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罗晓兰
编辑 | 龚龙飞
剪辑 | 沙子涵
一眼看去,这是个普通又世俗的乡下老人。他身体佝偻,穿着半旧长衣裤和老人鞋,骑着一辆缓行的电动车,白发在风中凌乱。有人跟他打招呼,他记不起来,但很熟练地寒暄,这是一个老教师的社交日常。“哎哟”,他想起来了,连说:“孩子都结过婚了?都有房子?还有车?不错。”
明天是教师节,他换了身衣服。
天未亮,朱以勋起床了,穿上黑西装,将头发向背后整齐梳去。衣服是15年前买的,平时舍不得穿,崭新到发亮,裤腿中间,折叠处有道棱。白衬衣下是背心,最顶端的一颗纽扣都贴着喉咙,他一把系紧了,看上去特别精神。
朱以勋82岁,其中有47年都在教书。节前一周,睢宁县教育局就给他打电话,让他近期务必在家。9月9日上午,朱家祖孙三代5名老师参加县政府组织的表彰大会彩排。
在各地会议现场,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以及和国内外访客的合影里,他就是这个样子。他有几十张荣誉证书,如果聊起来,他会着重强调1989年的“全国优秀教师”。
9月上旬,好几家媒体找过来,他说的最多的词是“国家”“民族”。他做了大致统计,朱家五代人总共不超过150人,有26位教师。朱以勋出生于1940年,解放前,他的父亲和两位长兄都在县城边某小学教书。校舍是土墙草顶的平房,先生穿长袍,戴礼帽,学生穿着土布,背的是自家缝制的书包。
他的父亲教语文。教材是竖排版,大部分是古文,他记得小学第一课的内容是“来来来,来上学,进进进,进学校”。学生摇头晃脑地背诵,背不出来的孩子,手心就要接住老师挥下的戒尺。
朱以勋的祖父也在该学堂任教,高祖父、曾祖父是私塾先生。朱以勋是家中幼子,晚上入睡前,祖母抱着他讲祖辈从教的故事,希望他也是个令人尊敬的先生。
现在,“优秀教育世家”的牌匾挂在墙上,齐门高,红色正楷字体,方正整齐。朱以勋会强调说,“关键是‘优秀’,教育世家很多,优秀的不多见。”
1959年,朱以勋从江苏省运河师范学校(现运河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先是进入睢宁县黄圩乡水章小学任教。学校在苏皖交界处,共100多个学生,朱以勋教的六年级是单独班级。进了教室,他眼前一阵昏暗。茅草屋顶,土墙里混合着剁碎的秸秆,窗户是三角形的,没有电。黑板是染上黑漆的木板,板擦是旧棉絮。
19岁的新教师有些紧张。48个学生里,好些学生年纪比他大,有的20多岁,有的已结婚。
过了几年,运动来了,水章小学停了课。
朱以勋被带到教室里,黑板上写着“批斗会”三个大字。昔日的学生已上初中,站在讲台上高喊“打倒反动学术权威朱以勋”,朱以勋害怕被打,直说是我的错。没想到只过了10分钟,会就散了。恢复教学后,他每天循例念语录,一直到1975年。公社里有人喊他“臭老九”,他听见了,只说:“我不臭。”
春节期间,朱家举行家庭聚会,氛围很像教育局开会,“咳咳”,清嗓子的声音不时响起,有的人话说完,还会加上一句“……会怎么样?”
朱以勋坐在上座,宴席伊始,先对上一年做总结,尤其表扬教师晚辈最新取得的成绩。上了菜,席上不能抽烟喝酒,碗筷交错,众人七嘴八舌交谈。这时有人喊道,想说话的请举手,几只手就举了起来。
朱以勋的4个子女里,有3个是老师,都在村小任教过。原本,他们想进城。当年,朱家大儿子进了县化肥厂,月工资近150元,还不时从厂里带回免费的肥皂、毛巾,和过节时发的烧鸡。二儿子朱淑君对他十分羡慕,但兄长劝他当老师。工厂条件差,机器轰鸣,说话靠喊,地上遍布油污,化肥味辣眼睛,工人还全年无休,每天三班倒,不如教书体面。
这是1991年,内陆的工作机会并不多。朱淑君高中毕业,就登上了大余小学的讲台。1980年,朱以勋开始担任这所村小的校长,朱淑君先当了一年代课教师,每月工资三四十元。
● 朱以勋(左一)指导朱淑君(右一)和学生在户外写生。讲述者供图与上一代的校园生活相比,朱淑君看到的变化是更为具体的,补丁从学生的衣服上消失,他们穿上成品衣,的确良或涤卡材质,草鞋也换成了布鞋。大余小学校门口的土路变成砂石路,最后铺上水泥。村小的课程由一人兼任多门,鲜有专业教师。因为父亲的关系,朱淑君教了几年副科。受父亲影响,朱淑君从小喜欢画画,第一堂课,他在黑板上画了一只小鸟,学生“哇”地惊叹,纷纷鼓掌。
九十年代,南下打工潮兴起。朱淑君的几个发小去了广东,几年后回家起了砖房,在一片土房、草房里,那鲜艳的红色十分刺眼。他们的月薪是朱淑君的20倍。
家人不同意朱淑君外出打工,他得接过父亲的衣钵。虽然两个姐姐是教师,但她们出嫁了。
2000年前后,朱家才盖起了砖房。当时,教师的工资涨幅较低,到1995年,作为校长的朱以勋,月工资100元。从1960年到1980年,他的工资从34元涨到了38元。
但出门总是要讲究的,要为人师表。妻子给他做衣裳,用的是最好的料子。他穿西服出现在校园里时,有老师嘲笑他是“穷烧包”。
朱以勋在大余小学当校长,做绿色教育,保护森林,学生用作业本必须正反两面都写。他还发表爱鸟儿歌,向全国中小学发出倡议书。接着,他成了知名教师,学校的地址被定为教育基地。
尽管名气日增,但清贫还是长期笼罩着朱家。
朱以勋去贵州开会,返程时买完票,身无分文。他路过垃圾堆,发现有包东西,他左右张望,见四下无人,翻开报纸,看到了12个发霉的月饼。他闻了闻,还带着香气。上了火车,他掰掉发霉的边角,就着热水,吃了一天。此后,不报销路费的会议他绝不参加。
时代发生变化时,这份职业的好处又出现了。
1998年,“砸三铁”的热潮传到睢宁县,化肥厂倒闭,全厂集体下岗,朱家长子领到了3000元补贴,没了铁饭碗。
朱家二女婿此前是县外贸局的会计,单位先是改成公司,最后破产了。下岗潮席卷这座苏北县城,他找不到工作,只能开“蹦蹦车”载人,单人单次1元。他原本白净,清瘦,戴副眼镜,文质彬彬的。现在他开着出租车,皮肤被晒成深黑色,粗糙。他一再对妻子说“当老师多好啊”。朱家二女儿也当了教师,高中毕业后,在大余小学任教。
朱淑君有美术基础,于是就利用业余时间做起了雕塑生意,他给全县的中小学打电话,“我是大余小学的老师”,对方都说认识。
第一单生意做成时,他赚了2600元。“简直是太高兴了”,他点钱时不敢相信,数了又数,手在发抖。他第一次见这么多钱,是他近两年的工资。那是陶行知的塑像,他做了20多天。
有媒体来了,朱以勋通知当教师的子女孙辈赶来,并一再确保每人都有发言和上镜的机会。他的表外孙女在邱集镇中心小学任教,电视台去学校拍摄,朱以勋向校长引荐她,热情地握手寒暄。
回家乡
他的重孙女现在11个月大,坐在儿童椅上,左顾右盼,还不会说话。当朱以勋与她告别时,会很自然地说道:“再见,未来的朱校长,朱院长。”在朱家,选择当教师似乎具有强大的惯性。
比起一般家庭,教师家庭或许更为传统。朱以勋有7个直系孙辈,2个是在职教师,3个在国企或体制内工作,有的是因为未能考取教师,有的是性格不适合从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