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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许多显赫的家族,因为与政治深度绑定,难逃兴衰周期。在这场“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的权力游戏中,还是有成功特例的,崛起于汉末三国时期的吴郡顾氏便是其中之一。
影视剧中的顾雍。来源/电视剧《三国演义》截图
按照唐代编撰的《元和姓纂》的相关记载,顾氏出自妃姓,为夏王朝的藩属小国。只是在商汤起兵攻伐夏桀时,顾国站在了夏朝一方。结果与韦国等夏朝的卫星国一同被灭。顾国遗民便选择以国名为姓氏。顾国位于今河南省范县东南,因此这一支的顾氏子孙也被称为“北顾”。与“北顾”相对的“南顾”,则源于越王勾践自诩的姒姓。战国中期,一度称霸东南的越国为楚国所灭后,勾践的子孙迁居浙南,定都东瓯,史称东瓯国。东瓯国一直延续到汉武帝时期为汉朝兼并。第七代东瓯王姒摇之子被封为顾余侯,子孙选择以顾为氏。凭借东瓯国王室积累的土地财富和政治资本,“南顾”的发展显然优于“北顾”。至东汉末年,顾氏已经发展为在吴郡地区颇有影响力的大族。三国时期,顾氏成了江南首屈一指的士族门阀,并与割据江东的孙氏集团进行一系列勾兑与合作。后世史学家大多以孙坚、孙策父子通过武力控制江东的过程中屠戮众多豪杰、名士为由,认定这一时期以顾氏为首的吴郡士族对孙氏集团采取了“非暴力不合作”甚至是“对立”的态度,但从这一时期顾氏子弟中的佼佼者顾雍的选择来看,答案似乎并非如此。顾雍出生于汉灵帝执政的建宁元年(168),《三国志》中并未记录其父亲及祖父的相关信息,仅有裴松之引用今已散佚的《吴录》,称顾雍的曾祖父顾奉曾担任过颍川郡的太守。作为一部完全站在孙吴政权立场上叙事的史书,《吴录》竟然也没有对顾雍的身世进行渲染,想必是家族真的没有什么亮点可言了。能够跟随东汉名士蔡邕学习琴技和书法,可谓是顾雍人生的转折点。当时的蔡邕为了躲避政治迫害,长期避祸于江东,并非是依附董卓后位高权重的情状,对于顾雍这样的学生自然是鼓励为主,顾雍也通过这段求学经历积累了足够的声望和人脉。纪录片中的蔡邕(左)和顾雍(右)。来源/纪录片《苏州史纪》截图中平五年(188)左右,顾雍成功通过举荐被任命为合肥县长。此后的一段时间里,他又先后任职于娄县、曲阿和上虞,所到之处都获得当地百姓和官员的一致肯定。值得一提的是,顾雍历任的这些地方恰恰都位于孙策自庐江南下平定江东的进军路线之上。因此不能排除这段时间里,顾雍一直是在为孙氏集团治理地方。建安五年(200),孙策遇刺,孙权被推举为孙氏集团的首领。正在与袁绍拉锯官渡的曹操为了削弱孙氏集团,刻意将孙权任命为会稽郡太守。孙权自然不愿离开吴郡这一核心势力范围,任命顾雍为会稽郡丞,代行太守之职。因此,顾氏家族属于江东诸多士族之中最早能够审时度势与孙氏集团展开合作的,正是出于对这份支持的回报,孙权此后不断为顾雍加官晋爵,最终顾雍被封为醴陵县侯和孙吴政权的丞相。《三国志》中将顾雍能够得到孙权的高度信任,归结于其谨言慎行的处世哲学,宣称顾雍平时里更是“不饮酒,寡言语,举动时当”,甚至在被封侯之后,其家人很长时间都不知情,更表示顾雍在深思熟虑之后,一旦发表意见便常常能够一语中的。是以,孙权有“顾君不言,言必有中”的评价。但仔细分析却不难发现,顾雍的成功更在于他能够很好地维护孙权的政治形象,平衡孙吴集团内部的政治派系。赤乌六年(243),七十六岁的顾雍病逝。顾氏家族已然成为孙吴集团内部数一数二的政治豪门。“顾、陆、朱、张”被并称为“吴郡四姓”甚至孙吴四大家族的政治局面,大体便是在顾雍这一代人的手中得以实现的。然而,太康元年(280)孙吴政权覆灭于晋帝国顺江而下的楼船舰队时,四大家族的子弟们又不得不面对新一轮的政治洗牌。元康二年(292),顾雍的孙子顾荣与陆逊的孙子陆机、陆云一同来到西晋首都洛阳。这三位并称江东的少年俊彦虽然展现出了过人的才学,但一干晋朝权贵也依旧没有给予这些孙吴遗臣以足够的肯定和重视。面对傲慢与偏见,陆机采取了决绝的态度予以回击,而顾荣却选择了积极融入,为此甚至一度引来昔日好友陆机的不满和挖苦。讽刺的是,席卷洛阳的“八王之乱”中,自诩清高的陆机却到处政治投机,甚至通过依附成都王司马颖而成为数十万大军的统帅。可惜,陆机终究没有其祖父陆逊、父亲陆抗那般的军事才能,最终兵败于洛阳郊外的鹿苑,被成都王司马颖处决于军中。与陆机相比,顾荣似乎有气节的多。他一度担任过赵王司马伦之子司马虔的长史,却在司马伦屠戮淮南王司马允的僚属时,利用自己的政治资源救下了很多人。而在为齐王司马冏从刑场直接招入麾下后,不甘于同流合污的顾荣又选择以醇酒自污。借助着酒精的自我麻痹,顾荣熬到永安元年(304),终于在八王之乱的尾声中回到了故土。然而,此时的江东也同样不太平,就在顾荣回家的一年之前,荆州流民顺江而下,试图攻占江东,最终被广陵度支陈敏率兵击退。但这一军事上的胜利却令陈敏产生了割据自雄的念头。而为了拉拢江东的世家大族,陆机兄弟去世后,成为江东士族“首望”的顾荣更成为陈敏的重点拉拢对象。顾荣并非没有考虑过辅佐陈敏一统江东甚至北上争雄,但很快便清醒地认识到,寒门小吏出身的陈敏根本不具备应有的政治才干。为了免于江东黎庶再遭遇不必要的刀兵劫难,顾荣联系甘宁的曾孙甘卓等江东实力派人物,成功将妄自尊大的陈敏单骑北走,擒后问斩于建业。顾荣的这一表现得到了身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的琅琊王司马睿的高度重视,其抵达建康后便首先前往顾荣府邸进行拜会。这份以礼相待自然得到顾荣的全力拥护。借着上巳节众人出游之际,顾荣率一干江东名士在道旁跪拜司马睿,以表态度。自此之后,“吴会风靡,百姓归心焉……渐相崇举,君臣之礼始定”。顾荣也由此成为东晋的首批从龙之臣。不过,经历过“八王之乱”的顾荣深知政治的凶险,在司马睿建立东晋王朝之后,他始终保持着超然的游离状态。一方面,顾荣不断向司马睿和王导举荐江东士族子弟,一方面又不断称赞王导安定江东的功绩,表达江东愿意接纳晋室的态度。可以说,正是有了顾荣这座桥梁,司马氏才能在江东立足。是以,王夫之在《读通鉴论》才对顾荣等人给予了“率江东而定八王已乱之天下,抗五胡窥吞之雄心,立国百年而允定”的高度评价。永嘉六年(312),顾荣去世。司马睿临丧尽哀;建武元年(317)追封其为嘉兴公。东晋一朝乃至整个南朝时期的顾氏名人并不在少数,其中最鲜活有趣的或许当属有着“才绝”“画绝”和“痴绝”三绝之称的顾恺之。顾恺之是否是顾荣的后裔,正史之中并无明确交代。但《无锡顾氏宗谱》之中却记载顾恺之祖父是顾荣之子,晋康帝时任散骑常侍、后迁光禄卿的顾毗;父亲顾悦之,则历任扬州别驾、尚书右丞等职务。与这些看似显赫的出身相比,顾恺之幼年丧母,为了追忆母亲的音容笑貌而苦练画功的故事显然更为脍炙人口。过人的天赋加上多年的苦练,令顾恺之一跃成为东晋的文化名人。不过,谢安对顾恺之的画技“苍生以来未之有也”的评价并不客观,事实上,顾恺之的艺术造诣有师承来历,更是三国两晋三代画家的不断积累。顾恺之是三国时代东吴著名画师曹不兴的再传弟子。曹不兴擅画动物和人物,据说曹不兴曾在为孙权画屏风时,画到一篮杨梅,曹不兴因为周围观看的人啧啧称赞,而不小心误落笔墨,于是他顺手将墨点绘成一只苍蝇。孙权来看画好的屏风时以为真有一只苍蝇飞到了画上,便举起手想要把苍蝇轰走,没想到苍蝇竟然是画上去的,这就是著名的“落墨为蝇”的故事。曹不兴的弟子中最为出名的是西晋时代并称为“画圣”的卫协和张墨,此人擅长描绘人物、佛像的卫协直接影响了师法于他的顾恺之,顾恺之不仅沿袭了卫协“白描细如蛛网,而有笔力”的绘画技巧,同时把卫协“其画人物,不敢点睛”的留白手法也照单全收。顾恺之的一生始终仕途不顺,很大一部分是由他的性格造成的。顾恺之是一个喜欢戏谑的人,这样的人很难得到权贵的信任。顾恺之也知道自己性格的缺陷,因此早在少年时代便评价自己:“吾赋之比嵇康琴,不赏者必以后出相遗,深识者亦当以高奇见贵。”在桓温手下任职时,一向不拘小节的桓温对顾恺之还是赏识的,因此在桓温死后,顾恺之拜谒其墓时当场赋诗感慨:“山崩溟海竭,鱼鸟将何依。”顾恺之的最后一任领导是桓温之子桓玄,从年龄上来看,顾恺之自然是桓玄的长辈,但从级别上说又是下属。已经成熟圆滑的顾恺之虽然时常和桓玄开开玩笑,却始终保持着适度的分寸,桓玄对顾恺之颇为信任,任命顾恺之为散骑常侍。整个南朝时期,顾家依旧在吴郡等地颇有声望,家族从刘宋到南陈,绵延数代,经久不衰,经历了宋元的短暂沉寂后,在明清重新大放光彩,明朝重臣顾宪成重建东林书院,题写了著名的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鼓励读书人当胸怀天下、勇于承担,明末清初的顾炎武更延续了祖先博学的家风,撰写经济、地理著作,影响深远,这些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家族优良的家风家学传统。六朝时期,九品中正制使得社会上出现互相标榜称扬之风,世族更爱品评之风。为了更好地获取仕进机会,家族内长辈常对晚辈进行褒扬以提高家族声誉,通过家族成员赞誉子弟、予以扶持也显现出浓郁的宗族情谊。清人李慈铭指出:“晋、宋、六朝膏粱门第,父誉其子,兄夸其弟,以为声价。”顾氏家族到东晋后期开始显现衰落之迹,家族长辈便采用此方法表示对后辈成才的殷切之情。《晋书·顾和传》载:“和二岁丧父,总角便有清操,族叔荣雅重之,曰:‘此吾家麒麟,兴吾宗者,必此子也。’”吴郡顾氏与其他世家大族大多具有姻亲关系,荣辱进退皆为一体,因此世族子弟除受到本族长辈标榜之外,外戚也常常出于维护家族门第之旨,对子侄辈进行褒扬。顾协年幼时便因玄学才能被外祖父张永叹曰“顾氏兴于此子”。吴郡顾氏家族在进行家庭教育时,除对家风传统重视之外,还包括以具体事件为因由,顺势对子弟进行训导,即所谓的“机会教育”。此外,父辈临终前的遗命之言,亦是教育子弟的重要内容。在顾氏家族成员存世的文学作品中,有很大一部分作品是对国家政务和民生福祉的关心。这些作品或针对政治问题提出建议;或对关系到百姓生活的政策实施发表意见决策,针砭时弊、指出利害;或对国家礼乐制度文化的建设提出肯綮意见。顾氏家族在动荡的朝政更替中不遗余力地发挥着家族自身的影响力,同时在这些作品中彰显着顾氏家族成员忠君为国、关心民瘼、坚守礼乐治国的情怀与操守。在战乱频仍、朝政屡次更替的六朝风云之中,江东地区的世家大族也不得已面临鼎革之变、改换门庭的窘境,许多官员在面对繁芜的朝政时往往采取懈怠懒散的消极态度,将此视为逃避时事、明哲保身的重要法宝,很难做到从一而终的跟随某一朝廷。正是在此背景下,顾氏家族具有鲜明的独特性。顾氏家族成员自幼便接受儒学文化的浸染与熏陶,加上家族内部长辈的有意培养与提携,因此对国家、君主的忠诚与爱戴之情深深渗透在每位家族成员的血液之中。顾氏家族能够在六朝传承十几代,延续数百年,到明清再次大放光彩,不是偶然现象,是政治环境、经济基础、文化功能多方面综合作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