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王纲解纽。乱世之下，有诸侯纵横阖捭、指点江山；也有枭雄斗转千里、征战四方。值此情形，蔡文姬（名琰）以一介女子之身回归中原，反倒成了建安年间的一道独特风景。而“文姬归汉”也成了后世小说、戏曲中的经典剧目，令人百看不厌。
这一题材能在民间广泛传播，离不开曹操的“加盟”。《后汉书·董祀妻传》记载，曹操听闻蔡文姬流落南匈奴十余年，痛感大文豪蔡邕无后，遂“遣使者以金璧赎之”。
蔡文姬才华过人，名见青史，而曹操又是北方霸主、一代枭雄。这两人产生的“联动”，自然为后人的“想入非非”提供了不少思路——曹操不惜花费重金赎回蔡文姬，到底是为了什么？难道说，他们还有什么不为人知的“隐秘”关系？
来源/电视剧《曹操与蔡文姬》剧照
民间流传的故事中，蔡文姬与曹操是“青梅竹马”。有人从曹操与蔡文姬两人皆好诗词、善书法、通音律为切入点，把他们附会为同门师兄妹。至于老师，自然便是蔡文姬的父亲——名满天下的文坛大佬蔡邕。还有人以为，曹操出生于豫州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州市），而蔡文姬出生于陈留郡圉县（今河南杞县于镇），两地直线距离不过一百多公里，以曹操的条件，自然有机会经常接触到蔡文姬。在这个前提下，曹操动用关系赎回蔡文姬，便解释为他念及旧情，甚至可以说，二人“余情未了”。但从实际情况考虑，这些解释都很难说得通。东汉时期的交通工具与路况，远不及现在，短短一百多公里路，在今天不过几个小时的车程；但在当时，人们想要横跨州郡，却没这么顺利。道路不通，需要费时费力地绕路是一方面；桓、灵在位期间，世道渐乱，盗贼四起，导致出行风险大大提高，又是另一方面。正因如此，东汉时期的地方大族，往往更倾向于与本地大族联姻、合作，如沛国的曹氏、夏侯氏、丁氏，就曾世代通婚。曹操与蔡文姬之间，不仅没有频繁接触的机会，还差了一个辈分。从年龄来看，曹操生于155年，蔡文姬生卒年不详，但一般认为她生于177年左右。古代男子多在二十岁加冠，以示成年，曹操在迎娶丁氏前，还有一妻为刘氏，很可能出身于附近的萧县刘氏。换言之，蔡文姬刚出生时，曹操已经成家，二人断然不会是“青梅竹马”。当然，民间故事中交代的背景也并非都是杜撰。至少曹操与蔡邕之间的交往，是明确见于史书记载的。而这，或许才是曹操花费重金赎回蔡文姬的正确解释。范晔《后汉书·董祀妻传》中说：“曹操素与邕善，痛其无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赎之。”又按《太平御览》卷806引曹丕《蔡伯喈女赋》：“家公（曹操）与蔡伯喈（蔡邕）有管鲍之好。”春秋时，齐国鲍叔牙与管仲相交莫逆，传为一时美谈；及至后世，人们便常用“管鲍之交”来形容朋友间的深厚交情。不过，曹操与蔡邕之间的关系未必就有多好。在曹操、蔡邕各自的纪传中，未见两人有过接触；且蔡邕被王允所杀后，也不见曹操表态。但毋庸置疑的是，两人曾有过交集，彼此之间也有一定了解。最早在公元170年后，蔡邕与曹操就有可能相识于桥玄府上了。影视剧中曹操、桥玄、蔡邕聚会。来源/电视剧《英雄曹操》截图汉灵帝建宁三年（170），蔡邕应辟司徒桥玄府，“玄甚敬待之”。今见《蔡中郎文集》卷一，有《太尉乔公碑》《故太尉乔公庙碑》《东鼎铭》等篇章，足见蔡邕对于故主桥玄的感激之情。与他有类似经历的，还有曹操。建宁二年（169），15岁的曹操入太学。须知，东汉太学生有议政之权，故曹操当时勇敢地上书灵帝，请求为谋诛宦官事败而身死的陈蕃、窦武二人翻案。这立即引起了桥玄的另眼相看：“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吾老矣！愿以妻子为讬。”桥玄历任司空、司徒、太尉，为一时名臣，他的不吝题扶，让年轻的曹操一朝成名，“由是声名益重”。是以，曹操、曹丕父子后来都曾以太牢之礼祭拜过桥玄。正是在桥玄府上，曹操与蔡邕才有机会互相认识；在桥玄等人的照顾下，曹操、蔡邕后来都步入仕途，并在朝中担任议郎一职。二人既同为议郎，难免会在日常工作与生活中展开交集。所以，范晔称曹操念及蔡邕旧情，这才花费重金赎回蔡文姬，确有一定可能。但也正如上文所说，曹操与蔡邕之间虽有旧情，但还没到“管鲍之交”的地步。仅凭这一点，恐怕不足以让曹操大费周章地赎回蔡文姬，而后又将其厚嫁给董祀。事实上，曹操对蔡文姬多有厚待，甚至法外开恩，赦免了后来犯事的董祀，还有其他方面的考虑。1959年，郭沫若提出过一种观点，称曹操赎回蔡文姬“是从文化角度出发的”。这是有可能的。或许有人不解：古代女子地位低下，别说外出抛头露面，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思想倾向下，女子接受教育都很罕见。若是如此，蔡文姬又如何能推动中原的文化进步呢？诚然，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女子地位的确不高。但值得肯定的是，相较于后世，汉代女子在家庭、社会中都享有一定地位，且拥有较为自由的活动空间。汉代史料中，可以看到女子积极地从事各项社会活动——耕作、从商、行医、作巫，甚至还能相马。而出身于皇室及官宦家的女性，还有一定几率被封侯，或被赐予“牛酒”这样的爵位待遇。不仅如此，汉代女子还能在一定程度内享受婚恋自由。著名才女卓文君不顾父亲卓王孙的反对，与司马相如私奔。为了维持生计，小两口还跑到大街上卖酒。有趣的是，卓王孙的朋友们在听说此事后，非但没有指责卓文君私奔是“有伤风化”之举，还好意劝说父女二人握手言和。可见，当时的社会风气对女性多有包容。此外，一些女子在结婚后，还能与丈夫主动提出和离。西汉朱买臣年轻时，只好读书，妻子见他不上进，竟要主动离婚，“买臣不能留”，干脆写了休书随她而去。诚如西汉名臣孔光所云：“夫妇之道，有义则合，无义则离。”汉代妇女想要与丈夫离婚，是不用像宋代女性那样蹲大牢的。这种现象出现在汉代绝非巧合。一方面，汉代女子是社会经济中的劳动主体，其贡献的价值未必比男子差。另一方面，儒家纲常伦理体系于此时初步建立，还未自上而下地深入到民间，也未曾对社会风气造成太深远的影响；加之吕氏、窦氏、王氏等“大女主干政”的现象屡见不鲜，导致官方与民间都对女性有不少宽容心理。在此情形下，女性自然拥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在官方宫廷教育与私人讲学盛行的背景下，汉代出了不少名留青史的才女，除了蔡文姬外，还有班婕妤、卓文君、曹大家（班昭）等人。蔡邕是东汉后期首屈一指的大学问家，在天时历法、历史文学、书法音乐上都有颇高造诣。在父亲的耳濡目染下，蔡文姬也积累了深厚底蕴。记载过“曹操幼年与蛟搏斗”一事的《幼童传》中，曾提及蔡文姬六岁听父亲弹琴时，能准确指出哪条弦断了，这已经能媲美“曲有误，周郎（瑜）顾”了。可见，“博学有才辩，又妙于音律”的蔡文姬回归后，的确能推动北方的文化发展。具体而言，她可以接替父亲未完成的工作，继续修史。蔡邕为官后，曾与卢植、马日磾、韩说、杨彪等人在东观撰写、补修《后汉记》（或称《东观汉记》）。据《后汉书·阳球传》记载：“今太学、东观足以宣明圣化。愿罢鸿都之选，以消天下之谤。”鸿都门学是宦官争权的产物，这里将太学、东观与之并列，足见此二地是清流名士用来对抗宦官集团的“前线”。相较于太学，东观作为收藏图书及修撰史书的“学术圣地”，门槛之高，唯有文坛巨佬、一代硕儒方有资格主持。蔡邕学问高、名气大，家中还有万卷藏书，自是不二人选。可惜囿于琐事以及战乱，蔡邕未能完成修史这项重任。上古时期的史官，是一门被垄断的职业。司马迁能完成《史记》，除了他行走四方，见识广阔外，也离不开其父司马谈留下的大量资料；班彪、班固父子二人撰写《汉书》，都未写完便匆匆去世，于是，班固的亲妹妹班昭接手了这项任务，可惜在写完“八表”之后，班昭也去世了；无奈之下，汉和帝又找来班固的弟子马续，让他接着完成了《天文志》。由此可见，在资料匮乏、学问被私人垄断的时代，史书的撰写工作讲究一个“传承”。在蔡邕去世后，接替这项工作的是他的前同事、出身于弘农大族杨氏的杨彪（即杨修老父）。但弘农杨氏与汝南袁氏世代通婚，走得非常近；故曹操不喜杨氏，更倾向于跟自己有渊源的蔡文姬，而后者的才华的确是不负众望。据《后汉书·董祀妻传》记载：“操因问曰：‘闻夫人家先多坟籍，犹能忆识之不？’文姬曰：‘昔亡父赐书四千许卷，流离涂炭，罔有存者。今所诵忆，裁四百余篇耳。’操曰：‘今当使十吏就夫人写之。’文姬曰：‘妾闻男女之别，礼不亲授。乞给纸笔，真草唯命。’于是缮书送之，文无遗误。”古人把古籍称作“坟籍”，可见曹操与蔡文姬交谈中的“坟籍”，非蔡邕或时人新著，而更可能是蔡邕用来编撰史书的主要资料来源。值得一提的是，上文说蔡邕家有万卷藏书，为何他只给女儿留下了四千多卷呢？原来，蔡邕曾见王粲颇才学过人，就向他许诺：“吾家书籍文章，尽当与之。”张华《博物志》补充道：“蔡邕有书万卷，汉末年，载数车与王粲。”就这样，蔡邕的万卷藏书一分为二，分别传给了女儿蔡文姬与王粲。蔡文姬回归时，在建安十一年（206）以后，郭沫若等人判定为建安十三年（208）。她虽未能带回父亲留给她的四千多卷藏书，却记下了四百多篇重要内容，并用狂草将其一一书写下来，当真不愧才女之名。不久后，王粲归曹，极有可能带回剩下的五六千卷藏书。可以预见，这些资料的失而复得，为蔡文姬“女承父业”修编史书提供了不少方便。若依郭氏等人的说法，蔡文姬于建安十三年（208）回归中原，必然是上半年。下半年的曹操，忙于升职加薪（进大汉丞相）、征讨荆州、与孙刘大战于赤壁、乌林、江陵等地，自然没法分心去做别的事。缩小范围后，再看曹操赎回蔡文姬一事，又有不一样的认知：在蔡文姬回归前后，曹操进大汉丞相，荆州牧刘表病逝后，他又一路轻装直取荆州。以蔡氏、蒯氏为首的荆襄大族见状，当即裹挟刘琮倒向了曹操。与此同时，王粲、宋忠、刘廙等儒士也纷纷表示了投诚之意。荆襄大族是本地大地主出身，当以政治利益为先；再加上领头的蔡瑁与曹操有旧，故而他们降曹不足为奇。可王粲、宋忠等人却是以文化、学识而闻名的“学者”型名士，自有一番气节和风骨，为何他们也愿意归降曹操呢？显然，曹操对蔡文姬的优待，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这些人的“回归”。蔡邕虽然枉死，但他的名声还在，董卓执政时，就是“闻邕名高”，这才软硬兼施征召他出来做官。蔡邕虽不欲屈节董氏，却也想着对他进行规劝，如此方才应命。不曾想到，王允在除掉董卓后，会因为蔡邕对董卓的一声长叹，便不顾众人劝阻处死了他。（南宋）李唐（传）《文姬归汉图》（第十七）。来源/台北故宫博物院蔡邕去世后，“缙绅诸儒莫不流涕”，而在他的老家——兖州陈留郡，不少人家都纷纷挂起画像，来称颂、纪念这位蔡中郎。更值得重视的，是经学大家郑玄的哀叹：“汉世之事，谁与正之！”蔡邕是“东观名士”的代表，也是汉末“学术圈”中的佼佼者，他的不幸遭遇，让卢植、郑玄、马日磾、杨彪等“学者”感到无比痛惜。这种情感，是可以延续到蔡文姬身上的。当曹操命人赎回蔡文姬后，王粲、宋忠、刘廙等“学者型”名士无疑会对曹操增添几分好感。尤其是王粲，他不仅是东汉大儒王畅的孙子，还曾受过蔡邕恩惠，以他在年轻一代中的影响力，很容易为曹操拉拢到一批贤才。虽然荆州名士的归降，还有其他原因，比如曹操“唯才是举”“不拘用人”的名声在外，抑或是名士们秉持的“中原正统观”，让他们从心里把北方当成最终归宿，但不可否认的是，曹操在这个节骨眼上迎回蔡文姬，对他顺利收服荆州名士、坐稳丞相之位都起到了一定作用。综上，曹操赎回蔡文姬的动机，主要可分为念及旧情、推动文化发展与收买人心三个方向。若要排个先后，曹操此举的首要目标当为“收买人心”，其次是看重了“文姬之才”，至于官方的“念及旧情”之说，反倒最没有说服力。而民间故事中的“青梅竹马”，就完全是杜撰了。不过，这种绯闻出现在曹操与蔡文姬身上，并不难理解。于《三国志》中所见，曹操的夫人、姬妾共有15人，但实际人数却远不止如此。在当时，除了地位较高的正妻、夫人外，姬妾若是无所出，或是只生下女儿，便很难见于史书记载。加之曹操曾兴建过铜雀台，令“倡优在侧，常以日达夕”，这就为后人为他“好色”形象的定性，提供了一些所谓的“依据”。自魏晋以来，对曹氏不满的大有人在。南人所撰《曹瞒传》《世说新语》等典籍中，都或多或少杜撰、吸收了一些曹操、曹丕父子俩的“黑料”。宋代以降，“拥刘反曹”的思想倾向大行于世；南宋时，朝廷偏安一隅，以朱熹为首的士大夫又高举“帝蜀寇魏论”，以至于曹操的“白脸”形象板上钉钉，沦为一个奸雄，进一步加深了曹操的“好色”形象。如此一来，但凡与曹操有过交集的女性，甚至是唐人诗歌中原本并不带有贬义色彩的“调侃”，都被好事者进行再创造，炮制出一个又一个“绯闻”。在这件事上，不仅蔡文姬感到有些“莫名其妙”，就连曹操的儿媳甄夫人、江东二乔甚至后来在小说中刚出现的貂蝉，都成了曹操的“绯闻女友”。八卦大抵是人类的天性，相较于烧脑而又复杂的政治，人们更愿意相信这种逻辑简单而又十分“好嗑”的爱情故事。于是乎，曹操与蔡文姬的“青梅竹马”之说，也就越传越广了。1、范晔撰，李贤注《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52、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82.73、史林：《曹操与蔡文姬》，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2.44、孙明君：《汉魏文学与政治》，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125、南门太守：《建安十三年》，北京，华文出版社，2022.56、郭沫若：《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文学遗产》，1959年第245期7、丁夫：《有关蔡文姬生平的几个问题——兼谈曹操赎回蔡文姬的原因》，《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4期8、万绳楠：《廓清曹操少年时代的迷雾》，《安徽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2期9、鞠传文：《汉代女性教育与文学》，《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27卷第5期10、卢晓帆：《汉代妇女地位研究》，河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
狗仔卡
发表于 2022-6-23 12:15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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