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他最后不画了，但是在他能画的时候，在他能判断的时候，他留下的这些画稿一直在启发我，如何去闲下来，去感受那些风，去感受那些绿，去感受那些生长，去感受那些人间特别的风景。
大家好，我叫蔡涛，是在广州生活工作的美术史研究者。
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广州的一位老街坊，他叫谭华牧，我们都尊称他为谭先生。
这个地方大家可能很熟悉——光孝寺，广州历史最悠久的一座禅寺，「风幡之辩」就发生在这儿。抗战结束后，这座寺庙成为广东省立艺术专科学校的所在地。这张照片是师生们在1948年6月的毕业留念。
最前排中间的这位就是丁衍庸校长，他身边的是谭华牧，当时他是教务主任。
这一批艺术家云集在光孝寺，形成了中国现代艺术的复兴格局。他们希望不打仗的时候可以去建设美好生活，展开现代艺术的自由探索。
但是，学校正在经历一场所有人都没办法预料结果的学潮。一年半之后，江山易色。这个地方成为历史叙述和记忆的一个重要断裂点。
有一部分老师离开了广州，丁衍庸去了香港，谭华牧去了澳门。一些留下来的师生在1949年11月组织起来，将香港人间画会的艺术家集体绘制的一幅7层楼高的领袖像，悬挂到了广州当时最高的爱群大厦的外立面。
▲ 左｜香港人间画会集体创作的毛泽东像；右｜王道源《广州解放》
当时谭先生留学东京时的同学王道源，也以这个事件为主题绘制了一幅革命历史画《广州解放》。
这是新中国美术史的记忆起点。但是我们可能不会记得，同一时期已经到澳门的谭华牧，正在绘制这样一幅「风景」——
《广州解放》的节奏是时代的高歌猛进，是一个非常明确的历史时空，但是在谭先生的画里边，时空被模糊掉了。
我们看到的是一对衣装入时的青年男女的恋爱场景。他们静静地、闲闲地坐在礁石上，海面上漂浮着一叶孤舟。天上的云也是散散地飘着，海天相接的地方不是一条直线，而是像心潮一样。
我的老师李伟铭教授对谭华牧有深入的研究，他称谭先生是现代中国视觉艺术领域的一位「抒情诗人」。
但谭先生也是我们的美术史里长期「失踪」的一个人。
谭先生1896年出生于广东台山，1919年到日本东京美术学校学习西洋画。
1923年东京爆发大震灾，他回到国内，在上海、广州等地教书。抗战爆发后，谭先生跟家人去澳门避难。抗战胜利后，谭先生又回到广州，跟丁衍庸先生和一批志同道合的中国现代艺术家一起供职于广东省立艺专。
1949年，谭先生和太太又去了澳门。1956年，广州美协成立，邀请生活在港澳地区的画家回到祖国。谭先生非常想念在广州的家人，所以再次回到了广州。1976年，谭先生在广州平静地去世。
直到2000年，美术界基本上都不知道这位老先生的存在。
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当时广东美术馆的王璜生馆长了解到谭先生的家里居然还完整保存着一千多件谭先生的画稿，他非常兴奋地带着工作人员来到谭先生的家，把这些画请到了馆里。
这批画稿存放在广东美术馆典藏部的木柜里。我当时在广东美术馆担任策展人，当我一页一页地翻看这些画的时候，我接触到了一个以前完全没意识到的现代美术史的盛景，就发生在我出生之前的广州。
在1957年到1959年之间，谭先生非常连续地画画，并记录了画稿的时间。正是这期间，中国发生了「反右运动」和「大跃进」。这批画稿的量如此之大，实际上也反映了美协在「大跃进」时期布置的工作任务。
看这批画稿的同时，我还在做一些民国时期留学日本的前卫艺术家的回顾展，了解到他们曾非常积极地学习从巴黎、东京传来的野兽派、超现实主义。但在1957年，这样的画风已经成为艺术家沉重的负担。他们很可能在悄悄地把自己过去的历史抹去，改绘苏联风格的新风景。
最近几年，我们也经常在美术馆看到这幅巨大的反映「大跃进」时期集体能量的作品：
然而，在翻看谭先生这些A4大小的画稿时，我看到的一对情侣打着小旗上街游行，男生是赤膊的，女生的表情很淡定。这是谭先生眼里的政治活动。
还有小朋友拖着妈妈蛮不讲理地说，我一定要去什么地方玩。
这样的场景，我们可能之后在像杨德昌先生的《一一》或者在贾樟柯的电影里会经常看到，但当时我看到谭先生画中这样的生活片段，确实非常意外。
谭先生爱抽烟，一支接一支地抽，身上总是揣着烟。有时候他走着走着突然灵感闪现，就得抓紧时间记录下来，所以我们也看到很多他画在烟盒上的构图。
随着「大跃进」强劲的生产创作节奏，谭先生积累下了这批画稿。我发现，这个时期他在画稿背面有意地竖一行、横一行，用旧历和新历同时写下日期。
这时，我脑子里就浮现出「画日记」这个概念。
后来，我离开了美术馆，但总惦记着这批「画日记」。我和摄影师朋友曾忆城就向家属提议，帮忙整理这批画稿，拍一套完整的照片资料。
在我们拍画稿的同时，何香凝美术馆的乐正维馆长邀请我做一个展览，我就说我想做谭先生的「画日记」。很快我们就找到了一批真正喜欢谭先生的画的朋友，包括我们的设计师陈振煌，他设计了这幅非常动人的海报。
我们很关注谭先生1956年回到广州之后这批画稿的一个基本性质——它既贴合于新时代的美术创作体制，同时又能让人隐隐读到谭先生自己的节奏，和当时所谓的主流美术保持着一种「疏离感」。
《队列》就是疏离感非常强烈的一组作品。
1956年，谭先生回到广州的时候，他的很多老朋友要参加这样的集训：
他们很多人经历了土改、「三反」、「五反」，以及数次的政治规训和运动，他们的身体状态、心灵状态，甚至说话的词汇，可能已经不太一样了。
而这时谭先生刚刚从澳门回来。尽管是在老家广州，他实际上已经是一个外来者，新秩序的「闯入者」。
我们看到，不管是画城里的知识分子还是画农村的村民们，谭先生在这些列队前行的动作中都有一个非常机巧的设计——他把两个小朋友放在了队列的后面，歪头歪脑地观望。如果把小朋友歪头歪脑的形象隐去，我们可能会联想到当时社会改造的一些面向。我们知道那是什么样的状况，但是谭先生有自己调侃的、柔软的处理方法。
他似乎用一种代入的方式，让小朋友替代了他自己的眼光。眼前的景象有点奇怪，这两个小朋友就帮着谭先生看究竟在发生什么。
这幅画我们也特别喜欢。广州的朋友们可能知道，这是在越秀山的一角，现在可能是越秀山体育场扶栏的位置，雾霭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广州城区的建筑。
这是一个广州早春的景象，三个戴着红领巾的少女背对谭先生，她们头上的红棉花刚刚绽放初蕾。女孩们叽叽喳喳也不知道在说什么，但非常地欢快。
在她们的右侧，谭先生可能随意一瞥，看到一对穿着讲究的中年夫妇低着头缓缓地走过去了。
但是他们头上的树，一朵花都没开。
我后来一看，这幅画是在1957年初春画的。谭先生是这个预见性画面的导演吗？
我们在谭先生的很多画面里看到，他非常擅长用他对季节变换、自然风物的敏感度，以及他对社会、人文、人的动作和心境的敏锐体察，去构建这些纸面上的戏剧。我们可以说这叫写生，这种「生」是什么意思，就可以慢慢去体会了。
李伟铭老师引用本雅明的话，称谭先生为现代都市中的「游手好闲者」。到了社会主义广州，谭先生仍然保持着「闲」的节奏。
在一个植树的劳动场景，谭先生画了一个正在小便的男子背影。他可能是觉得我可以稍微歇一下，喘口气，吹吹风。
谭先生喜欢观察那些微妙的人间情绪。他的画非常暖和，很多时候都有祝福的意思在里面。在澳门的时候，他画了一个农村少女，旁边有两个放牛娃。
这个身体姿势大家一看就明白了——非常青涩的人间情感，也跟周边的自然风物融为一体，非常美好。我特别喜欢看这张画。
这些爱情故事一直在谭先生的画面里面延续。这张画的男主人公脸上没有表情，但是我们似乎体会到了谭先生的用意。他跟旁边依偎在一起的三位女青年有一种很微妙的心理关系。
在看这幅画的时候，我直觉地联想到王朔小说中改革开放后的这样一些人间情绪，谭先生在5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在观察了，虽然这偏离了时代的「主旋律」。
谭先生在民国时期画了很多他周边的知识女性和女学生，以及在大街上走动的穿旗袍的女性形象。
到了社会主义时期，对于农村女性的一般性设定和理解就是要跟男性一样强壮，去承担社会主义建设的重任。而谭先生很舍不得把女子画成那个样子，他的女性形象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他在民国时期描绘的那种温婉知性的气质。
我们看了这些画后，还是要回到一个基点——谭先生1956年加入广东美协，之后编制又转入广东画院，所以他始终是社会主义美术创作体制当中授薪的一员，他是在单位领工资的。
我们也从他留下来的可能是交给美协的命题创作中，看到大炼钢铁的小高炉或者田间劳碌的农人，还有象征工业化前景的浓烟。
谭先生跟时代节奏之间仍然有着贴切的关系，他真实地生存在这个时代当中。但是，谭先生画不出这样的画：
在除四害这样一些政治动员的图像中，谭先生跟不上如此直白的宣传。
那么谭先生是怎么描绘除四害的呢？有一天，谭先生一推开家门，就看到两个小学生猫着身子靠近树上的麻雀，悄悄地伏击。后边的小学生手上已经提溜着两只鸟了。
这是谭先生眼中小学生们的「战斗姿态」。
当时，华南地区有很多沿海民兵展开的巡逻和对敌斗争，所以当时的创作任务里非常重要的一项就是南海民兵。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巡逻中的民兵形象：
非常地强壮，非常地醒目，有很多细节描写。
而谭先生在画民兵的时候，民兵的形象几乎已经消失到你没办法意识到他们是民兵了。
谭先生一直在学习以尼斯的蓝色海岸为背景的野兽派画家。我们读着读着他的画，就好像来到了蓝色海岸，忘记了民兵剑拔弩张的战斗场景。
从这幅画里我们也可以看到谭先生平时的构思习惯。他喜欢用身边能找到的各种各样的绘画工具，亦中亦西、非常自由地练笔，去找感觉，找灵感。
这种思路实际上和他的两位朋友非常相似——广东省立艺专的校长丁衍庸，以及番禺南亭出生的关良先生。这三位广东艺术家都在大正末年到日本留学。
在所谓大正民主时期，日本画坛非常开放的视野以及当时流行的「东洋回顾」热潮，激发了这几位广东画家在野兽派和文人画之间开始自由融通的艺术实验。
东洋回顾，指日本大正时期 (1912-1926) 的洋画界开始反思如何在东洋的传统和风土之上发展出独立而自觉的现代艺术，以和西方为中心的艺术世界进行对话与抗衡。关良、谭华牧、丁衍庸留学期间，这股东洋回顾的风潮正急速升温。 [1]
从关良的《西樵》和谭华牧的《风景》这些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油画里，我们可以看到画家们走向文化自觉的过程。
后来关良把他的野兽派隐藏到了水墨京剧人物中：
丁先生到香港后有着非常悲惨的经历。但他也在水墨世界里，尽量把鬼神的形象、文人画的意趣还有野兽派的用色融通在了一起。
▲ 丁衍庸《上中下三界》
谭先生也发挥了这样的融通能力，但是相比关良先生，他更加注重传达一种淡淡的幽默感。文人画让他们跟这个时代保持了一定的疏离感，而幽默感是他对越来越硬化的时代氛围的调适方案。
像这幅油画，他画了一个白衣长衫男子手里拿了把刀，余光瞥向旁边的两只鸡。
我们也来看看谭先生在家门口的偶遇。他的画基本上围绕每天的生活展开，他的灵感、他的某一瞥遇到的景致，都在他的日常空间中。比如这个可能就是在东川路旁边的公园：
风吹着木麻黄树，画面右下方有一个人在练气功。他把这样的自然景观和公园里练功的人组合在一起，你就会感觉到，树动起来好像是因为这个人在发功一样。
还有两个愣头愣脑的小学生在公园里看大妈练功，身后的棕榈树都在围观。
狗仔卡
发表于 2022-8-4 05:43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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