，之后旋师南下，四路进入宣大。关于后金军西征的消息，明朝方面不像“己巳之变”事出突然，在五六月间已经获知，六月十五日，兵部已经要求各边严侦哨探，沿边各镇整兵待调。七月初宁锦军已经做好调度准备，蓟镇、宣大开始坚壁清野。七月八日，清军四路入边，三路在宣府，一路在大同，主力向代北进军，会兵朔州。从清军部署上看京师不是其攻击方向，但这明军没法获知。同援京师不一样，援宣大首先要考虑京师和蓟镇的防御安全（率先保证京畿安全，再相击进取），能调度的部队就缩水了很多。虽然从上到下，在文字层面都非常强调要积极主动救援，实际上不约而同的选择“不使匹马入关”（即保障京师安全）。援兵的作用就是：在行间对清军保持适当的压力，在不发生会战的前提下进行牵制与贴防地方（强于啦啦队的摇旗呐喊）。战区内的明军作用就是做好坚壁清野。兵部在蓟、昌、保募练新兵六万，到1634年，关门兵有80900名，中协兵51800有奇，西协兵44000有奇，宁锦兵也在7万上下，合之25万。其中属于募练战兵接近20万，理论上可以随地调度。实际上，兵部调度不足四万，援宣大约三万上下。
这种情况下，清军更容易获得战场主动，完成自己的劫掠目标。此次入关，清军劫掠目标轻松完成，“建骑蹂躏宣大逾五旬，杀掠无算”。
1636年六月二十七日，阿济格（32岁）指挥清军从独石口再破关而入，在宣府地域，“攻取二城，败敌七次。俘获人畜，共计五千二百三十”（在后金的统计系统中，人和畜是一块统计）。明朝面临的形势和两年前一样，不知道清军有没有后手，又需要优先保障京师，处处被动。七月初，清军越过内长城，在延庆完成集结，取昌平。在明朝方面，“陵京”是一个词，现在“陵”丢了，主力更是在京师城下不动。阿济格得以在更广大的地域施展，分兵攻略京畿州县，先后下宝坻、定兴、房山、安肃、安州、东安、雄县、容城、文安、永清、顺义等州县。由于之前作战经验，且侦查知道清军出兵，明朝在腹地推广开坚壁清野政策，此战中损失相对较小。“明人先知我出师之期，出示遍谕......遂皆收集入城”，清军劫掠主要来自破城后，至九月初一，获人、畜十九万九千。
《出警入入跸图》（局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明军形象与武备情况。来源/台北故宫博物院
在入塞中，明军是有进步的，预警系统反应迅速，调度速度也可圈可点，逐步增加坚壁清野的地方。但无解的问题依旧无解，缺乏统一指挥的帅才，没有能力和士气决战，必须优先保障京师。一通组合拳下来，打又不能打，打也打不过，守又无法全守。而清军发挥自己的优势，再经加上关内降人提供的信息，可以在更宽广、更大纵深进行劫掠。另外，1634年的援宣，使中原兵力削减，陈奇瑜招抚政策失败应与此有关联性。1636年援京师，卢象升等内地作战部队调离，农民军再一次壮大。
1636年，明军再次失利，崇祯再次做了大规模人事调整。杨嗣昌主持军政事务。相对于各种准确性近乎风闻奏事的“长安物议”，可以确定的是杨嗣昌主持了一次系统的军政调整，也取得很好的效果。一年的时间里，陕西方面基本肃清了农民军，中原方面，农民军也被围困在豫西一带，陆续投降朝廷。在边防上，明确提出各地组建入卫作战部队，遇到危机在畿辅可以调集10多万战兵，足以应对一场大的战役，做到“坚固内外，保固陵京”。
1638年九月，清军从墙子岭入塞，达成对蓟镇的斩首行动（总督吴阿衡战没），蓟镇指挥体系陷入混乱之中，各路兵马在前线缺乏统一指挥，进止不一，计划终成画饼。按照先前的部署，蓟镇的六万多战兵基本没发挥啥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半个月时间，兵部的十万调兵计划，已经有87000集结京畿。反应不可谓不迅速。能在京畿附近短时间集结十万人，自京营衰败后，多年来明军再无类似盛况。可惜老问题依然无法解决，没有能统一指挥的人，没有决战的决心和士气，京师又是一个巨大的牵制。
清皇太极鸭嘴哨箭，为皇太极御用。来源/沈阳故宫博物院
清军在广大的华北平原纵横，强大的机动力与无需负责、敞开劫掠的状态，让清军越打越肥，机动性越打越强；明军越调越弱，处处防御，处处被动。卢象升跟在清军后面，步步尾随，给养逐步缺乏。在贾庄与清军作战，被轻松击溃，除了卢象升阵亡，高级将领均逃出战场，整个西路失去作战能力。相对而言，由于常年与清军作战，以关宁军为主体的东线部队与清军作战效果好一些。
战后明军总结，“今岁调主客兵丁，为数十万有余，而行间实用者不过四五万人，原数甚多，用数甚少……兵分而战不成战，战守两累”。此次作战，最亮眼的是明军调度能力提高明显，加上战后练兵，明军有了再次大兵团的可能，只是这些兵力后来丢在锦州，剩下的一波波的消耗在了开封。整个华北和山东，经大兵作战，地方迅速军事化，各地结寨自保，立场也不清晰。而农民军因中原的边军与陕西的秦军北上，海阔凭鱼跃，迅速掀起一次高潮。清军俘获近五十万人口，两百多万两白银，极大地补充了关外的人力与货币资源。
1642年，皇太极取得锦州决战胜利，当时这么描述明朝“明所恃者，惟祖大寿之兵并锦州松山之兵，及洪承畴所领各省援兵耳，今皆败亡已尽；即有召募新兵，亦仅可充数，安能拒战”。这年十一月，清军再次入塞劫掠。十一月十五日攻破蓟州。随着野战主力部队的覆灭，明朝再“无戊寅、己巳之兵”，河南、陕西的部队被牵制在开封战场，可调的部队太少。兵部计划调十万人，经过一个月到了四万多人，勉强守卫京师城防还可以。所以清军在后续的南下作战中，如入无人之地，一路打到淮河沿线，并安然过冬。此战，清军获人口四十余万，黄金万两，白银二百多万两，布匹无数。此时的清朝，和当初缺衣少食，逃人日众，恍若两个时代。如果这次进攻京师，明朝就提前灭亡了，此时的京师就像一个未盖上盖子的棺材。
应对清军入塞，除了第一次，明军每一次都有准备，却一次不如一次。“己巳之变”明军上下推崇野战，连成功防御与等待援兵都难以容忍，造成的后果就是战略优势丢失、人才凋零、士气低落。后来清军入关，明朝每次都有信息预警，可频繁变动的人事，缺乏将帅与统一指挥，低落的士气与京师的牵制，只会让明军越来越被动。这中间，明军确实有进步，但关键地方的进步确实少。到了1642年清军入塞的时候，大明连神仙都救不了了，如果不是清军志在劫掠，也许崇祯就已经提前上煤山了。
参考文献：
《清太宗实录》《满文老档》《杨嗣昌集》《中国明朝档案总汇》
《清南略考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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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11-28 06:3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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