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些得以返回诉说自己经历的女孩中，有些告诉我，一些刺激性的液体被注入了她们的阴道，这过程疼痛难忍；有些说她们被某种东西辐射，我能看到她们的皮肤上被灼伤的痕迹；其他的女孩则被麻醉了，不知道在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事，只是醒来后发现自己的私处非常疼痛。一些人的阴道口被缝上了线。
1942年3月，25岁的幼儿园老师玛格达和将近1000位年轻女性被送进了奥斯维辛集中营。在集中营里，纳粹很快就发现，透过让囚犯每天自主管理住宿区，甚至营地，就可以减少所需的守卫人数，同时，纳粹还可以利用这些“看守长”来转移外界对他们的注意力。
玛格达就是一个被推选为“看守长”的犹太囚犯。为了尽可能地挽救生命，同时避免过于“软弱可欺”，她游走在刀刃边缘般的危险界线，一边竭尽全力帮集中营的女性们度过难关，一边又与奥斯维辛最恶名昭彰的纳粹们建立了紧密的关系。《纳粹知道我的名字——奥斯维辛集中营中的勇气与生存》就是她的故事，为我们揭开了纳粹最鲜活的面目和集中营女性最真实的处境。
很少有人知道被关在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中是什么感觉——除非你在那儿当过囚犯。而知道在集中营中被迫当看守是什么感觉的人就更少了。
假如不幸身陷此境，或许勇敢聪明如你也无法阻止大屠杀的发生，但在不断与敌人周旋的过程中，你可以拯救一些生命。每时每刻，你都必须警惕其他发现你对犯人太好的看守，他们或许会因个人恩怨，或者仅仅是出于无聊，就让你死无葬身之地。然而，你可能并没有做什么对犯人“太好”的事——仅仅是想要将他们当人看而已。
我的母亲玛格达·海灵格·布劳就是这样一名囚犯，尽管在她人生的大部分时光里，很少有人知道她的故事，甚至她的大部分家人也不知道。
玛格达一直是一个谜。尽管她经历了很多，但她不像许多其他大屠杀幸存者那样，余生都在展示这段经历造成的情感创伤。玛格达总是向前看，积极而勤奋。在我和我的妹妹的成长过程中，如同其他母亲会讲述自己在农场长大的故事一样，玛格达也会讲述她在集中营的故事，以及她在其中扮演的独特角色。我们对此毫无概念。最后，我们总会不耐烦地说：“妈，别再说了。”
最后，在我和妹妹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她用手写下了自己的故事，并一遍遍修订。后来，她雇用了一个年轻人，让他把自己的手稿转录为打印稿。至此，我们才完整地了解了她的故事。但玛格达并不在乎别人读完后的感受，也不打算做任何说明。
在2003年，她87岁的时候，她将自己的故事印刷成了一本小书。为了支持自己参与的慈善项目，她组织了一场新书发布会，卖出去几本书。整个情况大概就是这样。
在母亲生命的最后几年，她不再谈论她的故事，或者关于大屠杀的任何话题。虽然还有更多故事有待讲述，但她已经受够了，想要摆脱回忆往昔的噩梦，就好像将这些故事写下来之后，那些深刻而令人窒息的创口便愈合了。她又变回了我们熟悉的母亲——那个总是带着目标向前看的母亲。
直到母亲在将满90岁时过世，我才开始重视她那惊心动魄的人生故事。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她为以色列的亚德瓦谢姆大屠杀纪念历史博物馆、美国的大屠杀纪念馆、墨尔本的犹太人大屠杀纪念中心等大屠杀纪念机构提供了一些音视频证词。
几年之后，她又将这些资料交给了电影导演史蒂芬·斯皮尔伯格创建的纳粹浩劫基金会。这些采访往往长达好几个小时，但她几乎没跟我们提过。当我观看或者聆听这些资料时，我才明白，她当时为什么会急着将她的故事写下来，因为她已经忘记好多细节了。
她也留下了其他一些可以充实此故事的材料，包括那些她通过不断斡旋才从纳粹手里救出的女性的证词。我意识到，玛格达只写出了整个故事的一小部分。
在母亲去世后的几年里，我对她和她周围人的经历有了更多的了解。这是一个女人和纳粹党卫军斗智斗勇的非凡故事。在最臭名昭著的纳粹集中营，残酷和恐怖的事件时刻上演着。
然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玛格达发现了内心的力量，在和党卫军近距离接触的过程中，她用独特的视角记录了党卫军的谋杀行为、谎言和欺骗手段，并且在三年半的时间里，不仅保住了自己的命，也救下了数百个其他囚犯。
玛格达的身份十分特殊。她身为囚犯，却被党卫军任命，成为一名“囚犯工作人员”。人们对这类角色所知甚少，更被大众所熟知的是“囚监”——为党卫军中管理囚犯劳力的官员执行特殊任务的囚犯。囚监通常是硬核的德国囚犯，以冷酷无情著称。
不幸的是，他们的名声也为其他囚犯管理者们涂上了相同的色彩。因为被迫被纳粹任命，玛格达被一些幸存者误解，并受尽指责。对她的大多数指控都来自道听途说。在大屠杀之后的最初几年，犹太幸存者们对囚犯看守颇有微词，因为总要有人承受责备。
许多人，包括玛格达在内，都被指控与纳粹合谋。这类事件使大多数担任职务的人选择了沉默，以防事情变得不可收拾。
然而，对玛格达或其他囚犯看守进行道德审判的人无疑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即他们每做出一次救助囚犯的决定，都冒着生命危险。他们的故事需要被大众知晓。
玛格达从来不期望她救过的人感激她——只是认为自己在恐怖时代做了正确的事而已。与许多其他幸存者一样，她还想要让那些否认大屠杀罪行的人受到惩罚。
用她的话来说：“我经常希望有机会问这些人，为什么你们否认我遭受的一切，并诋毁我和数百万其他人的人生呢？难道我们受的苦还不够，还得听你们否认所有的罪行？”
她也像许多其他人一样，希望大屠杀这样的人类惨剧，不会再重演。
玛雅·李
1943年5月
“你不是犹太人。”
我回到了主营——奥斯维辛一号营——站在了党卫军司令、奥斯维辛首席医生爱德华·沃斯（出生于德国巴伐利亚州的一个天主教家庭。1933年加入纳粹党，次年加入党卫军。1942年9月—1945年1月为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的党卫军首席医生，为司令级军官）的面前。他盯着我的头发，它们已经长得足够长了，浅浅的颜色和自然卷非常显眼。
“2318号正在报告。”我一边喊出我的编号，一边跺着鞋后跟。我盯着他的眼睛——虽然这么做有风险，但我愿意一试。我不会表现出恐惧。
“你不是犹太人，”沃斯医生再次说道，“肯定搞错了。你的头发很浅，身材又高又瘦。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玛格达·海灵格。”我回答道。我想知道，在集中营里，除了“瘦”，还有别的选择吗？
我小心翼翼地继续着谈话。
“我不是犹太人？据我所知，我一直是犹太人。”
“你之前是做什么的，玛格达？”他问。
“我是一个幼儿园老师。”
“看，我说吧，你不是犹太人。”他说。
我不知道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说这些话的时候，我们在10号实验区的楼上。10号实验区与9号区相邻，9号区就是去年4月我刚刚抵达奥斯维辛的时候居住的地方。沃斯医生告诉我，10号区已经被改造成了做健康研究的诊疗所，而我将成为这里的区囚犯长。
我环顾这间光线昏暗的房间，它与9号区的空间一样大，不同的是，9号区的空间要供我们大约600人共同居住。而这里铺位少一些，彼此的空位大了一点，大约可供400个女孩居住。所以，尽管这里没有任何家具，但它看起来更像一间宿舍。
我突然想要测试一下，沃斯医生说我不是犹太人，他是不是真是这么想的。
“如果要把这里变成医院，”我说，“我需要床单、毯子和枕头，还有女人晚上穿的衣服。”
“这些都有。”沃斯医生说。
我对这个回答感到震惊，我决定再往前走一步。
“我还需要肥皂和毛巾。”
有那么一刻，我以为我有点儿冒险，但他说他可以在第二天帮我安排。
“我还需要从比克瑙带几个女孩回来，做我的帮手。”我的胆子又大了起来。
他面无表情地点点头，走了，把我留在那里。一切似乎顺利得令人难以置信，但时间会告诉我究竟是不是这样。
现在，我用一些时间再次环顾这个房间。我很熟悉这和9号区相似的布局，只是，这里所有的窗户都被厚重的木板封住了，只有顶部的狭窄缝隙有光透进来。其他的光则来自电灯发出的昏暗灯光。封上窗户是为了防止外面的人偷窥，因为10号区将会成为唯一的女性居住区？又或者是为了防止我们向外看？
第二天，一群来自塞萨洛尼基（希腊北部最大港市及第二大城市）的希腊犹太女孩被带到10号区。她们最近才抵达奥斯维辛集中营，并且在一次“挑选”后活了下来。她们洗过了澡、剪了头发、穿上了旧制服并被文上了编号，和一年前的我们所经历的一样。
然而，当这些女孩上楼发现床铺已经整理好，还有肥皂和毛巾时，她们非常惊喜。当晚上穿的衣服到了之后，我随机发给了她们，并让她们穿上。她们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咯咯地笑着。
对于一些个子小的女孩来说，衣服太大了，她们就像拖火车一样拖着它们，而一些高个子的女孩连腰都没遮上。她们手忙脚乱地交换着衣服，直到每个人都找到合适自己的。她们开怀地笑着。在这个黑暗的地方，这是一个超越现实的喜悦时刻。
10号区的生活与比克瑙（奥斯维辛集中营由三个主营组成：奥斯维辛一号集中营、奥斯维辛二号-比克瑙集中营和奥斯维辛三号-莫诺维茨集中营）十分不同。在这里，我们不需要在外面接受点名，每天都有人来数房间里女孩的数量；不用去厨房或面包房运食物，男犯人会给我们送来汤、茶、面包和黄油，每样东西都比在比克瑙时给得多。
有时，在厨房工作的男犯人甚至会在常规食物中塞上一些意大利腊肠和奶酪，有时是一封信或一件类似礼物的东西。（甚至有人给我送了情书！）楼下有合适的厕所，周围也几乎没有党卫军守卫——只有两个守卫在白天看着前门。晚上那扇门就会被锁上，里面便只剩下我们。
这么说的话，与比克瑙相比，10号区相当豪华。
是我想得太简单了。
微弱的阳光从木板窗的缝隙透进来，女孩们永远不能向外踏出一步。当然，这只是最基本的情况，不久之后，我们就会发现，这里才是真正的人间炼狱。
如果你还记得，沃斯医生告诉我这是一座研究性的诊疗所，但具体怎么研究，他没有详细说明。营房的第一层由许多小房间组成，其中一些没有窗户，另外一些有窗户的，则像楼上的房间一样被封上了。这些房间里有各种类型的医疗设备，当我到这里时，其中的大部分还在调试。
在“研究型”医生每天早上开始工作时，我的一项工作内容就是按照他们需要的人数将女孩带到楼下。克劳伯格医生大概需要10个，舒曼医生也是10个，沃斯医生5个，诸如此类。一些医生会点名要一些囚犯，另一些只要保证数量就可以。
事情很快就明了了：这种“医学研究”既不单纯，也非无害。一些返回房间的女孩病得很重：有的在呕吐，有的在头痛，有的双腿之间带着血。另一些则根本没有回来。我无法知道实验室沉重的门后究竟发生了什么，只能听回来的女孩们讲。
在那些得以返回诉说自己经历的女孩中，有些告诉我，一些刺激性的液体被注入了她们的阴道，这过程疼痛难忍；有些说她们被某种东西辐射，我能看到她们的皮肤上被灼伤的痕迹；其他的女孩则被麻醉了，不知道在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事，只是醒来后发现自己的私处非常疼痛。一些人的阴道口被缝上了线。
有一些囚犯担任了护士。她们有的是在帮医生做手术，有的则是做一些基本的术后护理。我们从她们那里获得了一些信息。
我记得我对这些护士说过：“女孩们，让我们记住我们所看到的一切。如果我们能够活下来，我们一定要将这里的恐怖事件公之于众。现在我们不能写下任何东西，但让我们将这些铭记于脑海。”
在医生中，有些也是囚犯，他们时不时地检查着这些“病人”。这里面，有一位法国女医生——精神病专家阿德莱德·哈特沃尔（出生于法国阿尔萨斯。法国医生、精神病专家。1943年来到奥斯维辛集中营，并拒绝在此地为囚犯做精神实验），她很早便来到10号区。
哈特沃尔医生是一个又高又瘦的新教徒，因不满地方监狱对犹太妇女的虐待而被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她有着一头乌黑的直发——因为她不是犹太人，所以没有剃光头。她被安排为沃斯医生的助手。尽管没有任何妇科检查或外科治疗经验，她还是得检查这些女孩的子宫颈，有时甚至要做切除手术。
一天晚上，阿德莱德脸色苍白地回到楼上。她告诉我，沃斯的所谓研究对许多女性造成了不必要的伤害。她告诉我她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她要说“不”。
“你知道你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吗？”我说，“他们会处决你。要不然就是送你做拆除建筑的工作，你坚持不了多久的。”
“不管受到什么惩罚，我都不会再做实验了。”她说。
第二天，她告诉沃斯医生，这项工作让她违背了自己的宗教信仰。不知是什么发挥了作用，总之，她说服了沃斯医生，并且并未因这种拒绝而受到处罚。在后来被转移到比克瑙之前，她有几周的时间在做其他医生的助手，并照顾参与过实验的女孩。
作为囚犯，给任何人写东西都是很危险的。如果它们被发现，写信人和收信人都可能被安排去做拆除建筑的工作，或者被送进毒气室。因此，我们慢慢地摸索出了一种秘密交流的方式，用来传递口头消息，这项工作由一连串的跑腿人员和其他有一定人身自由的囚犯工作人员完成。在这种情况下，我得以向卡特娅请愿，希望阿德莱德能被派往医疗营，而不是去做拆除建筑的工作。不久之后，阿德莱德与一些其他法国女人被转移到了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这将提高她活下来的概率。
另一位著名的囚犯医生是马克西米连·塞缪尔（德国犹太人，妇产科医生。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授勋。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他在犯人身上做过一些身体实验。“二战”过后，他被一些历史学家指控与纳粹合谋。另有一些观点认为，塞缪尔也在努力地帮助其他囚犯）。他是在我到这儿几个月后过来的。
塞缪尔医生是德国犹太人，战前是一位著名的妇科医生。塞缪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为德国战斗，但这并没有令他获得豁免——他和妻女依旧被捕，并经由德朗西被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他们刚到集中营，他的妻女就在“挑选”中与他分离。他的妻子直接进了毒气室；他的女儿似乎还有劳动价值，但没有活多久。
尽管他年事已高——将近62岁，身体虚弱——但他仍是同一批次在第一次“挑选”后活下来的12个人之一。党卫军看中了他的医学专长。
最初，塞缪尔医生接手了阿德莱德的工作。他经常上楼检查他做过手术的女人。因为他是犹太人，如果周围没有党卫军，我可以和他交谈。
塞缪尔医生告诉我，他听从沃斯医生和霍斯特·舒曼医生的指挥，而这两个人再加上卡尔·克劳伯格医生，就是10号实验区最恶名昭彰的纳粹医生。他还告诉我，他肯定会死在这里，因为作为一个犹太人，自己知道的太多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事情变得愈发清晰——历史档案对此也有记载——克劳伯格和舒曼在10号区所做的实验，主要围绕在发明不同类型的绝育手术上。新的绝育手术将会和大屠杀一道，成为消灭犹太人的有效方式。
和在比克瑙一样，我学会了另外的反抗方式，虽然很危险，但我希望能做些事，减少女孩们所受的伤害。
如果有些女孩在某些天的处境非常艰难，我会尽量让她们多休息。有一次我问塞缪尔医生哪些实验最不危险。他告诉我，克劳伯格的绝育手术不太可能成功。
我后来才知道，克劳伯格在探索如何使输卵管发炎，从而阻止女性怀孕，而舒曼则在探索用强力辐射的方式对生殖系统进行破坏。克劳伯格的实验会对人体造成很大伤害，他也成功地绝育了一些女性；但舒曼的被试死亡率更高。一些人被灼伤得太严重了，已经没有了实验价值，所以，她们被直接送进了毒气室。
瓦迪斯拉夫·德林医生（波兰外科医生，“二战”之初曾在波兰军队做军医。被关押于奥斯维辛集中营期间，他曾帮助其他医生做绝育手术）也是我在10号区任职时的囚犯医生，他是一名信奉天主教的波兰政治犯。
包括纳粹和囚犯在内的所有医生都在进行着持续而明显的竞争，塞缪尔会告诉我德林做手术的具体细节，包括他如何在不施用全身麻醉剂或其他药物的情况下做卵巢切除实验。他还告诉我，德林会在不清洗甚至不消毒的情况下重复使用手术器材。
没有亲眼看到手术的过程，我无法确定他的讲述的真实性，但德林的确是个虐待狂，他对自己手术刀下的女人毫不同情。
而作为医生的犹太囚犯，则和其他囚犯工作人员（包括我和卡特娅）一样，走在一条步步惊心的路上。我们的工作让我们有了些许自由和一定的见缝插针的机会，尽管理论上我们要毫不犹豫地听从党卫军的指挥。
与此同时，只要可能，我们就会通过有限的自由和对党卫军的了解，来和他们迂回战斗，从而减少伤害和挽救生命。当然，越界的风险很大，如果我们看起来很温和或者对执行党卫军的命令显示出丝毫的不情愿，就可能在没有任何警示的情况下被送上烟囱。
1943年11月，塞缪尔医生就遭遇了这样的命运，彼时，我已经离开了10号实验区。我听说，某天早上他被从10号实验区带走，然后再也没有回来。一些曾被塞缪尔医生动过手术的女人认为，他可能在工作时显示出了不配合——要么是很不情愿地慢慢推进自己的工作，要么就是没有按要求来做。也可能是，正如他告诉我的那样，他知道的有关纳粹医生的事情太多了。
我们从来不知道他失踪的确切细节，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是被沃斯医生下令处决的。
作为10号实验区的区囚犯长，我的一项自由便是可以在某些情况下外出，这是那些作为实验对象的女孩不允许做的事情。除了从被封掉的窗户的缝隙中透进来的阳光外，她们看不到任何日光。
某个星期日，当沃斯医生和我说话时，我决定再碰碰运气。我指出女孩们见不到光——我可以带她们出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吗？
“好吧，玛格达，如果你非要这么做的话。”他同意了。我在心中暗喜，没有表现出来。
那是非常完美的一天——可以让我们暂时忘记自己身处何处的一天。女孩们在路边的缝隙中发现了一些小花，一个女孩甚至认出了一些可以熬汤的野菜。在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里，我们的精神状态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真的是令人惊奇。
还有一次，我一个人走在10号区外面的马路上。我走过了将10号区和11号区的庭院隔开的砖墙。我们经常听到类似枪声的声音从这个方向传来，但是封上的窗子让猜测变得不确定。直到战后，我们才了解到这个院子的真面目：那是一座刑场，一个数百起凶杀案的现场。
透过墙上的铁门朝院子里看时，我呆住了。
地上躺着三具年轻女子的裸尸。我认出了其中的一个，想起她们是前一天被送去做实验却没有回来的三姐妹。突如其来的悲伤淹没了我，我几近崩溃。
一直以来，尽管暴行、死亡和魔鬼般的虐待一直围绕着我，尽管我的心一直在滴血，但我始终保持着冷静。我下定决心，不会向党卫军表现出任何的软弱和恐惧；我下定决心，向所有苦难中的女孩展示坚强的一面。但此时此刻，在一刹那的时间里，面对曾经健康如今却被当作腐烂尸体抛弃的三个女孩，我内心的最深处被击中了。
奇怪的是，我们总能在最黑暗的时刻发现微光。
10号区的夜晚相对平静。每天晚上六点，大楼的门会被锁上，党卫军守卫返回自己的营房，这里只剩下了我们。他们的离去，再加上被封上的窗户，声音很难传出去，这让我们有了难得的娱乐时光。
米拉·波塔辛斯基是著名演员、舞蹈家和歌手，她在这儿是一名护士。当我知道她的才艺后，有了一个主意——成立一个歌舞团。她同意了，然后挑选了一些女孩，开始教她们唱歌跳舞。
在阿尔玛·罗斯到来之后，歌舞表演被打磨得更加成熟了。
1943年7月中旬，身为第57批被运送的囚犯中的一个，阿尔玛经由法国抵达奥斯维辛。在同一火车上的1000个人中，她和其他11名女性被选中，在经过“处理”后被送到了10号实验区。
其中一名囚犯护士认出了她，指着她跟我说，她是一位著名的维也纳小提琴家。我对她的名字并不熟悉，但当护士告诉我阿尔玛的前夫是瓦萨·普里霍达（捷克小提琴手，小调作曲家）时，我开始注意她了。
这对她来说是个机会。我还不知道具体要怎么做，但如果我可以为阿尔玛找到一把小提琴，或许她就可以不用参加实验。或者最起码，她的演奏可以让10号实验区的女性的精神受到鼓舞。
通过我们的地下消息组织，我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海伦·齐皮·斯皮策，后者是卡特娅在行政办公室的助手。齐皮本人也是一名音乐家，所以她知道我的建议有多重要。在包括齐皮、卡特娅和在“卡纳达”仓库工作的其他囚犯形成的网络的助力下，我们拿到了一个成色不错的小提琴。这很可能是从一个不幸的新犯人手里没收的。
当我把小提琴交给阿尔玛时，我感觉很满足。
仿佛有一种魔力，那天晚上，这个地方简直换了一种模样。
党卫军守卫把我们锁在里面离开后，我就会派两个年轻女孩站在门口守着，以防有人靠近。阿尔玛拿起乐器，调好音，开始演奏。她演奏的是什么我不记得了，但在那个连鸟叫声都听不到的灰暗世界里，我们梦回美好的旧时光。
从那天晚上开始，阿尔玛的演奏就成了常规项目。她也会加入米拉的节目，为我们歌唱或者朗诵诗歌。有了小提琴，米拉的歌舞表演变得更加生意盎然。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一次又一次的实践中，我们的表演被打磨得非常成熟——直到被党卫军发现。很可能是一名囚犯护士对某个医生透露了消息。但是，我们发现，“惩罚”我们的方式是在一群党卫军军官面前表演。野蛮了足够久，他们似乎也在怀念有文化的生活。
最后，在听完阿尔玛的演奏后，玛丽亚·曼德尔决定将她转移到比克瑙。她希望她能领导一支由女囚犯组成的管弦乐队，从而与男子营已有的管弦乐队相抗衡。阿尔玛将领导女子管弦乐队度过1943—1944年的冬天，直到她于1944年3月下旬病倒。尽管曼德尔下令党卫军医生为阿尔玛治病，但她还是于4月初去世了。
米拉活到了战争胜利的一天，她的丈夫莫伊舍也是如此。他们搬到了澳大利亚，并在墨尔本创立了一个意第绪语剧院。
作为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最残酷的地方之一，10号实验区被载入了历史。尽管如此，我们的人性从未被剥夺，音乐给了我们力量。
10号区还有一位做人类学实验的医生，他的日常工作就是给女孩的头部做石膏模型。他告诉我，他要证明犹太人的大脑比德国人的大脑小，从而进一步证明，犹太人的智力比德国人低下。
“犹太人的脑细胞比德国人少。”他说。
他让我送30个女孩到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医疗营，以便他制作石膏模型。
我开玩笑说：“我也想要一个模型。”
“可以，我会给你做个模型，证明你的大脑也不太发达。”他半开玩笑地说。
一周后，我接到通知，要我在晚上将这30个女孩关进一个独立房间，然后锁上门。医生把钥匙留给了我。午夜时分，她们将乘火车被带到另一个城镇，在那里的疗养院被继续研究大脑。天黑下来后，我听见有人在敲击房间门上的小金属窗。我打开小窗，是米拉。
“玛格达，如果他们想研究我们的大脑，就得先杀了我们。放我出去吧。”
我让她出来了，不久之后又放出了另一个女孩，她恳求我别让她和她姐姐分开。党卫军并不总是有秩序的，所以我有一种侥幸心理，认为他们不会发现少了两个人。
我想错了。
他们发现少了两个女孩。党卫军将矛头指向了我，因为我是唯一可以释放她们的人。
“他们要处死你。”有人在第二天早上说，我将被处决的消息很快传开了。
我记得我第一次面临死亡时的想法：这就是我的人生，结束了，但至少我曾试着帮助别人。我想知道他们会用什么方法处决我。像我在院子里看到的那三个女孩一样？在其他囚犯面前被公开绞死？注射苯酚？送到毒气室？
我继续着区囚犯长的工作。我还能做什么？与此同时，那些希腊女孩开始为我祈祷。
刽子手雅科给我带了话。每个人都知道雅科：高大、强壮的雅科，他在这儿就像一个巨人。他是一名波兰犹太人，战前是一名摔跤手。但作为刽子手来说，他出奇地温柔。
他带的话是这样的：“如果我不能以其他方式帮助你，至少能做到手起刀落，让你少受点儿罪。”
希腊女孩们偷偷为我做了两个漂亮的枕头，然后将它们放在了我的床上。枕头非常柔软华丽，但就像波兰女孩做的皮埃罗娃娃一样，我无福消受。沃斯的车正好停在10号区的门口，车上没人，但窗户开着。我看到他的枪放在后座的枪套里。我跑回楼上，拿了枕头，在周围没人的时候跑下楼，扔进车里。
不久之后，沃斯在走廊里找到了我。
“我听说你惹了麻烦，玛格达。你为什么要放了她们？”他说。
“我只做我认为正确的事情，”我说，“我不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
“好吧。你会接受营指挥官奥梅尔的审问。”
一个在行政区工作的斯洛伐克女孩带我去见奥梅尔。她在路上跟我说：“对不起，玛格达。没有人能从他这儿活着出来。奥梅尔虽然个子很小，但性格复杂，手段强硬，他杀了很多人。”
“就在这儿说再见吧。”她指着奥梅尔的办公室对我说。
我站在汉斯·奥梅尔（出生于德国小镇安贝格。在常常面临失业的情况下，奥梅尔于1929年加入纳粹党，成为该党的早期成员之一。1942年2月—1943年8月，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任司令官，其间发明并使用了很多刑罚。1948年，他在波兰被执行死刑）的面前。之前，我从来没见过这位党卫军司令，但正如刚才那个女孩告诉我的那样，他是个矮矮胖胖的男人。他头宽脸小，两眼的间距很近，显得很刻薄。
“你为什么要放走这些女人？”他说。
我重复了我对沃斯医生说过的话，我只做我认为正确的事情。
他又问了一遍，我的答案还是一样。
“出去。”他说。
我转身离开，不知道刚发生的事会有怎样的后续。
我回到了10号区，每个人都在用震惊的表情欢迎我的回归，除了沃斯医生。
“谢谢你的枕头。”他说。
我没有说话。
但事情还没结束。曼德尔，作为10号区的最高负责人，对一个男性长官释放我的行为十分不满。她决定处罚我。
那天晚上，带走我的是厄玛·格雷斯。自从我们在返回比克瑙的路上相遇后，我就再也没见过她了。她没说我们去哪儿，只是让我跟着。等我们出来后，她开始跟我说话，就像我们在面包房门口初次相遇的时候那样。
她并没有讨论我所犯的“罪行”。现在想来，这有点不寻常。我心不在焉地听着她讲话，作为一个并不知道自己将面临何种处罚的人，我实在是无法集中注意力。
我们走进11号区，这是一个专门惩罚犯人的区域。我们沿着中央走廊往前走，然后右转，从楼梯走进地下室，接着又是一条走廊，我们穿过一道铁门，来到大楼的最后面。在那里，我们面对着四扇木门，这些门的高度还没有普通门的一半。
“这些是站立牢房，”格雷斯说，“曼德尔下令，你必须在这儿度过七个夜晚。白天你要继续工作。”
她让我蹲下，进入其中一间站立牢房，然后关上了门。
在一段时间里，这个小小的牢房只有我一个人。当我站在中间的时候，可以轻而易举地摸到四周的墙。除了从屋顶附近的一个小格栅（是个通风口）透进的微弱光线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光源了。
后来又有三名囚犯被送进来，我终于明白了这里为什么叫“站立牢房”。当我们四个挤在这个狭小的空间时，我们只能站着。即使是在运送我们的火车上，仍然可以找到地方稍坐一会儿，但是这里不行。我们几乎不能移动手臂，更不能将它们抬起。我们痛苦地呻吟着度过了一夜。
真的是非常恐怖的经历。只有魔鬼才会使用这样的刑罚。
第二天早上，门被打开，我们从这种折磨中解脱了出来。那三个女孩像大多数被送进这些牢房的人一样，被送到了户外，做拆除建筑的工作。格雷斯告诉我，我的工作是打扫周边区域的厕所。
等其他人被带走后，格雷斯小声说道：“点名前赶紧躺会儿。否则你将无法度过这一天。”
“厄玛，谢谢你。”我说。
“别客气。”
我不记得那天早上的点名，那一周早上发生的任何事，我都不记得。我头晕目眩地做着交给我的工作，直到我在大楼里遇到一群跟我做同样工作的男囚犯。听说我被送进了站立牢房，光这一点就足以让他们同情我。
“躺下休息吧，”其中一人说道，“我们会留意党卫军，也会帮你打扫厕所。”
另一个给了我一些他省下来的食物。
我尽量不去想未来的夜晚。
但当夜幕降临时，我不得不返回站立牢房。然后就是日复一日，直到我被“刑满释放”。我始终努力保持理智。每次和我关在一起的都是不同的女孩。我能活下来，主要得益于我在室内工作，并且得到了男囚犯的帮助，他们每天都会找到我，然后让我休息。许多白天被派到外面工作的女孩没有回来，她们很可能死于疲惫，或者因为没有完成工作而被处决。
在最后一天的某一时刻，我在厕所附近躺着，男囚犯们在我周围打扫卫生。
“党卫军来了！”其中一个喊道。
男囚犯们很快离开，我也迅速地站了起来。我来不及假装出工作的样子，便坐在离我最近的马桶上，装出正在上厕所的样子。
党卫军军官问我在做什么。
“哎呀，”我说，“我在拉屎。”
“我一直在找你。”他说。
他告诉我他叫陶伯（Tauber），是比克瑙集中营一个区指挥官的朋友——就是我送了玩偶娃娃的那个军官。
“我需要一个区囚犯长。”他说。
（本文节选自《纳粹知道我的名字——奥斯维辛集中营中的勇气与生存》）
本回忆录主人公。
关押在集中营期间，是囚犯，
也担任过各种囚犯职务。
狗仔卡
发表于 2022-5-15 05:14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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