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利普·拉金（Philip Larkin，1922-1985），毕业于牛津大学，曾在多家公共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工作，期间写了《吉尔》和《冬天的女孩》两本小说。拉金还著有《北方船》《少受欺骗者》《高窗》等诗集，被公认为继T.S.艾略特之后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力的英国诗人。拉金是擅长消解“意义”的诗人，或者说，他不迷恋“意义”。大概正因如此，他的话对处于焦灼、迷茫、沮丧中的文学爱好者和文艺从业者有些“药效”。
对于成长经历作为创作母题的可能，他说“我的童年很正常，舒适、稳定、充满关爱，但我却不是一个快乐的孩子”；提起图书管理员这份容易让人羡慕的工作，他直言“它恰好是学术兴趣与行政管理的良好结合”；关于多数创作者望尘莫及的“自由体验”，他的建议是“你得有份工作，然后在业余时间里写作”，“然后，等你开始通过写作而挣到足够金钱的时候，再逐步退出那份工作”。如果了解拉金本人，会知道他全身上下透露着对成立家庭、养育孩子的反对。这样看又仿佛成了标新立异的知识分子，但他对自己选择的生活，也给出了充分的理由：“我很喜欢人”，但“不大喜欢跟人共处”“爱与自私恰好形成了非常尖锐的冲突，而两者同样是极其强大的东西。”以下内容摘选自《应邀之作：拉金随笔》，由《观察家报》、《巴黎评论》的两篇访谈整合而成。就像您的多数读者那样，我觉得，您的诗歌让我感触最深的是，它们在很大程度都是关于忧愁、失落，一种交臂相失的感觉。您觉得这种印象确实妥帖反映了您看待生活的方式吗？
菲利普·拉金：其实，我倒觉得我这个人非常有趣，而且我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写作来表现这一点。但忧愁能激发诗歌。幸福快乐并不会激发诗歌。蒙泰朗在某个地方说过，幸福快乐描写起来很苍白。描写如何幸福快乐是非常困难的事。描写悲惨状态则非常容易。我认为描写忧愁很可能是我受欢迎的根源所在，如果还有人欢迎的话——毕竟大多数人确实感到忧愁，您觉得对不对？
稍微谈一谈您的童年吧。它真像您在一首诗里暗示的那样，是“未曾度过”的吗？
菲利普·拉金：噢，我都完全不记得它了。我父亲是一位地方官员，我们住在很体面的房子里，家里的女佣接连不断，诸如此类。战前大家的情况都差不多。这极其正常：我有一起踢球和打板球的朋友，好几套霍恩比火车模型， 还有其他东西。
这可能不算是非常精致的童年，尽管屋子里到处是书。我父亲出于某种原因对德国很感兴趣：他曾经去那边学习他们的办公管理方法，然后就爱上那个地方了。他带我们去过两次。我估计这件事播下了我后来讨厌出国的种子——跟谁都说不了话，什么字都看不懂。
至于上学嘛，我算是比较不成材的学童。你肯定还记得，我那时就已经高度近视了，可是没人注意到，而且我还口吃。所以上课对于我来说，就是坐在那里大气都不敢出，唯恐自己会被点名提问说点什么。最后大多数老师都明白过来，我也就不用再担心了——没人再搭理我。我在六年级时变得开心了些。那时班级人数变少了，多数东西隔张桌子就可以拿到。
作为一个小孩子，当时您觉得自己是局外人吗？
菲利普·拉金：嗯，我不太喜欢其他孩子。我在成年前一直以为自己讨厌所有人。可是等我长大后，才意识到我只是不喜欢小孩子。一旦你开始遇见成年人，生活就变得愉快多了。小孩子很可怕，对不对？一群自私、吵闹、残忍、粗鄙的小蛮子。如果你还经常口吃的话，就足以让你觉得自己是个局外人了——尽管我现在认为，我害羞是被传染的，这你也知道。我记得自己在很小的时候，曾经告诉父亲说，我容易害羞。他说了一句很让人崩溃的话：“你并不知道什么是真害羞”，意思是他以前比我害羞多了。很可能我父母都是比较害羞的人——彼此感到害羞，对孩子们感到害羞。
原先我一直疑心，新版《牛津引用语辞典》要收录的那句诗，我会不会受它连累：“他们把你搞砸了，你妈和你爸”。 我有可靠的消息来源：有人告诉他们说，这是我最好的一句诗。我并不希望人们就此以为我不喜欢我父母。我喜欢他们。可他们同时也是比较尴尬的人，他们不擅长让自己幸福快乐。而这些事让人逐日消磨。
不管怎么说，他们并没有把这行诗放进去。胆子小，我估计是。他们实际收录的内容，在我看来大多数都不是第一节、第二节和最后一节所有人挂在嘴边的话。如果有人问我，我是因为哪几句诗而出名，那么它应该是关于爸妈的这一句，或者“书籍是一大车的牛皮”——就像约翰逊博士所说的，是在每个人的胸怀里形成共鸣的情感——或者，再稍微上升到精神层面，那就是“我们身后存活更久的是爱”，或“一切都不会，像某件事，在什么地方发生”。确实，他们已经把那一句给收录进去了。
您还记得最早开始写作的确切时间吗？
菲利普·拉金：跟所有人开始写作的时间相同——从青春期开始。跟当前我所了解的写作状况相比，我的起步时间算是稍有些晚了。十五岁，十六岁。我记得自己写的第一首诗是为了完成作业。我们必须要写一首，写什么都行。我们所有人都觉得格外晕头涨脑，惊惶失措。我交上去的那首诗写得很可怕。
可是当您写它的时候，有没有些许预感到自己可能还会再写别的诗呢？
菲利普·拉金：没有。您必须要意识到，我原先根本没打算写诗，我原先是打算写小说的。我在1943年刚离开牛津后就立刻开始写《吉尔》。这部小说在1946年由福琼出版社付印时，距离它的完成时间已经有两年，而我已经写好了第二部小说《冬天里的女孩》。我清楚记得，我大概在欧洲战胜日那天飞速完成了最后一版的修改——用一种非常普鲁斯特的方式，对可能导致自己分心的外部事务一概不予理会。它在1946至1947年的经济严峻时期由费珀出版社付梓。出版时间是二月，跟书名非常契合，简直就像一场化妆品宣传促销活动。当时我心想可以了，我成功了。可是我至今都无法再写出第三部小说，哪怕我再花五年时间来尝试。我觉得自己有些受骗上当。我原来预想过每天写500词，写上6个月，然后把成果一古脑推给出版商，再跑到蔚蓝海岸生活，除了勘误改错以外，完全不受打扰。事情并没有按照这种方式发生——非常令人沮丧。
我现在仍然认为小说比诗歌更有意思——小说可以如此进行铺展，可以如此让人心醉神迷，又如此费解。我想它们可能对我来说太难了。我在某个场合说过，小说写的是其他人，诗歌写的是你自己。我想麻烦就在这儿，真的。我对其他人不够了解，我对他们不够喜欢。
说一说您的牛津时光吧。
菲利普·拉金：牛津让我感到惊恐。公立学校的男生们让我惊恐。大学教师让我感到惊恐。童子军成员也一样。而且那时还有口吃：我可能直到三十岁左右还有严重的口吃。我意思是，当时已经口吃到这种地步：我进火车站时会给列车员递过去几张小纸条，上面写着我要买一张到伯明翰的三等座返程票，而不是真正尝试着把它讲出来。
不过，我在牛津很快就形成了好几个朋友圈。大学同学的圈子，爵士乐的圈子，可能还有文学圈子。我不想给人造成那样一种印象，觉得当时公立学校和文法学校的男生之间存在着巨大差距。你看，在那些时候，在战争期间，谁家里也没有多少东西。每个人都穿着用同样的实用装。同一种款式的短上衣，同一种裤子，没有汽车，每学期只有一瓶葡萄酒。本科生之间的阶级出身差异，确实已被剪除殆尽。
您怎样看待图书管理员的工作？是什么原因让您成为图书管理员的？
菲利普·拉金：我开始进入职场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天哪，我的意思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由于视力太差，所以没有被征召入伍。能够找到的工作机会少之又少。
我有两次尝试去当公务员，但公务员体系不要我。所以我就安安静静地坐在家里写《吉尔》，直到劳工部给我发函，非常客气地问我，最近具体在做什么。这可把我给吓蒙了。我顺手抓起《伯明翰邮报》，看到什罗普郡的某个市区议会需要一名图书管理员，于是我就应聘，然后被录用了。但回过头看，这真是灵光一现的选择。
图书管理员工作很适合我，我喜爱图书馆里的感觉，而且它恰好是学术兴趣与行政管理的良好结合。就我自身的专项才能来说，这一切都很匹配。我经常想到，对于诗人来说，一份稳定工作并非坏事。确实，狄伦·托马斯本人也说过这样的话，当然他并不是因为有稳定工作而出名。你每天写作时间不可能超过两小时，那么剩下的时间里该干什么？很可能会自找麻烦。
我很喜欢说切换为浓厚的约克郡口音。咱可是从底层做起来的。我在什罗普郡的图书馆里必须什么都做：我的底线是不擦地板，但是我要烧锅炉，要保证它整个白天运行正常，要伺候小孩子们，要整理文件，等等。到晚上我还要上一门函授课，为了拿到职业资格证书。我现在还是英国图书馆协会的成员：我前几天刚买了一条协会的领带。
不管怎样，我永远也无法单凭写作而谋生。如果我在四五十年代真打算这样做，若干年前应该就已经化为一堆白骨了。现在大家确实可以凭借诗人身份谋生。许多人就是这样做的：它意味着要做一堆事，要开朗读会，还要做演讲，还要在大学里担任一年驻校诗人或什么的。可是我受不了这个：它会让我极度尴尬。我不想招摇过市冒充我自己。
您可以说一说自己写诗的方法吗？
菲利普·拉金：不同时候的方法差异很大。诗可以来得很快。你径直把它写下来，然后在第二天晚上改一两个词，这就完成了。换个时候就会花更多时间，也许好几个月。有个情况确实永远存在：关于一首诗的想法，以及它一星半点的内容，一个小片断或是某一行——未必是开头第一行——它们总是接踵而至。以我的经验，概括而言，没有哪个人会坐下来说，好，我现在要写一首这样或那样的诗了。
当您写完一首诗以后会觉得高兴得要命吗？
菲利普·拉金：是的，仿佛我刚下了一个蛋，看到它出版以后会更高兴。因为我觉得这确实是诗歌的一部分：你希望有人发现它再阅读它，你正在努力留存些什么。不是为自己，而是为那些从未遇见、从未听说或体验过它的人。
哪些主题始终贯穿于您的诗歌？比如说，不结婚？
菲利普·拉金：这是我的主题之一吗？我想它并不是什么特别个性化的东西。我发现自己有一个想法，那就是：身边总有人陪伴，是比较压抑的事。我在看待生命时，觉得它更像是一件孤独的事。相依相伴让孤独变得多样化，而不是孤独让相依相伴的状态多样化。
我不想让人觉得我是在假扮天真，可我确实总在想，人为什么要结婚呢？我想也许他们讨厌独处的程度比我更深。了解我的人都会告诉你，我不大喜欢跟人共处。我很喜欢人，但是很难找到无需陪伴共处的人。我想，跟某个人住一起，同时又相亲相爱，无论如何都是很困难的事。因为它几乎从根本上就意味着你要将自己交付给另一个人处置，把他们放在比自己更高的地位。
关于这件事，我写过一首小诗。因为从来没有收入诗集，所以你可能也从没见过。你听说过它吗？“爱的困难部分/是要足够自私/要有盲目坚持/要颠覆某个人的存在/只是为了你自己——/这样做脸皮需要有多厚。”第一个诗节到此结束。“然后再看那不自私的一面——/有谁会感到满意/如果总让另一个人优先，/结果你变得最糟糕？/我活着是为了我自己：/同时还要抵抗重力。”这是第三节，不过这才是精髓所在。我认为爱与自私恰好形成了非常尖锐的冲突，而两者同样是极其强大的东西。
您有没有仔细考虑过变老的事？这件事让你感到担忧吗？
菲利普·拉金：是的，极其担忧。如果你假定自己要活七十岁，七个十年，然后把每个十年想象成一个星期里的一天，从星期天开始，那么我现在已经是星期五下午了。挺震惊的，对不对？如果你问我为什么要操心这个，我只能说，我害怕永无止境的灭绝。
您觉得自己原本有可能过上更幸福的生活吗？
菲利普·拉金：只要没变成另外一个人，就不会这样想。我觉得，想象幸福比体验幸福要容易得多。这挺遗憾的。因为你想象的东西会让你对自己体验的东西感到不满，甚至还可能导致你忽视它。“生活，还有这世界，以及属于我的自我，都已变化/由于一场梦的原因，”我们在这里不妨引用克里斯蒂娜·罗塞蒂的诗。尽管我认为，如果你意识到自己从别人那里获取的东西有一定限度，而你的个性本身也有限度，那么生命就会产生出一点意义。
您担不担心将来人们不去读诗？
菲利普·拉金：不担心。我更担心诗歌将来会成为官方事务，而且还能领到津贴。我想，当诗歌被视为有罪或具有颠覆性，当别人进门时你得把它藏在床垫底下的时候，我们才可以看到更优秀的作品。我不喜欢领津贴或官方资助的原因是，它们会摧毁作家与读者之间的根本纽带。如果一位作家拿着钱去写作，而读者拿着钱去读它，那种无法遏制的接触冲动成份就烟消云散了。
如果有谁读我的诗，只是因为听从别人吩咐，而且已经被告知应该如何如何想，这种事情会让我感到憎恶。我真的很想揍他们一顿，我只想让读者产生这样的感觉：没错，我以前从来都没这样想过，但它真是这样啊。
菲利普·拉金：我尽量让自己的生活变得简单。工作一整天，然后做饭、吃饭、洗东西、打电话、写付费文章、晚上喝酒看电视。我几乎从不出门。我想每个人都在试图忽略时间的消逝：有的人通过做很多事情，在加利福尼亚住一年，下一年再去日本；或者是通过我这种方法——让每一天、每一年都过得一模一样。很可能这两种方法都不管用。
您刚才没提到写作的安排……
菲利普·拉金：是的，我刚才还担心你会问写作的事。关于写诗，我说的任何东西，都只能算是一种回顾。因为自从搬进这个房子以来，我其实写的很少。也许是《高窗》出版以后，或者是1974年以后，随便你怎样认为吧。但我真正动笔的时候，可以说，就是在晚上。下班以后，清洗工作结束后（抱歉啊：你可能会说是“收拾碗筷”）。这跟其他事情一样属于日常惯例。而且这样真的有效果：我不认为一个人写诗的时间可以连续超过两小时。收工后你就按照循环往复的程序来处理。把它先放在一边，过二十四个小时再看，效果会好得多。因为到那时，你的潜意识或什么的已经打通那个障碍，你可以继续写下去了。
我经历过的最佳写作状态，是在贝尔法斯特的时候。当时我在那边的大学里工作。顺便说一句，那也是顶层公寓。我在晚上八点到十点间写作，然后去大学酒吧里呆到十一点，再打打牌，和朋友们聊到一点或两点。这样在晚上前半场的时候，还可以期待后半场的活动。到了后半场的时候，我就可以心安理得地玩耍，因为我已经忙完两小时了。我现在似乎不能这样安排了。
现在，或以前的时候，您觉得写作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吗？完成一首诗的速度会很缓慢还是很迅速？
菲利普·拉金：我没什么比较标准。短诗我写得非常快。长一点的可能会用几周甚至几个月时间。我以前就发现，在我没有想好最后一句之前，往往无法确定是否应该结束这首诗。当然，有时候最后一句就是你刚开始想到的那一句！不过，当我一首诗已经写到三分之二左右的时候，最后一行就会出现。那么剩下来的事，就是怎样填补缝隙了。
您为什么要写作，为了谁而写？
菲利普·拉金：以前我们总读到奥登的这句话：“提出难回答的问题很简单。”简短的回答是：因为不得不写，所以你才写作。如果要加以理性表述，似乎可以这样说：你看到这个景象，体会到这种感觉，眼前出现了这样的幻景，然后必须要寻找一种语词组合，通过触发他人相同体验的形式，使之得以留存。你需要向最初的体验负责。它并不像是自我表达，尽管可能看起来相似。至于你要为谁而写，这个嘛，你为所有人而写。或是为所有愿意聆听的人。
您认为学术界作为一种工作环境，对创意写作者来说是否合适——具体而言，他们教书上课适合吗？
菲利普·拉金：学术界对于我来说是完全没问题的，不过话说回来，我又不是教师。我没办法当教师。我会觉得，咽嚼别人做过的工作（我指的是学术写作），肯定乏味得要命。它会让你对整个文学事业感到厌烦。不过话说回来，我也没有那种心智，概念式的，或推论式的，管它什么名称呢。如果我必须要像这样考虑文学，比如说这首诗为什么要比另一首“更好”，诸如此类，我会死掉的。
我们听说您从来不朗读自己的诗作。在美国，这样做已经成为诗人们的正经事了。您喜欢参加别人的朗读会吗？
菲利普·拉金：我不会做朗读会，不会的。尽管我录制过诗集里的三篇内容，但那只是为了表明我会怎样读它们。听一首诗跟看文字相反，它意味着你会遗失很多东西——形状、标点、斜体，甚至包括你意识到还剩多少内容。纸上读诗，意味着你能按照自己的速度，恰当地吸收它；听一首诗，意味着你被朗诵者自己的步伐频率拽着往前跑，沿途之间丢失各种东西，而不是加以吸收，还会混淆“那里”和“他们”的具体所指，以及其他类似的事情。朗诵者会把自己的个性横亘在你与诗歌之间，不管效果好坏。这种情况，在听众身上也会发生。
我不喜欢在公众场合听东西，甚至是听音乐。其实我想，诗歌朗读的发展，是建立在与音乐的错误类比之上：文本就是“乐谱”，它只有在“演奏”过后才能“恢复生机”。这种类比的错误之处在于，人们可以阅读语词，却无法阅读音乐。当你写下一首诗的时候，你把所有需要的东西都置入其间：读者可以清楚地“听到”它，好像你在房间里对他亲口说出来一样。当然这种诗歌朗读的时尚已经导致了某一类诗歌的产生，你一接触就能够理解的诗歌：简单的韵律、简单的情感、简单的句法。我认为它在纸页上无法站立。
您觉得作家如果有经济保障，算是一种有利条件吗？
菲利普·拉金：整个战后的英国社会都建立在一个假设基础上，认为经济保障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种有利条件。我当然愿意经济上有保障。但是，你问的其实不是工作的事吗？整个问题是，作家，尤其是诗人，其实是怎样挣钱的对不对？可能有多少个作家，就会有多少种答案吧，而下一个人的回答似乎总是比你自己的更精彩。
从一方面来说，现在你不能像一百年或七十五年前那样，当个“文人”就能轻易谋生了。那时候还有许多杂志和报纸，等待着人们去充实版面。现在的作家收入，就像作家自身一样，几乎已经降到勉强维生的水平以下了。另一方面，你又能够通过“成为作家”，或“成为诗人”而谋生。如果说你打算加入文化娱乐行业，再从艺术理事会里领点儿救济补贴（现在这些机构也没有以前那么多了），然后成为一名“驻校诗人”，诸如此类。
我想我原本可能会说——现在说这个有点晚了——我原本可以找个代理人，然后说，看，我一年里可以有六个月时间来做任何事，只要我能在剩下六个月里随便写东西就行。有些人是这样做的，我觉得这办法对他们管用。但是我的成长经历却导致我认为：你得有份工作，然后在业余时间里写作。然后，等你开始通过写作而挣到足够金钱的时候，再逐步退出那份工作。可是，在我还没能“通过写作而谋生”之前，就已经五十多岁了——后来只是因为我编写了一部庞大的诗歌选集，才达到“写作谋生”的状态 ——那时候你就会想，得了，我还是等着拿退休金吧，既然我已经等到这个地步了。
有什么遗憾吗？
菲利普·拉金：有时候我想，我写下的每样东西都是在一整天工作过后，到夜间再完成的：如果我一觉醒来，到上午时候写，又会是什么样呢？我是不是错了？曾经有那么一次，某位作家对我说（他是全职作家，而且是好作家）：“我希望能过你那样的生活。跟人打交道，还有一群同事。当作家真的好孤独。”每个人都在羡慕别人。
我只能说，做一份工作，并不是为了经济保障而付出的艰难代价。我知道，有些人宁愿早一点缺乏经济保障，因为他们必须在能够写作之前“体验自由”。但工作对我来说是有用的。回过头来看，它唯一让我感觉到古怪的是，这个社会一直愿意给我付报酬，是因为我的图书管理员身份。虽然你拿到了一大堆奖章、奖项，还有这个荣誉那个荣誉——还有各种吹捧你的访谈——但是如果你转过身来说：好，如果我真有那么棒，那就请给我一份终身俸禄吧，按照生活指数变化进行调整，数额相当于我作为一名不起眼的大学行政人员的薪酬——好吧，你马上就会听到“理性为王”的腔调。
您的童年不快乐吗？
菲利普·拉金：我的童年很正常，舒适、稳定、充满关爱，但我却不是一个快乐的孩子。反正他们都这样说。另外，我也从来不是什么隐士，这跟报刊文章说的恰好相反：我有朋友，也喜欢他们与他们为伴。跟有些人相比，我知道自己还是极富社交能力的。
您觉得幸福快乐在这个世界是无法实现的吗？
菲利普·拉金：这个，我想如果你身体健康，有足够的钱，在可预知的未来没有任何烦恼，那就是一个人能够指望达到的最大限度了。但是，那种持续情感高潮意义上的“幸福快乐”嘛，不存在的。因为你知道，哪怕只要想到自己将来会死，你爱的人会死。
一位年轻诗人怎样判断自己的作品有没有什么优点？
菲利普·拉金：我想一位年轻诗人，或年纪大的诗人，在这件事上，应该尝试创作让自己感到愉悦的东西。不仅是在刚写完它的时候，而且还要过完两周，再看它好不好。其次，他应该把这首诗寄给自己喜欢读的那一类杂志，看它是否也能愉悦他人。如果不行的话，他不必沮丧。我的意思是，在17世纪时，每个受过教育的人都会写诗弹鲁特琴。想想看，有人会因为拿不到温布尔敦锦标赛的名次就不愿打网球了吗？至关重要的是，写诗应该是一种乐趣。所以阅读它们也应该如此，说良心话。
您能描述一下自己和当代文学群体之间的关系吗？
菲利普·拉金：我多少有些回避您所谓的“当代文学群体”。原因有两方面：首先，我不靠写作谋生，所以不必为了挣钱而跟文学编辑、出版商和电视界的人保持联系；第二，我不住伦敦。在这样的前提之下，我跟这个群体的关系相当友善。
您见过艾略特吗？
菲利普·拉金：我跟他不认识。有一次我在费珀出版社的办公室——老办公室，“罗素广场24号”，那个充满魔力的地址！我正在跟查尔斯·蒙提埃斯说话，他问道：“你见过艾略特吗？”我说没有。让我瞠目结舌的是，他立刻抬脚出门，转身就带着艾略特进来了。他刚才肯定就在隔壁房间。我们握了握手，他解释说他跟别人约好了要去喝茶，所以不能久坐。稍微停顿片刻，他说：“我很高兴在这间办公室见到你。”
这件事的意义在于，我当时还不是费珀出版社的作者——那肯定是1964年他们出版《降灵节婚礼》以前的事了——所以我把这当作极大的赞誉。但这是让人错愕不已的几分钟：我完全不记得当时自己在想什么了。
奥登怎么样？你们熟吗？
菲利普·拉金：我跟他也不熟悉。我有一次在斯蒂芬·史宾德家里遇见过奥登。史宾德真是非常好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奥登比艾略特还可怕。我记得他说：你喜欢住在赫尔吗？我说，我不认为我住那里比住其他地方更不开心。他听到后回答道，淘气噢，淘气。我觉得这件事非常有趣。
但是与著名作家相遇这种事让人很痛苦：我跟福斯特在一起的几分钟就很难熬。是我的错，跟他没关系。狄伦·托马斯来牛津时要到我所在的一个俱乐部做演讲，我们第二天上午一起喝酒。他并不可怕。确实，我知道这种说法听起来很荒谬，但我觉得在这种语境之下，自己跟狄伦·托马斯的共同点，比我和其他“著名作家”的共同点更多。
作为一个不喜欢接受采访的人，还回答了我们的所有问题，您真慷慨。
菲利普·拉金：我恐怕没说什么很有意思的话。您必须要认识到我对诗歌从来没什么“想法”。对于我来说，它始终是在各种需求的综合压力下，一种个人化、几近于生理释放或解决方法的东西——想要创造，想要合理化，想要赞扬、解释或进行外化。根据具体情况，不一而足。我对别人的诗歌一向不太感兴趣——当然，动手写作的理由之一，是因为没有人写过你想读到的东西。
也许我的诗歌观念很简单。曾经有个时候，我答应帮忙去做诗歌竞赛的评委——您知道那种竞赛，他们有3万5千个入选作品，你要看其中最好的那几千首。看了一会儿我就说，那些情诗都到哪里去了？还有自然诗呢？他们说，噢，那些都被我们扔掉了。我现在估计，它们应该都是我喜欢的那些诗。
狗仔卡
发表于 2021-9-15 02:06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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