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2月13日，是第8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一般而言，国家公祭日是一个国家为了纪念本民族发生过的重大灾难而设立。
12月13日的这个国家公祭日，是为了纪念南京大屠杀中的30余万名遇难同胞。
《人民日报》曾评论道，之所以设立国家公祭日，“是把阳光继续引入最黑暗的角落，让人们直视并清算罪恶，让那段惨痛的历史不再重演。”日本作家堀田善卫决定用一本小说，来书写这一段历史故事。2016年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现场。堀田善卫是日本上世纪中期著名的战后派作家。他曾在中国游历，写了一大批以中国为背景的小说。他出生于日本富山县的一家船行世家。相比传统文化的熏陶，他学的东西与国际颇为接轨。上大学期间，战火弥漫到校园，到处都是崇拜法西斯、狂热拥护日本对外战争的“皇国少年”，堀田善卫却依然低声诵读着法语诗文。1945年3月，堀田善卫搭飞机赶赴上海。他原本是希望借此去欧洲，以躲开国内的军国主义氛围。“在上海着陆的一瞬间，犹如遭到闪电击打一般地猛然意识到，战争的性质绝非如在国内时所说的那样。”堀田善卫回忆起对中国的第一印象时如此写道。1937年12月13日，日军渡过秦淮河进入南京的中华门。日本国内的媒体，不仅对战争轻描淡写，国内还发起了一系列皇军慰问活动，强调战争的合法性。一直以来，堀田善卫都觉得自己是一个艺术至上主义者。以至于战争期间，他一直逃避关注时局变化。“我把自己封闭起来”，堀田善卫说，可是，发生在中国的惨烈现实，把他的保护壳打碎了。在上海街头，他亲眼见到了日本宪兵侮辱中国新娘的场面。一名日本兵当众在新娘脸上划了几下，接着又一路摸到了胸、下腹……堀田善卫路见不平，扑向士兵，因为“本来就无腕力、更无谋略”，只讨了顿打。他还到了南京。当时南京的城墙上写着这样的标语：“若是为了您（天皇）的话，我有什么值得吝惜的呢？那年幼的樱花即使凋谢了，也彰显了生命的价 值。”登高俯瞰，南京城区在他眼中就是“一座空荡荡的大宅，有一种强烈的人去楼空的感觉”。唯一没变的大概就是城内的紫金山。这座紫金色的石岩山让人有了写作的冲动。1937年12月，南京大屠杀中，日军把中国民众当活靶刺杀。9年后，堀田善卫写了《时间》，一部被他认为是“倾注了最大的生命力创作的”小说。小说的中文译者秦刚认为，这是“日本作家也是海外作家撰写发表的第一部以南京大屠杀为题材的长篇小说”。“那一时期堀田善卫对南京大屠杀的了解也许不会很详细，但他一定隐约嗅到了味道。”秦刚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他在1946年发表的《反省与希望》一文里提到，当时看到的南京给他一种异样感，虽然街道还算整洁，但似乎‘真正的主人不在这里’，突然闯入的外来者无法与当地的自然相融，‘终究只是一伙烧杀掠夺的强盗’。”1937年11月30日半夜，中华民国海军部文职官员陈英谛走进家宅地下室。他负责将南京方面情报通过一台无线电发报机传给汉口的政府部门。讯号不佳，空电较多。其他时候，陈英谛就趁着夜深人静在这里写日记。白天，他刚把自己在司法部供职的兄长送到下关海军码头。兄长带着妻儿家仆一共十二口人，搭一等舱逃离南京，迁往汉口。临行前，他拒绝了陈英谛的请求，不愿给自己的侄子留一个席位。启程前，兄长特别交代陈英谛：“你只管留在家里，看管好家产，不要让家产缩水……”这是陈英谛开始写日记的第一天。他不知道这样的日记能写到什么时候，担心也许明天就写不了了，但“只要还能写，我就决心在地下室这张放着无线电发报机的桌子上，坚持记下去”。从1937年到1938年10月3日，陈英谛断断续续记了近1年，实际上只有半年有余，其中因为颠沛流离中断了5个 月。日记记叙了37岁的国民党官员陈英谛、怀着二胎的妻子、5岁幼子英武和表妹杨妙音在战时南京的经历。南京沦陷后，陈英谛的家宅被侵占；妻儿惨死；表妹遭强奸，染性病、沾毒瘾；而他自己则成了日军的一名家仆。这便是堀田善卫用小说来书写南京大屠杀那段历史的主线。在小说中，堀田善卫把陈英谛一家安置在了一所空荡荡的大宅子里。三层楼，十九间房，住的不过是一家三口外加佣人。这所宅子后来被一位名叫桐野的日军情报官占了去。一座宅子便是一座空荡荡的金陵城，“在主人离开的那段时间里，身份不明的人进入到了这里”。在小说中，他借陈英谛之口来提及这个词：“刚才我用了‘鬼子’这个词。我决意再也不用了！无论有怎样想用的冲动，哪怕是不用就无以解气，也决不再用！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这种颠倒式的拟人法必将招致错误的判断，模糊我们的视线。他们并不是‘鬼’，而是 人！”这也是堀田善卫写作的一个主题。“他集中思考的是“人”的问题——人到底是什么？”秦刚说。
没有亲历南京大屠杀的堀田善卫为了尽可能还原史实，搜集了大量幸存者的证词，还在小说中安排了东京审判中的很多证人。最后，那个南京城发生的故事都借陈英谛之手被记录了下来。这是《时间》之所以在整个日本文学界难得的原因。它不仅是日本作家描写了南京大屠杀，还借用了中国人的视角。在堀田善卫笔下，南京是流动的，战争逼得每个人为了生存而流亡。最先出逃的是陈英谛家对门的一户人家，主人是位少校。这场逃亡早有预谋。两三天前，原本应该出征的少校和仆人清理了家中池塘，把家产封入瓶瓶罐罐，埋在塘底。打点妥当，少校带着妻儿坐着轿车、引着卡车仓皇而去。陈英谛一家的逃亡没那么顺遂。一家人原打算逃到金陵大学安全区，却被日本士兵逮住，关到了一个小学，和他们一起的还有大约250名男女老少，学校后院是堆积成山的尸体。1937年12月，南京大屠杀期间，遭日军杀害的中国人的尸体堆积如山。流亡时，陈英谛遇到过一个农夫。他的儿子是个汽车乘务员，因为制服右肩被收钱包蹭得发亮，被当作是扛枪士兵，最后被活活捅死。
尽管他们一家辗转到了金陵大学安全区，但整个城市早已没有安全之所。陈英谛因为手臂受伤被当作军人，与家人离散，被送入刑场。怀孕的妻子没能逃过被侮辱的命运，连同没有出生的孩子一起死去。5岁的儿子一路以乞讨为生，在一次哄抢中被卫兵刺死，死时还抓着一只瓦罐的边沿，罐里什么都没有。表妹杨妙音被强奸，染上了性病，为缓解痛苦还沾上毒品，自杀多次未遂。扫射平民的消息，陈英谛早就听说过。俘虏被分成千人一组，轮番扫射。由后一批人把前一批尸体扔进长江，而后赴死。陈英谛命大，在机关枪扫射前的一瞬间倒地跌入护城河，等人都走尽了，得以脱身。后来他给日军当了4个月挑夫。等到再回到南京大宅时，他的家已经被日本人占了，曾经的主人陈英谛成了能烧一手好菜的家仆。当人们提起南京大屠杀，死亡人数往往是争议的关键。堀田善卫并不认为这是最重要的，“而是每一个人、每一个人的死”。战争结束后，在上海的日本人纷纷回国，堀田善卫不愿走，决定留下来。他开始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工作，专门负责对日宣传工作。堀田善卫还受到了鲁迅的极大影响。后来陆续写过《鲁迅的墓》《难忘的断章·鲁迅的〈希望〉》《鲁迅的墓及其他》等文章回忆这段经历。在上海期间，他还曾探访鲁迅墓。看着墓碑照片上“鲁迅的眼睛，那只眼睛，以沁入心扉般的视线，烛照到我的内心。”这期间，他开始思考如何讲述日本侵华战争故事的问题。他不但亲见了日本在中国的暴行，也见到了日本最惨烈的失败。1945年，美国开始轰炸东京，几乎将这座城市夷为平地，近10万人被炸死。当时，堀田善卫恰好回了日本，就在东京。如同世界末日一般的景象，再次给堀田善卫带了巨大冲击。他还看到了当时的天皇，离开日本皇宫，巡视轰炸后的现场。难民们看到天皇来了，竟然跪在地上，请求这位发动战争者的原谅。这一场景，令堀田善卫感到绝望。1946年3月1日，以日本侨民为对象发行的日语杂志《新生》创刊，上面刊登了堀田善卫撰写的评论文章《文学的立场》。在这篇文章中，亲眼见证侵华日军犯下暴行，又眼见日本的失败投降的堀田善卫认为，对日本军人和民众、同盟国的死难者，寻找抚慰双方死者灵魂的语言是战后的文学主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堀田善卫在日本文坛都扮演着“中国解说人”的角色。1952年，堀田善卫凭借《广场的孤独》和《汉奸》获得第26届芥川龙之介奖，一举奠定了自己在“战后派作家”中的地位。在书的开篇，堀田善卫这样写道：“思想应该没有左也没有右。也无所谓进步和退步。我所追求的是，在当今生存的过程中，能使我们获得生命灵动的母亲一般的思想。这部作品，是我倾注了最大的生命力撰写出来的。好抑或不好，终于写完了。”“南京大屠杀”在当时的日本，是个“说不得”的话题。曾有日本作家石川达三在作品《活着的士兵》中描写了南京大屠杀时的日军暴行。作品最早发表在《中央公论》上，一经刊登，当期刊物就遭到销毁。作者很快就被警视厅逮捕，罪名是“违反新闻法”，连带编辑、发行人等都获罪。这是侵华期间唯一的一起“笔祸”。此后日本文坛集体噤声。直到战后，日本社会开始对战争进行责任清算，堀田善卫的《时间》得以出版。2018年，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参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1955年初版之后，直到2015年，《时间》才由岩波书店再版，截至2017年底，发行12000册，其中购买的大多数是30岁以上男性。动画大师宫崎骏对堀田善卫非常崇拜，他称其为“一位严厉的老船长，每当我在时代浪潮中迷失自己的时候，他总会帮助我找到人生方向”。日本战败后，堀田善卫非常留意日本天皇的“谢罪”广播。他在外滩附近的一家印刷厂里听到了裕仁天皇宣布日本投降的广播，其中反复强调的是“我不得不表示很遗憾”。堀田善卫对此相当不满，他又气又悲，浑身颤抖：“那算什么道歉，能说的仅仅是那么一点点吗？那样事情就能解决了吗？”
狗仔卡
发表于 2021-12-12 08:27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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