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我奶奶之前，她有过太多梦想 | 人间

源济

成为我奶奶之前，她有过太多梦想 | 人间

Original 金十安 人间theLivings  2022-02-09 21:05

倘若那天她真的找到了队伍，后面的人生轨迹将会完全不同。也许她的梦想会一一实现，我们这些后辈可能会消失、或者成另外的“他们”。但她还是余凤珍。这总不会变的。

配图 |《小偷家族》剧照

我的奶奶余凤珍，1919年出生于湖北省京山县孙桥镇，是已经营三代的余家杂货的长女。

长大一些后，凤珍上学堂读书，能写会算，可以帮忙家里的生意。后来，余家杂货铺归她弟弟掌管，她就和丈夫离开了孙桥镇，辗转很多城市，最后在天门市定居。

他们一共生育子女9人。而我，就是老九的女儿。

1

我妈是荆州医院的护士，三班倒，时常得通宵上班。我爸又经常出差，顾不上我，他们就把我送去天门给奶奶带。

那时候，奶奶已经满头银发，鼻梁上架着高度数的黑框老花镜，看远看近都要用手扶着镜框盯上半响。她视力不大好，有时连近处的东西都看不清。一次，我妈去天门看我，进屋发现我抱着带屎的被角不停地啃——那床被子可能被我蹬掉过，奶奶帮我搭在脸旁，没有发现任何异样。

据说奶奶的眼睛是累坏的。爷爷年轻时走南闯北经商，很少在家，她常等孩子们安睡后，再点着煤油灯，熬夜赶制衣物补贴家用。如此日复一日，最终视力受损。

爷爷曾为天门的一些商店老板们跑“汉脚子”（跑武汉进货），后来被怀疑有经济问题，在湖北省供销合作社学习班接受隔离审查。奶奶听说此事，立刻把孩子们安置妥当，只带着大女儿从天门城关去到汉口花楼街。

那是奶奶人生中第一次去汉口，也不知道她历经了多少周折才找对地方，还想方设法见到了爷爷。她有一些文化，能在组织面前摆事实讲道理，而且一再申诉，恳请组织查明真相。后来，爷爷的经济问题得到澄清，还被组织委以重任，创建了供销合作社管辖下的天门生产资料经理部，担任副经理。

等爷爷升到经理后，浩劫又来，他被打成“走资派”。他受不了冤屈，从楼上纵身一跃，把腿摔骨折了。

等到文革结束，爷爷恢复原职，没两年就退休了。自我记事起，他除了偶尔打麻将，就是看报纸或新闻联播，说话做事都十分小心谨慎。早年闯荡江湖的锐气，可能被那一跳给带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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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奶是个能人。那时节，家家户户的鞋子都要自己做。鞋子要合脚,得依着脚的大小胖瘦剪鞋样。奶奶剪出的鞋样又舒服又好看,于是左邻右舍向她追讨，还把她请上门订制。

由于人气十足，奶奶被喜爱她的人们选举为天门建设街居民委员会第八组的小组长。小组长没有工资，是带头干活的：扶老抚孤助乞丐，碎石挑土铺马路，上街巡查保平安……但奶奶干得很开心，还常常把组员聚集在家里，发表“施政”演说。

我已完全不记得她们讲话的内容了，但一个一辈子没有单位的老太太，对着大多是家庭妇女的组员们，讲的话肯定是既家常又动人。

奶奶空闲时会教我用火柴棒数数，摆数字。从一摆到十，再算一下加减。有时爷爷凑过来移动火柴棒，加入考我的行列。如果我对了，奶奶就摸摸我的辫子说：“踏了我的态（像我）。”我就喜笑颜开的。

因为爷爷奶奶家的日子太舒坦，我完全没生出留守儿童的阴影。一天，妈妈来接我回荆州读书，我刚从后院玩回来，饥肠辘辘，大喇喇地凑在奶奶跟前问准备做啥好吃的。

妈妈坐在一旁偷摸观察我，看了好一阵，电视剧里母女一见面就扑到怀里哭的情况并没有出现。她感觉我和她生分了，于是又愧疚又难过地抹泪。

奶奶安慰她：“现在就跟小猫小狗似的，不太认人！”

妈妈一听，眼泪汪汪、狠狠地摸了摸我的头。

2

我到荆州过了几年，父母赶上了分福利房。那些房子都是灰白的立方体，兵营般整齐划一，无趣得很。当时的民谣是这样唱的：“一楼好喂鸡，二楼少爬梯，三楼四楼风光好，五楼好晒衣。”

我家分到了一楼，爸妈真用红砖隔出个院子养了6只鸡，再把土堆高一点，做了个简陋的小花坛，栽了几根绿葱和大蒜。它们是怎么共存的？难道鸡不喜辛辣？现在回想起来仍是个迷。

住的房子宽敞了，爸爸就想接天门的爷爷奶奶过来小住。奶奶很钟意那个小花坛，她在天门老宅的阳台上养了满满当当的月季迎春，走时正是春季，热闹缤纷。奶奶想到她的花草万分不舍，反复强调花坛以后就交给她打理：“要不是冲着这个花坛，我真是懒得跟你们过的。”

爸爸赶紧表态：“我晓得，好啦！”

奶奶住下以后，制作食物因时制宜，十分精湛。平日腌萝卜、黄瓜，偶尔做米酒，把我们的生活安排得有滋有味。到了初春时分，去江边采摘地米菜，包春卷清香可口；入秋，藕刚上市，趁还甜脆做藕夹；春节前夕，起油锅炸花馓、麻花，再捏个肉丸、鱼糕……

妈妈上夜班的晚上，我就和奶奶一起睡。一日，我躺在床上，看着她脱去一层层的衣服,已经很瘦的身躯变得更加干扁了。她再曲身把脚上的布料去除，我看到那如马蹄形的小脚，说：“这是旧社会的产物吧？”

奶奶笑着搂过我，讲起了陈年往事。

她说自己像我这么大的时候，得早起赶紧洗漱，再唤醒4岁的弟弟，为他搽脸漱口穿衣。等做完一家人的早餐，还要去街市上买菜。

一次，母亲带她去听演讲，认识了从省城回来准备办学堂的张国兰。张国兰摸了摸她的肩膀说：“看着就灵醒（方言：聪明）得很，让她来读书吧。”

当时，家境宽裕又舍得给女孩子花钱读书的家庭很少，所以回家后，母亲先跟父亲商量：“妇女协会讲的，以后世道要这样了。”

父亲很开明，掏出两枚银币，送她去了学堂。学堂在京山河旁边，是由私塾改过来的，以夜校的形式办学。老师发的国文书的第一篇就是孙中山先生的文章：“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她摩挲着课本，一个崭新的世界在她眼前缓缓展开。

奶奶说那是1926年，张国兰在京山发动群众开展反帝反封建运动，“后来她改名张文秋，算是我先生。我虽出生在旧社会，但是是受过新式教育的人啊”。

我懵懵懂懂地点点头，很快就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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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处暑，连日的雨噼里啪啦地砸下来。花坛地势低，赤黄的水流卷着泥沙倒灌其中，把奶奶栽的白菜、香葱、韭菜一并淹了。湿气漫入骨髓，让人滋生出一种忧伤的情态，鸡也在鸡舍里凄惨地鸣叫。

那天，奶奶抢挖出几颗蔬菜，用报纸包裹好放在地上，感叹：“天门的花草没人顾，也不知回去还能活几株？”

爷爷盯着报纸、抿着铁观音，不以为意：“等回去再办嘛。”

奶奶更加烦躁了：“重新买的，还是一个东西吗？”

听到奶奶又惦记起了天门老宅，家里的人都下意识地保持沉默。我妈的工作性质使她很难规律地着家，我爸出差有时一走就是十天半个月，留下一个我，该怎么办呢？

于是，爸妈接爷爷奶奶来时说的“小住”，一晃就是两年。

3

我家离马路就隔着一栋楼，奶奶无聊，就动起了做生意的念头——这原本也是她的老本行。她和我爸掰扯，说一桌一椅摆在马路边就行，上面码得整整齐齐的饮料、烟酒、小吃、零食，能赚多少是多少。

那时，奶奶已67岁了，我爸没想到她还有这么大的干劲，就问谁来管账。

“不要你们管，我算得清清白白的。”

“哪个来进货呢？”

“有你的父啊。”

爷爷是中立派，他摆摆手说：“我服从安排，我都行。”

爸爸只好打电话给自家姐妹，让她们打电话劝奶奶。经过子女们的反复劝说，奶奶的创业计划偃旗息鼓了。也许她心里已默认了现实，只是有藏不住的怅然。

奶奶一辈子，总是把家庭摆在第一位。这也导致她自己的事业、爱好不断退缩，最后缩得微乎其微。

新中国成立初期，新的单位不断出现，到处缺人手，特别缺有文化的女干部。当时，奶奶的父母已经去世，她只得邀请继母来天门帮忙照顾孩子，可对方答复：“只想在京山茶馆里度日月。”

于是，奶奶只好放下“参加革命工作，吃公家饭”的梦想，做起了零工。为了赚钱养家，她曾在天门石河镇餐馆打零工，也曾在白茅湖农场捡棉花，后来爷爷做了生资部的经理，她又成了“家属工”。

我爸说，从他记事起，奶奶就躬身背着他，去天门城西河街的土废仓库做工。她一手兜着我爸的屁股，一手提着罐子，最小的姑姑只能牵着她的衣服角。

每天，她进仓库的第一件事，就是往罐子里加水，再埋进熬浆糊的土灶膛里——其他家属工也这样解决中餐。午餐时，奶奶扒开灶灰，拖出罐子，里面是掺杂着玉米和红薯粒的白米饭。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如果条件允许，表层还有一个炖鸡蛋。我爸用勺子把热乎乎的米饭搅匀，一口一口地吃着，就长大了。

所以在奶奶的观念里，“每日一蛋”是顶顶有营养的配置，后来她也这么养我。我家在院子里养鸡，不缺鸡蛋。晨起，奶奶烧开水，在有鸡蛋、猪油和糖的碗中冲开，再放入炒米，便是一顿美味的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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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学三年级时，我们一家三口随爸爸工作调动到了武汉。妈妈在入职体检中被诊断为乳腺癌，手术后回到老家休养。爸爸只好给已经回了天门的爷爷奶奶做思想工作，请他们来武汉。

因为妈妈不在身边，奶奶会把我打理得格外干净整洁，尽量不让人小瞧我。有时在早餐空档，她打量我辫子歪了，还会拆开重新扎。橡皮筋贴着头皮，绑得紧紧的，奶奶又拿条红绳绑在我的发尾。

奶奶不知道，出了门，我会把红绳拆掉装进书包。那时，武汉的女孩子已经用上了有缎带蝴蝶结、各种小花、小蜜蜂的发夹了。我的红头绳，是天真又残忍的孩子们嘲笑的对象。他们会当面说我：“乡下人的乡里头。”

父亲换了新单位，仍旧忙碌。爷爷奶奶都已年迈，每每等我用完晚餐，他们都已经准备睡了。我无人述说自己的羞恼，想起还在病中的妈妈，想起来到武汉，仿佛所有的快乐都戛然而止了。我哭着在课本内页的白边上写“我恨武汉”，还力透纸背地画各种愤怒、哭泣的表情符号。

一次，奶奶帮我整理书包，翻到了我乱写乱画的东西。一向很护着我的她，少有地训斥我：“不要糟蹋书本啊，知识没有辜负你什么。”

奶奶告诉我，她到现在字都没认全，是因为在学堂只读了一年多就被迫中断了。那年，京山河上游常漂来大片竹排，还有许多不知名的漂浮物，有时甚至是死尸。常有穿军服的兵油子到孙桥镇骚扰，打听张文秋的去向。一时间，镇上秩序混乱，曾经热闹非凡的商业街也显露出颓废落魄的气息。她的父亲顾不上买卖，靠在微微阖着的门边小声议论：“这天看来要变了。”

国民党军队在镇上最大的戏台子上摆了几杠枪，号召大家去“开会”。余家杂货铺斜对面的李家小子，那时已经十七八岁了，青头白面的很帅气，老是逗弄街坊四邻家的小姑娘，偶尔也买些零嘴给她们吃。结果在“镇反”会上，他被揭露是“潜伏特务”，要被当众枪毙。烈日炎炎，街坊们坐在下面一言不发，每个人的脸孔都被灼热的光线照得煞白，避无可避。母亲紧握着她的手，枪响后，有孩子的哭声。

她当时默默地想，那声枪响和故意残留不许擦去的血迹，比水上的浮尸可怕多了。她心颤，但又有种东西要冲出胸膛。

一天，街坊们奔走相告，说办学堂的张文秋因急病终了。她和几个女同学跑到张家想要拜祭，一位穿着灰色长衫的老人出来，冷淡地说：“不孝女命薄，理应如此。”他挥挥手，让她们回了。

后来，骚扰的兵油子不来了。某个学生说张文秋其实没死，她家订制了一口中间留缝的棺材，谎称她得疫病死了，把棺材抬出关卡，让她逃走了。

张文秋走后，她开办的学堂只支撑了半年就关闭了。9岁的凤珍没书读了，但心里已经装得下很多秘密。

我去武汉的那一年，恰好也是9岁。

4

休整一年后，妈妈回到武汉，我们一家三口挤在一个“团结户”里，爷爷奶奶就搬出去租了五楼的一室一厅。

奶奶年纪愈长，之前满头银发竟有了反青，整个身子更加单薄瘦弱了。到了白内障晚期，她的一只眼睛基本失明，腿脚亦不便，下楼买菜、提物的重担都交给了爷爷。

他们把一日三餐改为两餐，吃得极朴素，做饭的手艺也渐渐搁置了。倘若我们周末过去吃饭，奶奶会兴奋地叫爷爷多备点荤菜，炒菜时顾虑到我们的口味，就把油盐放重一些。

那时候，我与院子里的邻居们渐渐熟识了。一门二楼的林奶奶会做麻辣鲜香的湖南菜，就着她炒的回锅肉，我可以吃下一大碗饭。对面三楼的王阿姨来自河北，擅长包饺子，我的味蕾被多样的菜式和丰富的口味打开了。

所以，当奶奶放盐的尺度把握过了头，我就把筷子一搁，撇嘴说太咸了。奶奶拿起筷子尝一口，可能是分辨不出，眉眼就顺着脸部的褶皱耷拉下去，显得极为沮丧。

爸爸用筷子敲打我的手，恶狠狠地骂：“谁惯得那么挑食？”

奶奶赶紧答道：“是我是我。”

弄得爸爸哭笑不得。

一个周末，我按惯例去奶奶家，饭后独自下楼。奶奶站在楼梯口使劲跺脚，一遍遍唤醒楼道里的感应灯，不让我有一刻置身黑暗中。

我站在一个拐角处，从中间方格的空间向上看去，奶奶的衣角从铁杆的缝隙中冒出来。我喊道：“回去吧！我快走啦。”

奶奶没有应答，她探出脖子，看到我的头仰起。我们对视一眼后，她突然掀开自己的黑色棉袄，从内口袋中掏出几张钱，顺着空档往下一抛。

那些纸币如电影慢镜头一般，在蜿蜒的楼梯间回旋漂浮。我盯着纸币追赶、拾起，是两张10元。再抬头望，奶奶好像已经被吞噬在螺旋的尽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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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高中后，爷爷奶奶家开始弥漫着一股挥之不去的中药味。复杂，但不难闻。我每每进屋，就匆匆大跨步地走，扯着嗓门叫“奶奶”。

奶奶大多数时候在阳台上，在红红绿绿的盆栽花草的簇拥中坐着。然后慢慢回头、手扶藤椅把手起身，向我走来。

我会带一点菜过去，然后把奶奶的冰箱塞满。在这个过程中，我总能翻找出一些放坏的蔬果和冻得像砖块的肉类、海鲜。我学着爸妈的口气，边清理边批评：“不要舍不得吃。现在不是旧社会啦，总不缺吃的。别存着，得捡着新鲜吃。”

奶奶安静地笑：“知道啦，和个小大人似的。”

这时，我就会很高兴，感觉自己真的长大了。

在奶奶家，如果是我们三人吃饭，她会做得比较简单。比如下面条，面起锅前，把用淀粉和酱油腌过的瘦肉丝往沸水中一滚，再掏起来做面码。根据个人口味偏好，浇在面上。

第一碗给我，肉丝鲜嫩，面条劲道，我吃得很开心。第二碗给爷爷，最后一碗煮得最软，奶奶留给自己。

我高中时剪了一个短发，刘海却留过眉毛，耷拉在眼皮上。彼时的我想象自己是漫画中的美少女，忧郁的眼神在刘海的空隙中轻轻闪现。但现实却是，吃几口面，刘海尖儿都快埋进面汤里了。然后一仰头，侧甩，刘海短暂地在头顶停留一会儿，随着头越来越低，又再次滑落。

奶奶盯着我看了一会儿，忍不住从耳后拔下一个黑色钢丝夹，颤悠悠地走到我旁边，要把我的刘海夹上去。我使劲地缩头摆手：“好傻的哦，奶奶，现在不时兴你这个样子了。”

一直以来，奶奶都很注意自己的仪态仪表，说话做事也如大家闺秀般慢条斯理、温柔娴雅，从未有狼狈的时刻。她着装大多是黑色或深蓝的单色块，整理得平整妥帖。一头银发永远顺滑，碎发总是被发夹别在耳后。她反驳我：“你的额头很好看啊，得露出眉眼来，女孩子才有精气神。现在遮头盖脸的才不像话呢。”

可惜，那时尚处于青春期的我听不进去。后面当我发现自己确实更适合露出整块额头的时候，奶奶已经不在了。

5

2000年6月，我高考完毕。虽然我一直有去北京的想法，但考虑到母亲身体不好，爷爷奶奶都已年迈，填报志愿时就选择了家门口的学校。

9月，我进入武汉大学读书，为答谢亲友邻里，父母摆了两桌酒席。此时奶奶下楼已很费力，需要我爸背着，但她还是参加了这次宴请，和爷爷坐在主席位上。

别人总以为她老糊涂了，凑上前大声在她耳边说：“媳妇对你好不好？儿子还孝顺啊？”

她淡笑着点头，直视对方，轻声说：“都好，都好。”

10月底，奶奶突然昏迷，住进武警医院。11月5日去世，享年82岁。来葬礼的叔婶姑伯说，她去得很突然又没有受罪，算是喜丧。

2005年，爷爷在武汉去世，享年87岁，和奶奶合葬在武汉九峰山。坟地是爷爷生前亲自选定的。爸爸说，那里是丘陵地貌，和他们的故土京山一样。

随着我家搬迁，他俩离老家越来越远，最终日益衰老不能返回，武汉成了埋骨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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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年，爸爸和姑妈们商议，要给爷爷奶奶重修墓碑，加刻家族新成员的名字。他们觉得姓名排得满满当当，才有家族昌盛、枝繁叶茂的样子。

那天，我用湿纸巾擦拭墓碑凹槽里的灰尘，用借来的调料在凹陷的字体里描金，突然想起一部电影里说“往生者离我们并不远，就在墙后面。”

描着描着，我的鼻涕眼泪不自觉流下来。我下意识地抬手去撸，看见纸巾上都粘着灰尘，想必已经蹭到了脸上。想到奶奶喜欢干净的脸，我停下来先擦自己的脸。

爸爸站在一旁盯着墓碑，陷入了回忆。他说，奶奶曾经想参加新四军，但错过了部队，“不然就没有这后面的一堆名字了”。

6

1939年，余凤珍刚满20岁，父母把她的婚事提上了议程。因幼年读过一点书，凤珍与一般待嫁闺中的女子有些不同，她虽身处井隅，但心怀拏云之志。

一天，她听说张文秋随李先念带领的新四军回来了，就住在不远处的小花苑村，准备组织抗日武装。突然间，好像有股能量注入她的身体，想要奋力一搏。

她兴奋地跑去寻找女同学，她们得知消息后，也都兴奋地说：“凤珍姐，你去投奔张文秋先生，我们就去！”

于是，姐妹六人收拾好包裹，避开家人，天不亮就上了路。她们走了不出十多里的大洪山山路，回头瞅见一队日本鬼子正从后面快速上山。凤珍捂住嘴，示意大家噤声散开，6个女孩便敏捷地逃往山间藏身。

日本鬼子排成纵队匆匆走过，并不四处查看。约摸过了三盏茶的时间，前面传来阵阵枪响。直到日头偏西，枪声才平息。

光线渐暗，凤珍看看四周，女伴们都被冲散了，不知去向。她咬咬牙，在黄昏里独自赶路，漫山只有穿梭的风声和她沉重的喘息。

好不容易到了小花苑村，她只看到断壁残垣和死尸，墙上还留有黑色的子弹洞孔。原来是日本兵与新四军在这里接上了火，新四军已紧急撤离。

凤珍没有找到接纳她的引渡人，空跑了几十里的山路。空气中残留着刺鼻的火药和血腥气让她大脑炸裂、眼眶通红，无奈之下，她手足冰冷地返家。

后来，凤珍听从父母的安排，与一个无父无母的青年成亲，对方答应做上门女婿。而后，他们离开余家杂货铺，离开孙桥镇，辗转了很多城市，在艰难的岁月里生儿育女。

我享受过凤珍对晚辈的慈爱，见证过她对生活的热忱，对她那神采飞扬的少女时代，我一直在想象：

那天，她兴奋地去找同伴，想要参军。小脚底下的黑布鞋轻快地敲击着青石板地，长裙飘扬着，裙摆飘成一个好看的弧度，再贴在套着白袜子的脚踝上。她干爽得像一只鸟，似乎下一秒就飞到天上去……

倘若那天她真的找到了队伍，后面的人生轨迹将会完全不同。也许她的梦想会一一实现，我们这些后辈可能会消失、或者成另外的“他们”。但她还是余凤珍。这总不会变的。

编辑 | 罗诗如    运营 | 嘉宇    实习 | 雅坤

金 十 安

孤独的话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