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可·波罗眼中的世界第一城：元代帝都汗八里究竟多奢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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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可·波罗眼中的世界第一城：元代帝都汗八里究竟多奢华？

Original 李思达 国家人文历史 2022-07-26 06:46 Posted on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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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马可·波罗游记》（以下简称《游记》）的说法，马可·波罗年轻时大约长得很俊朗，让元世祖忽必烈一见就喜欢，下令将他的名字写到“荣誉侍从”名册中，从此走上元代宫廷逆袭之旅。

所谓“荣誉侍从”应是《游记》为方便理解而套用的西方宫廷术语，此职务极可能是元代特有、成员称“怯薛歹”的“怯薛”。在元代，“怯薛歹”地位甚高，一方面是因他们担任大汗皇帝的护卫，为朝廷军队中坚；另一方面则是因他们负责皇室各类事务，同皇帝朝夕相处，从而掌握相当的权力。按《游记》所言，马可·波罗身为忽必烈近侍，还经常代表大汗在帝国各处执行机密任务，恰与元代典籍中对“怯薛歹”的描述相互吻合，也由此能解释他为何能知道如此之多的元廷秘辛。

虽然后世学者对马可·波罗是否当过掌握实权、地位紧要的“怯薛歹”还存疑，但从种种迹象来看，他至少比同时代大多数人——不管是外国人还是汉人——都更要接近忽必烈，故而能够见到不少当时中国人都未必了解的事物；而当他以西方视角打量中国事务时，又往往会在一些国人司空见惯之处有所发现，譬如元代大都在这个威尼斯人笔下，就呈现出了一番饶有趣味的别样风貌。

 

融合草原和汉地的元代大内

 

在上都，马可·波罗见到的是一座典型的中原城市。他兴致勃勃地欣赏着优美壮丽的中式建筑：大理石筑成的宫殿装饰着黄金和各色宝石，上面描绘着细密的花鸟走兽。宫殿外有御花园，里面有流水、花木、草原以及各种珍禽异兽。这里聚集着占星术士、巫师、僧人、八合失（bacsi，即喇嘛）、先生（sensin，即道士），供大汗传唤驱使。忽必烈每年夏天在此避暑三月，然后返回大都，临行前按风俗会将马奶洒于空中、地上以祭天和先祖——当然，这在马可·波罗心中乃是遵照占星术士行的迷信而已。

如此繁华的上都已让马可·波罗大开眼界，但这只是开胃菜而已。大约是因厕身“怯薛”的缘故，他得以见识到大汗的宏伟帝都。

元大都宫殿复原模型，现藏首都博物馆

有趣的是，如果中国读者想直接在《游记》里搜索对大都的描述的话，那他们恐怕会感到失望。书中马可·波罗兴致勃勃地介绍说，忽必烈“每年三阅月，即12月、1月、2月”都要前往南方大城中的宫殿居住，他还确凿地说，这座大城“在契丹州之东北端，其大宫殿之所在也。宫与新城相接，在此城之南部”，名为汗八里，根本没有提到大都的名字。

汗八里拼写为Cambaluc或Khan-baligh，对过去那些不闻天下事的中国士人来说，契丹州与汗八里的称呼实为天方夜谭。然而，人们只要对中西交往史稍加了解便立马能明白，“契丹州”当然是指华北。昔日辽帝国强盛时影响远及中亚，辽为金灭后，耶律大石建立的西辽又是雄极一时，对中亚影响深远，因此“契丹”在中亚诸国往往是中国特别是华北的代称。汗八里位于契丹，便是说此城位于华北。另外考究汗八里一词，“八里”源自突厥语“城（Baliq）”对音，换言之，汗八里也就是大汗之城，即所谓帝都是也。位于华北平原东北部的帝都，除了今名北京的大都还能是哪个？马可·波罗之所以以此名称呼大都城，自然是因他虽精通中亚语言但不谙汉语，于是沿用中亚对大都称呼而已。值得一提的是，他记载下的“汗八里城”不仅迷惑了一些中国人，也让后来许多西方学者为之挠头，不知书中这座宏伟壮丽之大城到底位于中国何处。直到明后期利玛窦来华才最终得知，原来北京就是汗八里。

在马可·波罗生活的时代，西方城市往往不是政治中心，在规模上同东方中式城市就有着不小的差距，更谈不上营建具有强烈政治意义的宫殿群，所以马可·波罗见到大都城内规模宏大的大内时被震惊得目瞪口呆。当多年之后，他回忆起至元十一年（1275）抵达大都的场景时，头一个涌现在脑海的还是那座有着三重城垣的中心宫殿建筑群。

元大都城墙遗址，位于今北京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

陶宗仪曾提到，崇天门及所属宫墙是“至元八年（1271）八月十七日申时动土，明年三月十五日即工”。换言之，马可·波罗抵达大都时，这道内城宫墙才修好不过三年多。他见到崇天门“南北各辟三门，中门最大，常关闭，仅大汗出入时一为开辟而已。余二门较小，在大门之两侧，常开以供公共出入之用”，对国人来说乃不言而喻：在封建王朝时代，正中的驰道和宫门乃是皇帝专享，任何他人都不可僭越。忽必烈虽然是草原大汗，但营建的大都皇城在细节上却不折不扣遵循汉地旧制。不仅如此，从元人对崇天门的记载中可知，该城墙纯粹就是一座中式建筑：门上有阙楼铺着琉璃瓦、装饰着檐脊。两翼有回廊，两侧分别为左星拱门、右云从门，双阙对耸，而中间的御道则雕刻着百花蟠龙，同今日故宫午门的形制几乎如出一辙。更为紧要的是，从元人“崇天门下听宣赦，万姓欢呼万岁声”诗句可知，崇天门正是朝廷宣读圣旨之处，其布局和作用几乎就是照搬中原宫殿建筑传统，马可·波罗虽然对中国建筑的传统政治寓意不太清楚，却实录下了种种礼仪细节，从侧面印证了忽必烈汉化程度之深，也算是无心插柳。

元代皇宫位置示意图，根据马可·波罗及元清中国学者的描述，元代大内大体与今日故宫及北海公园重合，共有三道城墙，外墙南端在今午门一带，第二道城墙南端的崇天门则位于太和殿广场一带，内城墙南端大明门及大明殿则可能位于今故宫外三殿和乾清门之间

有趣的是，萧洵、陶宗仪对元代大内虽多加记载，甚至详细到开列出建筑物清单，但似乎对每道宫墙之间有什么不甚关心，倒是马可·波罗注意到其间同汉制宫殿有着显著不同：每道宫墙之间没有传统汉地园林装饰，而是有着大片饲养着各种野兽的草场，但身为西方人的他同样不能理解其中的深意，认为草场是为了让“鞑靼大汗”在宫殿内也能狩猎游乐而设，在《游记》话里话外都透着对“东方鞑靼式”君主炫富的慨叹。对于中国人来说，皇宫内的草场意义再明显不过，它就像清代统治者一定要在紫禁城箭亭设置骑射场一样，蕴含警惕让子孙不忘根本、居安思危的深意。事实上，元人柯九思也曾记载：“世祖（忽必烈）建大内，命移沙漠莎草于丹墀，示祖孙勿望草地也。”忽必烈还特地给草起名为誓俭草，足见元代统治者刚入主中原，一方面享受汉地荣华富贵，但另一方面也心中自有朝乾夕惕之意，生怕忘掉自己得天下的根基，因而在大内布局中也蕴藏深意。

《元世祖出猎图》（局部），元，刘贯道，绢本设色，纵182.9厘米，横104.1厘米，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汗八里的奢华游宴生活

 

马可·波罗在《游记》中讲到中土士人公认的元代大内美景万寿山（今北京北海白塔山）时，虽然夸奖其“君主并命人以琉璃矿石满盖此山。其色甚碧，由是不特树绿，其山亦绿，竟成一色。故人称此山曰绿山，此名诚不虚也。”但还是吐槽忽必烈“汗闻某地有美树，则遣人取之，连根带土拔起，植此山中，不论树之大小。树大则命象负而来……”而太液池（今北京北海、中海）在他眼中不过是一个“有一湖甚美”，关注点是“大汗置种种鱼类于其中，其数甚多，取之唯意所欲”。他对于这里被称为“广寒”“瀛洲”其中寓意的仙境美景茫然不知，对于万寿山旁从金代传承下来的天子籍田之处更是毫无兴趣。出生于草原的蒙古大汗，在入住大都之后依然在大内保留籍田场所，具有象征接受农耕文化的重大意义不言而喻，只可惜马可·波罗显然无法理解东方文化中这层隐喻，只是一味强调“大汗筑此美景以为赏心娱乐之用”。后续的关注点也放在了自己感兴趣，更具有蒙古文化气息的事务之上，譬如有名的蒙古只孙宴（亦名质孙宴、诈马宴），才是《游记》中浓墨重彩的重点。

《京都万寿山图》，元，房大年，绢本设色

在《游记》中，马可·波罗对忽必烈生日宴会，也就是所谓“万寿节”庆祝活动印象深刻，他记述道：“大汗于其庆寿之日，衣其最美之金锦衣。同日至少有男爵骑尉一万二千人，衣同色之衣，与大汗同。所同者盖为颜色，非言其所衣之金锦与大汗衣价相等也。各人并系一金带，此种衣服皆出汗赐，上缀珍珠宝石甚多，价值金别桑（besant）确有万数。此衣不止一袭，盖大汗以上述之衣颁给其一万二千男爵骑尉，每年有十三次也。每次大汗与彼等服同色之衣，每次各易其色，足见其事之盛，世界之君主殆无有能及之者也。”

在这段描述中，马可·波罗异常强调忽必烈和各位王公贵戚参加宴会的衣服，说明其正是蒙元时期特有，同时也是最重要的宫廷宴享大会——只孙宴。只孙乃蒙语jisun颜色音译，诈马则指盛装的马匹（一说来自波斯语“jāmah”，亦指衣服）。之所以得名只孙、诈马宴，正是因为预宴者必须穿戴御赐的同色的“只孙”服，乘坐盛装的“诈马”入宴，彼此相互以衣服、马匹华丽相炫耀，故而得名。元人郑泳曾记载说：“皇上……岁以季夏六月大会亲王……百官五品之上赐只孙之衣，皆乘诈马入宴”，说的便是此事。柯九思也记载：“凡诸侯王及外番来朝，必赐宴以见之，国语（即蒙语）谓之质孙宴，汉言一色，言其衣服皆一色也。”

从中土时人记载中可知，只孙宴与其说是国宴，倒不如说是一场集娱乐、竞技、国力、军力展示于一体的大元帝国博览会。在只孙会上有大型竞技，竞技项目往往就是同军事密切相关的摔跤、射箭等项目，《元史》记载窝阔台汗在位时在斡儿寒河举办只孙宴“会诸王”，竞技就是“宴射”，而元人诗词也频频提到富有军事色彩的“只孙宴”：“健儿千队足如飞，随从南郊露未晞。鼓吹声中春日晓，御前咸著只孙衣。”遥想当年在大都南郊，一队队的蒙古千人队、万人队身着统一制服，在鼓吹声中万马奔腾，齐声呼喊，是何等震撼场面。

然而当时在场西方人似乎完全理解不了其中内涵的军事、政治意义，反而只是将兴趣投射在鞑靼帝国上层豪饮风俗和和诸国进贡的珍禽异兽之上。不仅是马可·波罗，就连后来也记载过此事的鄂多立克（Odorico da Pordenone）也完全没有关注到点上，他光注意到“有很多金孔雀，当鞑靼人想使他们的君主高兴时，他们就一个接一个地去拍手；孔雀随之振翅，状若舞蹈。那么这必系由魔法驱动，或在地下有机关。”要不然就是让蒙古人醉生梦死大酒海：“有一大瓮，两步多高，纯用一种叫作密尔答哈（Mercadas）的宝石制成（而且是那样精美，以至于我听说它的价值超过四座大城）。瓮四周悉绕以金，每角有一龙，作凶猛搏击状……瓮有很多金酒杯，随意饮用。”

渎山大玉海与原配石座复合效果图。渎山大玉海高70厘米，口径为135至182厘米，周长达493厘米，膛深55厘米，重达3500公斤，为元世祖忽必烈下令雕刻，完成后被置于元上苑广寒殿，清代将其置于承光殿（今北海公园内），但原配底座则位于北京法源寺内

鄂多立克所言的密尔答哈大瓮，大约就是流传至今的国宝“渎山大玉海”，它高0.7米，口径1.35—1.82米，最大周长4.93米，重约3500公斤，现安放在北京北海公园团城承光殿前，为整玉雕成，周边碾琢了隐起的波涛、海龙、海马、海羊、海豚、海犀、海蛙、海螺、海鱼、海鹿等共13种海中瑞兽。鄂多立克身为传教士，隐隐视不信天主教的蒙古人为“鞑靼蛮子”，看不惯他们酗酒风俗，自然对这件酒器也颇多内涵之词，然而他也不想想，元帝国耗费无数人力物力制造出如此一件国宝，其中反映出的强盛国力，又哪是一件酒器这么简单？西方来华人士，在考察东方事物往往光见表面不见背后反映实质，从古至今皆是如此，关注点偏了的人，又何止马可·波罗、鄂多立克呢？

 

繁华的东方城市

 

从马可·波罗自述的本人经历来看，他在华期间多是同大汗和蒙古上层打交道，少有深入民间的时刻。这也反映在他对汗八里城的追忆中。他在《游记》里讲述汗八里时，大部分都在敷衍大汗生活、宫廷习俗以及官方只孙宴等宏大叙事场面，但对具体大都城内生活反而却只有寥寥数语，基本没有涉及民间生活的内容。

然而奇怪的是，马可·波罗就在“应知汗八里城内外人户繁多，有若干城门即有若干附郭。此十二大郭之中，人户较之城内更众。郭中所居者，有各地来往之外国人，或来入贡方物，或来售货宫中。所以城内外皆有华屋巨室，而数众之显贵邸舍，尚未计焉”之类的泛泛话语之外，突兀地插入一段“尚应知者，凡卖笑妇女，不居城内，皆居附郭。因附郭之中外国人甚众，所以此辈娼妓为数亦多，计有二万有余，皆能以缠头自给，可以想见居民之众”。

好端端地，为什么突然就提起“卖笑妇女”来了？

这可能同马可·波罗亲身经历有关。他们父子能受到忽必烈赏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忽必烈将其视为拂郎（欧洲）教廷派遣来华的贡使，大汗需要从威尼斯商人处了解欧洲，以便展开贸易或是进行军事活动。而按照元代典章制度，他们抵达大都之后，必须在“会同馆安下。除已令馆将起见在使客，询问本国国主姓名、土地广狭、城邑名号、至都里路、风俗衣服、贡献物件、珍禽异兽，具报本部，移关贵监，以备标录”。马可·波罗父子抵达大都之后，想必也经历了一番流程才在会同馆住下，而按《游记》所说，元朝官方会为住此地人员“每夜应供给……每人娼妓一人”。所以马可·波罗才会对大都夜生活盛况了如指掌。

《卢沟运筏图》，元，佚名，绢本设色，纵143.6厘米，横105厘米，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据史料记载，元代会同馆位于今北京安德路与德胜门东大街的滨河公园翰林院（原中书省）故址一带，当时门口正对坝河。该河在元代从海子湖北（今北京德胜门外太平湖小区）导出后，向东流经会同馆、中书省，一路从光熙门南面水关出城，乃是当时水陆交通运输的要道之一。居住在这的马可·波罗，自然也见到了川流不息往来大都的商队：

外国巨价异物及百物之输入此城者，世界诸城无能与比。盖各人自各地携物而至，或以献君主，或以献宫廷，或以供此广大之城市，或以献众多之男爵骑尉，或以供屯驻附近之大军。百物输入之众，有如川流之不息。仅丝一项，每日入城者计有千车……此汗八里大城之周围，约有城市二百，位置远近不等。每城皆有商人来此买卖货物，盖此城为商业繁盛之城也。

不仅是在大都城内，当马可·波罗奉命出使，从大都骑行“十哩”，来到普利桑干河（Pulisangin，Pulisangan，即今永定河）后，看到了“美丽的石桥，各处桥梁之美鲜有及之者”，更看到了沿岸商业繁华，“商人利用河流运输商货甚夥”。作为一个从水乡威尼斯的来客，在大都郊外看到舟楫来往如织，商贸辐辏，都为之感到惊叹，那么在他眼中，就彼时大都繁荣和规模而言，说是世界第一，恐怕真不为过。

END

作者 | 李思达

编辑 | 詹茜卉

校对 | 张斌

本文摘编自《国家人文历史》2022年7月下，原标题为《大汗的奢华帝都汗八里马可·波罗眼中的世界第一城》，有删节，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