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把人类对追求生活幸福的失望表达得多么美妙,他在这首诗中这样说道:
我睡去,梦见生活就是享乐;
我醒来,看见生活就是责任;
我工作后领悟到,原来责任就是快乐。
通过这一点,我们表明了将在今后的研究中指引我们进步的方向。
《论生命的意义与价值》
在今天,谈论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只是关键在于,我们是否应该及如何让这种谈论成为可能。
在某些方面,今天要容易得多:我们现在再一次可以自由地谈论如此之多的事情——那些与人类存在的意义、价值以及人的尊严有内在联系的事情。
然而,在其他方面,我们很难谈论意义、价值和尊严。我们必须问自己:今天还能如此轻易地使用这些词吗?这些词的真正含义难道没有受到质疑吗?近年来,我们难道没有看到太多的负面宣传对它们想要表达的或曾经想要表达的一切进行抨击吗?
今天,在人们的生活态度中,几乎没有任何相信意义的可能性。我们生活在一个典型的战后时期。虽然我在这里用的是一个新闻术语,但当今普通人的心理状态和精神状态被最准确地描述为“精神被轰炸了”。这本身已足够糟糕,更糟糕的是,我们同时在被压倒性地支配着,与此同时,我们会感觉自己依旧生活在战前时期。众所周知,20世纪有一种“世纪末日”的感觉,这并不是唯一的失败主义,所有这些情绪的根源在于宿命论。
然而,有了这种宿命论,我们就无法进行精神重构,因此我们必须暂时克服它。但是在这样做时,我们必须牢记一件事:今天,我们不能乐观地把近些年的变化所带来的一切都交给历史。今天,我们知道人类能做什么。
今天我们不能袖手旁观,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决定了什么是“进步”以及“进步”的程度。在这一点上,我们意识到,实际上每个人都有可能取得内心的进步,而大众的进步最多由技术的进步组成,只有我们生活在技术时代,这种“大众的进步”才会令我们印象深刻。
此时此刻,当我们只能将信念诉诸理想主义或热情时,却发现所有的理想主义都已如此令人失望,所有的热情都已被滥用。最有可能找到理想主义和热情的是年轻一代,但是现在这一代人,今天的年轻人已不再有任何榜样。这一代人不得不经历太多的外部的动荡,而动荡的后果则是内部的崩溃。这一代人经历了太多,我们不能如此理所当然地指望他们保持理想主义和热情。
过去这些年的所见所闻无疑使我们不再抱有幻想,但它们也向我们表明,对人类而言,什么仍然有效,它们告诉我们,一切取决于个人。毕竟,一切过后剩下的是人,其他的无论是金钱,健康还是社会关系,都已化为虚无!
所以到最后,是不是还有一些事情需要做决定呢?我们不应该感到惊讶,因为“存在”,只不过是一种决定。然而,帮助人类做出这一决定的关键因素是他人的存在,特别是榜样的存在。这比任何谈话或写作都更有成效。因为存在总是比语言更重要。
当然,那些能够只因存在而起作用的模范人物是极少数的。一个古老的神话告诉我们,世界的存在只建立在36个人真实存在的基础上。只有36个!虽然是极少数人,但他们确保了整个世界道德规范的存在。
这一切证明了什么?过去又给我们带来了什么?这两个问题让我们确定了两件事:第一,一切都取决于个人,不管他有多少志同道合的同伴;第二,一切都取决于每个人是否用行动(而不仅仅是言语),创造性地使生命的意义在他自己的存在中成为现实。
我们最初的问题是:在哪种意义或精神层面上,一个人现在仍然能够成为生命意义和生命价值的倡导者。但是,当我们谈到存在的意义时,存在的意义便受到了质疑;一旦我们明确地问起它,不知为何,它就已经被怀疑了。对人类存在意义的怀疑很容易导致绝望。
从根本上讲,这种逻辑如果用于衡量人生,是不正确的。俗话说:“我们存在于这个世界不是为了享乐。”在存在与应当存在的双重意义上,我们都认为这句话是正确的。任何没有亲身感受过的人,不妨参考一位俄罗斯实验心理学家的著作,他曾经在书中证明,通常人们经历的不满意的感觉会比快乐的感觉多得多。因此,人从一开始就不可能只为了享乐而生活。但享乐是必要的吗?是生命的全部吗?
如果我们只为快乐而奋斗,只追求尽可能多的、最高程度的快乐,我们就会发现,快乐本身不能赋予我们存在的意义。因此,缺乏快乐也不能剥夺生命的意义,这在我们看来应该已经很明显了。
泰戈尔把人类对追求生活幸福的失望表达得多么美妙,他在这首诗中这样说道:
我睡去,梦见生活就是享乐;
我醒来,看见生活就是责任;
我工作后领悟到,原来责任就是快乐。
通过这一点,我们表明了将在今后的研究中指引我们进步的方向。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讲,生命是一种责任,是一种巨大的义务。生活中当然也有快乐,但生活中的快乐不能被追求,不能被“意志化”为快乐,相反,它必须是自发产生的。幸福不应该也永远不会是一个目标,它只会是一种结果。
在泰戈尔的诗中,结果被称为责任。从这个意义来说,无论如何,所有为幸福而奋斗的人,都注定会失败,因为通常好运只能落在自己的怀里,永远不能因被追求而得到。索伦·克尔凯郭尔说过一个睿智的寓言:通往幸福的门总是“向外”拉开的,也就是说,当人们试图推开通往幸福的门时,它反而会关上。
有一次,有两个厌世的人(一男一女)碰巧同时坐在我的对面。两人一字一句地一致表示,他们的生活毫无意义,他们“不再对生活抱有任何期望”。不知为何,两个人的观点似乎都是对的。然而,事实与之相反,我很快就发现有什么东西在等着他们:对男人来说,有一项未完成的科学工作;对女人来说,有一个住在国外的、似乎遥远而无法触及的孩子。这是一个180度的概念转变,在认同了这一点后,问题就不再是:“我能在生活中期待什么?”而是:“生活对我有什么期望?生活中有什么任务正在等着我呢?”
很多年前的一天,当我准备在某个地方举办一个关于生命意义的小型研讨会时,一位天真的年轻人对我说:“嘿,弗兰克尔,希望你别生我的气,我今晚被邀请去见我未来的岳父岳母,因此不能留下来听你的讲座,请你快点儿告诉我,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也许我最好用一个具体的经历给出答案——
有一天,一位年轻人坐在我的面前,他刚刚质问我生命的意义是否存在。他的论点如下:“你说得很容易,你建立了咨询中心,帮助人们,帮助他们理顺生活;但我是谁,我只是一个裁缝助理。我能做什么,我如何通过行动赋予我生命的意义?”他忘记了,人在生活中的位置或从事的职业,从来都不是问题,一切的关键在于他如何在生活中占据自己的圈子,填补自己的位置。人生是否圆满并不取决于一个人的行动半径有多大,而取决于他的圈子是否被填满。
在他独特的人生境遇中,他所遇到的每一个人都是不可替代、不可模仿的,不仅仅对他而言是这样,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如此。生命赋予他的任务只属于他,也只有他需要完成这些任务。一个没有充分完成自己相对而言更大的生活圈的人的生活,不会比一个真正满足于自己更紧密的圈子,并在圈子中找到任务的人更充实。而且,那些他已经做的和没有做的事情,可以让他拥有比他羡慕的人更有意义的生活(如果他没有意识到他在生活中有更大的责任和不公正)。
“那么,失业者呢?”你现在可能会有这样的反对意见,但你忽略了这样的事实——
一方面,工作并不是我们能够积极赋予生活意义的唯一领域。只有工作会让生活有意义吗?让我们问问那些并不是无缘无故向我们抱怨的人,他们的工作(通常是机械类的工作)是多么没有意义,他们的工作只有无休止地累加数列,或没完没了地在生产线上单调地推拉机械杠杆。这些人只能在他们有限的空闲时间里让他们的生活有意义。
另一方面,失业者拥有丰富的自由时间,也有机会赋予他们的生活以意义。但任何人都不应该认为我们如此天真,会低估经济方面的困难与绝望,或者在这种情况下的社会因素与经济因素。我们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先填饱肚子,再讲道德”能带我们走多远。
最后,我们知道“道德”有多么重要:不管在何种情况下,坚定生命无条件存在意义的信念,都能让生活变得可以忍受。因为已经有了这样一个现实:如果饥饿有目的或意义,人类就真的做好挨饿的准备了。
然而,我们不仅目睹了让没有“道德”的人挨饿是多么的困难,也发现了在让这类人挨饿的同时,还要求他遵守道德,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
有一次,我不得不向法庭提交一份一个十几岁的男孩的精神病学报告,这个男孩在极度绝望的情况下偷了一个面包,而法庭提出了一个确切的问题:这个男孩是否“低人一等”。从精神病学的角度来看,他无论如何都不能被视为低人一等。但我在写这份报告时,并没有同时解释道,在他那时所处的特殊情景下,他必须是“高人一等”的,才能经受住诱惑!
不是只有行动才能赋予生命以意义,负责任地回答生活中的具体问题,同样可以探索生命的意义。我们不仅可以作为一个积极的行动者,还可以作为一个热爱生命的人来满足存在的必要性:在我们对美好、伟大的爱的奉献中。
不论在心理上认为这有多么不可能,都请你想象一下,你正坐在音乐厅里,聆听自己最喜欢的交响乐,它在你的耳边回响,你沉浸在音乐中深受感动。此时,有人问你,你的生命是否有意义。如果我说在这种情况下,你只能给出一个答案,我相信你会同意我的回答,答案是:“此刻是值得的!”
那些在体验自然而非艺术方面经验丰富的人,可能会有类似的反应,那些体验过另一种人生的人也是如此。我们难道不知道,当我们面对一个特定的人时,那种压倒我们的感觉吗?这种感觉大致可以概括为:只是“这个人存在于这个世界”这件事,就使这个世界和其中的生命变得有意义。
我们通过行动赋予生命意义,但也通过爱,最终通过苦难赋予生命意义。因为人类处理痛苦的方式的限制,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爱的能力可能会被影响。但他们面对的这些限制,就像他们所承受的痛苦一样,让他们仍旧活得有价值。
所以,如何应对困难才能真正体现我们是谁,也能让我们活得有意义。我们不应该忘记体育精神,不应该忘记那种独特的人类精神!运动员除了为自己制造困难,还能做些什么,来让自己通过克服困难而成长呢?当然,总体而言,为自己制造困难是不可取的。只有当这种不幸通过命运而来,不可避免、不能忽视时,这种不幸造成的痛苦才是有意义的。
换句话说,如命运般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肯定会以某种方式塑造我们。歌德曾说:“任何困境都可以因成就或耐力变得高尚。”我们要么改变命运(如果可能),要么接受命运(如果是必须的)。在任何一种情况下,我们都只能通过这种不幸经历内心的成长。现在我们也明白了霍尔德林的这句话:“如果我遭遇不幸,我将站得更高。”人们只是抱怨他们的不幸或他们的命运是一件多么误入歧途的事啊。
如果没有命运,每个人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如果不是在它的锤击,甚至是在它的折磨下,我们的生存还能有什么形式呢?那些反抗命运的人,那些在他们无法获得帮助,也肯定无法改变的情况下依旧反抗命运的人,没有领会命运的真正含义。
命运真的是我们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即使它是最微小的一部分,也不能在不破坏整体的情况下,从这个整体中,即从我们存在的结构中分离。
所以,命运是生活的一部分,苦难也是。如果生命有意义,那么苦难也有意义。因此,必要、不可避免的痛苦也有可能有意义,并且,这种认知得到了普遍的认可和欣赏。
在我看来,关于真正的苦难中的精髓,也许里尔克的话已经表达得很清楚了,他曾经喊道:“我们必须经受多大的痛苦!”德语只有“工作到底”这个词广为人知。但里尔克意识到,我们人生中有意义的成就也可以在苦难中实现(当然也可以在工作中实现)。
不管怎样,一次只能用一个选择赋予生命意义,赋予当下意义。因此,在任何时候,我们只需要对生活每一次向我们提出的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进行回答,并做出决定就好。
由此可知,生命总是在为我们提供让生活充满意义的可能性,总有一种选择是有意义的。我们还可以说,人类的存在就是有意义的,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只要我们还在呼吸,只要我们还有意识,我们就有责任回答生活向我们提出的问题。一旦我们认同人类这一伟大的基本真理,上文所说的一点儿就不会让我们感到惊讶——作为人,就是要有意识和有责任感!
我们是凡人,我们的生命是有限的,我们的时间是有限的,我们的可能性也是有限的。这个事实使我们可以做一些事情,开发一种可能性,并且投入我们的时间实现它,让它成为现实,这一切都是有意义的。死亡成为我们这样做的动力,因此,死亡也构成了我们的存在行为应成为一种责任的前提。
如果我们以寿命的长短来看待事物,那么,从本质上讲,事物可能会被证明与人类生命的寿命长短无关。生命的持续时间长,并不能自动使它有意义,生命的持续时间短也不会使它没有意义。如果把一个人的一生比作一本书,我们也不会以书的页数来判断书的深度,通常我们只会看这本书所包含内容的丰富程度,人的一生也是如此。
这时,我们也应该在这里讨论另外一个问题:一个没有生育后代的人,他的生命是否仅仅因为这个事实而变得毫无意义。对此,我们可以回答:一个生命,一个独立的个体就是有意义的,而且我们必须保持它的意义。如果不参与这种复制、繁衍,不参与我们称之为高度虚幻的生物学的“永生化”,这个独立的生命就没有意义,那么这个生命也永远不可能仅仅通过繁衍寻求“永生”并获得意义。因为使原本“无意义”的东西永生这件事本身就是毫无意义的。
现在总结一下关于“生命的意义”的话题,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生命本身意味着被质疑,意味着回答生活提出的问题,每个人都必须为自己的存在负责。对我们来说,生活不再是一种给予,因为生活会赋予我们任务,生活的每一刻都是一项任务。因此,这意味着生活越困难,就越有意义。
《生命的探问》
作者: [奥地利] 维克多·弗兰克
译者:李仑
出版社:人民邮电出版社
出版年: 20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