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点分明值万金，开时惟怕冷风侵。主人若也勤挑拨，敢向尊前不尽心。”
这首收录在《全唐诗》中的《咏灯》，据说是南唐的开国皇帝李昪九岁时所作，只是，彼时的他刚刚在战乱中与父亲李荣走失，投靠了割据江淮的大军阀杨行密，被寄养在其部将徐温的膝下，改名为“徐知诰”。或许，正是因为寄人篱下的生活，才令李昪写下这样的诗句。但任谁也没有想到，这样一个自比风中之烛的少年，日后竟成了九五之尊。
李昪的绘画作品《货郎图》。来源/故宫博物院
公元908年，一代枭雄杨行密病逝于广陵。此刻，麾下诸将纷纷蠢动，李昪的养父徐温敏锐地抓住这一契机，通过扶立杨行密的长子杨渥，成功排除异己、窃取权柄。待羽翼丰满后，徐温又杀掉杨渥，另立杨行密次子杨隆演，并以“齐国公”的身份统管升、润、常、宣、歙、池六州，将杨行密生前的核心领地牢牢掌握在手中。为了彰显权势，徐温将长子徐知训留在广陵统领朝政，自己移驻升州（今江苏省南京市）掌握全局。此举给了朝中反对派以可乘之机。公元918年，徐知训被忠于杨氏政权的大将朱瑾杀害。虽然这一变乱很快被扑灭，但徐知训的死还是令徐温丧失了苦心培养的继承人。在亲生诸子皆幼弱的情况下，徐温只能令养子李昪接替徐知训，留在广陵监视杨隆演君臣。公元920年，长期被徐氏父子操控的杨隆演抑郁成疾而亡。徐温嘴上说着“使杨氏无男，有女亦当立之，敢妄言者斩”，却故意越过杨行密的三子杨濛，改立其弟杨溥。按照徐温的计划，杨溥的历史使命是在称帝之后，将那龙椅禅让给自己，可不曾想自己却偏偏病死在前去劝进的途中。原本谨小慎微的李昪得知消息，迅速解除其徐温次子徐知询的兵权，进而成为“杨吴政权”真正的幕后大佬。从徐温病故到最终替养父完成迫使杨溥禅让的剧本，李昪等待了十年之久。这十年里，他全力培养自己的嫡长子李璟，并不断收买人心，还逐渐翦除了杨濛等潜在的威胁。正是在自以为时机完全成熟的情况下，李昪才放心地从杨溥手中接过了象征皇权的玉玺。李昪登基之后，竭力鼓吹自己乃是唐宪宗之子建王李恪的四世孙，改国号为“唐”。然而，自诩为李唐正统的“南唐”政权，在李昪治下却无光复山河的气象。甚至在公元942年，近在咫尺的吴越发生大火，大量武器装备被毁后，李昪依旧按兵不动，以至于热衷对外扩张的秘书郎冯延巳暗中嘲笑他是只知道守着自己一亩三分地的“田舍翁”。对于冯延巳看法，后世喜欢谈兵论战的陆游却不苟同。在自己撰写的《南唐书》，陆游赞许李昪“在位七年，兵不妄动”，堪称“有古贤主之风焉”。陆游对李昪“仁厚恭俭，务在养民”的肯定没有什么问题，但认为其是早年“生长兵间”所以“知民厌乱”，却多少有失偏颇。李昪之所以选择敛兵自守，不是单纯出于自身的道德观，而是源于其所篡夺的政权本身存在着极大的先天不足。杨行密出身草莽，发迹于行伍，他所建立的“杨吴政权”本身是一个由所谓“三十六英雄”组成的军阀联盟。杨行密在世时，麾下的骄兵悍将便不断发动叛乱。杨行密死后，经过徐温、李昪父子的一番政治清洗，局势虽有所好转，却也极大削弱了麾下军队的战斗力。公元940年，后晋安远节度使李金全，由于不满石敬瑭意图剥夺自己的地盘，意图举安州（今湖北省安陆市）投靠南唐。巨大的利益面前，饶是李昪这样的“田舍翁”也动了心，当即命鄂州屯营使李承裕率军三千前往驻防。可惜，此时李承裕所部的南唐兵早已不是当年杨行密多次击败朱温的那支劲旅，与后晋军交战之后，南唐方面三战皆败，几乎全军覆没。或许正是看出了南唐兵的孱弱，石敬瑭大度的将监军杜光鄴以下的五百余名南唐战俘悉数送回，李昪盛怒之下又将这些人送回后晋，并致信石敬瑭，要求将战俘处以“败军刑法”，并派兵封锁道路。石敬瑭哭笑不得，干脆将杜光鄴在内的五百南唐战俘全部就地改编为后晋军。安州之败固然是南唐军队的战斗力较杨吴政权时代出现了明显滑坡，另一方面也是南北方经济、军事力量逐渐失衡的一个缩影。杨行密之所以能够多次击败朱温，所倚仗的除了麾下的百战老兵外，更得益于当时中原残破，后梁政权无力动员更多军队、提供更多的补给。但经过多年的休养生息，后晋时代的中原已然显现出综合国力上的绝对优势。安州战场之上，南唐军队仅有区区三千人，后晋方面却动员了十个州的数万兵马。在这样的情况下，战斗还未打响，胜负便已见分晓。或许正是通过安州之战，看到了南北之间巨大的实力差距，李昪才竭力休养生息。南唐虽是十国之中版图最大的割据政权，可凭借着手中的江淮一隅，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与后晋等中原政权分庭抗礼。因此，公元943年李昪病逝之后，其子李璟便改弦易辙，重用冯延巳等鹰派，开始在南方地区全面扩张。作为李昪的长子，李璟很早便在父亲的扶持下崭露头角。公元936年，年仅二十岁的李璟便已然官拜司徒，在广陵城中以辅政之名监视杨吴政权的末代皇帝杨溥。待李昪篡吴之后，李璟又以皇太子身份参与政事。因此，尽管李璟继位时不过二十七岁，却已是少年老成。（五代）重屏会棋图，绘南唐中主李璟的宫廷行乐生活。来源/故宫博物院或许是由于父亲执政时过于守成，李璟登基伊始便迫不及待地想要对外用兵。恰在此时，南汉境内的张遇贤所部义军，翻越南岭进入南唐境内，并攻占了虔州（今江西省赣州市）。本就雄心勃勃的李璟得知此事后，当即命令洪州营屯虞候严思率兵前往围剿。张遇贤麾下的人马本就是乌合之众，选择北上本就是为了躲避南汉军队的攻击，面对南唐的正规军自然一触即溃。眼见南唐军队如摧枯拉朽一般消灭了这股义军，信心爆棚的李璟又将目光投降了盘踞福建地区的割据政权——闽王国。闽王国的创立者是来自河南光州固始县的豪强王潮、王审邽和王审知三兄弟，是以又被称为“开闽三王”。自公元885年跟随王绪所部农民起义军进入福建以来，至公元893年攻取福州，王氏兄弟用八年时间协力建立起割据福建的地方政权。然而，自公元925年王审知病逝后，诸子却同室操戈。公元926年，王审知次子王延钧为了从其兄王延翰手中夺取政权，不惜与王审知的养子王延禀勾结。杀死王延翰后，王延钧、王延禀又因分赃不均而大打出手。好不容易消灭了王延禀，王延钧又被自己的儿子王继鹏所杀。在王继鹏同样死于宫廷政变后，王审知之子王延羲又与其弟王延政相互攻讦。为了击败王延羲，王廷政不惜向吴越国借兵。眼巴巴盼望着王延羲向自己求援的李璟只能于公元944年主动写信给王延羲和王延政，摆足了架势责备他们不该兄弟相残。王延羲还算客气，回信将自己与王廷政的矛盾，比喻为周公翦除管叔、蔡叔和唐太宗诛杀李建成、李元吉；王廷政则完全不给李璟面子，大骂南唐为篡吴的逆贼。李璟盛怒之下，随即决定对闽用兵。面对来势汹汹的南唐大军，早已在内斗中耗尽气血的王廷政完全无力抵抗。至公元946年8月，南唐军队攻克建、汀、泉、漳四州，将出降的王延政举家迁至金陵，算是为李璟出了一口恶气，但至为关键的福州地区，此刻依旧掌握在王廷政的部将李仁达手中。为了全面占领闽地，李璟命南唐军队对福州展开围攻。走投无路之际，李仁达选择向吴越求援。面对吴越王钱弘佐派来的三万大军，将帅失和的南唐军全线溃败。最终，南唐军队在福州战场上损失了两万以上的有生力量，丢失各类军资器械达数十万件之多。在吴越将福州收入囊中的同时，公元946年，契丹国主耶律德光率军攻入大梁，灭亡了后晋政权。眼见自己发动的灭闽之战，不仅在军事上得不偿失，更错失了北伐的良机，李璟盛怒之下，一口气罢免了冯延巳、韩熙载等重臣，转而重用自己的弟弟李景遂、李景达。在后晋崩溃、后汉建立的过程中，南唐一度在中原地区招降纳叛，颇有声势。但树欲静而风不止，南方局势的变幻再度牵扯了李璟的注意力。公元950年，吴越国处决了反复无常的李仁达，自以为有机可乘的李璟随即再度出兵福州。一场鏖战之后，南唐军队再度兵败。而不等李璟考虑是否要继续向福建地区投入资源之际，割据湖南的马楚政权内部又爆发了兄弟阋墙的内讧。马楚政权的这场内部动荡，源于开国君主马殷所创立的“兄终弟及”的继承制度。自930年马殷去世后，次子马希声、四子马希范先后继位。947年，马希范死后，军中诸将却将马希范诸弟中最为年长的马希萼排除在继承人的行列之外，转而拥戴与马希范一母同胞的马希广。心怀怨恨的马希萼随即发动叛乱，并向南唐求援。然而，不等李璟发兵，马希萼麾下的军队便已攻克潭州（今长沙）。马希萼只有争雄之心，并无治国之能，在他的统治下，马楚政权迅速分崩离析。怀着“下山摘桃子”的捡漏心理，李璟命心腹爱将边镐率部介入。一盘散沙的马氏自然无力抵挡南唐的大军，但攻克潭州之后，南唐在马楚旧境的统治并不稳固。先是南汉皇帝刘晟趁着马楚内乱，夺取了地处今广西境内的六个州，此后南汉军队又攻入郴州境内，击退了当地的南唐驻军。郴州之败，将南唐军队脆弱的本质展露无遗。马氏旧将刘言、王逵、周行逢、孙朗等人趁势起兵叛乱，边镐抵御不利，全军覆没，仓皇逃回金陵，被盛怒之下的李璟削官为民。自此，南唐介入马楚的战争再度以失败告终，更令李璟后悔莫及的，是南唐军队深陷马楚泥潭的同时，后汉大将郭威于公元950年发动政变，正式建立起后周政权，南唐不仅在南方一无所获，又一次错过了北上渔利的良机。此后几年里，李璟虽然通过恢复科举制度来招揽人才，但公元953年的大旱还是极大损耗了本就空虚的国力。眼见络绎不绝的南唐饥民渡过淮河进入己方领土，后周方面自然对李璟君臣产生轻视。公元955年，继承后周帝位的郭威样养子柴荣命近臣撰写《开边策》，以讨论后周未来的战略走向。最终，郎中王朴提出“先取南唐江北诸州，得江北，江南易取。取江南，则岭南、巴蜀可传檄而定”的建议，得到了柴荣的首肯。当年十一月，后周在边境地区集结军队。李璟慌忙派出数万精兵加强寿州（今安徽寿县）、定远（今安徽定远县）的防御。然而，南唐军队在正面野战中完全不是后周铁骑的对手。在淮河一线的交锋中，南唐军队大败，伏尸三十里、丢失军械三十余万。随后，柴荣又命赵匡胤偷袭南唐水师，一举夺取战舰五十艘。前线的败报令李璟失去再战的信心，连忙派出使者面见柴荣。但此时的柴荣早已看破南唐的虚弱，不仅完全无视南唐的求和，更联络马楚旧将王逵攻打南唐鄂州（今湖北武汉）、吴越王钱弘俶攻打南唐下属的常州、宣州。面对岌岌可危的局面，李璟只能开出条件——自去帝号，割江北寿、濠，泗、楚，光，海六州之地，岁输金帛百万——请求柴荣罢兵。即便是这样卑微的请求，柴荣依旧不肯答应。无奈之下，李璟只能命自己的弟弟李景达率二万兵马过江反击。但这支南唐最后的精锐却在六合被赵匡胤以不足二千兵力击败，此役之后，南唐的机动兵力丧失殆尽，再也无力发动反击。虽然由于气候及北方辽国的袭扰等原因，柴荣最终未能对南唐的第一次进攻进行到底，但此后的两年时间，柴荣多次亲临淮上，主持对南唐的征伐。公元957年春，后周军队在淮河之上对南唐军队展开水陆夹击，南唐军队战、溺死及降者近四万人，后周获战舰粮仗以十万计，重镇寿州由此易手。公元957年冬，周世宗第三次亲临淮上。后周军队又大破南唐军于濠州以东的洞口，并乘胜夺取泗州。赵匡胤趁势统步骑自淮河南岸进军，至楚州（今江苏淮安）西北再度大破南唐军，缴获战船三百余艘，经此一役，南唐在淮上的战船丧失殆尽。次年，柴荣为引战舰由淮河入长江，亲自规划，征发楚州百姓，十天即疏浚了楚州西北的鹳水，用工甚省。后周数百战舰直抵长江。之后，又拔静海军（今江苏南通），打通了与吴越的联系。关键时刻，北方契丹铁骑南下，柴荣最终同意了南唐“割地、输帛，去国号”的求和。丢失了江北十四州之地的南唐已如风中之烛，待等柴荣去世，以及赵匡胤平息陈桥兵变引发的短暂政治动荡后，便轻易地将李璟之子李煜领导的南唐彻底覆灭。回首南唐短暂的国祚，后世往往哀叹于李煜的诗词和与大小周后的爱情故事，却往往忽视了这个政权所犯下的诸多战略错误。李昪的坐地自守，固然起到了休养生息的作用，却未能抓住吴越火灾之后兵械短缺的战机，可谓遗祸无穷。其子李璟志大才疏，连续用兵闽国和马楚，不仅劳而无功，更白白错过了后晋、后汉、后周政权更迭的有利时机。除了战略上的短视之外，南唐政权的先天不足更为致命。自古以来，割据江南的政权要想长期与北方抗衡，淮泗精兵、吴越财帛缺一不可。没有两淮地区充沛的兵员和敢战之士，便无力抵挡北方的袭扰；没有以太湖平原为中心的江浙良田和士族的支持，则难以维持内部的财政运转和对外影响力的持续输出。继承杨吴政权衣钵的南唐也接管其在两淮的势力范围和武装力量，淮泗精兵自是不缺。但自公元889年钱镠占据苏州以来，富庶的太湖平原便始终掌握在吴越政权的手中，杨吴政权多次出兵争夺皆大败而归。南唐建立之后更不敢越雷池半步，正是由于缺失了这一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南唐政权的财政运转始终捉襟见肘。吴越政权可以耗资十万九千四百四十缗，近一亿一千钱修筑钱塘江沿岸的捍海石塘，可以通过不纠民、不增赋、不收税的方式募民开垦荒田，令境内无弃田。在豢养大批正规军的同时，还能组织一支七八千人的“营田卒”，以专于淞江辟土而耕，筑河堤减少水患。反观南唐方面，连于楚州修筑一道小小白水塘以灌溉屯田都几乎要耗尽国力，最终还被迫中途放弃。攻入闽国和马楚之后，更是悉收金帛、珍玩、仓粟以至舟舰、亭馆、花果之美者，运往金陵。最终令当地豪族和百姓失望透顶。更为讽刺的是，公元953年的大旱，南唐不仅无力救灾，更在得知后周听任本国饥民籴米过淮后，干脆在边境修筑粮仓，命军队抢夺饥民从后周方面领到的救济粮。对此，后周方面也仅仅要求南唐饥民只能以人畜负米南行，不接受者以舟车运载。正是因为对南唐的失望，后周大军南下之际，江北的百姓纷纷奉牛酒以迎王师。南唐政权的败亡，与其说是其三代天子的文弱，不如说是这个无力占据江南核心经济区域的政权，本身便无法与中原王朝分庭抗礼。与之相比，反倒是吴越政权更具一统江南、与北方对峙的潜力。而这一有趣的历史假想，最终体现在宋代那些轮回转世的故事之中。按照宋代学者的笔记，宋徽宗赵佶书画双绝颇似南唐后主李煜，而宋高宗赵构则北人南相，神似吴越的末代君主钱弘俶，是以，便有人说赵佶乃是李煜转世，之所以治国无方便是为了报宋室灭南唐之仇，而赵构南渡则是让赵氏兑现其当年许给吴越夹击南唐，事成之后分封江南的承诺。
宋高宗赵构画像。来源/台北故宫博物院
狗仔卡
发表于 2022-9-23 05:53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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