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房外面有一排椅子,一般都是供病人家属等待时坐的,我一直搞不清这种椅子的材质,只知道坐上去冰凉,从屁股凉到脑门,很久也暖不过来,不知道是不是和坐在这里的心情有关。椅子的摆放呈现反L形,此刻,我坐在距离病房最近的椅子,一抬眼,一个男人坐在对面。
那男人有点年纪了,我一眼看出他并不是家属,因为他手腕处露出一个黄色的圆环,那是属于病人的标志。我爸有天试图穿着大衣蒙混出去吃早饭(病号餐的粥简直可以刷墙),被门口保安抓住,露馅儿的就是那个手环。
我猜他大约是做检查回来,发现护士锁了门,但他并没有关心病房锁门的事,准确地说,他甚至一秒钟都没有望向病房,他就那么看着电梯,看着电梯门旁边的小方块屏幕,红色的数字在这个时候已经很少闪烁了,偶尔一个闪动,从1开始变化,他整个人就微微一颤,眼睛死死盯着,一眨不眨,7、8、9……数字并没有在我们这一层停止闪动,电梯继续上去了。
他轻叹了一口气,身体往后一仰,我猜他并不知道椅子的靠背和椅子一样冰凉,因为下一秒,他又弹了回来,身子弓成一只虾,两只手如同虾的须,抱住他的头,久久的。
叔叔,你是不是进不去了?我问他,我帮你去找护士开门。
他抬起头,茫然地四顾,其实我就坐在他的对面,整个空间里只有我和他两个人,他却像之前从来没有看见我。哦哦,不是的,我在等人。
他好像有点不好意思一样,拿起手机让我看,我其实并不想看,但想了想,还是走过去。通话记录第一行有两个字“老大”。
我儿子在外地,他说他今天来看我。他在泰州做生意呢,现在不是疫情嘛,路上不好走。
他说话声音嘶哑,像喉咙里堵着什么,一个个音节几乎是漏着气挣扎着跑出来,这是肺癌病人的特征之一,肿瘤压迫到管理声带的神经,医生和我讲过。
我请他坐到我这边来,他的背后是窗户,有风。是崇明人,家里有三个孩子,在泰州做生意的儿子似乎是他最得意的那一个,讲话三两句就带着一个“老大”。听我讲正在等父亲吃完晚饭把饭盒带走,他就说“我老大叫我医院里买着吃,说配餐有营养”;过一会儿又给我看“老大买的大房子”,我顺着他的话说,又不敢告诉他,这个时候医院几乎不会批准探视了。
聊着聊着,他忽然说,我反正也治不好了,就想见见老大,我想出院了。我赶紧安慰他,不要这样想,这医院技术挺好的,我爸爸经过治疗,都降期开刀了,要有信心。
他笑笑,不说话,过一会儿,指了指自己的心脏,我的是中心型,有鸡蛋大了,就在心脏旁边,切不了。我现在吃饭都很困难了,我晓得,可能这里也有了。他又指指自己的喉咙。医生给我开核磁共振单子,然后说叫我给我儿子打电话,我晓得,就是没得治了。
我无语,一个知道“中心型”和核磁共振的病人,一个知道医生习惯的病人,我所知道的专业知识,也许并不比他多多少。但我还在那里讲,时代不一样了呀,科学发达了呀,又不是几十年之前,那时候没办法,现在办法的多得是。
我说的是实话,四十多年以前,有一个和他一样肺部肿瘤长在主气管分叉左侧的上海男人,不能手术,不能放疗,只有化疗一种手段,却没有一家医院愿意为他治疗,很长一段时间在急诊室外的走廊上化疗。
那男人的求生欲望很强,他的内心藏着许多未完成的事,但比起那些,他有更大的愿望——
见一见他的孩子。
这个上海男人叫顾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