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结束之后，鸦片在中国更加畅行无阻，大大小小的烟馆迅速蔓延开来。抽着大烟、喷云吐雾且神情萎靡的吸食者逐渐成为沿海港口城市一道不美丽的风景线，徒惹外人笑尔。外国人将鸦片视作掠夺中国财富的工具，而讽刺的是，清政府自己也将其视作一种可以任由其搜刮的“资源”，绝大多数普通百姓逐渐陷入极为艰难的境地。
战争的失败让清政府的态度很快软化下来，1842年，奉命与英军议和的两江总督牛鉴在与英军全权代表璞鼎查的照会中表示：“自禁吾华民之吸食耳。”1843年8月，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的耆英在广州与璞鼎查谈判通商章程时也表示：“中国严禁鸦片各条例，均所以约束中国人民，未尝禁及外国。”也就是说清政府在武力不及英国的情况下，为了不继续挨揍，就干脆不管鸦片的输入，只管中国人的吸食。这么一来，鸦片的泛滥就更加不可收拾，光是上海一个口岸输入的鸦片就接近了战前总量，以至于所有的中国进口商品大多都为鸦片所占据。
清政府软弱的态度被他国人看在眼里，自然会对中国更是轻视，进而提出更多不合理的要求，为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鸦片贸易实现合法化埋下了祸根。
鸦片所蕴含的巨大利益是无法被忽视的，在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清政府别出心裁地设计了中国税制史上的一种罕见税种——这就是鼎鼎大名的“厘金”，类似于商品税的厘金对民间贸易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
某些特殊的商品厘捐就成为各地厘局发财的门路所在，鸦片是这些商品中最为特殊的一类。在整个19世纪中后期，鸦片流毒于中国的形势已不可逆转，特别在鸦片战争被打脸之后，清政府再不敢随便禁烟。打又打不过，禁又禁不了，朝廷便想到一个“曲线救国”的法子，那就是对鸦片加征税，达到普通商品的数倍之多，或许他们认为，只要能加征到民众无法吸食的地步，自然就能收到禁烟的效果，还能大大增加财政收入。
清政府美其名曰这是“以征为禁”，实际上就是掩耳盗铃，允许毒品合法化，最早是咸丰四年（1854年）以鸦片厘金的形式在江苏开征，然后其他沿海地区也效仿起来。一时间大家全然忘记了鸦片带给国家及民族的惨痛记忆，兴高采烈地吃起人血馒头来。
咸丰八年（1858年），列强为了继续保持自己的商品在华倾销态势，中英签订《天津条约》，规定洋货输入内地只需缴纳2.5%的子口税，其他包括厘金在内的各项内地税全部可以免除，这对于外国商品来说当然是个大好事。
而且在《通商章程善后条约》里鸦片借着“洋药”的名头在中国大行其道，鸦片贸易也取得了合法化的地位，这个条约为各国的鸦片入华打开了方便之门。但鸦片毕竟不是一种正常商品，就算再怎么冠上“药”的名字，对人身心的危害也有目共睹。利润之高实在令人眼红，清政府也想从中抽成，所以鸦片进入内地之后，能从中攫取多少“洋药捐”，就看各地督抚的手段了。
但是英国人对此很不满意，向清政府提出严正抗议，这倒不是他们关心中国人的身体健康，而是因为“洋药捐”太高，会影响鸦片的销售，进而威胁大英帝国的利益。所以中英双方围绕鸦片厘金收多少的问题，展开了一场场唇枪舌战，最后在光绪十一年（1885年），清朝使臣曾纪泽远赴伦敦与英方达成《烟台条约续增专条》，明确每百斤鸦片，除30两的海关正税之外，只需缴纳不超过80两的厘金就能顺利进口，这才结束了这场长达20多年的争论。
因为简化了手续，节省了费用，鸦片在中国的流行更加畅通无阻。主管海关的英国人赫德将促成此事作为自己的一大政绩，毕竟中国的海关是英国人自己管的，不管是哪个国家的进口鸦片，只要能从中抽税，都有利于大英帝国的利益，至于普通中国民众会因此遭受怎样的荼毒，并没有太多人在意。
如果买不起价格昂贵的洋烟，老百姓还有别的选择，本地的土烟相较来说就实惠得多，毕竟运输距离的大大缩短显著降低了成本，但真正使其被大众接受的原因在于，土产鸦片拥有广泛的种植面积。如果你是一个突然回到清末的穿越者，你很有可能在农村看到漫山遍野的花海，不过不要忙着拍照修图，或许那就是臭名昭著的罂粟花，它所产出的果实，就是毒害中国上百年的鸦片。
罂粟在国内的扩展面积比洋人攻城略地的速度更快，19世纪50年代时，种植面积尚局限于云贵川等地，很难为外人所知。但在地方督抚发掘出罂粟的巨大经济潜力之后，这种美丽而妖艳的植物迅速扩展到大江南北，几乎除了新疆、西藏等偏远省份，每个地区都能见到它的影子。
到后来土烟的产量已经远远超过洋烟，清廷干脆直接在湖北设立土药统税大臣一职用以管理，其他省份设分局。这些土烟每百斤可以提供30-40两“土药捐”，对于地方财政收入来说可谓居功甚伟，而且这个税率较之洋烟要低不少，有力地挤占了洋烟生存空间，占领了农村广大市场。
鸦片的危害人所共知，几十年来要求禁绝的声音屡屡出现，可一直没收到太大效果，原因很简单，就是其中利益太过诱人。在大清朝的最后几年，土、洋药捐总数加起来甚至占到了大清财政总收入的1/10左右，这是个相当庞大的数字。
但即便利润再大，在风起云涌的国际形势面前，清政府也不得不面对现实，跨入20世纪之后，基本没有国家会否认鸦片的危害之深，即便不考虑民众的呼吁，面对外在舆论的压迫，清政府也只能选择妥协。况且几年之后上海即将举办举世瞩目的万国禁烟会，这是一次重要的国际会议，到时来自各个国家、不同民族的诸多代表会汇聚一堂，如果他们看到的是一个遍地烟馆、四处充斥着大烟鬼的中国，将会严重影响大清帝国的国际形象。
此时的大清帝国积弊已经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重疾正需猛药，终于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的新政时期，清政府打算拿鸦片这个硬茬开刀。首先与英国政府商议，要在两年后将印度输华鸦片减少10%，这一想法得到了英国的同意，彼时的大英帝国已露颓势，刚刚为后来者美国所赶超，正需要保住自己的形象，二者一拍即合，达成一致。并对土烟试行统税，直接猛涨到每百斤征百两以上。
宣统元年（1909年）2月1日，就在新帝刚刚即位不久，盛大的万国禁烟会在上海隆重召开，中美英法德日等十几个国家代表汇聚一堂，商讨禁种、禁吸、禁运鸦片的重要议题，揭开了国际联合反毒禁毒的序幕。国内十几个省也很配合地拿出了自己的禁烟方案，主要办法还是加税，这次的力度更加彻底，直接在百两的基础上翻了一倍，达到230两，基本堵死了普通民众靠合法手段吸食鸦片的路。
民政部和度支部信心十足地说，要在8年内实现逐步减产鸦片直至完全禁绝的目标，不过没过几年，大清帝国就土崩瓦解，这一设想终究未能得到证实。
当一个国家的社会秩序接近崩溃、基层治理几乎糜烂的时候，人们不得不为自己的生存而去损害他人的利益，即便明知自己的亲友正遭受毒害，其中每一个人既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正如今日中南美洲的某些国家一样，毒品贸易成为国家关税与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毒品贩子的手俨然已深入官府之中，织成一张错综复杂的利益网络，甚至控制了底层民众。事实证明，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没有一个坚定的组织与领导，没有从根源解决问题，禁烟也无非只是一种空话。
参考文献
罗玉东:《中国厘金史》（下），商务印书馆，2010年。
黄天华:《中国税收制度史》，中国财经出版社，2007年。
（作者：浩然文史•昕冉自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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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6-23 07:44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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