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大家都熟知三国时期的历史,经历汉末三国一次次斗智斗勇和巅峰对决,天下分久必合。在统一进程中,通过阴谋代魏的司马氏先后伐蜀、伐吴。前线激烈厮杀背后的晋朝廷内,也上演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场景。随烂柯人君了解一下吧!
公元260年5月的一天,上演了中国历史上扣人心弦的一幕。年仅20岁的曹魏皇帝曹髦带着自己的仆人和卫士,气势汹汹的杀向了相府。此时曹魏的大权早已被司马氏操纵于手中,曹氏皇帝只是一个傀儡。但曹髦不忍心当傀儡,他痛斥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他势必要与这逆臣贼子斗上一斗。临近相府,这一行人受到了早已被司马氏控制的军队阻拦。小皇帝以他皇帝的身份发号施令,让这些士兵听命于他。司马氏的士兵颤颤发抖,汗珠直往下掉,无论如何,自己对峙的是皇帝。这时,司马氏的走狗贾充站了出来,大声喝道:“公蓄养汝辈,正为今日。”重激之下,必有莽夫。列中走出一个叫成济的壮汉,上去一刀砍死了小皇帝。
这件事情可以说是有史以来头一回。自古以来,无论权臣的势力再大,都没有当众“弑君”的举动。据《三国志》记载:“帝之崩也,太傅司马孚,尚书右仆射陈泰枕帝尸于股,号哭尽哀。”司马孚是司马懿的弟弟,此时司马家掌权的司马昭的亲叔叔。陈泰是司马懿的挚友陈群的儿子,与司马昭也有极深的交情。连司马氏最亲密的人此时都表示出强烈的不满,可以想见司马昭面对的非议有多大。
司马昭于是召开朝会,讨论事情的解决办法。陈泰说道:“惟腰斩贾充,微以谢天下。”贾充是司马氏改朝换代的得力助手,司马昭当然舍不得,便问有没有其他解决办法。陈泰指出:“但见其上,不见其次。”其他办法,就是处置再高一级的人。贾充之上,就是司马昭自己。陈泰发此言,可以想象司马昭之心情。最终,司马昭还是舍不得贾充,勉强诛杀成济九族以掩人耳目。莽夫往往只能沦为别人的弃子。
但这明显没有解决司马氏面临的政治难题,司马氏魏晋禅代的进程被迫放缓。曹髦死后,虽然朝堂中屡屡有司马氏之臣上书进行“加九锡”之礼,继续事变前的进程。但碍于舆论,司马昭始终不敢接受,一时事态陷入僵局,数年没有动作。在这种情况下,司马昭做出了伐蜀的决定,利用战争来转移国内的注意力,只有建立功勋,才能摆脱自己“弑君”带来的政治危机。
因此,司马氏伐蜀之役政治上的实际需求压过了战略上的整体规划。此时的国际形势,自然是魏强蜀弱。但实际上,由于蜀汉一直高举自己为汉室正朔,斥责曹魏为贼,自立国以来,一直对曹魏采取攻势。而曹魏面对蜀汉的进攻,大多时候采取守势。哪怕司马昭之父镇守关中,也一直采取稳固防守的策略,待蜀国粮草用尽自己退兵,以致产生“死诸葛走生仲达”的笑话。从当时情景来看,在司马昭下决心伐蜀之前,蜀将姜维还一直在边境挑衅,而司马氏也不积极应对。
果然,伐蜀之役的决定要打破魏蜀之间相对和平的局面,在朝廷内引发了大轰动,转移了群臣的视线。更关键的是,司马昭任用伐蜀的将领为钟会和邓艾,这两人素来不和。邓艾为久经沙城的老将,钟会确是一名贵公子。钟会是司马昭的心腹,此前担任的职务为秘书郎,是司马氏安插在皇帝曹髦身边的监视者。朝臣大多反对伐蜀而钟会力挺,他早已悟到司马昭伐蜀的真实意图。故伐蜀之役中,司马昭舍邓艾而以钟会为主将,来进行自己新一轮的博弈。
戏剧化的是,钟会率大军与姜维在前线僵持时,邓艾擅自率领一支偏师出奇兵于阴平道,直取成都,立下不世之功。虽为不世之功,但抢功于钟会也为邓艾的悲惨结局埋下伏笔。司马氏主导灭蜀的伟大壮举恢复了其在朝堂内主导一切的姿态。灭蜀两年后,司马氏成功举行了禅让典礼,夺得了曹魏的皇位。
最终成功实现魏晋禅代的是晋武帝司马炎,司马炎被推选为世子时,就饱受非议。自公元249年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事变,到公元265年魏帝曹奂禅让于司马炎为止。司马氏三代四人作了整整16年的工作。司马懿诛杀曹爽一党独揽曹魏大权,开始了擅权的道路。但真正为司马氏打下坚实基础且迈出禅代步伐的,乃是景王司马师。他在位期间,清除了政权内与司马氏不一致的声音。但司马师英年早逝,为了保证魏晋禅代的顺利完成,他将事业托付给年长的弟弟司马昭。司马昭做好了禅代的全部准备工作,但在登上帝位的前一刻去世,由其长子司马炎完成这一程序。
早年,司马昭曾将次子司马攸过继给哥哥司马师。司马昭一度曾想把皇位归还于哥哥一系,指出天下乃是得自司马景王之手,归还于其一脉是必须的。他几度差点立司马攸为世子,但其临终之际还是立了自己的长子司马炎,并将司马攸托付给司马炎,让其兄弟和睦相处,不要出现曹丕曹植兄弟那样的悲剧。权力顺利地过渡到司马炎手中,本来已无疑问。但是司马炎的长子司马衷是个白痴,朝堂中又出现一股强大的声音,支持齐王攸嗣位。这其中包括司马氏的近臣贾充。
公元276年,晋武帝重病一场,贾充作为此时朝廷中的实力派,极力支持齐王司马攸即位。但戏剧性的是,晋武帝居然大病痊愈。他病中朝局发生的动荡让他十分警惕。他开始了一系列的政治运作。一方面,是通过各种措施压制齐王攸的势力。另一方面,他感受到深深的威胁,毕竟他只是承袭之君,并没有多少实际功绩,面对强大的世族官僚群体,仍显势弱。而立晋的一批元老,例如贾充之流对于现实政治有很大影响力。他需要通过事功培养一批属于自己的政治班底。而见效最快的,就是伐吴。
晋伐吴的准备工作开始于269年羊祜出任荆州,但其只是同东吴名将陆抗作僵持。但是自武帝病愈后,西晋朝廷无疑加快了伐吴的准备。让王濬在益州积极筹办,建造大船,准备两路夹击东吴。而且进一步在东吴前线布置自己的亲信王浑、胡奋等,以及在伐吴之役重用外戚杨氏对抗强大的宗室力量。自然,朝廷在决议伐吴时,老臣贾充等激烈反对。
终于,公元280年,“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晋军攻入建康,吴国灭亡。武帝司马炎可以说借此一役摆脱了承平之主的弱势形象,有了与父祖相媲美的功劳。正所谓“大晋之兴,宣帝定燕,太祖平蜀,陛下平吴,可谓功格天地,土广三王”。但他没想到是,他一心支持的傻儿子和外戚杨氏,最终无力操控朝政,引发了八王之乱。继而,周边少数民族失控,西晋短命而亡,而中国北方自此进入漫长的五胡十六国乱局中。
三国之际,魏、蜀、吴三足鼎立。魏国因权臣司马氏的篡权,最早亡国。但魏晋在禅代过程,经历了司马氏三代四人漫长的16年。其中到司马昭时,始料不及的“弑君”事件使其陷入巨大的政治危机之中。为了摆脱这一政治危机,司马昭启动了伐蜀之役。而伐蜀意外的顺利让其政治声威大振,顺利禅代。而最终完成魏晋禅代的司马炎实际无太大功勋。面对元老重臣的政治威胁,他积极进取,努力谋求事功,积极推进伐吴战争,最终实现天下归一。三国时期,由于国力强弱对比和各国内部的政治变化,北方魏晋一系统一全国是历史大势。但无疑,其国内的政治斗争是这一趋势发展重要的推动力。历史就是如此复杂,看起来不相关的事件在细微之处往往有紧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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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
[唐]房玄龄等:《晋书》,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
仇鹿鸣:《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利和家族网络》,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作者:浩然文史· 烂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