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全国最大的物流分拣场，上了300个夜班

源济

我在全国最大的物流分拣场，上了300个夜班

看客 看客inSight  2021-09-02

上班时间逼近，

我的心情就像被主人打怕了的狗

如果你在网购后紧盯物流状态，就会发现物流信息有时会在夜间更新，显示“您的订单经某地中转重新发出”——实际上，这是包裹来到了物流中转场被重新分拣的缘故。

本文的作者阿穗就曾在全国最大的物流枢纽中心工作过，每天经由这里的包裹有数十万件，当人们熟睡时，上夜班的分拣工们卸货、分拣、打包、装车，维持着物流链条低廉而高速的运转。

以下是阿穗在中转场的经历。

 

一

 在晚上醒来的分拣场

2017年5月，我身上的钱已所剩无几，在没有太多选择的情况下，我来到广东顺德的国通物流园，进了德邦的分拣中转场上班。

我应聘的是理货员，这是一个需要长期上夜班的岗位，从晚上7点工作到次日早上7点，每个月休息4天。

 

除了德邦，物流园内还有京东、唯品会、百世快递等物流公司。郭嘉亮摄

物流理货是个体力活，面试基本是走个形式。你可以不懂写字，但要能认字，否则就没法读出标签上的目的地。有时还要签名，当然也可以找人代签。

入职前的3天试工是无薪的，这是物流业的行规。试工后，留下的人一半都不到，有的甚至试了2小时就走了。很多人从老家出来，身上的盘缠不多，考虑到这点，公司规定干满20天后就能提前拿到头半个月的工资。

 

物流园附近的一面招工墙。作者供图

早上10点，面试结束，人事把我们带到偌大的分拣场，我被分配到了小件分拣组，晚上就来这里报到。

原本以为，工作12个小时不可能每一秒都在忙，试工的第一晚，我还揣了个Kindle，想着闲下来时可以读些书。但万万没料到，那天晚上我从开始干到结束，连打开Kindle的机会都没有。

 

在分拣场等待开工的夜班工人。郭嘉亮摄

晚上的分拣场和白天是两个样，白天时场内阒寂无人，晚上则一片灯火通明，到处人影憧憧。登上工作台后，一阵延绵而沉闷的轰隆声从远处传来，原来是几十上百辆电叉车同时碾轧地面时发出的声音。

还不到晚上7点，早到的人有的在玩手机，有的趴在工作台上休息，没人来和我介绍一下情况。他们似乎都不大喜欢说话，我于是自顾自四处打量。

整个分拣场就像一个大埠头，货车在地面穿梭，工人在1米高的工作台上干活。工作台约莫有8到10个足球场那么大，四周是一个个编了号的装卸货口，一排排货车屁股朝着工作台停靠，打开后厢门装卸货物。

这些是营业门市白天揽收的快件。我们的工作，就是把这些快件按照目的地重新分拣，然后用纤维袋分别打包运走。

 

分拣场全景。作者供图

很快就开工了，组长让我负责分拣环节的第一步——“倒包”。

从门市营业点送来的快件是用纤维袋打包好的，“倒包”就是把袋子割开，把快件倒出来。一旁的补码员会用红外枪扫描快递单上的条码，再按目的地补上手写编码，然后把快件扔上传送带。他们的动作干脆利落，马克笔划拉得飞快，开始的时候，我尽了最大努力也跟不上。

 

分拣场有5张分拣台，左右各站一人，一人负责“倒包”，一人负责“补码”。作者供图

当快件通过传送带来到下游时，两边的拣货员会按照手写编码对快件进行“粗分”，丢到对应的带轮铁筐里，再推去分拣柜里“细分”。我们一共有10多个分拣柜，每个柜处理不同的城市。

 

传送带旁的分拣员负责把快件 “粗分”。作者供图

分拣柜是一个像蜂巢般的六角形柜组，合共48个柜格，每个柜格代表一个目的地城市。

“细分”时，一人站在柜子中间负责投柜——先把快件举到控制仪下的红外口扫描，这时目的城市对应的柜格会亮灯，然后把快件扔进去。扔对了感应灯会自动熄灭，扔错了会有蜂鸣音提示。

 

分拣柜约2米多高、3米多宽。图中红圈的位置就是扫描仪。作者供图

每个分拣柜一晚上要处理近万个快件，这就体现了“补码”的重要性——读地址是很费时间的。一个熟练的补码员1小时最多能补3000多个快件，接近每秒1个；而传送带旁的分拣员就像在电动游戏厅里玩投篮游戏，根本没时间把快件拿起来看，扫一眼，就飞快地把快件扔进不同的铁筐里。

假如他们用读地址的方式工作，效率恐怕要降低一半以上，而且还很容易出错。

 

德邦早已经是上市公司，但仍然是通过人手分拣快件。图为分拣场里的传送带。作者供图

分拣柜作为最后一环，承受的压力也最大，一般是两人为一组工作，一人在外面打包，一人在里面投柜。开往不同城市的货车，发车的时间各不相同，负责分拣柜的人要背下这组柜子48个城市的发车时刻表：比如发珠海的是3点，发东莞3点15，发贵阳3点半，发长沙3点45……忙起来的时候，人很容易就忘记。

我后来负责分拣柜时就误过几次时间，当时我既困又累，精神恍惚，加上发车时间经常更改，很容易忙中出错。一旦分拣柜没赶在发车前清空相应城市的快件，那么这些快件就要在中转场里多耽搁一天，同时我也会被记一次失误，影响月末的工资评级。

 

传送带的末端打包口。作者供图

在所有岗位里，补码相对而言是最轻松的，尽管对手速有很高的要求，但不用搬重物，一般安排女同事做；最累的是倒包，这也是唯一只能由男性来做的岗位。

一包快件平均有二三十斤，最重的能有六七十斤，要搬起来倒到1米高的补码台上——听起来好像不难，只干一两个小时，相信大多数人都游刃有余——但我们要连干10多个小时，一晚上倒几百甚至上千个包。

每晚进入工作状态后，大家都像火烧眉毛，都感觉自己不像人，而像机器：手臂仿佛在自动运作，眼睛则像在速读识别，久而久之，眼手协调都形成条件反射了。

 

分拣场外等待发走的货车。郭嘉亮摄

快件在传送带上源源不断地流过，大部分岗位上的人一刻都不能停，有时连厕所都不能上。快件一旦拣不过来，就会全部流到最下游，在那里堆出一座小山，这时，上游补码的人要立刻调到下游来帮忙分拣。

 

堆积在传送带上的快件。作者供图

当时组里有个中专刚毕业的妹子，个子瘦小，举止斯文，组长安排她在传送带旁拣货，她就经常拣不过来。每次她掉链子，大家就要帮她擦屁股，所以人人都讨厌她，不但背后数落她，给她起难听的外号，当面也会挖苦她，甚至板起脸不理她。

组长和她是老乡，就劝她另找一份轻松的工作。但她男友也在这里装车，她想两人在一起上夜班，生活可以同步，所以不愿意走。

后来有一天，她终于因为压力太大崩溃了，觉得别人在故意整她，干着干着就哭着跑掉了。

组长看见她跑了，终于松了一口气。

 

二

在这里，弱者就是原罪

第一天倒包倒到天亮时，我的手臂几乎都举不起来了，而且肚子饿得要命。

我们晚上干到9点，有半小时的吃饭时间。试工的头天我不知道，是吃了晚饭才去的，到9点时组长让我跟着大家去饭堂，我说还不饿，他也没多提醒。

不曾想大家吃完饭回来，就从9点半一口气干到早上7点。有的人带了面包饼干，就抽空往嘴里塞点；有的人什么都不吃，习惯了饿肚子；我既没有带面包饼干，也没有习惯饿肚子，那晚过得苦不堪言。

 

干活时的右手，灰尘附着在出汗的毛孔上，汗干透后形成了灰色的花纹。作者供图

刚开始倒包时，我连用刀割开纤维袋都要花半天时间，因为不懂技巧，我反复拽袋子，把两只食指的指甲都拽反了，后来变黑脱落，直到两三个月后才长出新的来，但当时我都没感觉到痛。

感谢父母，我的体格还算凑合，对于那些体质不好的人来说，这份工作确实干不下来，你再有毅力，但举不动货物，能怎么办？

 

左手同样。作者供图

入职时，见我读过大专，在工人里不多见，人事部的小哥还问我为什么来做这行。

说来话长，我毕业后，做过图书编辑，女装生意，也辗转到过云南、上海打工。2015年，我和朋友在广州开网店，惨淡经营2年多，还是失败了。

于是回到故事开头，我来了这里。

 

德邦制服自拍。作者供图

我们组有50多人，但我一个人说过的“谢谢”可能比其他所有人加起来都多。因为讲礼貌，最初我被人认为是软弱、吃不了苦的。试工时，一个补码的女孩就觉得我“文质彬彬”，不像个干活的人，怕我手脚慢，拖累她的计件量，影响她的工资，要求组长把我换走。

我们每人每月按计件量评为A、B、C三级，税后工资在当时分别为5100元、4700元、4300元左右，根据每个月的货量增减会有轻微浮动。但以上只是硬指标，组长会根据每个员工的工作态度和实际表现调整评级，然后提交经理审批。

那个看不起我的女孩，实际上就是因为几个月没评上A，心里憋了气而已。一旦我干下来，他们很快就对我改观了。

 

在分拣台，手套上是我的名字。作者供图

这份工作能干长久的只有少数，因此公司总是在招人。人事部也尽力了，路口摆摊子，墙上贴招聘，APP发广告，多管齐下，长招不懈，只要有人来应聘，不问三七二十一，先丢到场里来试工。于是有些不太适合的人，也被送了过来。

 

位于石洲村的招工现场。郭嘉亮摄

组长最怕的就是看起来弱不禁风的人，一是怕他干活慢，拉低整体劳效，二是怕他吃不了苦，干一两个月就跑，因此试工的时候会故意为难他们。一般这种人试完都会跑。

我们组里还有两个残疾人，是政府硬性摊派来的。每个企业都要接纳一定的残疾人，据说之前因为没达标，我们还被扣罚过。所以大家开玩笑说，哪怕不干活，光请他们回来坐着，都能帮公司省钱。

残疾人其实能干活，只是因为身体不便，不能轮岗，比如倒包和打包他们就做不了，因此组长并不喜欢他们。在分拣场里，弱者就是原罪，因为工作总量和人数是不变的，谁干活慢意味着其他人要干更多，在大家都身心交瘁的情况下，没人会同情弱者。

组长也不容易，每天早来晚走，工资也就比组员多几百块，作为管理架构中最小的领导，上有指标压力，下有违抗摸鱼，两头都受气。我们组共3个组长，1正2副，我在的10个月里就走了俩，流动率比普通组员还高。

 

招工墙前，看招聘启事的小哥。郭嘉亮摄

物流行业逢“双11”、“618”等促销时期，货量很大，经常忙不过来。所以物流园里有多家外包公司，为各家物流企业提供临时工。

外包工人们今天来德邦，明天去京东，后天去唯品会，每天上的是不同的岗，干的是不同的活，没法要求他们熟练。他们也不愿意卖力干活，毕竟干一天领一天钱，磨洋工磨到7点就完事了——而我们要是当天的活干不完，就得无偿加班。

所以我们对他们既爱又恨——促销期我们天天加班累到崩溃时，把他们当救星般盼；但私下里我们常常互相揶揄：你这么懒，为啥不去干外包？

 

午饭时间，一名正式员工在手机app上做有关“安全生产”的在线考试。郭嘉亮摄

有一个入职比我晚几天的同事，早年当过兵，力气比我大，但干活却比我少，脸皮也比我厚。我一晚上就上一趟厕所，他要上五六趟，其实是去抽烟；我有十分力就出十分，他却只出六分。大家背地里都说他服从性差，当初不知怎么当的兵，可能是被开除的。组长看见他就来气，经常训他，他只充耳不闻。

开始时我也对他有气，但碍于我们同期入职，他对我态度很亲切，所以我不好发作。后来我都评上两次A了，他还一次都没有，仍旧不紧不慢。可见懒人也有原则，不为金钱所动。

 

下班时间的物流园。郭嘉亮摄

和社会上很多人比，他每天上12个小时夜班，似乎算不上懒汉。但他既然来了这里，说明他也没有不吃苦的条件。他家在农村，母亲无业，父亲帮人做装修，手艺一般，挣不到什么钱。他自己快30的人了，一直干的都是体力活，也没有对象。

聊天的时候，他说得头头是道，要奋发图强，改变生活，攒些钱以后做生意，还特喜欢吹牛逼，老说别人干活不行，尤其爱说组长的管理不行，说假如他当组长，保准让大家服服帖帖。

但一动起手来，他就又怕苦嫌累、对自己放任自流了。

 

早上8点半，结束了一晚的工作后，几名工友在园区外休息。郭嘉亮摄

三

 我对黑夜的恐惧，

来自白昼的无眠

平心而论，这份工作很适合我的性格。它不用跟人说话，不用开动脑筋，撸起袖子干就行了。

广东一年四季有9个月是夏天，白天太阳把厂房的铁棚晒得发烫，晚上也凉快不了多少。上班个把小时后，人就汗流浃背了。我买了个3升的水壶装水，每晚喝光，也不用去厕所，全靠出汗排出。

刚干这活的人都会掉体重，那个和我同期入职的同事，头3个月瘦了40多斤，我原本就偏瘦，但也掉了接近20斤。

 

我在室内晾晒制服。作者供图

衣服是很难洗干净的。因为晚上要搬货物，难免沾到各种污渍油渍，人累的时候会想：洗太干净没有必要，第二天还是会脏的。好的洗衣粉洗衣液也不便宜，打打肥皂就行了。

于是衣服晾干后，还能闻到浓浓的汗味。不过干这种工作，自然而然就不会介意这种问题了。

德邦饭堂的伙食。下班后我们还要吃早餐，对我们来说其实是晚餐。作者供图

真正磨人的是睡觉，因为日夜颠倒，头几个月我一直处在这种状态：到了凌晨4、5点就困得不行，随便往哪一靠就能马上睡着。干起活来就像行尸走肉，目光是恍惚的，意识是模糊的，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前一秒做了什么。

因为这个缘故，有一次我把两包货物的标签贴反了，把重庆的贴成了北京的，北京的贴成了重庆的，幸好在装车前就发现，被追了回来。

 

早上7点，下班的员工点起一根烟提神。郭嘉亮摄

后来我在网上跟人提到这段经历，有人不解地问：为什么物流分拣都在晚上工作，白天就不能干吗？

这是因为白天是门市营业时间，快递员揽收的快件，集中运到分拣中心已是深夜。此外快递员每天派送的快件，也必须在天亮前运到门市。假如分拣中心和营业门市都在白天工作，那么今天揽收的快件就要明天才能中转，别说“省内次日达”无法实现——那些中途多次中转的“省外件”和次级中转到地级市、县、镇的快件，每中转一次就意味着多延误一天。

即便分拣场通宵达旦，很多人还觉得“不够快”。我开网店的时候，每天客服都要接到几十上百条催件留言，有的甚至以此要挟退货和给差评。

 

我租住在城中村，这是每晚上班的必经路。作者供图

黎明前被睡意折磨得走投无路时，我总赌咒下班后一定要立即狠狠睡上一觉。可是到了早上下班时间，人又变得不困了。

人在从事完重体力劳动后，心里会渴望做一些放松的事情来补偿自己。有个别同事经常下班后去唱K，唱到下午睡一两个小时又来上班。我不想把命丢在工作里，所以采用一些温和的方式：早餐吃好一点，去超市买买东西，或者听听音乐，调节心情。

 

图为物流园附近的罗亨村，我就住在粉红外墙那栋。作者供图

我住的屋子夏天有30多度，为了能睡着，我想了很多办法：听说黑巧克力有助睡眠，我就把它当药吃，睡前吃一块，这当然不管用；我又买了褪黑素，也完全没有效果。

最后只能喝酒。超市里有4升装的二锅头，红星的贵，我就买四川产的杂牌，价格很便宜。

喝酒也要花时间，我一边喝一边看书，有时候要喝上二三两才能躺下。

 

我租住的单间没有空调。

为了保证睡眠，我尽量避免网购。

我所住的罗亨村生活并不方便，这里没有超市、发廊、食店，只有两个小卖部，商品少得可怜。村里的快递员都不上门，只在村口打电话叫人出来取，我去取一趟快递要10多分钟。白天的睡眠本来就脆弱而易碎，万一被电话吵醒了，可能就再也睡不着了。

 

在我给自己划定的消费水平内，我偶尔也会买好一点的酒，比如500ml装的老村长，18块钱一瓶，是这个价位里最好喝的。

我要在傍晚6点半起床，假如中午2点前能睡着的话，我就会感到庆幸。如果过了4点还不能睡着，我就变得更焦虑了。

睡醒后的我还是醉醺醺的，每一脚踏下去，都感觉路面的高度不相同。假如没有醉意，我就会感到困乏，觉得就像完全没有休息过一样。

路过一排出租平房，闻到屋里传出的饭菜香味，看到别人已完成一天的劳动正惬意地瘫坐在沙发上，我就觉得这样真是幸福——我甚至还没有开始干活，就已经比他们更累了。这时候我就会恶毒地咒骂自己，我的身体咒骂我的意志，我的意志也咒骂我的身体。

我发誓明早下班后要立刻睡觉，可是到了明早，周而复始。

 

物流园内，一个席地而睡的员工。郭嘉亮摄

因为长期熬夜，我的情绪控制力明显地下降。后来组里新来了个大姐，我带着她在分拣柜工作，她负责打包，我负责投柜。她显然是个混子，叫我别太快，尽量少干点。我不理她，按自己的节奏干，结果她各种磨蹭，拖拖拉拉。

柜子的快件已开始堆积了，在停下来帮她打了几次包后，我终于忍不住对她破口大骂，骂到组长来劝架为止。骂过后她果然老实了，或许在这种情况下，骂人才是高效的沟通方式。

有时我甚至想打人，大概是因为不堪重负而变得歇斯底里吧。反倒是那些经常偷懒的人脾气都好，大概他们也有点心虚。

 

“我就是这么强大，我很爱我的工作”——早上7点，园区播起了歌，下班的员工一边哼着歌，一边走出园区。郭嘉亮摄

2018年春节的时候，我们理货部门建了个微信大群，拉进来400多人，各组组长和经理按照惯例发红包。

我从来没进过这么多人的群，大家都在互相拜年，抬杠，起哄，发自己老家的照片，转来转去的贺年表情，几秒钟里能拉出十几屏长的聊天记录，比看春晚热闹多了。

我已经很久没过过这么温暖和热烈的春节，那年的年三十晚上，我就躺在床上抢红包。手机太卡，很多红包我都错过了，最后总共只抢了十几块钱，我又发回到群里了——高兴是用钱买不到的。

 

石洲市场内，一起吃老麻抄手的工友们。郭嘉亮摄

因为我服从性强，从不抱怨，春节放假前，经理请客做东，上馆子摆了一桌，除了3个组长和1个助理外，只叫了4个普通组员，我是其中之一。吃完这顿饭后，组里所有人都说，我们将是部门重点培养的对象。

可长期熬夜会增加患上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实际上，我已经感到脑子不好使了。面如死灰的外表下，我反应日渐迟钝，记忆力开始衰退。为了延缓大脑的退化，我开始吃坚果。附近的石洲村能买到的花生和瓜子，我几乎都吃过；核桃能买到一种壳不厚不薄的，往地上用力一掼，它就从中间裂开了。

但核桃并不能预防阿尔茨海默病。2018年的3月，在德邦工作了10个月后，我决定辞职。次月，我进入顺丰改做快递收派员，从此不再上夜班了。

 

虽然快递工作也很累，但不用熬夜，身体负担没那么重。作者供图

眨眼过去两年，我微信里还有不少当时的同事，从朋友圈的内容看，他们大多都已离开了。

我的变化也很大，现在的我不再骂人，更不想打人。不过，我还在坚持吃花生、瓜子和核桃。

撰文&供图  阿穗  |  摄影  郭嘉亮  |  编辑  简晓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