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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年,东北小城——黑龙江省鹤岗市一再地成为焦点,因为便宜如白菜的房价。
最近一次是去年年底,鹤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公告称,因鹤岗市政府实施财政重整计划,财力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决定取消公开招聘政府基层工作人员计划。
鹤岗由此也成了中国第一个财政重整的地级市。
这个公告很快被撤下,不过鹤岗的财政压力无疑是巨大的。去年7月,鹤岗市政府召开十六届七十二次常务会议。会上通报“鹤岗市财政形势极其严峻,鹤岗市将启动财政重整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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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鹤岗年鉴,按全口径财政收入/支出计算,鹤岗市2020年的财政缺口是118亿元。而据南方周末记者获得的2022年鹤岗预算报告显示,目前鹤岗市地方债务余额257亿元。导演耿军就在鹤岗长大,中专毕业后到北京务工。他曾在天通苑住过十年半地下室,因为北京整顿违规出租,迫不得已才搬家。现在他依然租住在北京五环外,不通地铁,房租便宜,家具大多是朋友送的。而那几樽奖杯是业内对他的肯定:2014年获金马奖最佳创作短片,2017年拿下圣丹斯评审团特别奖(《轻松+愉快》),《东北虎》去年则擒下上海电影节金爵奖。耿军的创作一直以来都以家乡鹤岗为背景。除最新电影《东北虎》首度尝试用职业演员外,他电影以前的主角也都是鹤岗当地的发小,平时有各不相同的本职工作。耿军一声招呼,他们就放下工作来短暂地扮演半真半假的生活。影片中那冰雪天地的凛冽,重工业停滞后废弃的厂房,穿着棉大衣把手揣怀里的男男女女,都是极东北的。因此,耿军的一系列作品被人冠以“鹤岗宇宙”的名头。穿着花格子衬衫的耿军聊到兴处,脱鞋盘腿坐在沙发上,不像在片场挥斥方遒的导演,而像身边鲜活的糙老爷——会盘腿坐在炕上吃铁锅炖大鹅,咋咋呼呼和哥们喝大半宿的酒,是活在短视频中、直播里、耍“狗坨子”式喜剧里的东北人。导演耿军
这些年,东北人因为小品,因为铁岭宇宙,因为在短视频领域的活跃,已经被符号化了。很多观众走进电影院,期待看到的是短视频里大房打小三的热闹,是让人捧腹忘却烦恼的傻乐呵。而《东北虎》骨子里却弥漫着知识分子气息:在雪地里吆喝卖诗集的章宇,用冻萝卜讨债的哲学系表弟,挺着大肚子和小三沉默对峙的马丽……这些底层小人物的台词都经过严密打磨,没有一个废词,带着文艺青年的腔调与质感。他作品里缓慢的节奏搭配冷幽默的坚硬,会让喜欢的人笑着笑着,却有如置身悲哀的荒野。这或许可以解释,《东北虎》在市场的遇冷与口碑的两极化。电影上映后,“不够东北”“看不懂”“没意思”等差评甚至谩骂如潮水般涌来,评分也创下了耿军作品的新低(豆瓣6.2分)。对此,耿军不为自己找补,也不愿改变创作风格,他强调:“我的电影不叫《鹤岗往事》,也不叫《鹤岗现在时》,是用自己真正的感受来艺术表达我们当地。”去年6月上海电影节,有个记者说我电影里表达的是“鹤岗宇宙”,里面的小二是“鹤岗宇宙的守门人”。这种概括挺有意思,但就是个说辞而已,就像很多文章或报道用一些词来概括东北和鹤岗,那是他们的工作,跟我的认知没关系。我自己认识的都是活生生的、冒着哈气的人,不是抽象的那些词。就像喝完酒之后走在街上,身体挺热的,踩在地上地也软了,这个世界有点意思。这个人从我身边过去,我觉得这个人比昨天漂亮,诸如此类的。《东北虎》主角徐东的原型是我的朋友徐刚。2012年春节,我在车站碰到徐刚,当时他穿的皮夹克很久没打油没维护了,毛领都有点起球了,头上脸上身上都落着碎雪。他在等通往新华镇的车。家里没法养狗了,他就把狗送到朋友找的人家那儿寄养,结果狗就被吃了,他打算去为狗报仇。从车站到新华镇有40分钟车程,徐刚遇到那个人将会怎么样?我就想起了《水浒传》里夜奔的林冲。林冲老婆让人给玷污了,他要找有权有势的人复仇。他受侮辱,被仇恨点燃,他既是要替老婆报仇,也是要替自己复仇,这是古典故事里的东西。写完剧本,我就给徐刚看过,告诉他我要拍这个东西。看完之后,徐刚跟我聊,加进更多现实世界的部分。徐刚其实是个讨债者。他以前开铲车,挣了钱,人家不给他钱,他每年都要去讨债,我也会跟着,有点类似于暗访记者。他给我提供非常丰富的生活素材,也告诉我社会人的事儿。《东北虎》一开篇有很多东北味道的细节。比如徐东的饰演者章宇在工作之余吃冻柿子、嗑瓜子等。因为鹤岗当地经济不是很好,去干活开铲车也有闲暇时间。你看得特别准,章宇嗑瓜子数数,问瓜子是单数还是复数,就来自我们东北人讲究点菜的数儿,比如今天四个人点六个菜吉利,点五个菜不吉利。包括他数数是用黑龙江普通话说的,上来第一句对白就是黑普话。像这种东北味的细节,是生活里的东西,是人类的普通情感,我们看西部片都能看懂,这就是个北方故事而已,有什么看不懂的?我不担心这个。我是用自己真正的感受来感受我们当地,我的电影不叫《鹤岗往事》,也不叫《鹤岗现在时》,我这是艺术表达。《东北虎》里一开始章宇说的“我年老色衰,经济衰败”,也不单单是对鹤岗的隐喻。它不仅仅局限于东北和北方。我希望它能有更宽广的表达,隐喻更广大的人群。现在流行“东北文艺复兴”这个词,我觉得挺新鲜的,它的迸发就是时代的需要。这个时代需要好的文学,正好有好几个成熟的东北创作者像雨后春笋一样长出来,是特别让人欣喜的事,它提供了这个时代精神的书写方式。但目前它有点像个口号。我希望无论是音乐、小说还是电影的创作,都能再丰富一点,那才可能离复兴更近一点。要不口号大家喊两年就忘了,会再有新的口号把它覆盖掉。虽然我自己是东北创作者,但让我概括东北或一个人挺难的。我觉得东北是我情感的栖息地,我一回忆童年和少年玩那么高兴,心里就特别暖。一个人有快乐的童年,对他一生都特别重要。我没有被教育这件事驯服,也特别重要,我的想象力没有在那时受到损伤。《东北虎》里,徐刚说了句很重要的词:“尊重文化的地方必有光芒。”我想用自己的眼光、审美乐趣和方式去呈现东北新的表达。传统和大众意义上的东北式小品、喜剧、东北幽默在电视和短视频里,已经被表达得非常充分。他们做得挺好,但在我眼中,那是舞台式的呈现,生活中的东北我觉得不是那样。我希望能有更多层面的表达,来丰富大家对东北的固有认知。虽然我生活在鹤岗,但我从小就接触摇滚青年,喜欢看《收获》那样的读物,所以其实比起地域性,我更在乎的是传达人物身上的文化性。我觉得我属于我表达的那个人群。那是最广阔的人群,既不是边缘,也不是底层,我是这个广大人群中的一份子,对此感同身受。我知道他们的情感,我也知道我的脆弱,在日常生活里,我要硬着头皮面对尴尬。我想让自己勇敢一点,想在这个困境里做点什么,我能是个行动者,这些东西其实就是我对这个环境、对这个时代的回应。老实说,文学对我的影响大于电影对我的影响,它对我来说可能是打开想象力的一把钥匙。我们的日常生活太贫乏、太苍白了,只有阅读时才能看到人性和世界的更多层面。人跟人之间,人和神之间,神和人之间,常人和傻瓜之间。精神病患者、骗人、小偷、伟大的女性、懦弱的男性、脆弱的群体……这些东西在小说里提供了太广阔的世界,那种影响还是很深。从野蛮生长的独立电影体系,到《东北虎》进入系统的工业性体系,反而让我体力上更放松。我以前拍独立电影时,没有美术,没有造型,都是我和摄影师、和剧组所有人员一起做。拍《东北虎》一个萝卜一个坑,每一块都有人干,体力上节省下来。之前没有发电车,我不敢拍夜戏,要改成日戏。这次有工业的支持,我可以拍夜戏。另一方面,在剧本之外有些即兴的创作,没有以前那么方便。以前我们决定之后马上就拍了,现在得提前一天跟制片主任打招呼,第二天才能帮你准备。当然有些即兴的东西也拍了,没问题。这些事对于我来说还不错,并没有限制我的自由和表达。剧本定稿后,电影拍摄两个月,每天拍两场戏,慢慢拍,把它拍好,现场别留下遗憾,带着这个愿望走,整个完成得还不错。制片人王子剑说过一句话:“获得更大话语权是唯一能保证你继续创作的方法。”我觉得从制片人的角度来说没问题。但从创作的角度,我该怎么创作还是怎么创作,我干我能干得了的事。回到两个字,就是发展,能持续创作下去,能让创作的环境和条件稍微好一点。《东北虎》有差评,微博评论底下有人不满意,在骂,我觉得挺有趣。因为电影在这个时代提供了一个特别自由的舆论场,其他的事你敢骂吗?电影可以,这个特别好,不满意你就过来骂,很正常。就像买东西还能退货,不好用可以给厂家反映。一个电影不可能所有人都喜欢,有的人就是走错影厅,我也有走错影厅的时候,这个很公平。有人喜欢这个电影,写长文来褒奖;有人不喜欢,用短句骂你,太自然了。我现在四十多岁,不是二十来岁,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没什么困扰。这个电影我拿出来,我心里边是踏实的。我把我所有的艺术能力、所有能调动的资源、所有的力气都用上了,它再过几年放,我也不会觉得我没有对它付出全力。当然它有瑕疵和不足,但我能力都用上了,我不会后悔,也不会找补。未来我还是会坚持个人风格,让自己的创作一是能持续,二是能再宽广一点。我是宿命论者,骨子里面是悲观的人。二十多岁的时候,我生了大病,第一次措手不及地直面死亡,想到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非常非常恐惧。一个建筑工人盖房子,虽然不会书他的名字,但他离开时房子还在那里,就给这个世界留下点东西。像我们搞创作的人是不是也得留下来一点痕迹?恐惧带来了动力,我想既然马上要死了,那就拍个东西吧,就开始创作。到后来,我对死亡没那么恐惧,看开了点。因为每时每刻都有人出生,有人死亡,这个自然规律没有任何人可以抗拒,恐惧也抗拒不了,你再怎么恐惧,它都时刻伴随着我们的日常。在我20岁的时候,大概是2000年初,当时中国最有钱的个人是网易的丁磊。我发现我再怎么挣钱都不可能这么有钱,跟他比肯定都是穷人,所以开了个玩笑,说我此生都不会挣到钱。这个玩笑到后来有个特别直接的反应,是我对挣钱没什么追求。我没在一个地方买房子,不用交月供,被彻底铐在那里。我要那样的话就完蛋了,你们就见不到现在的耿军。我可能会是正为交月供这件事在奔波,在愁眉苦脸,在吞着苦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