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所有谈海盗史的著作，都会提及郑芝龙、郑成功父子，说他们是“东方的大海盗”。
但郑氏父子与以掳掠为主要职业的传统海盗，其实并不是一回事。本文便简单谈一下郑氏父子“海盗头目”身份的虚与实。
一、郑芝龙早年亦盗亦商，晚期亦官亦商
要探究郑芝龙、郑成功事业的真相，须从海禁说起。明朝建立后，长期实行海禁，商人无法正常出海贸易，导致走私猖獗。这些走私商人往往自带武装，兼具海盗的性质。隆庆元年（1567年），明朝解除海禁后，依旧严禁中日贸易。清军入关后，恢复海禁政策，加上葡萄牙、荷兰殖民者的侵入，中国外贸商人的处境更为艰难。
郑氏父子即崛起于明末清初这一时期。
郑芝龙1603年生于福建安平，18岁时投奔在澳门经商的舅舅黄程，开始接触外贸并学习葡萄牙语。后随黄程到日本做生意，加入了李旦领导的海商集团。当时李旦的走私生意遍及台湾、日本、菲律宾等地，和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都有贸易往来。
依靠李旦的信任，郑芝龙建立起了自己的商业网络。1622年，郑芝龙奉李旦之命，到台湾给荷兰人做葡萄牙语翻译，同时监控荷兰人动向。期间，郑芝龙了解到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经营方式，参与了一系列对中国商船的勒索打劫活动。
1625年李旦去世，郑芝龙继承了他在日本、台湾的商贸基地，成为独立的海商集团领袖。①
郑芝龙独立之后，大举骚扰福建沿海地区，波及浙江、广东等地，被明朝官方文件称为“海盗”、“海贼”或“海寇”，说他“联䑸二百余艘，往来闽粤之间，劫掠商渔”， 时常“掳船杀兵，焚毁官民房屋”。②
学者杨国桢认为，郑芝龙这种一反李旦时代的做法，与海商集团内部的权力变化有关：
“李旦在官场上的保护伞是俞咨皋。俞咨皋系名将俞大猷之子，……他在朝廷的靠山是魏忠贤的义子……吴淳夫，双方有儿女婿的姻亲关系。俞咨皋袭泉州卫指挥佥事，天启初任南路参将，升副总兵管福建水军南路事，驻扎厦门（笔者注：当时称“中左所”）。天启四年，俞咨皋奉命出师澎湖时升福建总兵，建议福建巡抚南居益通过许心素请出李旦居间斡旋，使荷兰人撤出澎湖，可见他们关系非同一般。……俞咨皋因而握有控制海峡两岸海洋商业的权力。李旦死后，俞咨皋起用许心素为把总，包揽与台湾荷兰人的贸易。郑芝龙据说是不能忍受许心素的敲诈揭竿而起的。”
郑芝龙“转行”做海盗后，屡次击败福建水师与荷兰船队。1628年，郑芝龙攻入“中左所”，逼走了俞咨皋，不久又杀许心素。自此纵横东南，成为当地海洋贸易的主宰者。据崇祯元年两广总督上奏皇帝时的说法，郑芝龙所部武装力量相当强大：
“其徒党皆内地恶少，杂以番倭骠悍，三万余人矣。其船器则皆制自外番，艨艟高大坚致，入水不没，遇礁不破，器械犀利，铳炮一发，数十里当之立碎。”
不过，同热衷烧杀的普通海盗不同，郑芝龙的劫掠较为克制。据明朝官方的汇报，郑芝龙“假仁假义，所到地方，但令报水，而未尝杀人”、“不许掳妇女，焚房屋，颇与他贼异”、“常念求抚，所过戢麾下禁侵掠，放还所获军将。每战胜，追奔，辄止兵。”
郑芝龙的这种“自我约束”，与他出身于李旦海商集团有很大关系，他仍然希望回到“官商合作互利”的轨道上来。
明朝廷无力征剿郑芝龙，只能招抚。
1628年，郑芝龙降明，被任命为海防游击（后升为总兵）。此后，他打着为朝廷剿灭海寇的旗号，相继消灭李魁奇、杨六、杨七、刘香等集团。在郑芝龙扫平竞争对手的过程中，原有的海盗、海商集团都被统一在郑氏旗下，中国东南部失控多年的海上秩序得到重建。从此，海上出现“商舶出入诸国者，得芝龙令乃行”“海舶不得郑氏令旗不能往来”的大局面。③
依靠官方合法身份，郑芝龙一方面向商船征税，“每舶税三千金，岁入千万计”，充当海上贸易的保护者；另一方面继续从事贸易活动，如将生丝、砂糖、鹿皮等走私到日本，大获其利。郑芝龙由亦盗亦商，蜕变为亦官亦商。
♦ 荷兰人所想象的“手执权杖的郑芝龙”，出自Van Der Aa, Pieter绘制的地图“Iles aux environs de la Chine où se tenoient autrefois les fameux pirates Yquen et Koxinga, suivant les mémoires d'un fidèle voyageur”。
二、郑成功的主要收入来自贸易，与海盗大不同
1628年郑芝龙降明进入体制的时候，郑成功只有4岁。1646年，郑芝龙降清被软禁。郑成功击败从兄郑彩，继承了其父的海上事业，依仗南明朝廷赐封的“国姓爷”、“延平王”等身份及“反清复明”的名义，继续扩大海上贸易。
郑成功建立了严密的商业体系，其下设有山、海两路，共10家商行，其中“山路五商”在杭州及其附近，负责外贸物资的采购，“海路五商”在厦门及其附近，负责物资的出口。④
即如据日本学者统计，郑成功同日本的贸易规模如下：
“从1647年至1662年，入（长崎）港的中国船主要来自郑氏势力范围内的地区，比如1650年来港的70艘中，来自郑氏势力范围内的福州、漳州、安海有59艘 ，约占80%以上，而且几乎年年如此。”⑤
长崎是当时日本唯一开放的港口。
此外，郑成功与越南、泰国、菲律宾、柬埔寨、马来西亚等地都有贸易往来。在台湾则依旧同荷兰人维持生意关系。
除经营自家生意外，郑成功还依照船只大小、货物多少等，向其他海商征税，颁发贸易许可证性质的“国姓票”，以南明政权名义对海商进行管理和保护。按规定纳税的海商，可免受侵扰。郑成功勒令属下：
“官兵出征，派有船只载运，官兵不许借坐给牌商船，或奉本藩调借，公事完毕，应即放回，勿得刁难，如违，致船户禀报，本官兵枭示，将领连罪不贷。”
郑氏集团也会出兵打击海盗，保护航路。荷兰文献记载，海南岛曾有一名叫做Soulack（苏利）的海盗头目，抢劫过往船只，郑成功派出海军，使苏利丧失了40艘战船：
“(Soulack)彻底被从海上清剿出去，此事令海商特感兴奋，因为海盗以前使来此地的航道失去安全，使那些海商遭受损失。”
在郑氏集团保护下，荷兰人等西方势力不敢过分盘剥中国海商——明末以来，葡萄牙、荷兰等国相继来到东亚海域，他们通过向中国海商征税或直接掠夺获利。郑成功凭借庞大的海上舰队，极大地约束了这些西方势力。
得知荷兰势力有意同清政府合作一起剿灭郑氏集团的消息后，郑成功于1656年颁布了针对台湾（当时称“大员”）荷兰人的“贸易禁令”：
“本藩亦决定与大员断绝贸易往来，任何船只，甚至连片板皆不准赴大员。然而鉴于有中国人居住彼处……为此，本藩准其在一百日以内来回航行。在此时间之后，禁止大小船只来往。”⑦
禁令颁布后，荷兰人被迫妥协，请求郑成功恢复自由贸易。1661年，郑成功攻占台湾，除为获得抗清根据地外，也有同荷兰人争取海上霸权的原因。
郑成功从海上贸易中获得的收益极大。
有学者依照现有史料估算，郑氏集团在海外贸易（不包括在台湾同荷兰人的交易）中，每年获利232万~267万两白银。而郑成功所部最多时在15万~18万，每年军费在白银300~360万两之间，再加上其他支出，每年至少需要白银400万两。也就是说，贸易收入约可支付其军费的60%左右。⑧
因此，时人将郑成功能在台湾维持抗清局面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其掌控下的海洋贸易：
“以海外弹丸之地，养兵十余万，甲胄戈矢罔不坚利，战舰以数千计，又交通内地，遍买人心，而财用不匮者，以有通洋之利也。”
这种贸易收入的总量之大、持续性之长，显然非海盗掠夺可比。
♦ 郑成功画像
三、郑氏父子与“倭寇”也没关系
再说一下郑成功父子与“倭寇”的关系。
所谓“倭寇”，含义极广，主要包括日本的海盗，及中国的海商兼海盗。按照明朝廷的说法：
“倭寇类多中国人 ， 其间有勇力智谋可用者 ， 每苦资身无策遂甘心从贼 ，为之向导。” “虽概称倭夷 ， 其实多编户之齐民也。”
著名的“倭寇”头领王直所统领者，便主要是中国人，具有海商、海盗的双重身份。
♦ 台湾延平王庙中供奉的郑成功
据日本学者石原道博的统计，中国史籍里对“倭寇”的不同称呼，多达216种。不管是称之为真倭、伪倭，还是贼帆、荒夷，他们被定义为“倭寇”的前提是，必须和日本相关——或者集团中雇佣有日本人，或者干脆自称为日本人。⑨
就目前已发掘出来的史料而言，郑芝龙、郑成功集团虽然与日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郑成功的母系血缘），但没有从日本招募过人员。
此外，在明朝的官方档案如《明实录》中，“倭寇”一词最多见于嘉靖年间，隆庆、万历年间也不少。至天启年间，已很少出现“倭寇”字样。也就是说，在郑芝龙、郑成功活跃的天启、崇祯及南明时期，所谓“倭寇”已经非常少见，不成为边患问题了。
综而言之，郑芝龙早年掠夺商船，抢劫沿海地区，确可归属为海盗行径；接受明朝招抚后，郑芝龙成为拥有官方身份的海商。郑成功接手郑芝龙的事业后，一直奉南明正朔，以海上贸易为主要收入来源，已非以掠夺为主要职业的“海盗头子”。郑氏父子的事业，也与“倭寇”无涉。（来源：腾讯新闻）
①⑦刘强：《海商帝国：郑氏集团的官商关系及其起源，1625—1683》，南开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
②方裕谨：《郑芝龙海上活动片段》（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历史档案》1982年第1期；
③方明：《明代海商与海上秩序》，《文史知识》2017年第9期；
④邓孔昭：《郑成功与明郑在台湾》，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5页；
⑤⑧杨彦杰：《一六五〇年——一六六二年：郑成功海外贸易的贸易额和利润额估算》，《学术评论》1982年第4期；
⑥聂德宁：《明清之际郑氏集团海上贸易的组织与管理》，《南洋问题研究》1992年第1期；
⑨田中健夫：《倭寇：海上历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89、90页；
⑩刘晓东：《明代官方语境中的“倭寇”与日本》，《中国史研究》2014年第2期。
狗仔卡
发表于 2021-12-31 04:18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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