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民危机再度上演：美国惹祸，欧洲买单？

源济

难民危机再度上演：美国惹祸，欧洲买单？

历史D学堂  2021-09-03

随着美军仓皇撤出阿富汗，塔利班宣布“国家已获得完全独立”。此时，部分阿富汗人民却正在冒死逃离故乡，不得不选择成为一名“难民”。

在欧洲大陆，对“美国撤军、欧洲买单”的担忧正日益升温。德国内政部长预计，多达500万人将试图离开阿富汗前往欧洲。

日益激增的阿富汗难民不免让人联想到几年前叙利亚难民的境遇。

以色列首席国际政治记者纳达夫•埃亚尔曾在希腊、土耳其等地多次采访报道过难民问题，他在自己的书中这样形容难民们的生活“走在一条羊肠小道上，左手是希望，右手是恐惧。”

那么这些一路上颠沛流离、九死一生的难民们，来到欧洲大陆后收获了平静与安宁吗？

（以下内容节选自《逆流年代》）

我们所在的希腊岛屿的海岸沿线散落着数千件救生衣，这是叙利亚人逃亡过程中留下的最后遗迹。午后不久，在一个挤满了身穿比基尼的女性和满身涂着防晒霜的男子的沙滩上，我的摄影师和我看到一条橡皮筏登陆了。大约有20个神情茫然的叙利亚人从筏子里下来。

“我们这是到了哪里？”他们用阿拉伯语问。我们告诉他们这里是科斯岛，其中一人拥住一个年轻女孩一跃而起，口中大喊：“希腊，谢谢你，希腊！”

海滩上的游客多数是购买了旅游套餐的欧洲人。他们发现自己身处一场人道主义戏剧当中——而且真正做到了活在当下。许多人靠近精疲力竭的难民，给他们水、水果和食品。有些度假客抱起幼童，沿着海滩走向主路。

这些新来的人很累，但也很欣喜。他们衷心感谢美丽平静的大海没有打翻他们的筏子，希腊海军没有拦截他们，海滩给他们提供港湾，神指引他们来到这里，甚至感谢那个站在沙滩上跟他们打招呼的以色列记者。

沿着海滨大道往北走几百米，我们看到差不多有200人在一个警察局前面示威。突然，一个留着金色短发、身穿白衬衫和条纹度假裤的男子走过来。他明显不是希腊人，听他的口音是北欧人。他朝示威人群大吼：

“你们对我们有没有一点点尊重？你们对这个国家有没有一点点尊重？你们对法律和警察还有没有一点尊重？就这样你们还想来欧洲？你们的行为叫人难以相信，你们什么都不尊重！”

然后他转向我，“你看这些垃圾货。我们欢迎他们来欧洲，给他们一切，发吃的，发钱，提供住房，结果他们什么都不尊重！”他发牢骚说。

一个伊朗人比画着想说明他们既没有水喝也没有饭吃，金发男子一边学他比画一边发出猴子似的嘶鸣。

“要是你没吃没喝，你会怎么做？”我问他。

“如果这是你的国家，你们会杀了他们，赶走他们！”他朝我大声说，“在这儿，我们啥也不能做。他们毁了经济，毁了科斯岛，毁了这里的公民。”他转头加快语速朝示威者大喊：“谢谢你们！欢迎来到欧洲！”

这样的敌意在2015年中期的时候相对还比较罕见，但它拉开了后来更普遍的敌意的序幕。

从中东大量拥入的难民后来居上，人数超过了非洲难民。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尤其是没有一个欧洲国家，没有产生比以往更强烈的反移民情绪。

有的地方为了阻止难民入境专门成立新政党，有的地方原有的政党或政治运动企图利用反移民情绪。2017年底公布的一项横跨25个国家的益普索调查显示，五分之一的受访对象声称移民对他或她所在的国家产生了正面影响，五分之二的受访对象的观点正好相反。大约有一半的受访对象认为他们所在的国家难民太多了。

穷人和移民

民族主义者几乎总是指责移民抢走了本地人的工作。

的确也有研究表明，劳动力供应增加后，只具备基本技能的劳动者的工资下降了。这从短期来看是对的——如果有更多的劳动者角逐同一份工作，雇主就可以支付较低的工资。但大多数研究表明，积极效果不久就会显现。

经济学家在移民问题上一般都持肯定态度。移民能创造更多需求，推动创新，提高劳动效率和劳动生产率。所有这些都可以弥补移民造成的短期问题。接收移民的国家在一开始的时候成本很高——例如，移民缴纳的税不足以抵补他们享受的教育和卫生服务成本（部分原因在于移民家庭人数相对较多）。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份文件指出，移民的数量和社会总体生活水平的提高直接相关。这种相关性同移民的技能水平无关——高技能和低技能的移民都能提高劳动生产率。根据2017年的一项测算，如果美国每年接收800万移民，它的经济年增长率将达到令人惊羡的4%。

工业化国家的一个根本问题是老龄化，因此医疗和老年护理方面的开支比较高，结果产生了严重的保险精算危机。移民们一般比较年轻，而且生育的孩子普遍比当地人多，这样就可以降低整个人口的平均年龄。移民二代，也就是移民后出生的第一代，往往对社会的贡献巨大。

在美国，移民二代的平均收入同全国的平均水平一致，贫困率相对较低，获得学历者所占比例较高。移民出人头地的动机十足，而且因为定居在一个新国家，他们自身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2009年的一项研究显示，如果用购买力来衡量，一个在美国工作的墨西哥人的收入是他在墨西哥工作的收入的2.5倍。一个在美国工作的海地人的收入是他在海地工作的收入的2倍，而一个在美国工作的尼日利亚人的收入是他在尼日利亚工作的收入的15倍。在工业化国家所提供的制度、基础设施、高等教育和个人安全感的支持下，这些人取得成功、过上欣欣向荣的生活的概率很高。那些身在美国的非法移民虽然难以享受到本地人享有的权利和服务，但还是能够为经济做出决定性的贡献。最近一项研究认为他们在十年里为经济贡献了6万亿美元，而且如果他们获得合法的身份，他们对美国私营部分的贡献还能增加出一半以上。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发达经济体是否从移民身上获益，而在于发达国家的哪一部分人口得益。

美国的经济不平等在过去几十年里日渐加剧，所以这个问题非常关键。近年来最为全面的一份有关移民对美国经济影响的报告揭示了最大的受益者是谁：移民本人和富裕阶层。移民得益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他们的生活质量和赚钱能力都大大提高了。整个移民群体的盈余，即当地人口的财富增幅，相当有限——只有540亿美元，仅占收入总增幅的0.31%。

然而，在当地人口内部，移民效应又是怎样呈现的呢？哈佛大学经济学家乔治•博尔哈斯（George Borjas）的言论也许是被怀疑论者引用次数最多的。他认为本地穷人和移民角逐工作，导致工资水平下降，进而为企业减少成本，结果使得大量财富被从低收入群体转移到了美国经济中收入最高的群体中。

移民的到来伤害了本地的穷人，而本地穷人又由先前的移民和出生在美国但没有上过高中的穷人组成。根据博尔哈斯的一项研究——备受同行们争议的一项研究——移民每导致劳动力供应增加10%，教育程度类似、寻求同样就业岗位的劳动者的平均工资就会下降4%。博尔哈斯坚称，移民其实对企业来说是一项资产。他认为移民在让财富总体增加540亿美元的同时，还让5000亿美元的财富从劳动者那里转移到了企业那里。

其他研究，例如，对劳工突然拥入德国某地区后产生的影响的研究，表明移民会让当地劳动者的工资略有下滑，而且会让年纪较大的当地劳动者的就业水平大大下降。然而，本章开头引用过的那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文件认为，移民在就业市场上的占比的增加会导致人均收入的增加，无论是收入最高的10%的人群还是其余90%的人群。

针锋相对的两股反抗势力

2016年6月23日，涌向欧洲的难民潮开始不到一年后，欧盟遭受了其历史上最为沉重的打击之一：英国全民公投，决定脱欧。

这次公投或许是“9•11”恐怖袭击以来对全球化最为具体的攻击。英国和西方其他国家的媒体和政治精英全都目瞪口呆。公投之前的拉票宣传战就冲突不断，极尽尖酸刻薄之能事，完全不见经典的英式克制。倡议留欧的英国议员乔•考克斯（Jo Cox）被一名极端右翼分子枪击后刺死。凶手在行凶时大喊：“这是为了英国。英国永远优先。”

此次公投结果的背后有着复杂的历史和政治原因。它们同英国保守主义暗流有关，而这些暗流可以追溯到玛格丽特•撒切尔执政时期、英国选民同欧盟爱恨交加的关系、保守党和工党的领导力真空以及2008年的经济危机。

这些事件强化了一种感觉，那就是英国的权力结构空虚，无力解决普通人面临的实际问题。欧盟在英国的地位很脆弱，一方面是因为英国人传统上认为英国同欧洲大陆分离，比欧洲强，另一方面是因为欧盟采用自上而下的官僚体制，民众支持非常有限。

上述没有哪一样能够保证脱欧一派在公投中获胜，但在政治情境中，有时候某些因素会打破平衡，导致事态朝某一个特定方向发展。

英国脱欧支持者们拥有一个决定性的优势——他们反对移民，而这个立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受欢迎。欧盟内部的人员自由流动向来是欧盟最富裕的成员国间的一个政治矛盾导火索，虽然受过良好教育但又愿意接受低工资的中欧和东欧劳动者拥入这些国家后让这些国家获益。来自欧盟其他国家的合法移民加上来自中东的难民，实际上组装成了一枚政治炸弹，在英国脱欧公投之际爆炸。脱欧拉票宣传战把反对移民当作其反对欧洲纲领的一个中心主张。

公投前一个月，有一份报告称，英国创下了移民新纪录，一年就接收了330000名来自欧盟及别处的移民。这个数字一曝光，辩论的主题就不再是反对或支持移民，而是谁能止住这股所谓的“洪流”。留欧派突然改了说辞，辩称在欧盟内部控制移民比较容易，但听起来就像一堆临时拼凑起来的违心之语。

移民引起了如此广泛的关注，这一事实对鼓吹英国脱欧的民粹主义右翼来说是一个胜利。脱欧派英国独立党（UKIP）领袖奈杰尔•法拉奇（Nigel Farage）采用了一张极具煽动性的海报，海报的主体是一张照片，照片里，几百名中东难民正排着长队穿越巴尔干半岛。红色的“崩溃临界点”字样横跨页面。下面还有另一行广告语：“欧盟辜负了我们所有人” 。这张海报广受谴责，有人将其比作纳粹宣传。然而在这个社交媒体的时代，谴责有一个实质性的重大意义：更高的受众参与率和曝光率。

聚焦移民问题似乎成功了。一项研究表明，声称自己“担心”移民问题的受访对象里有73%投票脱欧。陪同选民前往投票站的研究者告称，预测人们会把选票投给哪一方的最有效指标是他们对外国人的态度——胜过了他们是否在经济、安全和其他议题上持右翼态度或者他们的年龄。有的人——如领导英国脱欧宣传战并在2019年12月就职英国首相的鲍里斯•约翰逊——争辩说，对抗仇外情绪的最好办法是离开欧盟，因为“如果你夺回控制权，你就能大大中和反移民情绪” 。

跟鲍里斯在竞选拉票过程中说过的很多话一样，一出口就让人觉得纯粹是废话，但公投结束后也体现出其危险的一面。据英国警方的报告，种族主义袭击和仇恨犯罪在公投前夕暴增，公投结束后更是有增无减。

公投结束后的一个月里，仇恨犯罪数量增加了41%，而且这个比例一路走高。根据伦敦警方提供的数据，自公投以来，仇恨犯罪数量相比公投前每年增长15%。一项公投前后的对比研究称，少数族裔在公投后对以伪装成幽默的恶意评论、大肆反对移民的言辞和网络暴力的投诉上升了许多。民族主义是一种自体免疫疾病。它一旦发作，政治这具身体就很难恢复原先的平衡。

反抗具有多面性。就在许多西方中产阶级反抗倾向移民的自由主义的同时，移民们也在反抗向他们关闭边境的全球秩序。对抗不可避免。

如今，过去十年的任何一个时间点上都有数百万移民和难民在等待穿越边境的机会。根据2017年德国《图片报》（Bild）获得的一份从德国政府流出的报告估算，600多万人在等候横渡地中海进入欧盟。自2018年起，比以往更多的非洲移民正前往中美洲和南美洲，希望能进而入境美国。

如果事态没有变化得那么迅速，我们正在面临的气候和生物多样性危机只会进一步加剧这一场从世界较为脆弱的地点向较为平静、稳定和气候温和的地点的大规模人口转移。对居住在穷困国家的数以亿计的人口来说，移民出境是最为理性和有效的自救方式。如果他们身为父母，移民出境也是一种保护后代的人类本能。

这些移民终将抵达别的国家——其他人的家园所在。我这么写不一定是个隐喻。在本国边境甄别哪些难民可以入境不仅仅是一项国际认可的主权国家的权力，判断谁是我们的人、谁是局外人是一个国家政体性质的基础。

旧有的国际秩序赋予各国行使主权、阻止本国人口构成变化的权力。这项正式权力能保护它们不受历史变迁的影响吗？不受无视数百万逃离本国死亡、压迫或饥馑威胁的人的性命的道德挑战的影响吗？

民族主义者喜欢拿罗马帝国举例。他们说正是因为外国人太多了，罗马帝国才走向衰亡。然而，正是因为有外国人不断入境，才有了现代欧洲的诞生。这个具体实例说明，移民既改变又促进了国家和文明的发展。历史对“社群能把变革拒之门外吗？”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响亮的“不！”，但历史判断没有考虑到边防检查和铁丝网。这个实验有可能妨碍或延迟历史。

即便移民们顺利入境，他们抵达的新国家本身可能也处于危机当中。它们或许在同原教旨主义做斗争，同经济不平等做斗争，或者正在经历出生率危机。移民入境是一股强大的颠覆性力量，有可能象征着国家对其公民的公共结构的重要性正在变弱。如果一个政客不能阻止其他人不请自来，说一门外语，那他还有什么价值。对一些政客来说，移民问题给了他们一个机会。特朗普赢得共和党总统提名后投放的第一个全国性电视广告里有叙利亚难民的画面，还发出不祥预警，说希拉里•克林顿会允许外人“拥入”美国。第二次同希拉里•克林顿进行电视辩论时，特朗普说：“许多人来到我们的国家。我们不知道他们是谁，来自哪里，他们对我们国家的看法……这将成为历史上最可怕的特洛伊木马。”

那一年，美国的三个州——密歇根州、威斯康星州和宾夕法尼亚州——决定了总统大选的结果。在这三个州进行的民调询问选民们觉得美国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外交、经济、恐怖主义还是移民。希拉里的得票率在认为经济最重要的选民当中略占优势。在认为移民或恐怖主义问题最严峻的三州选民当中，特朗普的得票率远远高于希拉里。

全球北方国家的精英阶层和权力中心一直以来都企图在移民问题上达成全国共识，或者低调处理移民问题而不引发公共讨论。然而，一旦中产阶级感觉自己的身份认同及个人安全感受到威胁，这种企图就引燃了熊熊怒火。移民们在国门门口特朗普想象中的特洛伊木马里藏身，而许多居民要把门闩上，然后造起一堵高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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