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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修改规则 很多新闻报道，最后都会谈到，应该通过全国立法来规范这些现象。所以，我更关注的是：到底会立什么样的法？ 在邹宜均案里，我还可以说，上海的精神卫生立法并不是一个经过全国人大通过的立法，你不能拿它来约束人身自由，因为中国的《立法法》规定了，限制人身自由的立法一定要通过全国人大才有效。 但是，类似《上海市精神卫生条例》的这类立法，一旦成为全国性的立法，我将会无话可说。 我就希望能做一些修改规则的事情，来清除立法当中的这些陷阱和魔鬼。 2010年，我创办了一个叫衡平的机构，发布了《中国精神病收治制度法律分析报告》。2011年到2012年，是中国《精神卫生法》经过全国人大讨论的审议期，衡平机构5次提交了立法建议。其中有不少的建议都被全国人大采纳了。 其中一个是用「非自愿住院的危险性原则」取代了原来的「自知力标准」。如果没有危害他人的危险，患者有权拒绝住院。毕竟法律处理的是权利上的碰撞，那一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应该是以他人的权利和自由作为边界的。自知力是一个医学术语，而危险性是一个普通人都能参与讨论的词汇。 在《精神卫生法》的草案里，曾经把「扰乱公共秩序危险」也作为「非自愿住院治疗」的条件之一。后来，我们成功地把这个条款删掉了。 精神病人也可以行使诉讼权，这点也写进了《精神卫生法》里。当没有事前司法审核的时候，我们至少得为有冤屈的人留下事后救济的可能性。 当然，我们提出的建议能被采纳，不是我们自己的功劳，媒体和公众的关注都对这件事有推动作用。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2008年联合国推出了《残疾人权利公约》，里边第12条规定，所有的残疾人，包括精神残疾人，都应该在法律面前获得平等承认。中国作为第一批签署公约的缔约国，也有责任把《残疾人权利公约》的精神落实到国内的立法当中。
有病不导致无权
2012年下半年，《精神卫生法》通过了，我们希望能应用这项法律，就接了上海一个住院精神病人的求助个案。 这个病人化名叫徐为，是精神分裂症患者，他在精神病院里面已经住了将近十年。曾经也逃跑过，但是当天就被抓回去了。他申请过变更监护人，也失败了。
徐为年轻的时候，曾经在澳大利亚打工读书。在精神病院里，他看到很多人只有死亡才能离开医院——他不想自己也重复这样的命运。在医院里边他还交了一个女朋友，爱情的力量也点燃了他生活的热情。 这是在我们的协调下，央视的新闻调查对徐为案进行采访的一些片段。
我非常欣赏这些记者愿意尝试跟住院的精神病人进行对话。大家也能看到徐为的沟通能力和表达能力。 我们委托上海的杨卫华律师，以侵犯人身自由权为由，对徐为所在的精神病院和作为其监护人的哥哥提起诉讼。我们起诉的时间是2013年5月6日，《精神卫生法》正式实施的第6天，因此徐为案也被称作「精神卫生法第一案」。
徐为已经在精神病院被关了近十年时间，但作为一个精神病人，他的人身自由已经被《精神卫生法》所确认了。在诉讼的过程里，我们把徐为从精神病院接到法庭的原告席上。但一审和二审，徐为都败诉了。 我们觉得非常沮丧，但是徐为还是非常坚持要继续采取行动，这让我们也很受触动。2017年，我们争取到了让徐为再次接受司法鉴定的机会。 我当时给鉴定人打了电话，我问他：「您给徐为做司法鉴定，到底用的是病理标准还是法律标准？他2012年被定义为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那个鉴定人分明是用了病理学定义。那一个个案我没有介入，没机会去提出抗议。如果你还继续犯同样的错误，我会申请让您出庭质证。」 几个月之后，徐为的鉴定结果是徐为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这意味着，他能出院了。
徐为的状况没有变化。他还是有一点病症。之前说他「无能力办理出院手续」是什么意思？他不能签字吗？他不能走路吗？他没钱去买单结账吗？ 都不是。所有这些能说得出来的能力，徐为都具备。徐为唯一有瑕疵的地方，是他真的有病。那有病的人就一定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吗？一定需要被监护吗？肯定不是的。 我们就是试图通过徐为案来切断医学和权益之间这种粗暴的逻辑。有病不应该导致无权，不等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不等于一定需要被监护。 在大多数个案里，在很多人的观念里，精神病人的法律能力就是会被质疑、被粗暴否认。这才是我们关注精神病这个话题的真正原因。我们关注的并不是这个人的情况在医学上的判断是什么，我们真正关注的是权益上的处置和处分。
法律能力
「法律能力」是一个比较接近法哲学的术语，包括：刑事责任能力 （受审能力、受罚能力），民事行为能力（缔约能力、结婚能力、遗嘱能力），诉讼行为能力 （证人能力），服刑能力/ 受惩罚的能力，性自我保护能力（性同意能力）等等。
这些词汇是法学概念，不是医学术语，怎么能把这些事交给医生去判断呢？ 很多人会有这样一种印象：精神病人杀人不犯法。真的是这样吗？这就涉及「刑事责任能力」这个概念了。 法律上曾经有一些这样的规定，来自于一种比较古老的学说。根源其实是启蒙运动时期，人们为了反抗神权，强调人有自由意志、人应该有自主权，而不是被神定义该做什么。而且我们要对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和后果。所以在对抗神权的时候，一些理论家就提出了人是理性人。那么不理性的人就没有这种自主权，也没有资格去承担这样的责任。精神病人是非理性的人、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这个观念，也是从这套逻辑里发育出来的。 现代刑法的确是有一些叫做「刑事免责」的规定，让很多人觉得，一个精神病人如果刑事可以免责，杀人就可以不受惩罚。 我们抛开这个法学术语来看，精神病人真的没有受惩罚的能力吗？ 不是的。只要有生命可以被剥夺，有自由可以被限制，有需求可以被克扣，他就可以被惩罚。「刑事免责」只是法学上的一个人为规定而已。 那么，这种规定是法学界对精神病群体的一种施恩吗？精神病群体是怎么看「刑事免责」这件事的呢？ 「刑事免责」是个术语。事实上，一个犯罪嫌疑人被定义为「刑事免责」，不等于没有后果。他不被判刑罚，但他可能被长期关进安康医院里边——在安康医院里的关押不叫做服刑，不叫做被惩罚，而是说「被保护」，但对于当事人来说，同样要承担人身自由被剥夺的后果。 「刑事免责」这个术语也导致了公众的很多疑虑：这个东西会不会滥用？是不是精神病就变成了一个免死金牌？
我不了解所有精障人士的态度，但我所接触的一些精障人士都对「刑事免责」的法律规定极度反感。他们特别希望能够废除这些规定。
因为他们特别明白，「刑事免责」让公众对他们敌视，提前做了各种防范，引起了对精障群体的污名。 很多没有任何暴力倾向、没有过任何暴力行为的精障者因此进入了一种非人化的处境。他们没有伤害过任何人，仅仅是因为被诊断为精神病，因为做错事情之后会被免责，主流社会就会让这些人没有机会犯错——他们的人身自由、一种跟正常人过同样生活的机会就被提前剥夺了。而且很多精神病人遭遇的是终身隔离。 我还想补充说一下，「刑事免责」这件事其实也在发生变化。最近几年「无刑事责任能力」的这种司法鉴定意见已经越来越少了。最近几年也很少出现「刑事免责」这样的结果。司法鉴定人已经在改变。 在法律能力里，还有一个很被人关注的是精神病人的性同意能力，或者说性自我保护能力。精神病人有性同意能力吗？跟精神病人发生性关系都是强奸吗？
在1980年代，曾经出来过一个司法解释：「明知妇女是精神病患者或者痴呆者（程度严重的）而与其发生性行为的，不管犯罪分子采取什么手段，都应以强奸罪论处。」
但这项司法解释在2013年被废止了。因为这样的规定明显跟《残疾人权利公约》相冲突。
而且这项规定意味着，对一个精神病女性或者严重痴呆的女性，她说同意，法律根本就不承认——这等于剥夺了这些精障女性所有的性的权利，是对精障者的极度剥夺和歧视。 去年，河北邯郸有这样一个案件：一位丈夫说自己的妻子在精神病院住院期间怀孕了，而经手人不是他，是医院里一位男护工。丈夫对这位护工提出了强奸告讼，当时警察也把那个男护工带走调查了。 那到底这个男护工有没有构成强奸罪呢？ 我觉得看这样的个案，往往要看两个点，一是看当事人的意愿，二看周边人的态度，尤其是司法鉴定人的态度尤为重要。 这个个案的结果让我觉得，变化真的正在发生。女生自己坦白，她跟那个护工是自愿的。而司法鉴定人承认了一个住在精神病医院里边的女生的表达。她的同意在法律面前是有效的。这个案件也就不构成强奸罪。 很多人有种误会，认为法律能力是一种事实的判定、科学的检测。其实不是的。法律能力是一种人为规定和价值判断，也就是说你承不承认他的表达在法律上是有效的，是一个「权益给你还是不给你」的问题。 一个人有没有法律能力，往往取决于掌权者的态度。这里的掌权者不仅是立法者和司法者，还包括个案里边的司法鉴定人，还有家属、服务提供者怎么看他们，还有媒体、围观者和我们每个人的态度。 不要以为我们都是无权者。不是这样的。 对于有障碍的人来说，健全的人就是掌握权力的人。你们的态度也很重要。对很多处于边缘处境的人来说，其实我们就是处于优势地位的人。有时候我们要承认自己处于优势地位。 我们很容易把法律能力、民事行为能力跟平时常说的「能力」两个字混淆在一起，但它们其实不是同一回事。法律能力更多是说你有权行使你的权利——说的是权利，但用了能力这个词，引起大家思维的混乱。 17岁的人就是无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而到你18岁那一天，中国法律就承认你是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就给你这个权利了，不需要做任何手续。这是规定出来的。 像诉讼行为能力，一般非法律专业的人通常都没有诉讼的能力，但你可以请专家请律师帮助你，你就可以参与诉讼。你不具备的能力，你可以获得支持。
支持性自主决策
我们平常谈的「能力」，每个人都是各有长短、各有不同，对待某一些能力有欠缺的情况怎么处理，这就是法律的一种态度了。 是你没这个能力你就别出去，还是说你没这个能力我们就给你做出一些补足，让你有机会出去，这是两种态度。 对于行使自己权利的能力有欠缺的人，如何补足，《残疾人权利公约》也有介入。成人监护的改革方向，就是要推动从「替代决策」转型为「支持性自主决策」。 这种转型包含了个人层面、社区层面和公共层面。每个领域、每个范畴都需要有一些变化。
所有人其实都可以自主决策。我们应该给原来没有自主权的人一些选择权，也需要提供一些个性化的服务。精神病人不仅仅需要吃药，他们跟所有人一样，需要的是多元服务，比如用电用水用手机，还有社区融合。公共层面需要立法和司法的保护，也需要公共财政提供一些合理的便利。 更重要的是，在公共领域需要精障者的参与。我们在立法参与的过程里边，一直都有精神障碍者跟我们一起合作。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没有这个身份的人，很难真正理解他们的遭遇和需求。 我们经常听到医疗界说者精神障碍是负担最沉重的一种疾病。当然，你把人家关几十年，负担全记在医疗系统里面，负担真的是非常重。但是这个情，精障者不愿意领，他们更愿意成为工作者。 有障碍的人，只要获得一些适合的支持，也可以变成一个劳动者、一个提供服务的人士，变成纳税人。而这种转型，其实已经在发生。国内已经出现了很多良好的实践和试点。
下面这张照片很有意思，它的室内是是一帮老太太老爷爷们在打麻将，为他们提供服务的就是一些精障的康复者。
精障者替老人家服务，已经在昆明持续了十几年。我问他们：你们这么多年有发生过冲突吗？他们说没有，都其乐融融。我就问：你们跟周边的邻居发生最严重的冲突是什么？那个负责人说，最严重的冲突就是他们背后院子里的绿色植物挡住了人家的阳光，引起了冲突。所以，融合不一定真的就会带来什么风险。 那么，精神障碍议题跟我们每个人有多大关系？ 实际上，我们身边的精障者可能比我们想象中要多很多。深圳2019年的调查显示，成年人每5个里有1个是精障者。而且随着老龄化程度加深，老年痴呆症的发病率也越来越高。我们今天没有精神问题，不代表着未来一直没有。 除了精神病人，还有很多人都有被替代决策的可能性。比如说一些健全的老人，没有家属签字，就没办法进入养老院。实际上老人的权利也很容易被架空。 还有产妇对于剖腹产和自然产的决策。她住院之后签了一个委托书，授权丈夫行使知情同意权，结果有时候医生就只认丈夫的决策，不认产妇本人的决策。 支持性自主决策发育出来的话，不仅仅是解决精障者、心智障碍、自闭症、智障人士的决策能力问题，也是改良很多医患关系、师生关系、亲子关系的方法。 我们讨论精神病问题，关注的是公民身份的丧失和恢复。我觉得，我身边这些跟我一起工作的自倡导者们，不是接受我帮助的人，而是跟我一起去推动社会改变的合作伙伴。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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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21-7-22 06:2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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