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和王安石的关系是颇为复杂的。
在熙宁变法时期，他们是势不两立的政敌。元丰末，一个作为退职宰相，历经宦海风云，闲居金陵；一个从九死一生的乌台之狱脱险，尝尽了黄州之贬种种人生况味。两人重聚，相逢一笑泯恩仇，发现彼此都是直臣贤士、人间杰才，对儒家理想人格的崇奉是他们融和的纽带。
然而到了元祐时期，苏轼及其门人却共同掀起一个批判王氏新学的热潮。这是一种对思想专制、学术专制和文化专制的不满和反抗。
王安石的新学是他变法思想的哲学基础，自有其不可抹煞的历史价值。宋英宗治平年间，王安石在金陵讲学，一大批要求改革现状的年轻士子受业门下，俨然形成新学学派。
与此同时，王安石“一道德以同俗”的思想也逐渐成熟并固定化。到了宋神宗熙宁时期，他更把这一思想跟科举改革结合起来，使之付诸实践，而不只停留在口头宣传上了。在宋神宗的支持下，其《三经新义》一变而为官方哲学，作为取士的标准答案，“诸生一切以王氏经为师”，“独行于世者六十年”。
这样，他运用行政权力求得了学术见解的统一。
♦ 王安石像
这位改革家追求思想一统的新的正宗地位，以适应政治改革的需要；但又恰恰窒息了自欧阳修以来所开创的自由讨论的风气。他引起崇尚自由的苏门的不满和抨击，是十分自然的。
熙宁年间，王安石主张以经义论策取士，罢诗赋、明经诸科，苏轼持异议。王安石的改革贡举科目，原是为着更好地选拔吏治实干人才，实又包含以自己的“新学”一统天下的思想统治的目的，因而在熙宁初年，苏轼对“新学”中的偏颇已啧有烦言。到了宋哲宗元祐时期，苏轼更多次批评“新学”，集中在王氏“一道德以同俗”的思想和实际作为上。
元祐元年（1086）在《答张文潜县丞书》中，他说：
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实出于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于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颜渊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学同天下。
这封信尖锐地抨击了王安石为文治学“好使人同己”的作风，指出这正是造成文章雷同单一、学术凋敝衰落的根本原因。苏轼这里主要针对王氏的经学而言。
在同时所作的《送人序》中，他又说：
王氏之学，正如脱椠，案其形模而出之，不待修饰而成器耳，求为桓璧彝器，其可乎？
“脱椠”，即依照同一模子而制成，千人一面，千部一腔，没有个性，没有特点，正是学术文化和文学艺术发展的大敌。这个比喻尖刻准确，把求同斥异的后果揭露无遗。
在反新学中，苏轼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重要原则：多元性和多样化是发展学术文化的必要前提。这也成了苏门的著名门规和家法，对推动元祐文学高潮的形成起了直接的作用。
要充分认识这个原则的重大意义，不妨对比一下程朱理学家的议论。
程颐在当时说过：“今异教之害，……唯释氏之学衍蔓迷溺至深。……然在今日，释氏却未消理会，大患者却是介甫之学。”他说王氏新学比佛道为害更甚，大声疾呼要加以整顿。苏轼却不然，他明确地说：“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对其学说内容并不一笔抹煞，只是反对他的学术专制和思想统治而已，并不是片面追求多元性和多样化。
朱熹则明确反驳苏轼：
“东坡云：‘荆公（王安石）之学，未尝不善，只是不合要人同己。’……若荆公之学是，使人人同己，俱入于是，何不可之有？今却说‘未尝不善，而不合要人同’，成何说话！”
从逻辑上说，朱熹的反驳是顺理成章的，人们不能拒绝在正确思想认识基础上的统一，应该服从真理。但朱熹的反驳只是脱离历史具体情况的简单推理。还是马端临说得好：即使王氏之书“尽善无可议”，也不应该“使天下比而同之”，这只能导致扼杀“博学详说之功”、“深造自得之趣”的后果。在他看来，不同学术观点的并存争胜，这才是正常现象，因而尖锐指责王氏之举几同于李斯焚书之议，揭出其思想专制的实质。他的分析可谓一针见血，鞭辟入里。
朱熹这里，实又掩藏着一句潜台词：这位理学大师也想把自己的思想来“使人人同己”。历史表明，“强人同己”是不少杰出人物常有的思维定式。苏轼身居领袖地位而不强调整齐划一，不以自己的模式来塑造门人和追随者，这是别具识见而又超拔同侪的。
在北宋，王安石的“一道德”思想并非他个人的一时之见。
曾巩说，他希求的理想境界就是“道德同而风俗一”，对“其说未尝一，而圣人之道未尝明”深致忧愤。程颢也希望“一道德以同俗”。吕公著也说：“学校教化，所以一道德、同风俗之原。”凡此种种，反映出宋代士大夫趋群求同的社会心理。因此，苏门的批评王学，实针对一种思想倾向而言，具有相当深广的社会意义。
苏门是这一多元性和多样化原则最生动的体现。作为全才，苏轼没有以自我为法，强令门人师范；他的门人也没有因敬仰备至而丧失自我。苏、黄（庭坚）以诗并称，却各领风骚；苏、秦（观）以词称雄，而风韵迥异；苏轼的散文虽于张耒等人有所影响，但也限于平易自然、流畅婉转的宋文群体风格的范围之内，其情性、禀赋、趣味等仍有明显差别。
更令人称羡的，是苏门内部的自由评论和自由批评之风，达到了坦诚无讳、畅所欲言的最高境界。
比如，关于苏轼革新词风的讨论和争论，在苏门并不鲜见：
东坡在玉堂日，有幕士善讴，因问：“我词比柳词何如？”对曰：“柳郎中词，只好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拍板，唱‘杨柳外，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公为之绝倒。（俞文豹《吹剑续录》）
东坡尝以所作小词示无咎（晁补之）、文潜（张耒）曰：“何如少游（秦观）？”二人皆对云：“少游诗似小词，先生小词似诗。”（《王直方诗话》）
这两则宋人记载的故事，都发生在元祐时的苏门（“玉堂”即学士院）。苏轼要求门下之士以柳永、秦观来比较他的词作，反映出他潜意识中以柳、秦作为竞争的对手，也说明他力图在当时流传最广的柳词和成就最高的秦词之外，另辟蹊径，别开生面。苏轼具有豁达的气质和艺术上的宽容度量。当时的词，一般是供歌女在酒筵娱乐场合演唱的，常用琵琶等弦乐器伴奏，如宋翔凤《乐府馀论》所言：“北宋所作，多付筝琶，故啴缓繁促而易流。”所以，“幕士”的“关西大汉执铁板”之喻，实含有戏谑婉讽意味，苏轼却“为之绝倒”，不以为忤。他与晁、张二人的对答应和，宛然烘托出平等探讨、心情舒坦的艺术氛围。
♦ “苏门四学士”像。左起：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再加上陈师道、李廌，又有“苏门六君子”之称。
苏轼的豁达宽容，对于苏门中在文学、学术上的自由讨论和争论，不啻是无言的鼓励，促使门人们在这位尊师面前更大胆地直抒己见，放言高论乃至放肆无所顾忌。例如关于“二苏”高下的议论。苏轼曾自谦地说过，他的诗文不及其弟。秦观在《答傅彬老简》中居然也说：
“老苏（指苏洵）先生，仆不及识其人；今中书（苏轼）、补阙（苏辙）二公，则仆尝身事之矣。……中书尝自谓‘吾不及子由’，仆窃以为知言。”
苏轼自称“吾不及子由”，是在他文名已有社会定评的前提下，作为兄长的谦逊礼让，并不会在实质上贬损自己。秦观的直言申述，就近乎不敬了。然而，这并没有给苏、秦关系带来任何阴影。苏门的宽容性和自由度确较罕见。
从苏轼一面来看，他常在轻松戏谑中对门人进行辩难和批评。苏、黄（庭坚）之间，既互相敬重，也彼此指摘。黄诗以追求“不俗”、“不鄙”为旨归，部分作品“格韵高绝”，品格上乘，但也伤于单一和单调，为苏轼所不满。苏轼才情奔放，以挥洒自如、酣畅自适为艺术真谛，黄庭坚批评他“未知句法”。这些意见都耐人寻味。在谈笑中见出严肃的艺术沉思，幽默感更有助于深刻评论的淋漓发挥，在苏门中是随处可见的。苏、黄二人关于书法的互评，足资参证：
东坡尝与山谷论书。东坡曰：‘鲁直近字虽清劲，而笔势有时太瘦，几如树梢挂蛇。’山谷曰：‘公之字固不敢轻议，然间觉偏浅，亦甚似石压虾蟆。’二公大笑，以为深中其病。（曾敏行《独醒杂志》卷三）
对读苏、黄现存法帖，我们亦当会心而笑。
苏轼作为盟主，当然还要对门下之士进行写作指导，既尽心，又尽责。如对晁补之骚作的指点，是委托黄庭坚作为黄自己的意见“微箴之”，以免斫伤晁氏的年轻锐气。无独有偶，当年欧阳修劝王安石“少开廓其文，勿用造语及模拟前人”，也是通过曾巩转达的。苏轼用心之细密周到，对友生一腔拳拳挚爱之情，千载之下，犹能感人肺腑。
苏门这种自由品题甚或相互讥评之风，虽尖锐直率而不留芥蒂，因为它植根于苏轼对人才的钟爱和尊重，体现的是平等的人际关系，在某种意义上是彼此间的一种揄扬方式。苏轼在向鲜于侁推荐人才时说：“某非私之也，为时惜才也”；他闻秦观谢世，“为天下惜此人物，哀痛至今”。他是从“为时”“为天下”的高度而爱护、奖掖后进的。黄庭坚的诗坛地位逐渐上升，还与苏轼相互戏谑揭短，但并不影响他对苏轼坚执弟子之礼。
总之，苏门的组合不是以地位、官爵、利禄为基础，而是以共同的生活理想和文化志趣等为前提，因而真诚而牢固，历久而弥坚。在元祐以后的政治厄运中仍保持联系不断，无一叛离，这是很不多见的。叶适有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初，欧阳氏（欧阳修）以文起，从之者虽众，而尹洙、李觏、王令诸人，各自名家。其后王氏（王安石）尤众，而文学大坏矣。独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始终苏氏，陈师道出于曾而客于苏，苏氏极力援此数人者，以为可及古人……”
叶适在文中以欧、曾、王、苏诸门加以比较，指出苏门诸君“始终”从苏，而欧、曾门人却“各自名家”，并未从一而终，还认为苏门人才之盛超过以往。我以为原因之一即在于苏门所奉行的多元性和多样化的原则。
苏轼豁达大度的性格魅力，鲜明浓烈的人文色彩，成了苏门的凝聚剂。一个群体的聚合，其自由度越高，凝聚力也越强。苏门所体现的独立的政治操守，自主的文化人格和自由表达的追求，正是苏轼本人最主要的文化内涵，是他在我国历史上最突出的人文意义。（来源：腾讯新闻）
本文节选自《北宋三大文人集团》，王水照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出版。原文较长，有删节。标题系编辑所拟。
作者简介：王水照，复旦大学中文系首席教授，知名学者。长期深耕宋代文学、中国古代文章学、苏轼及钱锺书研究，成绩斐然，为学界所尊崇。
狗仔卡
发表于 2021-11-8 12:49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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