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的一位老师曾经在上课时讲到了《春秋》三传，他开玩笑地和我们说，你们的学长学姐曾经将《春秋》三传写成了“公羊传”“母羊传”和“小羊传”，我希望你们不要闹这样的笑话。这样的笑话，在清末进行科举改制时也闹了不少。1898年和1901年清朝曾经进行过两次科举改制，当熟读四书五经的士子们面对陌生的考题时，不免笑料百出，但是和今日考场闹笑话不同，士子们闹的笑话反映出身处“新”“旧”时代交替时的尴尬与阵痛。
清朝的科举考试分为乡试、会试与殿试，乡试与会试都分三场考试。乾隆二十一年之前，乡、会两试第一场考四书题三篇，五经题四篇，之后科举考试改为乡、会试第一场考四书题三道、诗一道，第二场考五经题五道，第三场则考策题五道。
在清政府的官方预想中，士子不仅要熟读四书五经，还要具备一定的经世能力，这也是为什么第三场要考策题。但是在科举的具体实践中，却产生了“重首场”的风气。所谓的“重首场”也就是在乡、会两试中只要第一场考的好，接下来的两场考试只要随便糊弄糊弄就行了。咸丰元年，王茂荫在《振兴人才以济实用折》中就提到：“近时考官专取头场首艺，二三篇但能通顺，二三场苟可敷衍，均得取中。”《清稗类钞》中也记载：“乡、会试虽有三场，实重首场，首场又重首篇，余亦具文而已。”
这种风气下的科举考试，就连五经都被读书人视为边缘书籍，就更别提其他纷繁浩杂的书卷了。虽然第三场考策题，但士子们对第三场考试极尽敷衍，有些士子就是将第三场考试的试题抄了一遍，然后再将试题中的一些语气词改掉就行了。
因此，深受当时科举考试影响的士子们阅读面极其狭窄，一般只阅读一些与考试相关的指导书籍，一般的经史书籍是绝对不会涉猎的。夏曾佑曾经这样描述清代士子们对历史知识的匮乏：“汉、魏、隋、唐，不知为何物，而但知有朱子；礼、乐、兵、刑，不知为何事，而但知有时文”，以至于当时笑话说是“太史公是何科进士？《史记》是何科朱卷”。
这种知识上的缺乏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日益严重与紧迫起来。当西方的物理、化学学科蓬勃发展的时候，中国的读书人还埋头于无用的八股文，这种云泥之别让当时的有识之士十分担心，乃至于上书提议对科举考试进行改革，废除八股文，增加关于西学的考试内容。
这一提议在戊戌变法中得到了回应。在甲午中日战争战败之后，举国震惊，所谓的天朝上国竟被一个弹丸小国痛打，最后的遮羞布也被这场战争给震掉了。因此，许多读书人幡然醒悟，抛弃了无用的八股文，决定学习“实学”。值得一提的是，在19世纪之前的清朝，“实学”一直被认为是考证、训诂以及史学等等，但到了19世纪，尤其是甲午战争之后，“实学”逐渐与“西学”划上了等号。
民间对科举改革的呼声愈来愈强烈，在1898年的戊戌变法中，官方也对这些呼声做出了回应。清廷下令，废除八股文，改试时务策论，且开经济特科。但可惜的是，戊戌变法很快就被顽固派扼杀在了摇篮中。顽固派重新掌权之后，下令废除了一切变法措施，只保留了京师大学堂，所以那一年的科举改革并没有真正实行。
科举改革真正发挥实效是在1901年，此时的清廷开始施行“清末新政”。这一年清廷延续了1898年的科举改革，下令：“着自明年为始，嗣后乡、会试头场考中国政治史论五篇，二场试各国政治艺策五道，三场试四书义二篇、五经义一篇”。1901年的科举改革，第一场考的是中国史事，第二场考的是西学内容，而第三场考的才是四书五经。这道命令还特意强调：“以上一切考试，凡四书五经，均不准用八股文程式”。
清廷雷厉风行的诏书虽然获得了好评，但却苦了士子。这道诏书是在1901年8月份下达的，但次年就要举办乡试了，不到一年的备考时间让士子们陷入了深深的担忧之中，对西学一窍不通却只能硬着头皮上考场。
在1901年科举改革之前，除了少部分有志于西学的读书人以外，绝大部分读书人都对西学极为陌生。在突如其来的科举改革面前，他们变得惊慌失措，以至于闹出了不少的笑话。
首先要说的是，印象中科举考试极为严格，为保障考试公平公正，实行“搜检”“锁院”“誊录”制度，但是到了晚清，这些制度都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例如，以前是不允许携带相关书籍进入考院的，但到了晚清，这一制度遭到彻底的破坏。吕海寰在同治三年第一次参加乡试时，以为考场规矩甚严，因此不敢带片纸进入考场，结果一场考试下来他才明白，这些规矩全都是“具文”，之后的考试他就将书籍顺利带进了考场。
科举改革之后，首场的中国史事与西学内容纷繁复杂，士子们难以掌握，因此极度依赖当时出版市场上的各种史学、西学书籍，考试时夹带书籍几乎成了惯例，大家都心照不宣。但是就算是夹带书籍进考场，对西学知识极度陌生的士子们，还是笑料百出。
《选报》上曾经刊登过这样一件事，一个士子在自己所携带的书籍中看到了“拿破仑与英将威灵顿战于某地”一条，就误将拿破仑认为是法国人拿着破旧的轮子与威灵顿作战，由此得出法国十分落后的结论。
这样贻笑大方的例子不在少数。《新小说》里面收录了不少当时的科举笑话。其中一则还和大名鼎鼎的路德有关。当时的考题问的是：“问西方文艺复兴，与路德新教最有关系，能言其故欤？”凑巧的是，当时中国也有一位路德，是一位专门研究八股文的先生，他出版了大量关于如何写八股文的著作，而且他的著作流传甚广，当时的读书人对他都很熟悉，就像现在考研党熟悉肖神一样。阴差阳错之下，这个士子就将中国的路德误认为了西方的路德，在试卷上豪气干云地写下了这段文字：“自百年以前，人心不古，士皆骛于奇邪之说，文风殆将扫地……有路闰生（路德）先生，著《仁在堂》九种，而文艺正宗始以复兴。”这就是著名的“东西两路德，傻傻分不清”的笑话。
另外一个士子在翻《新民丛报》时在《匈加利爱国者噶苏士传》中看到了一句“噶氏手写报纸一条”，就断章取义：“外国各种机器皆好，可惜无印字机器，其报纸皆用手写，实不如中国之文明。”于是又添一笑料。
不仅科举士子闹笑话，就连考官也对所谓的西学一窍不通，以至于出的科举题目奇奇怪怪，有些看似是西学的题目，其实还是中学的范畴，有些甚至存在着不少知识上的硬伤，遭到不少的批判。考官与科举士子在面对西学时表现出来的尴尬，实质上是过往的知识性缺陷在“新”“旧”交替时必然要经历的阵痛，反映出中国近代迈向新时代所遭遇的困境。
但是既然1901年清廷已经进行了科举改革，为什么还要在1905年废除科举呢？因为科举考试虽然已经将西学纳入了考试的范围，但实际效果却不怎么好，考官们依然坚持“中体西用”的意识形态，出的试题和取士标准依然带有旧学的阴影。而且当时考风浑浊，有些士子靠写类似八股文的空文就足矣高中，而另外一部分人靠从夹带的书上东拼西凑，凑出一篇文章就可中举，以至于选拔出来的士子素质良莠不齐。
还有一个原因，在于科举制度本身。科举制度历来重视“选材”，而不是“育才”，这两者的区别在于政府是否直接承担着教育民众的职责。在科举时代，政府虽然兴办有各级官学，但相比于庞大的人口基数，显然是不够的。而且官学的作用也不仅仅是教育民众。因此，即使是在科举改革之后，有些人还是呼吁废除科举，实施学堂教育，让清政府承担起教育民众的职责，这样才能真正促进西学在中国的传播。
无论是1898年和1901年的科举改制，还是1905年的废除科举，实质上都是关于中国教育体制的变革。在传统的科举制度下，读书人局限于科举书籍，而无心经史，更无心实学，他们面对现实问题有着天然的困惑，这种困惑在西学传入中国，时代剧变之时被无限放大，导致官方不得不做出回应。在突然起来的科举改制之下，对西学陌生的科举士子们闹出了不少的笑话，但在如今看来，这都是近代中国迈向新时代必然承受的阵痛。
参考文献
曹南屏：《阅读变迁与知识转型——晚清科举考试用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
（作者：浩然文史·景苏）
狗仔卡
发表于 2022-6-6 10:40 PM
提升卡
置顶卡
沉默卡
喧嚣卡
变色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