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年上海春仙戏园，一场新奇的京剧正在上演，时值盛夏，观众的热情丝毫未减。只见舞台上一群西装革履的京剧演员，一个个上台亮相，口中念念有词：我乃土耳其钦差是也；我乃日本钦差是也，随后还有离谱的“海王国”“自由国”“两头国”钦差先后登场，为的是赴波兰国王的寿宴。只见那波兰国王在文武大臣簇拥下用沙哑的嗓音唱出：“波兰不是我江山，仍由公举为君主，粉饰昇平乐几年，孤，波兰大君主奥加斯达斯，是也！”
也许读者会感到好笑，但一百多年前的观众哪见过这个？这出波兰题材的洋装京剧《瓜种兰因》一经演出，好评如潮，唯一的麻烦来自管理治安的租界当局，因为剧场中掌声太过热烈，引发了周围居民的抗议。当时的国人为何对波兰故事如此痴迷呢？
《瓜种兰因》演出绘画。绘制/格热戈日·普什彼西 来源/波兰驻华大使馆文化处
说起波兰，当时很多人对其当年的辉煌历史有所了解。在鼎盛的黄金时代，波兰与立陶宛王国联合，击败了盘踞波罗的海沿岸的条顿骑士团，国内欣欣向荣，产生了哥白尼这样的名家，贵族议会通过了波兰《大宪章》，对王室权力进行强有力的约束。但这些已经是很久远的事情了，基本发生在14-15世纪，大约等于中国明朝前中期，此后波兰甚至一度兵临莫斯科，要沙俄割地，俄罗斯电影《1612动乱时代》讲的就是这一段历史，片中男主角梦寐以求的就是驱逐占据克里姆林宫的波兰人。到了17世纪，基本相当于明末清初，波兰的国力走向衰弱，最直观的转折点发生在1648年的哥萨克大起义。190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亨利克·显克维支的代表作《火与剑》就描述了这次由赫梅利尼茨基发动的起义，书中的地名在今年的国际新闻中屡屡被提起：扎波罗热、基辅、克里米亚，可见当年波兰的势力范围之广。经过这次起义，赫梅利尼茨基成为乌克兰之父，波兰丧失了大片领土。此后，随着普鲁士与沙俄的相继崛起，波兰最终遭到瓜分，而波兰第一次被瓜分已经是1772年，到了清朝乾隆中叶。时人对波兰的认识并不算太晚，元代拔都西征就攻打过“孛烈儿”，说的便是波兰，记载于明初修编的《元史》中。明末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的《职方外纪》成书于1623年，是利玛窦版世界地图后又一部翻译为汉文的西洋地理学著作。该书记载了一个名为“波罗尼亚”的国家：“……波罗尼亚，极丰厚，地多平衍，皆蜜林，国人采之不尽，多遗弃树中者。又产盐及兽皮，盐透光如晶，味极厚。其人美秀而文，和爱朴实，礼宾笃备，绝无盗贼，人生平未知有盗。国王亦不传子，听大臣择立贤君，其王世守国法，不得变动分毫。亦有立其子者，但须前王在位时预拟，非预拟不得立。即推立本国之臣或他国之君亦然。国中分为四区，区居三月，一年而遍。其地甚冷，冬月海冻，行旅常于冰上历几昼夜，望星而行。有属国波多理亚，地甚易发生，种一岁有三岁之获，草菜三日内便长五六尺。”
《职方外纪》书影。来源/中国国家图书馆
波多理亚在今天乌克兰西部，曾经是波兰的势力范围。此时的波兰尚处于繁盛时期，距离被瓜分还有一百多年。而到了1844年开始修编的魏源《海国图志》里，波兰已经经历了三次瓜分，这一消息也通过各国传教士及商人传到中国。魏源写道：“波兰国，昔日自主治民。因五爵相争，峨罗斯与奥地利亚、陂鲁斯两国，分夺其大半。道光十二年，效死乱叛，然交战十余合，不足抵御，自后仍归峨罗斯统辖。产五谷、蜜及木料。居民大半五爵之奴也。其都城曰挖稍城，居民十五万丁，其中三万犹太国人，好攘夺。”“挖稍城”，即华沙。魏源已经知道了波兰被“峨罗斯（俄罗斯）与奥地利亚（奥地利）、陂鲁斯（普鲁士）”三国瓜分历史，但仅限于平铺直叙，并无感同身受的亡国之痛，无法共情，这与后世谈及波兰亡国痛史的民族主义情感不可同日而语。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时人也许知道世界上有一国名为波兰，也知道该国被异族瓜分，但并未产生共情，只当是西洋故事来看，纵然波兰亡国惨，波兰亡国与我何干？即使到了魏源那个时代，鸦片战争失败，但当时大部分人看来也不过是局部性的小挫折，距离亡国灭种似乎还有很大距离。转折源于甲午战争。中国输给日本之后，西方列强掀起了瓜分狂潮，一时间，中国的知识分子终于如梦方醒——“我们也成波兰了”。三次瓜分波兰示意图。来源/张芝联 《世界历史地图集》最先醒悟的是康有为、梁启超。1896年，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波兰灭亡记》，大谈波兰亡国惨状。有波兰起义党人被沙俄抓去充军，波兰贵族如羊犬般遭受驱赶，前往边地开荒：“俄人穷治倡义之党，凡迹涉疑似稍预其谋者，皆解往西比利亚及靠喀苏山，勒令充兵。迁波人三万至靠喀苏开垦荒芜，无许随带眷属，其人皆权爵绅富及为士者，槛车累累相属于道，如驱羊犬。田产没于异族，妻子夷为奴丐。”梁启超又听说沙俄强令七岁以上波兰贫民全部迁往西伯利亚垦荒，一路幼童死伤枕藉，惨不忍睹：“初则夜拘幼孩，继则白昼劫夺。其年五月十七日有长车一队，内置孩提无数，将解往西伯利亚展轮之际，其父母号哭攀援，愿与偕行军士怒殴伤踣地，或入车下，甘为轮蹄蹂死，血肉狼藉，阗衢溢轨。孩童途中仅食粗馒，有病即弃置于路既毙，其馒尚在其侧。”“乃至禁士民言语用波土音，令悉从俄人方言。书院、学塾咸习俄文，时有士子及少年潜聚伟埒那，用波土音问答，为逻者所执，遂科重罪。”梁启超为此感慨：“国之不竞而受人缚轭，其荼毒之苦，岂可言哉！”亡国之后，王公贵族如犬羊般供人驱逐，小儿贫民的尸骨塞满了流放的车辙，数百年传承的文教也一朝扫地殆尽，实在惨痛。关于波兰亡国原因，梁启超认为是“波兰既内政不修，积弱滋甚，家有狐鼠，乃欲倚虎狼以自壮，乃至择肉以食，始相顾失色，无可为计”，一句话，主因在内，是波兰先不修内政，又有奸细勾结外援，才导致亡国灭种惨剧发生，按梁启超的原话，“波兰者其亦自亡，而非俄之亡之也”。在这些论述中我们不难发现，明明是俄普奥三国瓜分波兰，为何梁启超此时只提沙俄灭亡波兰？的确，沙俄在三次瓜分波兰中为最大赢家，一家占据了波兰超过60%的原有土地。但除此之外，当时的国人对沙俄的贪婪更是深有警觉，这恐怕才是维新党人一提到波兰就要控诉沙俄暴行的主因。沙俄对北方领土的威胁贯彻了整个清朝，早在嘉庆、道光年间，经世致用的知识分子就开始了研究西北史地的风潮，其直接原因就是沙俄对北方的渗透和侵略。1898年，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写成《波兰纷灭记》，进呈给光绪皇帝，希望光绪坚定变法决心。在这本书里，康有为讲述了一个欧洲大国如何被守旧官僚拖累，抗拒变法，而该国君主又惧怕沙俄威逼，不但不支持改良，还帮助沙俄捕杀国内的义士，最终波兰亡国。对于波兰和沙俄势力的此消彼长，康有为是这样讲的：“康熙年间，俄皇彼得发愤修政，强于欧洲。波人与之为邻，不思取法，反自尊大，谓其国政治，外国不如。有言新学者，则斥之曰异端；有言工艺者，则骂之曰淫巧；有言开矿者，则阻之曰泄地气；有言游历者，则诋之曰通敌人；有言养民者，则谤之曰倡民权；有立国会者，则禁之曰谋叛逆。凡言新法、新学、新政者，无不为守旧者所诋排攻击。”我们当然知道，波兰人大概不会用什么“泄地气”的东方神秘主义去反对开矿。这一段很明显在描述康有为面临的中国改革困境。最后，康有为还总结道，沙俄之强，强于变法；波兰之弱，源于守旧。守旧者将新学斥为异端，将工艺骂为奇技淫巧，用“泄地气”反对开矿，用“通敌”反对留洋，开民智、开国会的也都被打成叛逆。这哪里是波兰，这说的就是慈禧掌权下的清朝。可见，康有为、梁启超一心想将波兰亡国史与瓜分狂潮下的清朝进行联系，通过渲染波兰亡国惨状来警醒国人。1895年，沙俄自诩干涉还辽有功，占据旅顺军港，在东三省遍修铁路，将整个东北纳入囊中，日渐成为悬在清廷头上的一把利刃。如此威胁之下，康有为说“我之不为波兰者几希”，大清要不当下一个波兰，我看悬。光绪帝读过此书，读到“波兰被俄奥分灭之惨，士民受俄人荼毒之酷，国王被俄人控制之害，守旧党遏抑之深，后国王愤悔变法，俄使列兵禁制，不许变法，卒以割亡”时，光绪深受刺激，“为之唏嘘感动，赏给编书银二千两”。然而，康梁的变法很快失败了，他们担忧的波兰亡国惨状似乎一步步在清朝成为现实，民族危机随着八国联军侵华一步步加深了。到了1901年，日本学者涩江保的《波兰衰亡战史》被引入国内，一下子出现好几个译本。这本书认为，波兰亡国有三大原因：一是国王公选，导致党争；二是外国干涉，处心积虑；三是贵族跋扈，人民无法参与政治，当值民不知国事，坐视国家灭亡。鲁迅赴日留学之前将这套书留给弟弟周作人，18岁的柳亚子读后热血沸腾，大呼“我民族其猛醒，我民族其借鉴，我民族其毋自馁”，一时间，波兰频上热搜，甚至多次成为新学堂入学考试的考题。于是，文章开头那一幕就上演了，当年京剧界最关注时事的汪笑侬编成波兰亡国戏《瓜种兰因》，又叫《波兰亡国惨》，迅速风靡全国。这汪笑侬原本是旗人，生于北京。自幼聪颖好学，喜好戏曲，汪是当时誉满京城的京剧名家，是京剧改良的先驱。据当年的京剧行家评议，汪笑侬本人的嗓音有些沙哑，但他文化水平高，又特别擅长根据时事话题创作新戏，和维新派关系特别好，是当时伶界独树一帜的人物。周信芳先生曾说：“笑侬先生是一个非常值得钦佩的爱国志士。”梅兰芳先生也说：“他（汪笑侬）在辛亥革命前后所演的戏，是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当时的知识分子写小说、写诗文，宣传政治理念，老百姓看不懂。有些人想学日本办法，办街头演讲，希望向基层民众宣传，效果也很差。唯独戏曲，老百姓喜闻乐见，知识分子也津津乐道，是一个很好的宣传手段。汪笑侬就擅长把阳春白雪揉进戏文，唱给百姓听。在戊戌政变、慈禧追杀康梁党人之后，他对谭嗣同赴刑时“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豪情无比敬重，发出了“他自仰天长笑，我却长歌当哭”的慨叹，随即在上海排演新戏《党人碑》，借鞭挞宋代奸佞蔡京、高俅、童贯之流的劣迹，来控诉镇压变法维新的反动势力。汪笑侬演出《李陵碑》(一说刀劈三关)。来源/《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第15辑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清廷被迫签订《辛丑条约》，汪笑侬悲痛欲绝，马上创作演出了六场京剧《哭祖庙》，以三国时期刘禅投降后其子刘谌杀妻斩子又殉国的故事，抨击当权者的卖国行径。剧中的一句台词“国破家亡，死了干净”，一时成了观众们议论时局的口头禅。然而我们不难发现，当时知识界对波兰王国史的基本史事已经很了解了，对于波兰的议会政治、俄普奥三次瓜分、波兰民众的若干次起义都津津乐道，可汪笑侬这部京剧里的波兰亡国史，简直和历史事实一点关系都没有：剧中的波兰国王身边有好几个太监，灭亡波兰的是土耳其，因为波兰国王过寿的时候让同种同教的诸国使臣上座，土耳其钦差气得当场回国，要发兵攻打波兰。波兰国王召集大臣商议对策，大部分人主张立即开战，只有一人主张赶紧写国书前去谢罪，避免战争。但波兰国王最终决心开战，并让大元帅在湎江口布防，待土耳其前来便迎头痛击。这湎江口是剧中波兰天险，原本可高枕无忧，奈何波兰又出了一个奸细，此人是新学堂出身，犯了学规被开除怀恨在心。此人上台就自报家门，“俺姓王名国奴”，原来就叫王国奴。王国奴历数波兰军备的废弛：“想我国的官兵、水师统领，一般晕船，没有打仗，不是撞着船了，便是触着礁了，总然遇见敌船望风而走，回来还有说的呢，不是机器不灵了，须说是煤炭不足了。至于陆军的统领，一千个兵有五百个足额，那是极有良心的了。操也不讲究洋枪，要讲究烟枪，营里头不见有好武官，家里头很见有好姨太太，买了一个，想买两个，直买到十二个，也不算多，无怪乎头上的顶子蓝变红，就红变绿了，这样的兵，这样的将官，那能打仗？”于是乎，王国奴在土耳其受挫于湎江口之时，跑去投奔了土耳其。王国奴架子非常大，土耳其人让他说，他说他站着不能说。土耳其人赐座之后他又问有什么好处。土耳其人要保他做官，王国奴说“做官不好，我怕叫百姓骂我”。土耳其人要赏他钱，他又说赏钱不好，波兰人恨死我了，不得拆我房子、刨我祖坟、要了我的命？我有钱没命花？最终，土耳其人要保王国奴入籍改教，王国奴这才眉开眼笑，献上地图，最终土耳其获胜，强迫波兰签订了不平等条约，波兰要赔巨款，领土上驻扎了土耳其的常备军。看到此处，读者想必早已看出，这根本不是什么波兰的不平等条约，这就是在讲1901年的《辛丑条约》。剧中波兰国王过30岁寿诞，1901年八国联军强迫清廷赔款时光绪帝也是30岁。剧中的波兰党争不休，什么帝党、后党一应俱全。国都边上挨着海防要塞，敌军从海上陆直抵京城，这讲的就是1900-1901年的八国联军战争。虽然这部戏剧与现实中的波兰已经毫无关系，但亡国危机的民族主义叙事借助波兰题材，通过京剧这一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进行了更加广泛的流传。当年为这出《瓜种兰因》叫好的诸多名家，哪个能不知道历史上的波兰亡于谁手？他们高兴的是，看到台下观众对于什么八国使臣、帝后争权、奸细带路等熟悉情节的会心一笑，看到观众们对爱国义士大义凛然的击节叫好，谢幕时声振屋瓦的掌声欢呼声。此时此刻，有几人还在意谁是瓜分波兰的现实真凶？这群熟读正史的知识分子明白，他们努力许久却不见成效的“开民智”，在这座剧场之内已经初步实现了。清末革命，常有人形容其为“种瓜得豆”，指的是推动现代化的张之洞等人本意并非革命，却收获了意想不到的结果。也正如这部戏的名字《瓜种兰因》，戏剧家与知识分子合作，种下了一颗土耳其灭亡波兰的奇特故事种子，最终收获的却是剧场内外一颗颗萌动的爱国之心。邹振环.晚清波兰亡国史书写的演变系谱[J].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6,32(04):81-91+141.DOI:10.13231/j.cnki.jnip.2016.04.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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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9-5 08:58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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