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杨凌传》中，一段重要剧情就是白莲教首李福达混入大同边军，在武宗北伐时期，阴谋刺杀武宗以推翻明朝统治。历史上确有李福达这个人，而且他真的是白莲教首，活跃于正德、嘉靖时期，将山西变成了白莲教的天下。在嘉靖时期，白莲教的大同支部勾结宗室造反，失败之后，大同白莲教骨干退到草原，依附于草原大汗俺答。明朝为了制裁草原收留邪教分子，做出经济制裁措施，结果引发明朝和草原关系恶化。
明代立国之初，明朝和草原的关系十分恶劣，朱元璋时期进行了多次北伐，草原伤亡惨重，松散统一的草原诸部落在明军打击下分裂，草原“分散而微弱，繁杂而无统”，进入到各自为政的地步。
洪武末、永乐初，草原蒙古大致分为：鞑靼（东蒙古），由元朝后裔直接统治区，为正统；瓦剌（西蒙古）；朵颜三卫（辽河一带）。永乐时期，朱棣除了大规模用兵草原外，对草原也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挑拨各部落矛盾，使其各自为战。
仁、宣二帝对蒙古则采取防御策略。仁宗时期正式确立了九边边防体系，宣宗时期确立了九边烧荒以防止游牧民族靠近的制度，这标志着明朝对外进取心的消散。但这种防守是以强大的武力为后盾，兼有招抚，这样才做到了真正的和平。
英宗时曾率军进攻瓦剌，结果遭遇土木堡之变，之后大明边防体系遭到严重破坏，对外进攻的能力完全丧失，仁宣时期的主动防御变成了被动防御。虽然景泰、天顺时期，明蒙之间恢复交流，但明朝和蒙古沟通的目的却变成了苟安，“正统以后，敌患日多”，所以明蒙之间，看似平和，实际是战争状态。
土木堡之变
此后，宪宗、孝宗二朝，明蒙关系如同天顺时期，蒙古诸部落名义上来大明朝贡，实际上处处给大明挑刺，动辄嫌弃大明接待不周、互市价低。而且自弘治十七年（1504年）起，草原不再朝贡，且屡屡犯边。
正德十二年（1517年），武宗亲征，在应州与蒙古大汗达延汗交战，取得了应州大捷，此后33年，蒙古都不再敢大规模进犯九边。
白莲教也叫弥勒教，产生于南宋。明初，朱元璋将其定性为邪教，重点打击，“诏禁白莲社”，消灭白莲教遂成为明朝历代政策，但白莲教在明代历朝不仅没有被消灭，反而逐渐做大。洪武晚期，在湖广就发生了妖人王佛儿“自称弥勒降世，聚众为乱”，被官军镇压。永乐时期，江西发生了李法良“行弥勒教，流入湘潭，聚众为乱”，被官军镇压。白莲教聚众为乱的记载在明代各帝时期都有发生。至弘治、正德、嘉靖时期，白莲教已经遍及北方诸省，南方湖广、江西、四川三地也有白莲教的踪迹，这些省份中白莲教的势力又尤以山西为剧。
因为正德时期，山西出了一个叫李福达的人。李福达可是个牛人，他家世代信奉白莲教，祖父会“神迹”“幻术”，凭借祖传的手艺，山西白莲教在李福达时期发扬光大。李福达宣传“弥勒佛空降”，跟随他的愚民数以千记。正德时期，李福达阴谋造反，事情被山西守军发现，他被发配到甘肃山丹卫。但他在山丹逃窜，改名李伍，最后逃到了陕西洛川。在洛川他又干起了老本行，继续宣传弥勒降世，最终率众造反，成功攻占了洛川县城。在官军收复洛川后，李福达改名张寅，再次逃亡，逃到了太原，通过贿赂明朝官僚，他获封太原卫指挥使，之后他又以巨资结交明朝勋贵，成功把太原变成了白莲教大本营，以太原为核心，白莲教向周边辐射，自此山西成了白莲教最严重的地区。
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封地在大同的明朝宗室成员朱充灼勾结白莲教、蒙古造反。事情起因是，二十四年年初，朱充灼抢劫大同知府财物，遭到明朝中央呵斥，朱充灼被剥夺俸禄。朱充灼心怀怨恨，遂勾结党羽，阴谋造反。朱充灼的党羽最终找到了白莲教，当时白莲教大同支部的负责人是罗廷玺。罗廷玺对朱充灼自吹“会拆天补地，斗转星移，善观天象，许多法术，无事不成”，朱充灼大喜，遂尊其为军师。三月三日，罗廷玺和朱充灼商量了造反计划，决定引草原势力协助。五月二十一日，罗玉玺的爱徒次仲太潜入草原“勾引胡兵助力”，次仲太算是白莲教入草原的第一人，他成功联络了草原，获取了草原门路。当月，大同的白莲教徒火烧了大同边军草料场，准备动摇军心，然后一鼓作气拿下大同，但白莲教的造反被大同知府迅速镇压，经过审讯，朱充灼和白莲教相互勾结的阴谋暴漏出来，罗廷玺被捕。但罗廷玺、次仲太开创了白莲教勾结外敌造反的新模式。
到了嘉靖三十年（1551年），白莲教在山西复苏，此时大同的白莲教头目是一个叫赵全的人，他“蛊惑人心，以致沿边愚民响应”。赵全的活动被大同官府查获。以往白莲教被打击之后都会四散逃命，但自从罗廷玺、次仲太沟通草原以后，白莲教得到了逃命新方法，所以在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赵全率门徒投奔草原大汗俺答汗。
赵全是山西云川右卫军卒出身，混过军旅，知道明军内部情况，而且他长得“魁梧雄健”，是草原人喜爱的类型，而赵全的门徒李自馨则擅长文字，是草原欠缺的文学人才，门徒周原善擅长医书，“俺答（对他们）甚爱之”。尤其是赵全，俺答对他“日见亲信”，还管他叫“倘不郎”，汉语意思是驸马，每次出兵，俺答必先征求他的意见。白莲教中的能工巧匠还替蒙古制造出了云梯等大型攻城器械，极大地提升了草原的装备。
明军
赵全完全充当了带路党的角色，在他的鼓动下，自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起至隆庆四年（1570年），草原年年进攻大同，根据史料记载，共有19次侵略是草原兵在赵全引领下有秩序地进攻九边。
明朝中央对白莲教鼓动蒙古的事情一清二楚，为了反制白莲教和蒙古联合制造的边境危机，明朝只能更加严格地执行经济封锁，结果引发恶行循环，蒙古为了生存更要掠夺，明朝则更严格地实行封锁。直到隆庆五年（1571年），俺答封贡完成，这种危机才算化解。
白莲教叛逃的影响十分恶劣。对蒙古实行经济封锁，开始于弘治时期，但明朝默许了边境的私自交易，实际上，封锁并不严密，蒙古对九边的掠夺也是小打小闹。嘉靖前期，蒙古对明朝边军的动向、部署、地理并不明确，所以其进攻九边都是信马由缰，并无战略可言，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的庚戍之变最能表现蒙古缺乏战略的特点，都到北京城下了却只是掠夺。但自赵全率白莲教投靠之后，俺答获悉了明朝边军动向和九边地理，此后进攻变得越来越有目的性，其危害更大，明人韩廷奇在《益兵据险以防敌患疏》中说，自从赵全等人投敌之后，“敌之入侵，奸谋诡计与往日不同”，以往蒙古入侵不知地理和虚实，不敢久留，但此后却是有的放矢，“从容操鞍而归”。所以明人方逢时评价白莲投敌就说“诸酋狂逞，群叛协谋，九边生灵，被其糜烂”，由此看见，汉奸远比敌人更可恶。
参考文献
《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
《明实录》，台湾“史语所”1962年。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华书局1959年。
（作者：浩然文史·紫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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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6-7 07:39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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