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人们家人们，给大家发福利了，今天厂商在这里，原价599的高奢连衣裙，直播间只卖299，只有3000件。只要299块钱啊家人们。”
从女主播吆喝的画面往下滑，场景从服装店的直播间变成了工厂，女主播变成了穿着工服的男人，从生产线上拿起收纳盒，拿在手里展示：“一共有四个尺寸，还有小一点的，低一点的，可以放不同的东西。”偶尔，身后的机械噪音会把他的声音盖住。
翻看他们的介绍，前者，是从工厂走出来的带货主播；后者，是回到工厂的年轻接班人。中国产业和中国工厂的历史进程，也折叠在了这一退一进间。
1979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转批了一个报告：各地可根据市场需要，在取得有关业务主管部门同意后，批准一些有正式户口的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者个体劳动。六个月后，《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周叔莲和吴敬琏的文章——《把发展轻工业放在优先地位》。
长期被计划经济紧捆的消费欲望，从此松绑。在新旧交替的过渡时期，“小厂”疯长。
1992年，温州的一家电器小电器，很多未来的大企业、大工厂，都是从此起步的。图片源自网络
外商和港资让市场经济“毛细血管”先活起先活在中共中央、国务院转批报告后不久，香港协和织造有限公司以“三来一补”形式（“来料加工”、“来件装配”、“来样加工”和“补偿贸易”的简称），在广东东莞大朗村开办毛织厂。
有的大朗人学到了技术，就在自家屋里办起作坊。逐渐地，村村毛线绕，户户织机响，小作坊变成了小厂，小厂又发展成大厂
上世纪末，东莞大朗的家庭作坊式毛织厂。这种以家庭为单位的作坊，是孵化出未来大厂的胚胎。荔香大朗
在那个年代，厂长只要够勤奋，够胆大，能团结工人，就很容易把厂办起来，但想办大，还是有不少阻碍——红豆集团的周耀庭想问国营企业借点棉纱，却遭拒绝；“线圈大王”郑祥青因为一幢三层楼高的小白楼，被议论：“这么有钱，是搞资本主义的吧”；经营冷轧带钢厂的禹作敏被指上游与国营企业争夺原材料，下游生产出来的钢又扰乱了钢材的计划市场……
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改革开放才迈开步子向前走。“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所谓的“私生子”和“正统军”，都能各凭本事说话了。
急速扩容的经济市场，重塑着社会格局。进城入厂打工，制造出口商品，逐渐成为光鲜职业，是能用来跟同乡炫耀的资本。当时的深圳流行一句话：“来深圳的都是中国的精英。”哪怕工厂外的招聘启事写着只招10人，但前来报名的，都有整整两三百人。
1990年，深圳福田区某工业区，打工妹在求职。余海波/摄
厂长和“白手兴家”，构成了阶层跨越的代名词。村村都有一个乡民南下致富的励志传说，大家都憧憬着有朝一日，能拥有一家以自己姓氏命名的工厂，有一个“XX大王”的称号，提着公文包，手拿大哥大，跟人谈生意。
西装、大哥大、夹着个手提包，构成了那个年代大家对工厂老板的想象。陈星芬/摄
制造业、厂长、南方，这几个与财富挂钩的时代符号，和新世纪一同，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想象。1998年修订本《新华字典》中的一个例句写到：“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
1999年，北京“浙江村”里正在数钱的温州商人。视觉中国
2004年，美国《商业周刊》提出了一个概念——“China price”（中国价格），指的是中国制造的商品能比美国便宜3-5成。随后，美国家庭主妇组织了一场“一年不买中国货”运动，可不到几天，她们沮丧地发现，市面7成以上的产品，都离不开“中国制造”。
此时，中国加入WTO已近三年，上世纪末先行者探索出来的发展路径，加上规模优势和劳动力价格优势，中国成为了承接全球产业链的“世界工厂”。
但这种依靠低廉劳动力堆砌起来的发展模式，内里暗潮涌动。
2011年11月25日，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电子线厂的女工在生产线上劳动。工厂生产的电子线，全部出口。占有兵/摄
工厂老板很快就发现，生意不好做了。
在内，劳资关系日益紧张。在“血汗工厂”“搅手机器”等负面新闻屡见报端后，人们对工厂老板的印象不断恶化，工人们开始将目光朝向更多元的就业岗位。为了保证工厂开工，老板还会直接在临客列车的始发地，或者到火车站、汽车站拿着牌子“截人”。
2011年2月，浙江多地遭遇“用工荒”，在浙江义乌劳动力市场，众多企业招聘人员举牌招工。图片源自网络
对外，代加工模式让中国工厂处境被动。
从2004年到2014年，工人的工资涨了四倍，汇率、原材料等成本也不断增长，但最核心的产品价格又动不了，“动了，又没订单了。”
即使将各个环节的支出削减，外部风浪袭来，工厂也是轻易就倾覆沉没。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国外订单锐减，中国工厂受到巨大打击。一家服装代工厂算了算退单、坏单和延期单，工厂里积压了4-5万件库存。最后，衣服都当成布料，5块钱一斤处理掉了。
2008年，全球最大玩具代工商之一合俊集团旗下的俊领玩具厂宣布倒闭。厂外，失业的工人们正等着领工资，玩具的半成品散落一地。南方日报
当然，这已经是幸运的。
那些年，工厂倒闭、老板欠债逃跑的新闻接连不断。在新闻之外，更多抱残守缺死在老生产线上的小工厂，连一点涟漪都没留下，就消失在江湖之中。
不稳定、低工资、枯燥乏味……致富神话被祛魅，依赖传统劳动密集型发展模式的工厂，逐渐在招聘市场中失去优势。
当厂长不再是个体面工作，搞工厂也不能再满足时代发展需要，在被外国品牌的长期牵制下，许多厂长赚了钱，送孩子出国读书，希望孩子能学习经营理念和品牌管理，才能更舒服地挣钱，和挣更多的钱。但喝过洋水的厂二代往往会将继承家业看作是末位选项，他们笑称：“不好好读书，将来就要回家继承工厂了。”
2011年1月1日，广东省东莞市。女工们利用业余时间，跟着老师在广场上大声朗读英语。她们不满足于在流水线上工作，自费学习英语，为未来转行做准备。占有兵/摄
2012年的11月11日，“双十一”销售额首次突破百亿。这一年，消费市场在分层，消费正从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转为个性化、多样化消费阶段，萝卜白菜，各取所爱。
在新的商业模式和消费趋势下，缺乏自主设计能力的厂家，利润所剩无几，从“卖一双赚一双”，变成“卖一双赚三元”。打价格战的传统逻辑也在价格敏感的线上渠道难谋发展。
2016年11月，为了备战一年的大商机，成都市郫县安靖镇土地村某服装厂老板亲自上阵赶制产品。新华社
被挤压出来的制造业，成为就业鄙视链中的末端。年轻人宁愿去送外卖、送快递，都不愿意待在还算着一分一厘，想着能不能把生产线养下去的工厂。
就连厂长都不喜欢别人称呼自己叫“厂长”，容易联想到上世纪90年代的下岗潮。他们喜欢叫自己做“供应链管理者”，这样听起来更“互联网”些。
流水线上，工人们日复一日地重复着机械劳作。占有兵/摄
在经济的冲击下，传统的家族工厂日落西山，或是想卸下父母身上的重担，或是为了保住老工人们的饭碗，厂二代们也就在这个时间，考虑接班。
曾经留学学飞机发动机设计的厂三代屠新业，最终还是回到了扬州曙光牙刷厂，原因是：不想让父母再那么辛苦。从工人做起，屠新业从植毛工，到检修工，到跑生产调度，一直做到生产主管。
相比起父辈，屠新业可能缺了点生产的经验。但作为从小浸在互联网的厂后代，他比父辈更懂市场。放弃“大厂”，回归“老厂”，他一上任就重压线上，还和平台合作，推出了9.9元的电动牙刷。令人惊讶的是，牙刷大卖，上线当天就卖出了3万多单。
后来，屠新业开始搞直播，结合自身对互联网和消费市场的认识，和平台利用大数据共同定制新品“厂货”，从销向海外，变成基于数据研究，推出爆品，引爆国内外市场。
2020年6月28号下午，牙刷厂三代厂长出现在直播间，跟主播进行连麦。图片源自网络
很多时候，工厂的老员工看不懂这群“厂二代”：他们闲下来的时候会追番、打游戏，“也不知道有什么好看的。”
但因为保持“玩”心，厂二代更贴近年轻人语境，往往能创造出破圈的产品。潮州陶瓷家族“厂二代”蔡泳训在看奥运会男乒决赛时，突然冒出了把“无愧输赢”几个字打上自家陶瓷面碗的冲动。他心思一动，集合了体育健儿的金句，采用奥运五环色调搭配，做出了一款热闹的面碗。后来，面碗和小黄鸭、加油衣等一起上了热搜，蔡泳训的陶瓷厂，多了一样国潮爆款。
过去，“中国制造”依赖劳动力，缺乏技术专利、品牌服务，只能徘徊在制造业的边缘地带。如今，厂二代吸取了历史教训，沿着微笑曲线的两端发力，以技术和产品打造核心，带动中国工厂走向“二代”。
蔡泳训工厂做的面碗。图片源自网络
在疫情期间，线下渠道全面停摆，唯有线上渠道还在开张。不断在线上领域开疆辟地的厂二代，让工人们不得不刮目相看：“他们架起直播架，摆着手机，订单就停不下来。”
主动拥抱电商后，屠新业的牙刷厂焕然一新。在疫情下，牙刷厂销售额还是提高了1000万，原本事事把关的父亲也学着放手了：“再过两年，我厂子都不进了，年轻人有法子，都交给他。”
在时代中激流勇进，怀着对带头致富、过上好日子的朴素理想，第一代厂长们摸着石头，将重新释放的经济资源重新修筑出一条路来。
如今，在一个大浪淘沙的时代，第二代厂长要看来时路，谋未来事，将经济资源打破、重整，面临的挑战一点都不比父辈少。
庆幸的是，中国制造业的疆域，仍不断外延。从内需到外销，到经济双循环，从“中国制造”到“中国质造”，再到“中国品牌”，二代们还有一片星辰大海。
而厂二代们也在用自己的智慧，将时钟拨入厂“二代”：从工厂到电商，从电商到直播；从设备生产商到设计制造商，再到品牌制造商；从流水线到直播间……带着更先进的认知，厂二代站上了父辈曾经站立的舞台。
他们也在践行父辈的行动和“企业家”一词的使命。
《中国人的一天》即日起连续四天推出“我家有厂”系列策划，敬请期待。
第3961期
撰文 | 陈一一 导演 | 小碗
摄影 | 成文毫 胡庆
剪辑 | 汪瑾琪 编辑 | 夏天
出品 | 腾讯新闻
狗仔卡
发表于 2021-9-27 11:34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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