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人生很早的阶段就知道，暴力常常会招致更多的暴力。每一次严重的伤害，每一个被判罪的年轻人，每一个足够幸运，能带着结肠造瘘袋、气管切口或者坐着轮椅离开医院的人，都在证明这一点。所谓的自卫将带来的后果，我亲眼看到过。任何孩子都不应该做出这种选择。
米歇尔·哈珀是一位工作十余年的急诊科女医生，她每天都要面对生命高危状态的急救，也因此看到人的身体具有多么强大的自我修复和保护能力。她的《你的身体，比你更爱你自己：急诊科医生手记》这本书，是用12个关于身体的故事写下的急诊科实录，亦是一位深思熟虑的医生的深刻人道回忆录。
位于费城北部的蒙蒂菲奥里医院是我的下一站。这种职业流动是在所难免的。蒙蒂菲奥里和慈恩医院很像，来这里上班有些回家的感觉。就像所有回家之旅一样，我可以暂时重温昔日的美好，拾起那些曾让我感到舒适的回忆。
这里的生活和我在南布朗克斯慈恩医院当实习医师的时候有不少相似之处。
蒙蒂菲奥里每年会诊治超过95万名病人，慈恩医院则超过145万人。在慈恩医院，我曾经是住院总医师；而在蒙蒂菲奥里的医疗系统中，我是助理医务主任之一。
我入职前就被告知将出任这座医院一所郊区分院的主任，所以我现在要负责制定会议议程，编写治疗高风险疾病（比如急性中风和心脏病）的工作协议，协助进行员工评估，以及编辑发送关于血液培养和药物记录的电子邮件。
开始这份工作以后，我才意识到以助理医务主任的角色发送这种邮件并不会赋予它们更大的意义——我在慈恩医院就负责发送这样的邮件，它们的意义是相同的。
当我坐在新的办公桌前，看着长长的行政管理任务清单——标准操作程序、合格的医疗记录档案，以及降低风险的种种措施，我想起最初自己选择急诊科的那份激情：与危机之中的人们在一起，帮助他们迈出通往痊愈的第一步。
慈恩医院点燃了这份激情的火焰，让我做好准备来面对蒙蒂菲奥里的挑战。
慈恩医院的使命是服务社区，同时不必考虑病人的支付能力。这是一种格外高尚的使命，因为南布朗克斯区相对贫困，要完成这一使命的难度也非常大。
慈恩医院三分之一的病人根本没有医疗保险，许多居民没有基础保健医师。当附近的免费诊所无法再接收新的病人，或者已经关闭的时候，慈恩医院就成了那些病人唯一的希望。
那个社区的暴力事件时有发生，这一切的根源在于因为金钱、地位和身份认同而起的冲突——严重的物资匮乏和感情匮乏造成了连续不断的愤怒和伤害。
当时慈恩医院的急诊室分为成人内科、成人外科、后续处置（如伤口检查、拆线等）和儿科。那是我实习期第二年的一天，我正在急诊儿科工作。我的病人列表中的下一位是“13岁男孩，头部创伤”。
我扫了一眼分诊记录：生命体征正常，无用药史，头部遭受撞击。
我敲了敲检查室开着的门，向那个名叫加布里埃尔的孩子做了自我介绍。他身边的两名成年人应该是他的父母。
那个男孩坐在病床边上，双手合拢在膝头，眼睛注视着交叉在一起的手指。他身后的墙壁上装饰着一群紫色大象和红气球飘飞的卡通图案。
他的母亲站在柜子旁边，双手按在自己的包上，两只手上满是皱纹。她的嘴唇一直在微微颤抖。他的父亲坐在病床旁边的椅子上，眼睛里满是倦意，衣服上散发出一股泥土的气味。
我从收集必要信息开始：过往的用药史、疫苗接种史、现在服用什么药物、对药物的过敏情况等。
然后我开始询问他受伤的情况。那孩子告诉我，有一个叫“T”的同学总是在学校骚扰他，贬损他的穿着。T比加布里埃尔体格更高大，而且行为粗暴。
我问他这次遭遇了什么状况，加布里埃尔向我讲述了如下的故事。
他取得了好成绩，还帮忙照顾妹妹，并完成了所有家务，所以父母在他生日那天奖励了他一双昂贵的运动鞋。第二天，他开心地穿着那双鞋去了学校。在路上，T在学校旁的空地截住了他，要他把运动鞋交出来，他拒绝后转身就走，却被T追上来扑倒在地，他的头和身体遭到了殴打。
加布里埃尔想要自卫，但T抽出一把匕首，威胁要杀了他，还说加布里埃尔很走运，因为那天他没有带枪。加布里埃尔在恐惧中脱下了鞋，T抢过鞋子，还啐了加布里埃尔一口，之后骂着脏话走了。
T离开以后，加布里埃尔就跑回了家。一路上他都赤脚踩着滚烫又满是裂痕的柏油路。
他没有昏厥，也没有恶心和呕吐，皮肤没有异常，没有虚弱无力。他的颈部没有感到疼痛，也没有呼吸困难。他的左脸、肩膀和胸部有明显的肿胀和发红。他的双脚有浅表性擦伤和割伤。
让我感到震惊的是加布里埃尔躺在病床上接受检查时的平静神态。
孩子们竟然能如此从容地接受伤害！他们的身体有着非凡的复原能力，在遭受严重伤害时往往不会被击溃。
哪怕是肝脏撕裂、腹部遭到重击而内出血，或者是眼睛后面的血管因为剧烈晃动而爆裂，从他们的外表依然只能看到腹部美丽的肉桂色皮肤、柔软的手腕上有规律的脉搏跳动，还有他们明亮的褐色大眼睛里正常的光彩。
孩子们没有描述痛苦的语言，也没有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就像成年人一样，孩子也会将精神上的痛苦藏在心中，任由它们在重要的器官周围蔓延。这些创伤带来的后果会更加持久严重，会影响他们内脏的轮廓、横膈膜呼吸的深度以及胸腔的充实程度。
“好的，我还要单独问加布里埃尔几个问题，请父母先出去一下。”我需要完成对所有受伤儿童的受虐待筛查，这是一项强制性任务。
加布里埃尔的故事合理可信，但再合理可信的故事也可能是在掩盖某个家庭成员或者他认识的某个成年人对他进行的侵害。
等孩子的父母离开房间以后，我告诉加布里埃尔，他可以坐起来了，身体检查已经完成。我拽过一把椅子，坐到他面前对他说：“加布里埃尔，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让我很难过。这件事非常可怕，而且很不公平。这样的事不应该发生在任何人身上。”
加布里埃尔点了一下头，继续盯着自己的拇指。
“加布里埃尔，我必须问你一些问题，以确保你的安全。你要明白，我们在这里所说的一切都是保密的。如果你有危险，我就需要打破这个保密条例。这只是因为我们必须确保你的安全。我想要你知道，我不会瞒着你做任何事。接下来的谈话只是我们两人之间的，如果要有第三个人的加入，我就会告诉你，好吗？”
“好的。”他含混地说道。
“我们会向所有年轻人问这些问题，哪怕他已经成年。因为有些时候，人们会被他们爱的人伤害，比如家庭成员、朋友、老师。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是的，她很酷。有时候她会让我紧张，但她依然是我的妹妹。”“妹妹都会让哥哥紧张，对吗？”看到加布里埃尔的微笑，我也轻轻笑了一声，“我听说你很会照顾她，对吗？”“家里有人打过你吗？或者在你遇到问题或其他情况时威胁过你吗？”“没有。没能做到我应该做的事时会受罚，但没有被打或者类似的事情。”“那里的问题太多了。总是发生意外，总是有人打架。”“我的意思是，我会小心的，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了。”“女士，我的意思是，我会搞定的。”
我几乎是下意识地问出了一个我不想问的问题，因为我不想知道答案。选择相信情况不会更加恶化要容易得多。相信这个孩子在离开医院以后能平安地去上学，平安地活到毕业；相信他每一次离开家时不会感觉自己有危险；相信他根本不需要恐惧——相信这些可以使我更轻松。
我可以选择这样相信，只是问一个诱导性的问题——好吧，那么你的意思是你没有事？大家都不会有事，对吧？——这样他就有机会点头默认。然后我们就能够满足于这个令人舒适的谎言。就像任何一个谎言一样，它需要双方的积极参与才能成立。
但我没有这样做。我让那个不合时宜的问题从自己嘴里跳了出来。
“你打算报复他吗？”
加布里埃尔回答道：“我只会照顾好我自己。只要他不来惹我，就不会有问题。”
他静静地坐在那里，看着自己的双手，揉搓着大拇指，两只脚不停地敲打地面。
冲动再一次驱使我问出了下一个荒谬的问题。这个问题让我感到非常陌生，因为我在华盛顿西北区长大。
那里的人们开的车是沃尔沃，读的书是《要书本，不要炸弹》、《和平共处》和《本地化思考，全球化行动》。我的同学们会开着宝马敞篷车去上大学预科班的语言课，从不担心自己的车被偷。当我走在校园中时，从不会想到我可能因为自己的书包、乐福鞋或羊绒衫遭到威胁。
当然，我的社区也发生过公开暴力行为（比如公园中的绑架、杂货店停车场的抢劫），但概率极低。
我会读报纸、听广播，我知道公开的暴力是存在的。于是，那天在南布朗克斯慈恩医院，我带着一点窘迫向加布里埃尔问出了我不得不问的问题：
“你有武器吗？枪或者刀子？”
“我有一把枪。”
“你有一把枪？”
他沉默着。
我又问了一遍：“你有一把枪？”
“不用为这个担心，女士，不用担心。”他没有再说什么，清楚地表明这就是他最终的回答。
“加布里埃尔，这非常危险。就像我刚才说过的，对于这种情况，我必须打破保密条例。如果一个年轻人提到他有枪，那么他就有可能用那把枪造成伤害。为了你的安全，我们必须和社工谈一谈。”
加布里埃尔没有动，也没有说话。我等待着他的反应，或者至少有一些特别的迹象。而他只是摇摇头。
“我马上回来。”我说道。
我走出检查室，找到主管医生，向她报告了这个病例——住院医必须向主管医生报告全部病例，并给出评估结论，而主管医生建议，考虑到这个孩子有使用枪支的可能，必须和他的父母以及社工谈一谈。
于是我给当地社工发了信息，又去找等在检查室外面的孩子父母，向他们简单讲述了现在的情况和我的担忧。
他们平静地看着我，等待我提出问题，等待我说明为什么会对此产生警惕。
他们不明白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担忧，而我则对他们坦然的神情感到费解。
我们一起来到了加布里埃尔的面前，他抬起头看向父母。
“女士。”他的母亲对我说，“如果他必须保卫自己，那么他就应该保卫自己。”
这句话看似正确，但显然有很大问题。他们如此漠然地看待自己的孩子可能采取的报复行为，这让我感到惊恐。
我在人生很早的阶段就知道，暴力常常会招致更多的暴力。每一次严重的伤害，每一个被判罪的年轻人，每一个足够幸运，能带着结肠造瘘袋、气管切口或者坐着轮椅离开医院的人，都在证明这一点。所谓的自卫将带来的后果，我亲眼看到过。任何孩子都不应该做出这种选择。
“嗯，听我说，眼下的情况非常危险。只要我们得知有枪支的信息，我们就必须让社区工作者参与，以确保所有人的安全。”我脱口而出。
“你在说什么，女士？你要把我们的儿子从我们身边带走吗？”这位母亲的语气中第一次出现了关切的意味。父亲一下子坐回到椅子里，将头靠在墙上，叹了一口气，闭上了眼睛。
加布里埃尔挺直身子坐在病床上。在这次谈话中，他第一次正视我的脸，眼睛里闪动着难以置信的光芒。看到他的样子，我回想起许多年前我因为父亲的家暴而报警、那两名华盛顿警察上门、说他们会逮捕我哥哥的情景。
那一晚，他们通知我家，说我们都和那次家暴有牵连，所以我们都必须缴纳罚款。
所以现在，当我俯视着这个孩子，我能明白他的心情。我知道无论我说什么、做什么，都无法让他好受一点。我们全都陷入了这场困境，没有人可以置身事外。
“不，这不是我们的目的。没有人想要让你离开你的家人。不会发生这种事。”我拼命尝试着说清楚我的意图。
等待社工到来时，我开始思考，为什么在我长大的那些年里，没有一位医生单独和我谈过话，问过我是否有安全感。也没有一位教师、辅导员或者家人这样问过我。我不知道如果有人这样问我，我又会怎么说。我觉得我也会感到不情愿和害怕。但我知道，这一定会让我学到人生宝贵的一课：我可以得到成年人的保护。
急诊室社工名叫艾莎，她赶过来听了我的报告。在和那一家人谈完话后，她对我大致讲述了她的发现。
那对父母努力奋斗，竭尽全力为他们的孩子创造最好的环境。母亲在食品杂货店工作，经常会为了多挣一点钱而加班。父亲是一名看门人，需要夜以继日地工作，同时还在兼职做建筑工人。
他们住在一个暴力犯罪猖獗的社区。那里的每个街角都有人在兜售毒品，枪声此起彼伏，就像郊区黄昏时的蟋蟀鸣叫一样稀松平常。
艾莎把手放到我的胳膊上，她的声音柔和却又充满无奈：
“米歇尔，当你身处在战争中，生活的规则是不一样的。从某种角度讲，这一家人都是战士，在为家庭而战。战争环境有它的特点。暴力行为在战争地区是生活中普通的一部分。为了生存，你就要做你必须做的事，无论是在外面还是在家里。”她叹了口气，“他们是好人。但这么做不对，加布里埃尔不应该认为持枪是正常的事情，不应该觉得自己必须有一把枪，才能在学校感到安全。学校应该是安全的，他不该以那种方式在学校里生活。”
她又叹了一口气，这一次她的叹息更加沉重。
“哦，这孩子，”她摇摇头，“不管怎样，没有证据表明这孩子真的有一把枪，他的家人也没有枪。我会写一份报告，也会和他们一家人进行确认。这件事就这样。”
她再次摇头，微微笑了一下，“除非急诊科能够为这些人提供工作，让他们有足够的工资和安全的住所。”她拿起文件夹走了，没走出几步，她又忽然转回头问我：“我们能做到吗，医生？我真希望我们能做得到。祝你有愉快的一天。你知道怎么联系我！”
她挥挥手，去看下一个病人了。
那件事已经过去了好几年。我后来再没有得到过加布里埃尔一家的消息。但他的故事，他们的故事，一直让我无法释怀。
现在，我站在蒙蒂菲奥里医院的急诊创伤科，等待即将被送来的创伤患者——我们全都穿好手术袍、戴好手套、做好了一切准备。
他们已经打来了电话：两名年轻男性中枪，一个在头部，另一个在腿部。收到这样的创伤警报时，我常常觉得这样的伤员会是加布里埃尔或者许多像他一样的人。
我的这一班刚开始，所以我会负责受伤更重的那一个。通常情况下，新医生也会负责处理最新被送到的危重病人。另一名医生会在2号创伤急救室照料伤势不那么严重的病人。我和我的团队会在1号创伤急救室。
我们估计这件事和帮派有关系，这几乎是必然的。
我站在床头，最后一次检查抽吸设备和喉镜刀条。一名技师在床脚处准备好剪刀，他会剪开病人的全部衣服，让我们检查他身上是否还有其他损伤。另一名技师准备好了C形环。这是一种硬质颈托，用来固定颈椎。急救队应该已经给病人上了C形环，我们这样做只是以防万一。
病床两侧各有一名护士，她们分别负责一个输液架。房间里还有两名医科学生。他们正充满期待地悄声议论着什么。这是他们第一次在急诊室值班。他们可能觉得自己正出现在《急诊室故事》的真人秀节目中。
“请快让他们过来吧。”我催促道。我捏了捏口罩顶部的鼻梁条，防止面罩上有哈气，心中想着所有那些可能会导致情况恶化的事情，以及我该如何应对。
如果中枪的地方是在口部，我无法给病人插管该怎么办？如果是在颈部，我连气管切开术都做不了又该怎么办？还有一些时候，急救队的通知完全是错的。有一次急救队打电话说患者胸部中枪，结果只是手臂上的皮肉伤。
谁知道呢？也许那个要被送来的家伙只是头皮受了一点擦伤。
拉米蕾兹护士走进急救室，向我们更新了消息：“刚刚确认了，只有头部中弹的伤者会送来。另一个人被转去了圣公会医院，因为他们是敌对帮派的。没人希望他们在这里又打起来！急救队马上就到了。”
“谢谢，头儿。”技师布莱恩回应道。
救护车入口处传来响亮的轮床声。随后急救队就出现了。轮床边上垂下来两只巨大的黑色运动鞋，随着轮床的滚动不停地磕在一起。
“抱歉，来得太急了。”一名急救队员开始了报告，“男性，20多岁，头部枪伤，格拉斯哥昏迷评分从13到15，无法缩小区间，因为他一直都在躁动。血压110/70，心率140次/分钟，血氧饱和度95%。我们无法给他输液，也没办法在现场给他插管。”
他们把病人放上病床。一名急救队员开始帮布莱恩剪开伤员的衣服，另一名急救队员继续报告。
“当时简直是一团混乱。抱歉耽误了时间。那里有一大群人，有些人还在打。只能由警察护送我们进出现场。”
“他的名字？”我低头看着这个躺倒的巨人。他身高至少有一米九，体重近三百斤。
“身份证件上显示他叫‘杰里迈亚’，已经给他登记好了。”体型庞大的杰里迈亚正在不停地挣扎着。
急救队和布莱恩快速精准地剪掉了他的牛仔裤。他的腿上全是血，但没有伤口。他们又剪掉他的衬衫，躯干和手臂上也全都是血污，不过同样没有损伤，也没有肿胀变形。我们在急诊科每天都要完成这样的工作，但从不会对这样的情景感到麻木——动脉和静脉里的血液从被损伤的身体中流出来，无论何时都会对我们的精神造成冲击。
我在他的颈部也没有看到异常变形。杰里迈亚一直在呼吸，还在呻吟，发出各种痛苦的声音。格拉斯哥昏迷评分是将病人的自主意识从1到15分级，他应该是接近于15，这一点让人安心。
护士们为他设置好监控仪器，并准备好了静脉输液。他的血压从技术上来说是“正常”的。考虑到他的具体情况，这是一种非常不好的迹象——极为快速的心跳和相对的低血压意味着他也许出现了危及生命的内出血，很可能是灾难性的脑损伤。
他还在不断挣扎。急救队的人和布莱恩按住了他的腿。护士们叫实习生过来一起按住他的手臂，然后插进一根大号输液针。
“杰里迈亚，杰里迈亚，你能听到我吗？”我轻声向他喊道，同时将手掌按在他的左侧面颊上，继续查看他的头部。
他唯一的伤口在右侧头骨上。是一个异常严重的伤口——那里的颅骨已经碎裂，插入了脑组织。
“我在哪里？妈妈！”他尖叫着，左右甩着头，他的眼睛一直紧闭着。泪水混合着血液流淌在他黑色的面颊上。
我把双手放在他的头两侧，让他安静下来，直视着他问道：“杰里迈亚，看着我，你能看到我吗？”
他猛地睁开眼睛。
“你能帮我吗？求你，求你救救我！”他哭喊道。
“杰里迈亚，我们会救你。安静下来，请尽量保持安静，好让我们救你。”我像唱摇篮曲一样对他说道。
“求你，求你救我！妈妈！请，请救救我。”他盯住我的眼睛乞求着。
“杰里迈亚，我们会救你。”我继续柔声说着，心中祈祷他能够相信我，希望我们两个都能因为我的话得到安抚。
杰里迈亚不停地哭泣着，泪如雨下。他的痛苦似乎比头上的枪伤更深重，比颅骨被枪弹打碎、躺倒在人行道上更可怕。
“杰里迈亚，我在这里，我会救你。”我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
“我要死了……我要死了……”他哽咽着。
“我们会救你，杰里迈亚。”我知道，我的话比将要注入他的血管、模糊他的意识、麻痹他的肌肉的药剂更重要，比我将要插进他喉咙的呼吸管更重要，比为他忙碌的整个团队更重要。
我把手移到他的右侧脸颊，捧着他的脸。我知道他正处在十字路口，我知道无论他是因为做了什么才来到急诊室，他现在都该得到安慰和照料。
“哈珀医生，输液准备好了！”护士翠西报告。
“很好，”我向她竖起两根拇指，“我们先从150毫克利多卡因（一种局部麻醉剂）开始，然后是30毫克依托咪酯（催眠性静脉全身麻醉剂），最后是150毫克琥珀酰胆碱（骨骼肌松弛剂）。”这些药物能够让他放松下来。然后我才能为他进行气管内插管。
我抓起喉镜刀条，最后一次注视他的眼睛。
“好了，杰里迈亚，你要睡了。”
他陷入无意识状态以后，我将呼吸管插进他的气管中。呼吸小组为他接好了二氧化碳指示器。我们注意到指示器的颜色发生了显著变化。于是他们给他上了呼吸机。
我脱下染血的手套，拿过听诊器，仔细听了他的胸口：双侧肺气息进入良好。这表明气管内插管位置正确。手术团队立刻冲进来，把杰里迈亚送去了手术室。技师和护士们开始去为下一个病人做准备。
急救队也开车去完成新的任务。这间病室暂时空了，只剩下抢救后的一片狼藉：监测仪器的导线耷拉在屏幕下面，地上到处都是血渍、塑料针帽和被丢弃的手套。
一名警方调查员走进来，打破了房间里的寂静。他向我询问：病人情况如何？他来到这里时是什么样子？我们在急诊室里为他做了什么？他离开急诊室的时候状态怎样？
我回答了他的问题。结束笔录以后，我们相互为对方的努力工作表示感谢，然后走过一地狼藉，继续我们的其他工作。
埃斯特班护士在急救室门口遇到了我们。“医生，手术室打电话过来了。那个病人在手术台上病危，已经死亡。”
警察听到了他的话。
“好吧，现在这是杀人案了。谢谢，伙计们。”他说完就走了出去。
我抬起头看着埃斯特班，然后点点头叹了一口气。我并不感到惊讶或者困惑。头部中枪的人死去并不意外。一个将要死去的人放声哭喊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这只是证明他在那一刻对自己有着充分的认知。
我的叹息，是承认在那一刻他和自己以及自己的生命在一起，在急救室明亮的灯光下，他流出的血和泪水使他的罪得到了宽恕。从他身上就可以理解，无论我们在生命之初是什么样子，到最后，我们都只能孤身一人面对我们的所作所为。
杰里迈亚一直在呼唤妈妈，但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每一个曾经被我们尊崇或背叛的人都不会和我们在一起。我们孤独地躺在那里，本来还有血与肉，但最终只会剩下灵魂。
我忽然想到，也许杰里迈亚就是已经拿起枪的加布里埃尔。也许他终究不是加布里埃尔。真正的加布里埃尔可能在和我相遇的那一天之后就再也没有碰过枪。
也许加布里埃尔离开了急诊室后一路披荆斩棘直到毕业，经历重重挑战而变得更强大；也许他读完了大学，可以辅导他已经十几岁的妹妹；也许他正在努力工作，立志干出一番事业，不仅要改善他自己的生活，还要改善他的家庭和整个社区的环境。
我们在出生之前是否就选好了自己的起点，这是个人信仰的问题。但的确有人的旅程会从平坦的草地开始，而有的人一开始就要攀爬陡峭的山峰。
一条看似平坦的道路上可能有看不到的沟壑和陷阱，而另外一条道路尽管充满了痛苦，却更有可能给行路者这样的承诺：只要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你就能锻炼出登上珠穆朗玛峰的能力。当然，从很多方面来讲，这都绝对不是公平的，但可以确定的是，这两条路上都有许多未知。
在前行的路上，无论脚下地势如何，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是在做选择，我们会回望自己的脚步，同时必须面对自己选择的结果。承认了这一点，才有救赎可言。
| 【美】米歇尔·哈珀/中信出版集团/2022年4月
非洲裔急诊科女医生。
毕业于哈佛大学和
石溪大学文艺复兴医学院。
狗仔卡
发表于 2022-7-17 01:57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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