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科技战升级，重新追问“李约瑟之谜” | 巴伦读书会

源济

中美科技战升级，重新追问“李约瑟之谜” | 巴伦读书会

Original 文一 巴伦周刊  2022-02-13 18:40

编者按

时代进程的每一次重大变化都会对投资的底层逻辑带来颠覆。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成为官方文件中的绝对高频词。

与此同时，美国也在加大对中国硬科技发展的正面打压。2月初，美国众议院通过《2022年美国竞争法案》，授权政府拨款近3000亿美元用于半导体、汽车关键部件等行业的研发和补贴。2月7日，美国商务部将33家中国实体列入“未经核实清单”，主要涉及生物、激光、光电、半导体、精密器械等领域，令中国进入这一名单的实体达到175家。

“中美对抗、科技封锁、举国体制的背景下，我们将迎来中国史上最大的科技泡沫。” 基石资本董事长张维曾在2020年8月做出这一论断。他认为，泡沫对推动技术革命和国家经济的发展是具有积极意义的，近代历史上，真正的繁荣往往都在泡沫破灭之后到来，一定程度上，“泡沫是我们前进的方式”。

在近日出版的《科学革命的密码——枪炮、战争与西方崛起之谜》一书中，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管学院特聘教授、作者文一指出：“错过了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的中华文明，只有在抗日战争和面临美国这种体量的超级大国的挑战与竞争环境下，才可能在国家组织、国防工业、核心商业技术、科技教育等方面获得高速向前的推动力、加速度和科技爆发力。”

在这本书中，文一教授跳出文化与制度陷阱，采纳“国家竞争体系”这个框架，对“为什么科学革命发生在西方而不是中国”这个“李约瑟之谜”进行了回答。

李约瑟之谜的答案找到了

中国人必须有勇气承认西方近代的辉煌崛起和对东方文明的超越。但是，只有在真正搞懂西方为什么能够崛起和超越时，才能真正读透西方并找到反超的道路。

19世纪末美国第一任物理学会会长亨利·罗兰（1848—1901）在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年会上做过一次题为“为纯科学呼吁”的著名演讲。该演讲的文字后来发表在1883年8月24日出版的《科学》杂志上，并被誉为“美国科学的独立宣言”。罗兰在演讲中提到：“为了应用科学，科学本身必须存在。假如我们停止科学的进步而只留意科学的应用，我们很快就会退化成中国人那样，多少代人以来他们（在科学上）都没有什么进步，因为他们只满足于科学的应用，却从来没有追问过他们所做事情中的原理。这些原理就构成了纯科学。”

这篇演讲在网络上流传很广，而且加了一个醒目的标题：“罗兰：假如我们停止科学的进步而只留意科学的应用，我们很快就会退化成中国人那样”。虽然这个醒目标题的目的可能是希望中国重视基础科学研究，但是罗兰这篇演讲的内容所充分反映的历史事实，其实是美国建国以后科学精神的长期贫乏和匮乏——即美国自建国以后整整一百多年，由于独特的地缘政治安全和孤立主义发展战略，没有产生任何出色科学家的可悲现状。

其实仔细读读罗兰这篇演讲，就不难发现美国在整个19世纪的科研现状：那里没有任何科学精神，没有培养科学家的制度。科学家的培养必须有国家力量的介入，不是靠什么市场经济和三权分立就可以搞起来的。这是为什么罗兰在通篇演讲中总是赞扬当时德国的科学精神，可是那个“德国科学精神”只出现在德国实现国家统一以后，而且是在强大国家力量推动下才实现的。

美国要是没有20世纪初两次世界大战的刺激，和它所导致的国家力量的全面介入，那么它的基础科学研究，就会永远像罗兰在19世纪末所看见的那样——是一片荒芜，哪怕那时的美国已经在商业和工业生产总值方面超过了大英帝国。人们因此应该问一问美国为什么从建国直到19世纪末，都一直没有科学精神和科学家？如果不能回答这个如此简单的问题，就不能指望能够很好回答“李约瑟之问”。 

人们也应该继续问一问继承了日耳曼法律传统的德国人（尤其是韦伯先生），为什么德国要在19世纪下半叶实现统一以后，才开始大批量出产科学家？

法国为什么在路易十四建立法国科学院以后才开始大批量产生科学家？俄国为什么在彼得大帝建立俄国科学院以后才开始大批量产生科学家？

只有回答了这些问题，才能破解中国近代为什么没有产生现代科学这个李约瑟之谜——因为以经典力学为基础的现代物理学以及与此相关的一系列处理变量方程的数学（微积分），是基于火药—火炮的热兵器战争和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国家意志主导下的激烈军备竞赛的产物。

统一之前的德国没有国家能力参与这种竞赛，因此只能成为欧洲大国争雄的战场和被宰割的对象（比如在“三十年战争”期间）；采纳孤立主义的美国没有国际压力和国家意志参与这种国际竞赛，因此出现罗兰描述的情况。中国的明朝和清朝也是同样道理，因此才产生“李约瑟之问”。

“李约瑟之问”来自英国生物化学家和著名科学史学家李约瑟。他在其浩瀚名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对中国古代辉煌的科技水平表达了深深仰慕，同时也提出一个疑问：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这个问题后来被称为“李约瑟之谜”或“李约瑟之问”。

对“李约瑟之问”的答案现在已经很清楚：因为中国自从秦始皇实现大一统以后，就铸剑为犁，不可能再面临春秋战国时代那种规模与对等级别的国家竞争体系了。处于这个战国竞争体系中的国家，无论在战争能力、国家构建、技术发明、经济规模等方面都几乎是对等和旗鼓相当的，因此在产生哲学家、纵横家、思想家、科学家、数学家、政治家、改革家、工程师、工匠的概率方面也都几乎同样是对等的和旗鼓相当的。处于这种竞争体系中的国家，可以长期相互模仿、学习、竞争、借鉴，甚至在王室之间通婚，因此在科技、情报、知识、人才、商贸、资源和信息等各方面都是既相互竞争又相互促进，既相互拆台又相互结盟的对立统一体，恰如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城邦国家群——那里到处都是国王、城堡和兵工厂，从而到处都是攻城掠寨的火炮和对工程与数学人才的选拔，更别说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更大规模的欧洲国家竞争体系和美苏冷战期间形成的超级大国竞争体系了。

由于科技创新的动力主要来源于战争和国家力量主导的军备竞赛，因此在国家竞争体系的推动下才能高速发展。而这样一个国家竞争体系一旦实现大一统，就会变成一个像中华帝国那样的超大型国家和文明体，可以享受更多的和平、自由、琴棋、书画、诗赋之乐，享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世外桃源生活；虽然几百年一次改朝换代和土地分配轮回，不过也很难再面临一个（或多个）在各方面与之对等的、旗鼓相当的、可以动辄兵戎相见和相互学习的激烈竞争对手了——“战国七雄”与“三国演义”的时代一去不复返。

而东临太平洋的秦汉帝国与西临大西洋的古罗马帝国，本可以成为这样的一对竞争对手；只是相隔太过遥远，无法形成频繁的互动、交流、贸易和文明间的对话。况且古罗马帝国早就在中国进入唐宋繁荣之前夭折了。

而中国西北方的草原游牧民族，虽然彪悍强大而且有时候可以推翻中原王朝，但并不是一个在文明构建、国家能力、文化格局、经济体量等方面与中原王朝对等的竞争对手和相互学习对象（这是为什么北方草原民族只能被中华文明同化而不是相反的原因）。

因此中国实现大一统以后的漫长历史上所面临的外部威胁，比如草原游牧民族的威胁和内部的农民起义，都不是一种对等意义上的军备竞赛和商业竞争，从而与14—15世纪的威尼斯、热那亚、米兰、佛罗伦萨之间形成的竞争体系，与16—17世纪的葡萄牙、西班牙、神圣罗马帝国、哈布斯堡王朝、奥斯曼帝国之间形成的竞争体系，与17—18世纪的西班牙、法国、荷兰、英国、丹麦、瑞典、普鲁士、奥地利、波兰之间形成的竞争体系，与19世纪的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俄国之间形成的竞争体系，以及与20世纪的美苏之间形成的那种竞争体系，是很不一样的。

“缺乏旗鼓相当和对等意义上的竞争对手”这种独特的地缘政治环境，注定了中华帝国2000年文明的孤独、自我循环与孤芳自赏；难怪它虽然实现了农业文明铸剑为犁的大同理想，但在欧洲列强和殖民主义者眼里，一直都是一个安居乐业、非常不好战的道德型文明。 

正如在中国生活了28年后于1610年在北京逝世的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所说：尽管中国可以轻易征服邻国，但中国皇帝和中国官员对此都没有兴趣。“这与我们欧洲自己的国家大不相同”，因为欧洲国王们“受到不断扩大自己的统治疆域的永不满足的欲望驱使”。

因此，像中国这样已经用战争消灭了战争的超大型文明国家，只能依靠自身内部的张力（比如国家与民间力量对自然灾害的反抗）和超大型基础建设来向前推进科技发展，不断追求琴棋书画、修身养性、心学内省和精神内涵，却再也没有了秦汉雄风，没有了春秋战国时代所面临的军备竞赛和这种竞赛对于科技发展至关重要的爆发式推动力量。

但是，这样一个超大型的文明体，一旦在更加强大的外部战争压力下“苏醒”，便具备向一个统一的欧洲或者整个北美大陆这样体量的国家挑战的潜力——而这恰好就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结束后中国军队所形成的战斗力，就是自朝鲜战争以来美、苏这两个超级大国一直在欧亚大陆东边所面临的地缘政治力量。

换句话说，错过了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的中华文明，只有在抗日战争和面临美国这种体量的超级大国的挑战与竞争环境下，才可能在国家组织、国防工业、核心商业技术、科技教育等方面获得高速向前的推动力、加速度和科技爆发力。当然其前提是中国自己不能分裂，而且不能将自己孤立于西方的竞争体系。分裂以后的中国将会是一个像巴尔干半岛和穆斯林中东世界那样的火药桶和西方大国争雄的战场，而非能动参与者；而分裂以后的中国各个部分，由于已经错过了几百年的战争锤炼，并非个个都是有资格与西方国家单独对抗的竞争者和合格挑战者。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早已成为过去式，再分裂成为多个相互竞争的小国从头开始演化，已经极其不适合于面对一个早已经通过热兵器竞赛完成了“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的西方列强阵营。而反过来，一个维持了“大一统”的中国恰好是它在今天的全球市场经济竞争中最大的“比较竞争优势”。但前提是中国必须勇于打开国门，全面 加入与西方竞争——包括商业竞争、科学技术竞争、制度竞争、文化竞争——的洪流之中。

一个开放的、自信的、敢于在国家力量主导下加入全球竞争的中国，才是好战的西方文明在21世纪必须感到畏惧的真正对手。

书名：《科学革命的密码——枪炮、战争与西方崛起之谜》

作者：文一

出版社：东方出版中心，2021年12月出版

关于作者： 

文一，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管学院特聘教授，自由穿梭于经济、历史、政治、哲学、医学之间的跨界达人，本行是经济学家，却同时具有哲学与医学学位，曾任美国联邦储备银行高级经济学家兼副行长，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教授、博导。国家千人计划入选者。著有经典畅销书《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

编辑 | 康娟

（本文仅供读者参考，并不构成提供或赖以作为投资、会计、法律或税务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