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恶龙缠斗过久,自身亦成为恶龙;凝视深渊过久,深渊将回以凝视。喜气洋洋的正月初一,之前以“奉旨讨逆”之名起兵的安禄山,在洛阳称“大燕皇帝”,以特别的方式为大唐新年献礼。七天后,河北重镇常山陷落。一代名臣颜杲[gǎo]卿被俘。在洛阳面见安禄山时,颜杲卿大骂不止,以致被安禄山钩断舌头,肢解而死。六月,哥舒翰于灵宝大败。几日后潼关失守,唐玄宗奔蜀,在马嵬驿遭遇兵变,眼见爱妃“宛转蛾眉马前死”。长安也随即落入叛军之手。一年后的春天,被叛军俘虏的大诗人杜甫见到长安城的萧条景象,写下了“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名句,可以说把大唐的惨状描绘得很到位了。早在称帝之时,安禄山便派出两路大军,西攻潼关,东取睢[suī]阳。潼关一路直取大唐中枢,而睢阳一路则把控漕运,窥伺江淮。如今,潼关、长安一路已实现目标,玄宗、太子皆远遁;若东边再把江淮收入囊中,掐断大唐的财源,安胖子一统江山就指日可待。当时的江淮久未生战,将卒不堪一击,眼下叛军又所向披靡。看起来,打下睢阳对安禄山来说,应该不费吹灰之力。然而,就在叛军高奏凯歌,宋、曹郡县望风而降的时候,一个书生横空出世。▲安禄山称帝后计划:西攻潼关,东攻睢阳(红圈处)。
当时战乱四起,苍天变色,许多有识之士纷纷感慨世事变迁,为了表达自己的忧国忧民之情,愤而……写诗!这个书生,虽然也学富五车,还是个“有文凭”的进士,却扔了笔,拿起了刀。张巡,出生于唐中宗景龙二年(708年)。史载,其人“读书不过三复,终身不忘,为文章不立稿”,又“气志高迈,略细节,所交必大人长者,不与庸俗合”。简单说,张巡这人有能力,志气高,不拘小节,喜欢跟长者相交,不愿与庸俗之人为伍。33岁时,张巡中进士,后以太子通事舍人之职出任清河(今河北省清河县)县令。治理清河时,史载张巡“有能名,重义尚气节,人以危窘告者,必倾财以恤之”。不仅为政有口碑,看重道义和气节,对困难群众也非常慷慨,倾财相助,毫不悭吝。张巡为人正直。当时杨国忠专权朝政,炙手可热。有人劝张巡去拜见他,说不定能飞黄腾达。为求仕途顺畅去拜见权臣?在张巡看来,这是国家的怪事,是不可为的。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此时48岁的张巡正在谯郡真源(今河南省鹿邑县)县令任上。次年伊始,安禄山在洛阳称帝,不久后,东侵的叛军就攻陷宋、曹等州,兵锋直逼谯郡。谯郡太守表示投降,并逼张巡为长史,让他去迎接叛军。张巡却趁此机会“率吏哭玄元皇帝祠,遂起兵讨贼”:拉着千把人的队伍,冲着数倍于己的叛军“平叛”去了。当队伍西进走到雍丘(今河南省杞县)时,张巡遇到另一支义军贾贲部。二人于是合兵,加起来两千人。然而,此时的雍丘县令令[líng]狐潮已然“举县附贼”。于是张巡、贾贲二人夺雍丘,杀尽令狐潮的妻子儿女。令狐潮怒,引叛军万余人来攻雍丘。贾贲出战身死,众人遂推张巡为首,继续与令狐潮作战。
756年,三月,令狐潮引叛军四万余人重返雍丘城下,城内人心惶惶。张巡对诸将说道:“贼知城中虚实,有轻我心。今出不意,可惊而溃也,乘之,势必折。”我们就这点儿人,敌方知道我们的虚实,轻视我们。如果出其不意偷袭,必能折其锐气。于是,张巡率军出击。叛军本以为城里的人会龟缩防守,遇到突袭,果然阵脚大乱,不得不后撤。第二天,叛军围城发起进攻。张巡在城头立木栅栏,又用蒿草束灌上油脂点燃,叛军不敢登城。就这样打了一个半月,张巡一边防守,一边伺机出击。史载,“大小数百战,士带甲食,裹疮斗,(令狐)潮遂败走,追之,几获”。不仅打赢了,还差点抓住令狐潮。这次,令狐潮长了记性,知道张巡虽然兵少,却不是好啃的骨头。于是改变策略,以围为主,以攻为辅。困围日久,城中物资渐渐不支怎么办?史书说,张巡“器械、甲仗皆取之于敌,未尝自修”。城里粮食不够了,就出奇兵去抢令狐潮的粮船。能带走的带走,带不走的烧掉。箭不够了,就扎了千余稻草人,套上黑衣服,晚上的时候用绳子吊在城头。令狐潮下令射箭,射了老半天才知道那是稻草人。数百年后的小说家,把这个故事改编进了《三国演义》,成了诸葛亮的神作。▲《三国演义》中,草船借箭故事的原型是张巡草人借箭+孙权乘船遇箭。光是草人借箭还不够,张巡又一次把人用绳子吊着放出城。只不过,这次放出去的是真人。围城的叛军笑了,当我们傻啊,又来骗我们,所以根本没有防备。张巡的士兵偷袭成功,砍得叛军一愣一愣的,“追奔十余里”。城里柴火用光了,张巡心里一合计,嗯,这事儿还得拜托令狐潮。于是就给令狐潮捎信说,我想领军弃城,请你们往后退个几十里,好让我的人撤走。令狐潮心想,反正也攻不下,你不守了那就放你一马,双方各得所需。张巡见令狐潮上当,便令军士四出“撤屋发木而还为备”,趁机拆了城外的房子,补充柴火。张巡却又心生一计,不紧不慢地对令狐潮说:“君须此城,归马三十匹,我得马且出奔,请君取城以藉口。”傻憨憨的令狐潮便送了三十匹马进城。张巡得马,悉数分配给骁将,并约:“贼至,人取一将。”令狐潮炸了,想干仗,结果没等阵列好,城中“三十骑突出,禽(擒)将十四,斩百余级,收器械牛马”。此后大半年的时间,令狐潮等叛军将领又数次领兵来攻,但均被张巡打败了,所谓“围凡四月,贼常数万,而(张)巡众才千余,每战辄克”。就这样,雍丘之战从正月一直打到腊月,张巡以区区数千兵马,守了雍丘一年。虽然张巡在雍丘守得不亦乐乎,但其周边唐军的战况却不容乐观。随着战局的变化,张巡决定放弃雍丘,退入睢阳(今属河南商丘),与睢阳太守许远合兵,共拒叛军。
雍丘一战,让张巡成了名,而睢阳一战,却让他成了“神”。757年,正月初五,刚当了一年皇帝的安禄山,被其子安庆绪派人刺杀。由于安庆绪在军内的威望远不及安禄山,当他杀父上位后,便急于在战场上取胜树立威名,正如代父自立的唐肃宗执意收复两京以巩固自己的合法性一样。柿子自然是挑软的捏。军力疲弱的江淮,成了安庆绪的目标。客观上,打下睢阳,进图江淮、江东,巩固根基,也是当时安庆绪必须采取的战略。安庆绪派手下尹子琦率领突厥人等组成的劲兵,与杨朝宗会合,凡十余万,浩浩荡荡进攻睢阳。相比之下,张巡、许远手下,加起来不过六千兵。史载,两军接战,“(张)巡励士固守,日中二十战,气不衰”。凭着这么点儿家底连战数日,叛军始终无法攻下睢阳。而且,与镇守雍丘时一样,虽然兵不多,但张巡不仅能守,更是趁着叛军不备,搞搞突袭,赚赚外快。擒贼先擒王。张巡想在阵前射杀敌首尹子琦,但却不知城下哪一个才是尹子琦,于是心生一计:他削了一根竹箭用弓射下去。捡到箭的人大喜过望,以为城中箭矢已尽,于是前去报告尹子琦。张巡在城上看见了也大喜,当即便令将挽弓射之,一箭射中尹子琦左眼,叛军暂退。757年,七月,尹子琦为报损目之仇,再次带兵前来围攻睢阳。由于夏麦被叛军抢收,存粮又在战前被上级调走了一半,以致睢阳城的粮食供应出了问题。城中士兵每天只能吃一勺米。吃不饱就只能拿木皮、纸张煮了吃。叛军得知城内缺粮、士卒大饥后,架云梯,以钩车、木马攻城。但就是这样,也还是攻不下。尹子琦没办法,“不复攻,穿壕立栅以守”。打不过你,那就困死你吧。围城的日子一天天过去。张巡的士兵有的渐渐饿死,而活着的人“皆痍伤气乏”。有人提出突围东奔。但张巡、许远商议认为,睢阳是江、淮保障,如果放弃了睢阳,叛军乘胜进军,则“江淮必亡”。而且,现在“帅饥众行,必不达”,就算突围,也不见得有活路。史载,张巡将自己的爱妾带出来,对将士们说:“诸君经年乏食,而忠义不少衰,吾恨不割肌以啖众,宁惜一妾而坐视士饥?”杀了自己的妾,来充军粮!“将士皆泣下,不忍食,(张)巡强令食之。”整个睢阳城,为了应对叛军的围困,“罗雀掘鼠,煮铠弩以食”,“初杀马食,既尽,而及妇人老弱凡食三万口”。到了十月,叛军再次攻城。此时的睢阳城,内已无兵可战,外也无兵来援。城遂破,史载“遗民止四百而已”。古代战争,打下城池后屠城的并不少见,但像睢阳之战这样,为了守城以城内居民为军粮的,十分罕见。尹子琦见到张巡,说道:“闻公督战,大呼辄眦裂血面,嚼齿皆碎,何至是?”尹子琦听了大怒,以刀撬开张巡的嘴,发现里面牙齿果真仅存三四。尹子琦心里也是佩服,想放了张巡。而左右人却纷纷劝道:“彼守义者,乌肯为我用?且得众心,不可留。”于是,尹子琦再次逼张巡投降,张巡不屈,终于被杀。与他一同赴死的,还有许远等三十六人,他们都不屈而死。然而,从756年正月,安禄山洛阳称帝,雍丘战事爆发算起,到757年十月,睢阳城陷,近两年的时间过去了。此时攻下睢阳,对叛军来说,已经没有什么意义。
张巡死后第三天,唐军援兵赶到,十日后,尹子琦军败撤还。叛军十个月间的辛劳,瞬间付诸东流。而洛阳也在当月被唐军攻下,至此,两京收复。张巡的苦守,不仅保全了江淮,使“唐全得江淮财用,以济中兴”,又牵制了叛军大量的兵力。相反,若雍丘、睢阳弃守或者过早地丢失,则“贼因江淮之资,兵弥广,财弥绩,根结磐据,西向以拒王师,虽终于歼夷,而旷日持久”,大唐的麻烦可就更大了,那时,江淮的百姓不知道又有多少人被屠杀。因此,传统史书认为,虽然睢阳之战唐军终遭败北,但于全局却为大唐争取了时间,为江淮百姓免遭大屠杀争取了时间。此后若非唐肃宗送大礼,史思明复叛,安史之乱就该改名“安禄山之乱”,早就结束了。而对于张巡,即使其以人为粮之举陷入争议,但后世对他也不吝溢美之辞。唐人如韩愈、李翰等人称:“(张)巡蔽遮江淮,沮贼势,天下不亡,其功也。”五百年后,文天祥在《正气歌》里写了这样的一句:“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将张巡视为榜样,激励自己不屈抗敌。明清以降,在官府的推动下,张巡、许远双双封神,世称“双忠公”,受到后人的祭祀和崇拜。双忠公信仰,起自中原,现仍流行于广东潮汕地区。一场惨烈围城战,就这样改变了历史,而被千秋万代铭记。但是,在睢阳之战的整个历史叙述中,那些被吃掉的女人、孩子和老人,都被轻飘飘地忽视了。
传统史学家认为,张巡和许远为了保全天下,主动吃人,并命令守城士兵以人为粮,“以百易万可矣”。意思就是,牺牲了三万被吃的老弱之人,维护了江淮数百万生灵免遭叛军大屠杀,这样的“代价”是值得的。
直到明末清初,人的价值被重新发现后,我们才听到关于此事的不同声音。在《读通鉴论》中,王夫之说,张巡“守孤城,绝外援,粮尽而馁,君子于此,惟一死而志事毕矣”,“过此者,则愆尤之府矣,适以贼仁戕义而已矣”。作为忠义之士,你张巡与孤城共存亡,能守就守,不能守就战死,这就是守城的度,超过这个度,就是贼仁戕义,走向仁义的反面了。王夫之接着说:“无论城之存亡也,无论身之生死也,所必不可者,人相食也。”不管处于任何极端情境,都必须守住一条底线,而且这条底线,是人之所以为人而不需要任何理由解释的。
你不能说,我为了救全天下的人,然后下令吃掉一城的人。没有一条无辜的人命,要为了保全他人或更多人,而成为被吃掉的代价。与王夫之同时期的另一个大思想家顾炎武,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他在《日知录》中解释“亡国”与“亡天下”的区别时说:“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带头吃人,这就是禽兽所为,不管出于任何高尚的目的,都无法改变这一做法的野蛮性。尽管在张巡的年代,甚至在王夫之、顾炎武的年代,为了守城而食人的事仍偶有发生。尽管在传统社会中,人相食也始终是饥荒与战争的后遗症之一,甚至出现人肉价格不如狗肉的历史记载。尽管有人会说,正是由于不得已而为之的人相食才守住了文明的延续。
全文完。感谢阅读,如果喜欢,记得随手点个在看以示鼓励呀~
[清]王夫之:《读通鉴论》, 舒士彦注解,中华书局,2004年
[清]顾炎武:《日知录集释》,黄汝成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吕思勉:《隋唐五代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END -
作者丨文青、末丛
编辑丨艾公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