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袜皮。本期由安非锐给大家讲述一桩由长达15年的痴迷跟踪而演变的杀人及绑架案。以下是她的文章。
前一阵子去看了慕名已久的话剧《恋爱的犀牛》，坐在我左右两边的是两位陌生的男士。故事渐渐进入高潮，男主角对女主角表白道：
“我不会离开你，也不会让你离开我。你是哪也去不了的，你逃到天涯海角我也会把你找回来！别挣扎，挣扎没有用。我们注定要死在一起！”
我左边的男士幽幽一声唏嘘，显然是想起了一段缠绵悱恻的往事，我右边的男士则义愤填膺地骂道：
“这不是跟踪狂么！”
当然，文艺作品探寻的是一种极致的情感，不能用生活的准绳去丈量艺术（反过来也一样），若是在现实生活里，有人对你说“我不会离开你，也不会让你离开我”，那结局往往只有一片血腥。
这个小小的插曲让我想起41年前美国明尼苏达州女子玛丽·斯托弗（Mary Stauffer）的遭遇，以及它背后的恐怖主题：跟踪（stalking）。
（玛丽·斯托弗）
（字数12，440）
最熟悉你的陌生人
跟踪这种行为，一般还被称作“缠扰”、“骚扰”或者“尾行”（日语）。在美国，有超过15%的女性和6%的男性遭遇过跟踪行为(CDC, 2014)。
我之所以用美国的数据，一是因为今天讲述的这个案件就发生在那里。二是因为它的统计数据比较全。但跟踪这种行为，全世界的模式都基本相同——女性的跟踪者们，将近九成是男性；男性的跟踪者们，则没有明显的性别差异。
这些跟踪狂里，超过60%是“死缠烂打”的前任和“没有安全感”的现任，有6%左右是亲属，剩下的则是那些“陌生人”。
（2021年相关数据，女性被跟踪比例变得更高）
最后这一种“陌生人”跟踪狂，也许是所有跟踪狂的故事里，最惊悚的一种类型，用“祸从天降”形容亦不为过。
虽然所有跟踪行为的恐怖指数和危险指数都很高，但其他类型中的受害者，起码还大致知道跟踪狂的身份，有可能能够避开自救。但对于那些“陌生人”跟踪狂，你则完全不知道他们是谁，会在何时出现？
他们可能是和你有过一面之缘的客户、短暂接触过的同事、连名字都叫不出来的邻居……
对你而言，他们不过是萍水相逢的过客；在他们看来，你却是他们命中注定要得到的。
玛丽·斯托弗的情况就是如此，当她的跟踪者最终现身时，他已经“迷恋”了玛丽15年之久，而她早已忘了他的名字。
玛丽·斯托弗本名玛丽·班戈（Mary Bang），1944年出生于明尼苏达州的杜鲁斯（Duluth）。明尼苏达被称为“北星之州”，民风友善淳朴，是美国地广人稀，气候最冷的地区之一，这也为日后此案中一系列的逃匿和潜藏，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明尼苏达的寒冷和荒凉，一直是美国人民的“槽点”之一）
班戈一家有三个孩子，除了玛丽外，还有女儿桑德拉和小儿子汤姆。玛丽10岁那年，一家人移居到了明尼苏达的首府圣保罗（Saint Paul）辖区下的赫尔曼敦（Hermantown），玛丽在那里读完了高中，并于1962年进入明尼苏达的贝塞尔大学（Bethel University）继续学习。
贝塞尔大学创立于1871年，是一所私立基督教教育学府。1960年代初，全美只有6.7%的女性受过高等教育，考上大学并选择数学作为专业的玛丽无疑是一位非常优秀、很有想法的女性。
（贝塞尔大学1962级新生名录中的玛丽/ www.bethel.edu/library/digital-library,以下同）
贝塞尔大学还有一个著名的神学院，专门培养神职人员（新教的牧师，可以结婚的那种）。那里有个名叫欧文·斯托弗（Irving Stauffer）的小伙子，他比玛丽大一届，来自玛丽的故乡杜鲁斯市。玛丽大二那年，两个年轻人成了一对甜蜜的小情侣，在贝塞尔大学1963年的年鉴上，还留下一张他们的合影。
照片里，玛丽展示着自己的胸花（美国传统，舞会上男士会送给心上人胸花），并用一道数学公式来证明“我如何爱你”。即使时隔多年，这张照片上依旧满溢着理科学霸的浪漫。这种浪漫也顺利修成了正果，玛丽毕业后不久，两人结了婚，玛丽·班戈也成了玛丽·斯托弗夫人。
1965年，玛丽大学毕业，欧文留校继续攻读硕士，玛丽则在明尼苏达的罗斯维尔市（Roseville）的亚历山大-拉姆齐高中（Alexander Ramsey High School）找到了一份教职，担任九年级（美国高一，相当于国内的初三）的代数老师。
（教学中的玛丽）
虽然明尼苏达主要是北欧（30%）和德国人（40%）的后裔，但玛丽的班级里，也不乏其他族裔的学生，华裔学生薛明升（Ming Sen Shiue）就是其中之一。
暗恋老师的华裔学生
薛明升生于1950年，来自中国台湾，家中还有两个弟弟。薛明升的父亲，是位林业统计学专家，曾任明尼苏达大学（University of Minnesota）教授。明尼苏达大学素有“公立常春藤”之称，是美国最负盛名的大学之一，可以说薛明升来自一个不折不扣的文化精英家庭。
薛明升八岁那年，母亲林梅（音译）带着他和二儿子薛查理来到美国。薛明升的父亲买下了罗斯维尔市哈姆莱（Hamline）大街160号的一所小房子，一家人终于团聚。不久之后，林梅又生下了小儿子雷尼（Ronnie）。正当一切步入正轨之时，薛明升的父亲患上了癌症，在与妻儿团聚的第三年里撒手人寰。
（少年时代的薛明升）
父亲逝世后，薛明升成了实质上的“一家之主”。他颇有长兄的“威严”，经常暴打自己的两个弟弟。虽然薛明升谎话连篇，拒绝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但却总是坚持自己有理，即使无故殴打弟弟，也要找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少年时代，他就出现了一些犯罪倾向，例如向车辆投掷石块，在陌生人的公寓里纵火。因为参与纵火，他14岁时就被勒令参加心理治疗。这个无法管教的大儿子令林梅害怕，她甚至形容他“没有感情，更像是一条狗”。
尽管如此，薛明升还是顺利地升上了高中。他的成绩名列前茅，还参加校橄榄球队和摔跤队，被公认为是很有前途的学生。
（高中时代的薛明升）
高中时代的薛明升，没再惹过什么麻烦，唯一的“不规矩”就是他似乎深深暗恋着自己的代数老师玛丽·斯托弗。
（在拉姆齐高中任教的玛丽，此时她已经是“斯托弗夫人”）
据说，班上有同学向玛丽老师八卦过薛明升对她的仰慕之情，玛丽对此只是一笑置之，并没有放在心上。
那个年纪的男孩子正处于荷尔蒙爆棚的阶段，对一个年轻漂亮的女老师产生好感，也是人之常情。随着时间流逝，这种暗恋的火苗，大多会渐渐熄灭。薛明升也没做过什么不正当的“追求”举动，随着升上十年级，他也离开了玛丽的班级。
然而薛明升的“痴迷”并没有减弱，反而越来越强烈。玛丽老师很快替代了所有的电影明星，成了他性幻想的唯一主角。渐渐地，薛明升不再满足于头脑中的幻想，开始将这些“故事”付诸笔端。
这些“故事”的主题，一开始是你情我愿的“偷情”，之后逐步升级，变成了暴力的强奸和轮奸。当这些重口的幻想也无法满足内心的欲望时，薛明升决定，要将这些幻想付诸实践。
长达15年的“迷恋”
薛明升的幻想“升级”经历了几年的时间，当他决定采取行动的时候，却发现自己找不到玛丽老师的踪影。原来早在1967年，玛丽就和丈夫一道，离开了明尼苏达。
1967年，欧文·斯托弗（研二学生）和妻子一起，被派往菲律宾传教。这位见习牧师和他的妻子深受当地教众的欢迎。这段经历深深影响了欧文和玛丽，他们之后将在菲律宾的传教事业视作自己毕生的使命。
（《The Minneapolis Star》关于派遣斯托弗去菲律宾的报道）
1971年，欧文正式成为了一名牧师，他和妻子被派往内布拉斯加州东部林肯市波克教区（Polk）任职。他们在这里度过了四年，并有了一双可爱的儿女，贝丝（Beth）和史蒂夫（Steve）。
然而两人并没有忘记初心，1975年，他们带着两个孩子，又回到了菲律宾，继续传教事业。
等到他们再次返回家乡明尼苏达的时候，已经是1979年，距离玛丽在拉姆齐高中任教，已经过了整整14年。
《The Lincoln Star》关于欧文和玛丽再次前往菲律宾的报道
在这14年里，薛明升做了什么呢？
他的学业成绩一直很优秀，以第一名的成绩从高中毕业后，他获得了奖学金，考上了父亲曾经执教过的明尼苏达大学，学习电子工程。不过薛明升很快就辍学了，决定先做生意赚点钱，再继续学业。
薛明升在明尼苏达大学旁边，开了一家名叫“Sound Equipment Services”的电器商店。一开始，这家店经营得相当好，后来日渐萧条（但总体来说还是赚钱的），然而薛明升却再也没有回到校园。
1973年，薛明升的母亲林梅再嫁了一个名叫默林·迪克曼（Murlyn Dickerman）的鳏夫，这位迪克曼是她的上司，也是个小有名气的林学专家，曾任美国林务局研究部的副主任。林梅再嫁后带着小儿子雷尼迁居到了华盛顿，留下来的大儿子薛明升和二儿子查理住在原来的老房子里。
虽然只剩下兄弟俩相依为命，但他们的关系非常疏离。据说，薛查理平日只能住在地下室里，和“楼上”的大哥几乎不打照面。薛查理的成绩也不错，同样考上了明尼苏达大学，毕业后在一家银行工作，结婚后就搬走了。
这所老房子便成了薛明升一个人的“地盘”，后来的一系列绑架和囚禁也都发生在那里。
（青年时代的薛明升）
据邻居们回忆，薛明升的父母是一对温良勤奋的夫妻，薛家的两个小儿子也属于外向友好的类型，都很讨人喜欢。薛明升则不和任何人交往，是个沉闷阴郁的“独行侠”，行事还有一股“狠劲”。
曾有三个劫匪闯入他的电器商店，将薛明升打倒在地，但他却带伤与他们枪战，将劫匪们打得一死一残（当然这属于正当防卫，他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
薛明升阴沉的性格令邻居们颇有点惧怕，都不太敢“管他的闲事”——这也导致日后他实施绑架和囚禁时，他的邻居们（甚至还包括回地下室暂住的查理）对此毫无察觉。
当然，他也没有停止“追寻”玛丽老师。1975年，他甚至找到了玛丽的老家杜鲁斯，持枪闯进了“欧文·斯托弗先生和太太”的家里。
然而，薛明升却搞错了，这位“欧文·斯托弗先生”是玛丽的公公（他和儿子同名），而“斯托弗夫人”则是玛丽的婆婆。气愤的薛明升将两位老人绑了起来，用枪指着他们的头，威胁他们不准将自己闯入民居一事报警。
两个老人没有报警，直到儿子和儿媳回国之后（1979年），两个老人才将这件事告诉了他们。两位老人和他人无冤无仇、儿子一家又多年居住海外，所以无论是他们、还是欧文或者玛丽，都猜不出这位“闯入者”的身份。
1979年，玛丽和丈夫从菲律宾回到了明尼苏达，住在母校贝塞尔大学的宿舍里。不过，他们这次回来只是暂居，牧师的派遣任期一般是四年，他们需要回国做一些继任程序。欧文和玛丽打算在1980年五月末返回菲律宾，继续他们的传教事业。
（贝塞尔大学校园）
而此时，薛明升也获知了玛丽回美国的消息，他长达15年的“痴迷”之花，也结出了最恐怖的果实。
以爱为名的恐怖主义
看到这里，很多人也许会非常不解：为什么薛明升会对少年时代没有私交，又多年不见的老师如此“执著”？这就要从跟踪这种行为的本质说起了。
虽然许多跟踪者都会以“执著的爱情”来粉饰自己，但跟踪行为的本质根本不是爱情，而是一种极端的控制。
当这种行为处于最初的“蓄力”阶段时（例如薛明升对玛丽幻想升级的时期），这时候的跟踪者，看起来和“偷偷爱着你”的单恋者，有那么几分相似。
但不同之处却在于，单恋者虽然也会幻想“如果我们在一起”，但他们清楚地知道对方不爱自己的事实，这也是单恋者万分痛苦的原因。爱情是需要“回馈”的，单相思代表着一种情感上的“无私”。
但是跟踪者却不然，在他们的心目中，对方可以不知道自己的存在，但两人“彼此相爱”却是一个不容辩驳的“事实”。
跟踪者通过幻想掌控两人“爱情故事”的走向，即使对方深爱别人/已婚/性取向不合，跟踪者也无动于衷，而这些对正常的追求者来说，都几乎是100%“劝退”的情况。
在跟踪者心目中，对方一旦知道自己的存在，就会抛弃所有，义无反顾地奔向自己。虽然经常有人用“钟情妄想”（Erotomania）来形容跟踪者，但其实大部分的跟踪者，都是神志清醒正常的——他们看似匪夷所思的“爱情妄想”背后，实则是狂妄的自恋。
（跟踪不是暗恋，不是小小的“怪癖”，更不是“浪漫”和“无害”的）
跟踪行为的受害者们，都会有“为什么是我”/“喜欢我什么我改还不行么”的痛苦疑问，然而不幸的是，这种“天降横祸”往往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自恋的跟踪者们，早已将他们的“目标”物化（更确切地说，是猎物化）了。
他们“爱上“你的原因，也许只是因为你一个礼貌的微笑、一个不经意的回眸，可能因为你的长相、发色或者那天的衣着，甚至根本没有理由——因为一切，不过是他们自恋的投射。
你们的“爱情故事“，完全由他（她）来执笔，你虽然是名义上的“女主角”（男主角），却不允许拥有任何台词。
当这种幻想带来的兴奋感无法满足跟踪者的时候，跟踪行为就进入了下一个阶段。跟踪者要将他们的“爱人”，强行拉入自己的幻想之中，一旦对方抗拒（必然的），跟踪者就会认为自己遭受了“背叛”，于是“报复”和“惩罚”便开始了……
美发沙龙外的枪口
玛丽一家人回到明尼苏达之后，薛明升开始了对她的全方位跟踪。
他藏在玛丽家附近的树林里，一呆就是几个小时，甚至知道他们的备用钥匙放在哪里。他曾先后三次潜入玛丽家中，企图掳走玛丽，不过因为各种原因未能如愿，可惜这三次潜入都没有引起这家人的注意。
一方面是因为薛明升行动非常小心；另一方面，玛丽和欧文正为即将来临的菲律宾之行做准备，收拾行装、拜访亲友，忙得不亦乐乎。
只有一次，欧文注意到屋子的地板上，多了一些奇怪的木屑，案发之后他才发现，自己和妻子床下的地板，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被挖了一个大洞——欧文后来才知道，薛明升曾经打算挖地道将玛丽带走。
1980年5月16日，距离玛丽和欧文返回菲律宾只剩下几天时间。这天上午，玛丽先带着6岁的儿子史蒂夫到位于克利夫兰大街（Cleveland Avenue）的“卡门美容美发沙龙”（Carmen’s Beauty Salon）剪头发。之后她把儿子送到幼儿园。
下午的时候，又带着8岁的女儿贝丝来到了这里。
（玛丽和贝丝）
下午4点30分左右，小姑娘剪好了头发，和母亲一起离开了美发沙龙，她们一边开心地有说有笑，一边走向停车的地方。玛丽开的是一辆73年的福特汽车，当她正打开客车位的车门，让女儿上车的时候，一个亚裔男人急匆匆地朝她们走了过来。
这人看起来30岁左右，戴着厚厚的眼镜，穿着打扮也算整洁得体。玛丽以为他是个迷路的焦急游客（因为亚裔在这个街区并不常见），于是友好地问道：“我有什么能帮你吗？”
然而回答她的，却是黑洞洞的枪口。男人从腰间掏出一把手枪，直指着贝丝说道：
“我需要搭个车。”
接着他逼迫这对母女上了车，一边用枪指着贝丝，一边命令玛丽向北前行。
玛丽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尽量用温和友善的语气对这位劫持者说道：“我们都是基督徒，我们的上帝，他会帮助有困难的人的。我可以帮助你……”
然而劫持者狂暴地打断了她：“给我闭嘴！开车！”
玛丽没敢再激怒他，于是保持了沉默。
在男子的逼迫下，玛丽将车开往安诺卡郡 (Anoka County)的偏远林区，这个过程中，男子一直用各种方式恐吓和威胁她们。
比如，在开车的过程中，他们曾停在某个十字路口的红绿灯前，有一辆警车偶然出现在他们车后，劫持者就威胁玛丽，如果这辆警车再和他们一路，他就“一枪崩了贝丝”。
（安诺卡郡的林区）
所幸绿灯亮起后，那辆警车驶向了另一个方向。
到了人迹罕至的林区，男子将玛丽和贝丝捆绑在一起，强迫她们脸朝下躺进这辆福特车的后备箱。
接下来（下午6点30分左右），男子在罗斯维尔郊区一个停车场附近停下车，准备将玛丽的这辆福特，换成自己停在那里的面包车。
然而他的这番举动，引起了附近两个玩耍的小男孩的注意。
这两个小男孩中的一个，名叫杰森·威尔克曼（Jason Wilkman），走上前去一探究竟。他刚刚礼貌地说了声“你好”，就被男子一把抓住，也扔进了福特车的后备箱里，紧接着男子开车疯狂逃离了现场。
另一个小男孩（他没看见后备箱里的玛丽母女）吓得跑去找杰森的妈妈，她急忙赶了过来，但车子早已消失了踪影，杰森的父母立即报了警。
（杰森·威尔克曼）
男子开车驶向荒无人烟的卡洛斯·艾弗里野生动物保护区（Carlos Avery Wildlife Refuge），后备箱里的三个受害者则完全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这个男人又会将他们带到哪里。
玛丽试图安抚杰森，不断地和他说话，但这个小男孩吓懵了，除了自己的名字（杰森）和年龄，他无法提供任何其他信息。
汽车此时开进了山区，在路上剧烈地颠簸着，杰森哭了起来，说自己要回家，因为周末还要去看自己的外婆呢。贝丝也想起，自己这个周末也打算去看外婆。两个茫然又害怕的孩子，都伤心地大哭起来。
这时候车子停了下来，男子打开了后备箱，贝丝记得，他从自己身边取走了一根长长的金属棒——若干年后，她才明白，那是一根撬棍。
男子抓着杰森走进了森林，在那里，他用这根撬棍将这个六岁的小男孩活活打死。
（卡洛斯·艾弗里野生动物保护区）
薛明升的“报复”
很久之后，男子才回到了车里，他再次驶向那个停车场，丢掉了玛丽的福特汽车，将玛丽母女俩押进自己那辆黑色的、没有窗户的面包车。
他先将她们带到自己的电器商店，给她们一点果汁喝，又让她们去了洗手间。他告诉玛丽，自己已经将那个小男孩放走了，接着便命令母女两人蒙上眼睛，再次将她们塞进面包车，借着夜色的掩护，驶向哈姆莱大街的那所老房子。
（图源/duluthnewstribune.com）
进屋之后，他用自行车的锁条将母女二人锁在一起，关进卧室的壁橱，从外面锁上了壁橱的门。
这个壁橱长4英尺（1.22米），进深21英寸（53厘米），里面没挂任何衣服，只有毯子、两个小抱枕和一些塑料袋，橱柜上方有一只自行安装的灯泡。
很显然，这个橱柜就是为囚禁玛丽所准备的，已经准备了很久很久。
当天夜里（其实已经是第二天的凌晨了），男子在客厅地板上铺上一张毯子，将玛丽带出壁橱，蒙住了她的双眼，将她捆绑在一件家具上，并打开了一旁租来的录像机。
接下来是一段长达三个小时的录像“采访”，在男人一点点的“提示”下，玛丽·斯托弗才终于认出了劫持自己的人：他叫薛明升，是自己15年前的学生。
（玛丽母女被囚禁的橱柜/Photo courtesy of Mary Stauffer via Forum News Service）
薛明升告诉玛丽，因为她给过他的一个B的成绩，让他无法获得奖学金，没能上成大学，结果他被迫征召入伍，参加越南战争，并被越共抓进了战俘营。他人生中的所有失败，全都归咎于她。
当然，这些所谓的“失败”，全是薛明升的谎言：他整个高中最差的成绩也是A-，他以全班第一的成绩毕业，不但得到了奖学金，还上了大学，从未去过越南（他是高度近视，军方也不会要他）。
他这些连篇的谎话，也和他少年时代的种种恶行一样，拒绝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却还要坚持自己有理。换句话说，一切都是玛丽的错，而他想要的，不过是“报复”。
玛丽于是问他：“你打算怎么报复？”
薛明升开始脱掉她的外裤，并把玛丽的衬衫拉过她的头顶，然后说道：
“我想你应该能猜到。我不希望你的伤疤是身体上的，我希望它们是情感上的。我想让你感觉肮脏、堕落和低贱。”
接下来的六个小时里，薛明升反复强奸玛丽，并把强奸的过程，全都录制了下来。第二天，他取出录像带，把录像机还了回去，但他对玛丽的性侵，却没有停止。
被囚53天
与此同时，玛丽的丈夫欧文心急如焚。本来，16日这天晚上，他们约好了和玛丽的姐姐桑德拉一家聚餐，然而妻子和女儿却一直没有回来。欧文先给美发沙龙打了电话，却被告知两人早已离开，他又找遍了附近的大小医院，但依旧不见妻女的影子。于是午夜时分，他打电话报了警。
警方当时正全力调查小男孩杰森的“绑架案”，过了一两个小时，才终于有个警察来到了他们的住处。他敷衍地问了欧文几个问题，认定这事不过是夫妻吵架，根本没把欧文的报警当回事，很快离开了。
（杰森被绑架的新闻/《Star Tribune》18/05/1980）
直到18号的早上，警方在搜查杰森被绑架的区域的时候，发现了玛丽那辆福特汽车掉落的牌照，这才将两起案子联系起来。明州的警方又通知了FBI（因为涉及儿童绑架），接下来，多达300名警官和志愿者，对这个地区进行了地毯式搜索，然而一无所获。
警方和FBI都将欧文视为首要嫌疑人，怀疑他杀害了妻女，反复对他进行调查和审问。
虽然这番操作现在看来纯属误判和浪费时间，但在当时来看，他们的怀疑也不无道理，因为根据目击者（和杰森一起玩耍的小男孩）的描述，嫌疑人的长相和欧文的确有那么几分相似（都是黑头发、戴眼镜）。
甚至当警方把这张“嫌疑人的素描”刊登在报纸上，向社会各界征集信息的时候，还有不少义愤填膺的“知情者”给警方打电话，言之凿凿地声称这位牧师就是凶手……
（薛明升的“素描像”）
在通过了一系列测谎和调查之后，欧文终于暂时澄清了自己的嫌疑，但这却让警方更加一筹莫展：玛丽人缘非常好，无论和公婆、父母还是姐弟，全都关系和睦，又刚刚从海外归来，如果凶手不是丈夫，那么哪来的仇家呢？
至此无论是杰森的绑架案、还是玛丽母女的失踪案，全都陷入了僵局。
这段时间对玛丽的家人来说，无异于地狱般的日子，每当附近发现了和玛丽或者贝丝年龄相近的无名女尸，欧文就要去“认尸”。
薛明升则过着两点一线的“普通”日子，他每天照常去电器商店，每晚按时回家，没人知道全市都在寻找的失踪的母女俩就被囚禁在他的壁橱里。
（欧文、玛丽、史蒂夫和贝丝）
他几乎每天都会性侵玛丽，有时会长达好几个小时，但玛丽最害怕的是他会把魔爪伸向女儿贝丝，她恳求薛明升，请一定放过自己的女儿。薛明升则鄙夷地告诉她，自己才不是什么恋童癖，他也果真没对贝丝下手，强暴玛丽的时候，贝丝也都没有在场。
但薛明升很擅长以贝丝为筹码来胁迫玛丽。比如在强暴过程中，如果玛丽表现得不够“爱他”，之后薛明升就会抓住贝丝，将她塞进一只大塑料袋里，然后对玛丽说：
“你见过有人死于窒息吗？你马上就会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女儿这样死掉。”
接着他就把袋口系紧，冷冰冰地说道：
“大概会持续4到5分钟，等她的氧气用完，就死翘翘了。”
直到玛丽屈从（比如吻他或说自己爱他），他才会放开袋子。
他去工作的时候，也只将玛丽一个人锁在壁橱里。他会把贝丝带走，塞进一个纸盒，反锁在自己的面包车里，在闷热的夏天里一锁就是八个小时（贝丝日后觉得自己竟然没死是一个奇迹）。
他算准了，玛丽不会抛下女儿独自逃走或是求助。而贝丝也同样不敢逃跑，因为薛明升告诉她，只要她不见了踪影，他就会立即杀掉她的母亲。
（警方的调查陷入了僵局）
在薛明升的逼迫下，玛丽先后给丈夫欧文写了两封信，第一封说自己没有失踪，只是离开了他；第二封则强烈“建议”警方停止参与，否则自己将永远不会再出现。这两封信都被FBI拿去“分析”，但直到玛丽最终逃出了薛明升的魔掌，FBI也没分析出个所以然来……
重获自由
也许是自满于自己完全骗过了警方，也许是因为玛丽母女比较“乖巧”，薛明升渐渐放松了“管制”。虽然仍被锁在一起，但玛丽和贝丝被允许到楼上的厨房吃饭（之前吃喝拉撒都在壁橱里），每隔十天，她们可以洗一次澡。
他还让贝丝看电视，还给她买了一副桌游，用一种诡异的怜爱语调，叫她“贝茜”（贝丝的昵称），仿佛他是一个疼爱女儿的父亲。贝丝回忆说，她当时只觉得这种叫法很恶心，但事后回想起来却令她感到毛骨悚然。
（贝丝·斯托弗）
在劫持玛丽和贝丝一个月后，薛明升要去芝加哥参加一场招聘会。他竟然租了一辆房车，带着玛丽和贝丝，顺便进行了一次“公路旅行”。他甚至带着她们，到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市的一家百货商场去买衣服（自从被劫持，玛丽和贝丝就没换过衣服），以便装成“一家人”的模样出行。
在商场里，他紧紧控制住贝丝，所以玛丽不敢有任何轻举妄动，不过她仍然想方设法地求救。她用一张旅行支票付款，希望银行能够通知相关执法部门。
玛丽失踪后，欧文立即就将妻子手上有旅行支票这件事，告诉了FBI。但显然，FBI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也没有嘱咐银行关注这张支票的使用情况。玛丽的这个求救信号，也便如石沉大海，无人回应。
还曾有一次，贝丝被短暂地一个人留在房车上（当然是被捆绑着），一群十几岁的男孩刚好路过，她勇敢地爬到窗口，用尽全力向他们高喊：
“你们能帮助我们吗？我们被绑架了！”
男孩们却爆发出一阵恶毒的嘲笑声，告诉她“别再编故事”，而后头也不回地走掉了。
在这之后，薛明升越发胆大起来。1980年7月4日（美国国庆节）这天，他甚至带着玛丽和贝丝去了科莫公园（Como Park），然后去一家餐厅吃晚饭，之后还到明尼苏达大学圣保罗农业校区看焰火。
玛丽回忆说，一路上她们至少看到了三辆警车，但她依旧不敢呼救，因为薛明升一直用枪抵着贝丝的后背。
（科莫公园是圣保罗市著名的休闲地和游乐场）
被囚禁期间，玛丽每天都会给女儿讲述圣经故事。虽然得救的机会似乎一次又一次地和她们擦肩而过，但她依旧告诉女儿，要保持希望和信心。
1980年7月7日，玛丽和贝丝已经被劫持了整整53天，这天早上，薛明升告诉玛丽，他准备卖掉这栋房子，买一辆露营车，然后和母女二人“周游美国”。
一旦离开明州，那么她们被找到的几率就更是微乎其微，玛丽意识到，这是她们最后的机会了。
由于玛丽母女最近的“良好表现”，薛明升不再将她们分开，也不再将她们锁进壁橱里，而是先将她们两人绑在一起，再用另一条锁链，将她们绑在壁橱的顶端，之后以锁链的长度为半径，允许她们在卧室里进行“自由活动”。
薛明升去工作后，玛丽回想起小时候父亲的做法，用一根之前偷藏的发夹，卸下了壁橱门折页上的销钉。
（原理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接着她拔出销钉，那条绑在壁橱上的锁链随之掉落（但她们身上的锁链还在），玛丽抓住女儿的手，对她说道：
“我们走吧。”
玛丽在卧室里，找到了一个干洗店的标签，上面写着：罗斯维尔市哈姆莱大街160号。这时她才终于知道，自己被囚禁的这栋房子究竟在什么地方，而这里距离玛丽自己的家还不到6英里（9.66公里）。
母女两人不住地发抖，感觉每一秒后薛明升都会回来，仍被绑在一起的她们，跌跌撞撞地来到了楼上的电话机旁，拨通了拉姆齐县治安官办公室的电话。
电话却被挂断了两次，直到第三次，一个名叫迈克·福勒（Mike Fowler）的警长，才终于来到了电话机旁。
玛丽用颤抖的声音，一字一顿地说道：
“我是玛丽·斯托弗，雅顿山（玛丽母女被劫持的地区）绑架案的受害者，我希望有人来接我们。”
福勒警长确认了她们的地址，又问道：“杰森和你在一起吗？”
这时玛丽才知道，那个叫杰森的小男孩，从来都没能回家。
报警之后，玛丽和贝丝离开了房子，躲在一辆旧车的后面。
几分钟后，警察抵达了现场，在被监禁7周半之后，她们终于自由了。
（玛丽和贝丝获救后，警方的存证照片，她们的身上还绑着锁链）
不久之后，欧文也从FBI那里（他们此时还在“分析”那两封信），得知妻女获救的消息，连忙带着儿子史蒂夫，赶到了警局。
玛丽回忆说，她的第一个反应是史蒂夫的裤子短了。在这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里，小男孩悄悄地长高了，而他一直活在恐惧和忧虑里的父亲忘记了为他添置新衣。
染血的法庭
另一方面，FBI来到了薛明升的电器商店，将他一举抓获。
(《The Morning Call》09/07/1980)
薛明升先被带到拉姆齐县的拘留中心。在这里，他让自己狱友理查德·格林（Richard Green），帮助他杀死玛丽和贝丝（格林即将出狱），以防止她们在法庭上指控他，并向他许诺五万美元作为报偿。然而，格林把这件事告诉了FBI（当然一开始并不情愿），薛明升的“灭口计划”没能实现。
1980年，薛明升以涉嫌绑架罪和强奸罪第一次受审。在玛丽出庭作证的时候，薛明升突然从椅子上跳起来，冲向证人席上的玛丽，幸亏检察官汤姆·伯格（Tom Berg）手疾眼快，一把抓住了薛明升。
这次审判中，他被判处30年监禁。
薛明升的第二项指控，是对小男孩杰森的绑架。杰森的父母在儿子失踪的五个月里经历了地狱般的折磨。因为至今没有找到杰森的尸体，检方无法以谋杀罪起诉他。最终经过杰森父母的同意，检方和薛明升达成了认罪协定，检方同意不以一级谋杀罪起诉他，以此换回杰森的尸体。
1981年10月下旬，在薛明升的指引下，FBI终于在卡洛斯·艾弗里野生动物保护区寻回了杰森的尸体，此时离他失踪已经过去了166天。
在薛明升被控杀害杰森的审判中，玛丽需要再次作证。在她出庭作证的时候，薛明升突然跳过桌子，用一把不知通过什么途径带进法庭的尖刀狠狠割伤了玛丽的脸。玛丽被紧急送往医院，伤口上一共缝了62针。
（1981年的圣诞节，此时玛丽脸上仍有一道长长的疤痕）
虽然薛明升的辩护律师试图以精神失常为他辩护，但心理评估显示他没有任何精神疾病的迹象。在这项审判中，薛明升因二级谋杀罪和绑架罪被判处40年监禁。和之前的30年刑期叠加在一起，薛明升需要服刑70年。
自始至终，薛明升都毫无悔意。他威胁玛丽，只要他有出狱的那天，那第一件事就是杀了她，如果她死了，那他就杀掉她的孩子。
2010年7月6日，薛明升获得了假释资格，不过阿诺卡县地区法官珍妮·贾斯珀（Jenny Jasper）拒绝了他的假释申请，裁定薛明升仍对社会构成威胁，他将在监狱中度过余生。
2016年，薛明升再次申请假释，也同样被拒绝。
这对玛丽一家来说无疑是个好消息。
（现年71岁的薛明升）
劫难之后
玛丽和贝丝没有生活在阴影中。
1981年，玛丽伤势痊愈之后，她和丈夫再度回到了菲律宾，继续追求他们之前被打断的梦想和使命。
玛丽把这段遭遇视作自己生活中的一段“劫难”，劫难虽然可怕，然而它只是生命中的一段插曲，它无法毁掉未来，生活仍会继续。
玛丽的后半生无疑是美好的，她和丈夫欧文白头偕老。随着一儿一女双双结婚生子，他们也幸福地晋升为（外）祖父母。
从菲律宾光荣退休之后，玛丽和欧文又回到了美国，定居在赫尔曼敦的老房子里。在那里，玛丽度过了少女时代、考上了大学、与丈夫欧文初次见面。虽然已是满头白发，玛丽·斯托弗依然美丽动人。
（玛丽和欧文）
贝丝如今也已长大成人，她终于明白，当年的母亲曾为她做过怎样的牺牲。虽然在她们获救之后，母亲就曾告诉她薛明升对自己做了什么。但直到几年以后，贝丝才真正明白这些话的含义，并因此愤怒了很长时间。不过贝丝从怒火中走了出来，她在一次采访中说：
“我不觉得自己是可怜的受害者，没错，他当年的确伤害了我，但我早就走出了那段阴影，我可以恋爱、结婚、生子，过我想过的生活。而他的余生都要烂在监狱里，他才是可怜的那个。”
（贝丝和玛丽接受采访）
不让伤害者获胜的最好方式，就是好好地生活。
2019年，Lifetime拍摄了一部名叫《Abducted: The Mary Stauffer Story》的纪实电影，玛丽·斯托弗这段遭遇再度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杰森一家在此案之后基本上拒绝了所有的采访。对于纪录片和电影，他们都没有发表评论。薛明升在2010年申请假释的时候，杰森一家已经离开了明尼苏达，没有出庭，他们通过杰森的舅舅了解情况。
薛明升的假释被否决后，杰森的舅舅代表杰森的父母，告诉薛明升的母亲，他们一家已经原谅了薛明升。
（电影剧照）
对于薛明升的假释被拒，玛丽接受了采访。她表示，虽然自己和女儿贝丝早已努力将那段“劫难”封印在过去，继续她们的生活。但薛明升的假释被拒，对她们和家人而言，依旧是个“解脱”。
之后玛丽就没有再出现在公众面前。
截止目前我没有发现她的讣告，所以这位现年78岁的伟大女性一定和她的家人一起，仍然低调、努力而勇敢地生活着。
狗仔卡
发表于 2021-12-5 05:17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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