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中村寄居”系列｜人间

源济

进了南城根，没人知道我是谁丨人间

Original 王选 人间theLivings  2021-05-02

我们只是用不同的形式在窄小的出租屋，过着千篇一律的日子，底层人的日子，烟火升腾的日子。

配图 | golo

前    言

2007年夏天从学校毕业后，我们卷铺盖走人的场景至今历历在目。一晃眼，已经过去十多年。混迹社会后，在天水这个西北五线城市，我到处租房，开始了长达12年的寄居生活，先后住进城中村南城根、“三无小区”罗玉小区、三楼教室、城中村莲亭。

如今，我已离开南城根，离开罗玉小区，离开那间教室，离开莲亭。2019年2月，我住进了属于自己的房子。在南城根时，我把城中村的日子拉拉杂杂写进了一本叫《南城根：一个中国城中村的背影》的书里。但之后，我寄居的日子并没有画上句号，5年时间，又3次大搬迁。我一直想把这段经历写下来，顺带着再写写南城根。

毕竟这世上，还有无数个我，曾经历过无数次的漂泊和寄居，曾在黄昏看到万家灯火时黯然伤神，曾像无根漂萍一般在天地间晃悠，曾梦想有一所属于自己安身立命的房子。

毕竟这世上，我们都是一样的人。

在城中村寄居丨连载

1

我在2019年冬至的正午又回到了南城根。2007年到2015年，我曾在这里住了8年。

南城根是这个西北五线城市的城中村，分南城根一队、南城根二队，也叫南一队、南二队。相当于一个村的两个大队，很早以前应该是由菜地连在一起的，后来，城市变迁，便被马路和楼房分隔两处。在东西走向的民主路上，拐进合作路继续往前，东侧岔路进巷道，便是南一队。若拐进离得不远的尚义巷，下台阶，便是南二队。南二队有电视台，南一队有藉滨市场。两处地方都不大，四周被高楼包裹。住户不多，百余户。但其所处位置特殊，在城市中心，出行、生活方便，租客也多。

| 作者手绘南城根地理位置

所以准确点说，我那天是回到了南一队。我忘了那天我为什么要去，或许就是想去看看吧。

阳光盛大，寒意袭人。柳树枯燥，巷道灰暗。行人如尘，起起伏伏，各自飘去。巷道口之前是有很多小摊，补鞋的，修自行车的，卖水果的，卖蔬菜的，卖凉粉面皮的。夏天还有卖面鱼的，坐下来，醋的，浆水的，各来一碗。红油辣子绿韭菜，白鱼儿、黄鱼儿，游在清汤里。人间至味，莫过于此吧。后来，补鞋的不见了，修自行车的不见了，卖蔬菜的不来了，卖面鱼的也不来了。巷道口空荡荡的，也不知他们去了何处谋生。

我走进那条巷道口的时候，只有一个水果摊，枯黄的女人坐在摊子后面，和她的水果一起，落满尘埃。她身后立着撕了一边的大纸箱，抵御风寒。她坐于其中，袖着手，两腿中间，摆着小火炉。风从南边吹来，也从北边吹来，把她的一方温暖捎带而去，让她像被世界遗弃的菩萨，遭受人间的冷落和苦难。

巷道左手边是藉滨市场。这里很多人不知道南一队，但都知道藉滨市场。这市场，许是有些年头了。一个很大的顶棚，用钢管撑着，下面是水泥墩子砌成的台案，一排又一排，一人一个。案上摆蔬菜，案下破纸鞋盒里装钱。案前的地上，扔满了烂菜，被来往的人踩踏成泥，一下雨，更是不堪。后来，那巨大的顶棚被风吹塌过一角，耷拉着，看着心悬兮兮的。修补一番后，似乎又安然无恙了。

2008年地震，很多人为避震，把被褥抱出来，铺在水泥案台上，当床。想必大顶棚是安全的，水泥案台也比地上强，起码不潮。我抱着被子从巷道出来时，所有水泥案被抢占一空，有些举家而来，老小五六人，坐在上面。我无处可去，只好在一角垫了纸板，铺上被褥，勉强度了一夜。毕竟是5月，不算很冷，但整夜都是人们嗡嗡的说话声和小孩的哭闹声，加之余震不断，也没有睡踏实。

后来，这市场被改造了一番。除去一半被开发商占用外，剩余的用活动板房搭了棚子，挂了社区菜店的名。自此，它便不再是曾经的藉滨市场了。

巷道右手边曾是一排临时搭起的房子。五合板胡乱拼一起，上面盖了整块的石棉瓦。有些房子住人，有些开小卖铺，有些卖面条，有些也不知干啥，挂着锁。我在这边住的时候，常去买面条。机器面，老两口卖，量足，煮着也容易熟，不像超市的，怎么煮都是硬邦邦的，放三五天都不发酸。

房子后面，是大块菜地。种西红柿、黄瓜，种韭菜、芹菜，种玉米、油菜，也种三月春雨和腊月白雪。最早之前，大多是种麦子的，6月一来，小南风一吹，麦浪滚滚，像南城根的裙裾，飘荡着。住南城根的有些人家还可以把菜挑到街上换个零钱，填补家用。我住这里时，闲来无事就去菜地溜达。走在地埂上，看茄子紫、辣椒青，萝卜伸着自己的绿尾巴，香菜衣襟上绣着黄蝴蝶，真是满眼清明，满心欢喜。

后来，也不知是哪一年，和藉滨市场一样，这随便搭起的房子以及后面成片的菜地，都被征收、拆掉，用来开发楼盘了。如今，这里高楼耸立，一派奢华样子，把曾经的旧时光深深踩在了脚下。似乎没有人知道这里曾长满蔬菜，曾让日子生机盎然，曾把一个少年贫困的胃填饱。城市已不需要菜地，只需要高楼、车辆和钞票、欲望。至于蔬菜，还是回到乡野，长成之后，再进贡城市吧。

藉滨市场后面的巷道就很深了。一条主巷道，延伸出很多小巷道。像一条主动脉和许多毛细血管，也像一条苦瓜藤和它的无数瓜蔓。巷道两侧扎满了两层民房，拥拥挤挤。二楼楼顶搭着天蓝色的活动板房，大多租出去住人。屋里冬冷夏热，住着乡下来打工的人，带孩子上学的人，做小生意的人，无所事事的人，偷鸡摸狗的人。他们睡在风能刮跑的屋子里，做着天蓝色的梦。屋外铁丝上挂着裤衩、衣衫、被套、丝袜。楼下房东一家，开着电视，空调呼呼吹着，他们谈讨论着拆迁补偿的事，骂着政府，振振有词，义愤填膺。

别的屋子，单身少年，在微信上撩着姑娘；夜店回来的女人，正一层又一层卸着浓妆；来城市长期看病的老两口，把一张张缴费单捋展压在床板下；事业单位加班回来的中年人，把油腻的脑袋塞进一盒热气腾腾的泡面里；卖关东煮的小两口，因为女人玩手机忘了收钱损失了十来元，男人一回家就骂骂咧咧，最后动了手；带着孩子的离异女人，给一锅烩菜放多了盐，正往里面加水，这咸，就像她的日子，难以下咽。

满院的鸡毛蒜皮，满院的烟火纵横，满院的光阴浩荡。

2

2007年夏天，师范毕业后，我在一家酒店谋了个文员的差事干着，跟同学在石马坪的出租屋住了半年后，我便满城另寻住处，贸然间来到这南城根。

我钻进那长长的巷道，到了南一队，挨着门一家家打问，最后在巷道中间找了一间房子，估计只有五六个平方，房子狭长，摆一张床板，床两头挨着墙，窗前两三步，即可出门。一天晚上，我偷偷溜进石马坪出租屋，取了床单和衣服，匆匆离开。回来后，铺在床板上，算是有了落脚之处。

在那间屋子，我住了有半年。期间，买了电磁炉、锅碗勺筷，在窗前墙角下，支了几片砖头，架上破木箱，摆上案板，开始了我做饭的日子。一为省钱（其实没钱），二为吃饱。那时手笨，做的大多是浆水面和醋拌汤。面条浆水买来，浆水锅里一炝，倒出，锅里烧开水，水开，下面，面熟，捞碗里，舀上浆水，撒上盐，便可动筷。烧醋拌汤更省事，水烧开，面粉用凉水拌成疙瘩，倒进水，煮熟，调醋，撒葱花，就行了。

住进那房子时，天正热，整个屋里像包子，能将人蒸熟。屋子在楼梯口，门前有人来来往往，不敢开窗，只好忍着，睡一觉，热醒，一抹，浑身流汗。

秋里一天，我约来几个同学，有男有女。他们来时，买了鱼和菜，准备在我屋子做饭。大家一来，久不见面，说说笑笑，甚是开心。一男同学做鱼，我帮厨。屋子小，加之做饭又热，大家在楼道上站着，偶尔有人说个段子，引得一片笑声。房东坐一楼廊檐下，裸着上身，听我们说笑，脸上不悦。

鱼熟，我们围一堆，刚准备下筷，房东唠唠叨叨开骂，嫌我们太吵闹。他一骂，真是扫兴至极，我想出去跟他理论，被同学拉住，消了火气。大家闷声吃了几口，不欢而散。

当天晚上，我开始在巷道里又找房了。心想，你不在乎那100元房租，我也不受你那恶言粗语。趁着夜色，我在另一条小巷道找了一间房。房子较大，除了床，有个转身的空间，但门口靠着墙，光线不行，总是阴沉沉的。

第二天，我退了那边的房，搬了过来，然后才发现这本是一间大房，中间用木板隔开，一分为二。那边住着房东女儿，上高中。木板不隔音，大到咳嗽说话打喷嚏，轻到走路脱衣翻了身，声声入耳，一清二楚。刚开始住，也倒没在意，住了一段时间，才发现这声音像水雾一般，已把人全部打湿，包裹起来，好似房东女儿就你身边。时间一长，便觉这声音无处不在，加之房子昏暗，觉得自己如同老鼠一般，稍有风吹草动就被惊醒，一点睡不踏实。

有天半夜，我睡下不久，木板笃笃敲响，房东女儿问，睡了没？我一惊，刚酝酿的一点睡意消失殆尽，答，还没。那边说，我出去一趟，后半夜给我开一下门。然后一串细微的脚步声消失在了院子。

我没见过房东女儿，不知她模样——我去上班时，她已去了学校，我下班回来时，她还在一楼吃饭。那天晚上，我整夜睡得迷迷糊糊，两只耳朵还要支楞着听敲门声，有时风吹响院内杂物，以为是敲门，一清醒，再听，又不是。整夜，都没有人敲门，房东女儿也未回家。我不知道她去了哪里，也不知道她整夜在干什么。

过了一些时日，我便搬了。我怕时间一久，神经衰弱。

我住的第三个出租屋在巷道尽头。直行，右拐，最里边一家。二楼一间房，房倒敞亮，就是窗户朝西，下午太阳照来，不好受。那时，我已经去了电视台工作，住下以后，台里一同事离家较远，中午回不去，跟我商量后，支了床，每天过来休息，算是跟我合租。后来，同事辞职了，这房子就由我一人住了。

这家院子大，房子盖了北边东边两侧，其余地方空着，房东家一个儿子，穿着皱巴巴的黑西装，夹个黑皮包，成天跑保险。房东两口子的理想是儿子挣点钱，把南边和西边的房子盖起来，租出去，挣点钱。可他们的理想遥不可及，儿子奔波于人流中，满脸疲惫，钱，不好挣的。

院子门口，有单独一间平房。起初我并不知道作何用处，有天深夜3点下楼去厕所，看平房里灯火通明，烟雾腾腾，房东两口子在白花花的雾气里面朝大锅，蒸着面皮，只留两个剪影。他们要蒸到早上5点，蒸够后，送到早摊点。每天如此，风雨不歇。

从厕所回来，站在二楼楼梯口，远看，是大块的菜地，在光线里昏暗、遥远，蔬菜的气味伴随着水渠里的泥味，让人陌生又熟悉。

每一颗菜都在尽力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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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至这天我再次来到南一队时，巷道里的房子已被拆除得所剩无几，只留下巷道北边一溜，没有被征收，但大多已搬空，有几间当做民工宿舍和拆迁指挥部。巷道南边，全成废墟，高高堆砌，破烂的砖头，碎裂的水泥块，残断的钢筋，丢弃的杂物，变形的门窗。

有间房子挖掉了一半，屋子除了丢弃的塑料盆、衣物、纸盒之外，其余的全带走了，而墙上那张没有装裱、写着“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毛笔字依然贴着，另一边还有用毛笔写的大大的“忍”字，一角飘起，被风吹着，如旗帜一样。

我不知道这间房子曾住过什么样的人。我也不知道这些房子曾住过什么样的人。他们是不是和我一样，是这个城市的漂泊者和寄居者？他们是不是和我一样，在某个大梦初醒的深夜依然感到生活的寒意？他们是不是和我一样，穿过长长的巷道时有长长的梦想？他们是不是和我一样，曾在城中村搬来搬去只为寻觅一处安稳的落脚之所？他们是不是和我一样，用低廉的收入买几样好菜下锅，就觉得日子还有奔头？他们是不是和我一样，喜欢抬头看天，低头看不远处的菜地错把城中村当作了故乡……

他们应该是的。我是他们。他们也是我。我们只是用不同的形式在窄小的出租屋，过着千篇一律的日子，底层人的日子，烟火升腾的日子。

可此刻，他们都去了哪里？他们都去了哪里啊？不久之前，这里还人来人往，充斥着喧嚣与嘈杂，屋顶搭满衣物，屋里悲欢离合，菜地青苗幽幽，天空狭长辽远。但现在都没有了。好像大地上蠕动的泡沫，瞬间蒸发，了无痕迹。

此刻，只有成堆的废墟，灰白的废墟，杂乱的废墟，即将消失的废墟。伴随着这些废墟的消失，这里将很快被平整出来，盖起大楼，高价出售。当高楼耸立时，它会有一个时髦的名号。然后，没有人知道这里曾叫做南一队了。南一队，只存在于地志，老人的记忆，寄居者的往事里。不用多久，这个名字，也会如同泡沫，消弭于人间。

正值中午下班，废墟上停着挖掘机，甲虫一般，抖动着刚刚熄火的机身。民工们端着洋瓷碗或洋瓷缸，大块的瓷掉了，留着黑底。他们一溜子坐在墙根下，有男有女，捞着碗里的面条，他们吃的还是臊子面，只是没有红油辣子，没有蒜薹豆芽。明晃晃阳光从南边泼下来，似炉火余温，没有风，尚且拢得一丝暖意，风一吹，便将着暖意吹歪了。

阳光涂抹在这群民工身上，他们落满灰尘的面孔和肩膀，在阳光里愈发陈旧，艰涩。他们同样是城中村的寄居者，但也是最后的拆除者。其实没有什么，寄居和拆除，都是生活。生活是悬在每个人脖子上的绳索。

我在巷道走了不远，就进不去了，里面用铁皮堵住，依然是废墟一片。我曾经租住过的院落混淆于废墟中，和我那遥远的时光一样难以辨认。我折身出来，巷道里那几颗粗大的榆树、梧桐依然挺立，它们沉默不语，心知肚明。民工们已经吃完饭，有些在水龙头前刷洗，有些躺回原地吸烟，有些开着玩笑。风吹来，把明晃晃的阳光吹得飘飘荡荡，一切像极了某个虚构的场景。

3

我在南一队住了有一年。接着，在南二队，也就是电视台那边，一个同事租了一间房，喊我搬过去跟他合租。后来，我便住进了老贾的77号院子，一直住到了2015年。

也是2019年，在一个醉酒的夜晚，我趁着夜色潜伏进南城根。五两，七两，或者近一斤白酒，让我这个日渐陷入中年困境的男人，两眼迷糊，双腿捣蒜，大脑昏沉，摇摇摆摆进入尚义巷，进入南二队。

尚义巷摆台球案的老头不见了，他的瓜皮帽，我依旧记着。它破旧、灰暗，本是一顶体面的八牙黑皮帽子，风吹日晒，变了模样，即便丢掉，也无人捡拾了。老头或许住进了廉租房，好多年前，我隐约听他说正在申请。巷道口的沙枣花，许是开过了，挤在楼群间，一副被压迫的委屈样子。暮春，也或者是初夏，但不应该是秋天，它曾开过一树繁花，花如米粒大小，喇叭状。它可真香啊，整条巷道都是香喷喷的，能把人香醉。

尚义巷还有什么？还有那家麻辣烫，早已倒闭。还有东侧长长的巷道，巷道里的少年，带着姑娘，坐在蔷薇花下，抽着烟。那时他们年少，穿两件天蓝色的校服。而今，想必已混迹江湖了吧，不会再坐于花下。

长长的巷道里，下过长长的雨。下台阶吧，台阶从中间割开，安了扶手。

我脚下打着绊子，撑着扶手，伸直腰杆，下了台阶。巷道亮堂了许多。以前，这里黑灯瞎火，走路除了凭直觉之外，便是借着远处漏下来的点滴灯光，走得深深浅浅。我曾在黑灯瞎火里回过很多次南城根，像一滴雨在午夜回到了池塘。而此刻，这里除了路灯绷着发炎的眼睛，一切都睡了。我不再是一滴雨，我只是桌上的一摊酒，被生活的破抹布顺手揩去了。

巷道的路铺了砖块，平整了很多。之前一直是水泥地，有些地方破损了，一脚踩下去，扑哧一声，泥水顺着缝隙喷出，会落一裤子，败了那些脂粉浓艳的姑娘们的兴致。她们摸出卫生纸，翘着硕圆的屁股，擦掉污泥，顺手甩掉卫生纸，出了巷道。现在不会了，姑娘们完全可以挺胸翘臀走出巷道，春风得意。

两侧的铺子早已打烊，拉闸门把一切隔绝。那间曾经闲置过许久，然后成为榨油房，又被人装修，住进一对男女，门口铁栅栏里拴着两只狗的地方，如今是酒吧了。隔壁那间永远开不久的铺面，巷子里的人都说风水不好，卖过关东煮、大饼、夫妻用品、蔬菜、胸罩袜子内衣，等等，我已经记不清了，但他们都超不过3个月，真是奇怪。

那家药店也换成了主人。以前我常在她那里取药，药很管用，感冒，给我三四顿，每顿我分一半吃，吃三四次，就好了。有一次落枕，脖子疼痛难忍，去她那，竟也有口服药。我常向朋友推荐她的药店，有朋友开玩笑说，她开的药量大，一顿能把人吃晕过去。我遂想，我吃一半，看来剂量刚好。有一次顺路经过，进去取药，她的妹妹跟她学艺了。她说要搬地方，到城边，在那买了经济适用房，打算小区门口开个店，方便些。也不知她的店开了没。我怕是再也找不到了。这城市，有时候很大。

巷道里，出租碟片的，卖大饼的，麻将馆，小超市，缝衣店，我醉眼朦胧，没有看清，想必也不见了。有些房子还在，有些拆掉了。至于新开的店，和我也没有关系。

电视台也搬走了。它在南二队多少年，我也没有问过。我钻进更深的巷道，右拐，左折，再右拐，巷道尽头，最后一家，便是我住过好多年的77号院。我熟悉这巷道里的每一道门，每一扇窗，甚至熟悉这里的每一声呼噜。即便闭了眼睛，凭感觉，右拐，左折，再右拐，走到巷道尽头，也能回到77号院。

院门还是开着。多少年了，南城根的人们都会在夜色深沉之后紧锁大门，即便不锁，也会虚掩起来，做个样子。但77号院从来没有锁过。我住的时候没有，现在也没有。它敞开着，像迎接一个漂泊归来的浪子。当我走进院子的时候，它或许一时没有认出我——我已离开五六年了啊。多年之后，它没有将我拒之门外。我站在院子里，像一个夜游者，或者一滴进不了池塘的水。院子漆黑如一口井，只有头顶的天空，还是被火燎过颜色，暗红，干硬，带着苦涩味道。满院的人都睡了。

老贾想必也睡了吧。

4

老贾是77号院的主人，我当年搬去时，他已经是快古稀的人了。平日，他提个化肥袋，装着捡来的硬纸片、饮料瓶。然后背回院子，装进一个大尼龙袋，等攒够两袋，架在手推车上，一绑，到收破烂的地方去卖。半年下来，也能卖个两三千元。他还作务着电视台院子的大花园，锄草，浇水，修剪花木，也种点蔬菜，每月领份薄酬。

77号院是旱厕，隔三差五，老贾会把粪从池中掏出，挑到花园浇地。第二天，上班的俊男靓女们总是皱着鼻子，用手不停扑扇，叫着“好臭好臭”，小跑进办公楼，到下午下班，又钻进花园，拔几颗菜回家了。因为倒粪的原因，领导还数落过老贾，老贾倒不在乎，照旧倒，只是把时间改到晚上，一夜风吹，第二天臭味会淡些。园子的草木和蔬菜，长得很旺盛。

在院子大门对面的砖瓦房里，我和同事住了一段时间，后来同事有了女朋友，搬出去了。房子就留下我一人住了。房租每月150元。这间被烟熏火燎过的房子，有一张大床，我睡过，我那些狐朋狗友也常来蹭睡。

院子西边是两层楼。一楼，一间住着一个高中生，高三时，谈了对象，时常带回来，一起做饭、睡觉，写作业。后来，考了个医学类三本走了。老贾儿媳妇的侄女跟着住了进去，再后来，这侄女结婚，也搬离了。

中间一间，住过很多人，来来往往，我也没有记清。另一边一间，是一家三口。男人在澡堂烧水，有时打零工。个不高，敦实，天热，身上总挂个很破旧的迷彩背心。女人叫笨花，在巷道口摆个小摊，卖饮料和纸烟，挣点毛毛钱。她矮矮的个子，粗笨的双手，穿朴素的衣衫，人也很老实，给我缝补过裤子，端过一碗浆水。

她总是一副大大咧咧的性子，说话也是高声大嗓。老贾总是坐在他院子门口黑漆漆的屋里，抽着水烟，喊：“笨花，今天咋回来这么早？”“笨花，我烧了一壶水来提……”

笨花在衣襟上揩着面手，笑骂道：“狗日哈的城管，干脆不要摆，说这两天有大领导检查，啥他妈的大领导，真是当官的放个屁，穷人饿肚子。”然后提着水壶出了门。

老贾嘿嘿笑着，一团青烟裹住了脸。

笨花的儿子不大听话，中途辍学去当兵了。他们一家人在这院子住了差不多都快二十年了吧。我想着他们还会长久地住下去时，笨花告诉我，他们申请了廉租房，给人家塞了几条烟，排上号了。即便后来好几年一直都处在排号中，但他们总是要离开，一直想有个属于自己的房子的心没有死，在这里住多久，毕竟都是人家的，都是寄居于此。

二楼较大的一间，住着老贾儿子一家。两口子也是摆摊子的，只是在学校边，靠着学生，能好卖点。一大早，女人推着带轮的铁皮柜出巷道，穿马路，过桥，到了学校门口。男人10点多起来，扯着拖鞋，洗刷完毕，给花浇浇水，给狗梳梳毛，坐在台阶上，抽两根烟，喝一杯茶，慢腾腾去换班了。然后女人回来做饭，男人守摊。每天如此，刮风下雨，也没个停歇。除了不多的房租，这是他们主要的经济来源。

男人和我说话很少，我感觉他是看不大起我们这些房客的。他是老天水人，自小有一种优越感，即便日子过得窘迫，那根傲骨还是直愣愣从衣衫里戳出来。女人倒很好，我们常说些家长里短的事。有时下雨，她会帮我收被子，有时送我一把韭菜，端我一碗饺子。

他们生了两个女儿，年龄相差十来岁。我住那会儿，大女儿考上大学，去念书了，小的一个，刚上幼儿园，脸圆而胖，皮肤微黄，橡皮娃娃一般。她很小时常来我房子，我给她零食吃，逗她玩。后来长大了些，就不来了。我离开南城根时，她已经上小学一年级了，扎着两个毛刷，穿一身宽袍大袖的校服，把人淹了进去。

老贾儿子的房子隔壁，就是我住的一间。我在院子住了一年多以后，老贾说这间房子他有个亲戚要住，让我搬到二楼住。我搬上去，老贾把屋子简单收拾了一下，刷了墙、吊了顶。屋子靠窗支着一张课桌，摆着电磁炉，锅碗调料。做饭时，打开窗，油烟能出去。门后是很旧的洗脸盆架，锈迹斑斑，站不稳当，靠墙撑着。

一边是两副老式红绒沙发，绒布爱吸土，隔段时间得把坐垫掏出来，提根棍子站楼道里敲打，尘土飞扬。沙发是一楼笨花家的，他们房子小，说是暂放我这儿，一放就放了六七年（也不知道他们后来有没住进廉租房，如果住进去了，那对沙发想必是会带走的，那可是他们从老家带来的最体面的物件）。另一边是一张写字台，从旧货市场淘的，还带一把椅子。靠里面，支一张单人床，曾挤过两个人。床头，一个原先就有的旧衣柜，门子被床挡着，开不展。

我还在墙上贴了一张画，斜着贴的，我忘了是哪个女明星，贴上去以后再也没动过，落满灰尘。靠床的墙上，我贴了一层带四叶草图案的绿墙纸。破了，用胶带一粘。又破了，再用胶带一粘。最后，半面墙，几乎全是胶带。

在这间六七个平方的屋子里，每天下班，推开窗户，在油烟升腾里做一锅饭，盛到大铁盆里，端着，到老贾屋子，看电视，跟他闲聊。晚上，坐在床上，抱着电脑写东西。夏天，太热，窗户和门都是敞开的，即便如此，也酷热难耐，只好不停吹电风扇。冬天，又冷，一早起来，脸盆里的剩水结了冰。厕所在院子一角，半夜起来，披着衣服，瑟瑟缩缩去，冻了一遭，睡意全无。蜷缩在被子里，浑身冰凉，牙齿打颤，听着不远处锅炉房彻夜的吼叫声，可跟我没有关系。

那时同事们每逢冬天就很关心何时供暖，而我没有暖气，我和城中村的所有人一样，都是城市的局外人，供暖早晚和我们无关。有时，也来三五写诗的朋友，聚一起，我炒个菜，大家吹着牛X，把二斤廉价的酒灌进肚子，面红耳赤地读几首诗，觉得全世界他妈的只有我们写的才是诗，其余都是狗屎，老子天下第二，没人是第一。

我已想不清那些明亮又昏暗、酷热又严寒的日子，是被我如何一天天消磨掉的。最终，我们都会陷入生活的圈套，被现实摁住，在沙子地上不停摩擦，只剩一根疼痛的骨头，挂在屋檐下，跟半截干辣椒一样，等着丢进日子的油锅，被炸得焦黑不堪。

5

2007年到2011年，我在电视台工作了4年多。我干记者，报选题，拍镜头，采访同期声，回来写稿件，最后剪辑成完整的片子，再提交。挨过批评，受过表扬，犯过错，惹过事，热闹过，苦闷过。很辛苦，常常加班，逢年过节，干通宵，怕是满城里最辛苦的单位之一了。大家常说，干新闻，就是个电视民工，脑力加体力，甚至还不如民工。

一年365天，除了年三十播春晚没新闻，其余364天，新闻天天有，驴拉磨一般，一圈又一圈，一天接一天，没个消停。好在那时年轻，无牵无挂，所有的辛苦睡一觉便一扫而光了。有时候，一个人去采访，单枪匹马。大多时候两个人搭档，跟一名女记者。大家开玩笑：在电视台，女人当男人用，男人当牲口用，上辈子没干好事，这辈子才干电视。

跟我一起进电视台的那拨人，85年左右出生，年龄相仿，大家打打闹闹，吃喝玩乐，无忧无虑，关系也很好。如今，他们早已膝下有子，背着家庭的壳，小小翼翼地过着日子，没有了年轻时横冲直闯、在所不惜的勇气了。

那4年多是我最好的年龄。那是一个人把青春的花朵开到荼蘼的日子，一个人揣着千把元工资看见蓝天就想捡根鸡毛插屁股上飞起来的日子，一个人睡在拳头大小的出租屋里仍然觉得未来可期的日子，一个人一打啤酒半袋瓜子幸福感炸裂的日子，一个人尚且心怀天下、肩扛道义、快意恩仇的日子。

可惜，这样的日子，很快就没有了。后来，我离开了电视台，有了一个编制，混进了教师队伍。

我离开电视台去乡下教学时，也一直没退老贾家的房子。想着周末进城，住起来方便。房租一开始涨到200，后面一直是300。大多时候，攒三四个月，交一次房租。我也算过账，我进城，住一次宾馆，两天，少说300元，一月三四次，得千把元，还不如继续租上，便宜很多。况且还有我一屋子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那些用也没用、丢了又可惜的书就一大堆。

当老师大半年后，我又借调进城，钻回了电视行当，只是不在原单位，但也又住回了老贾的房子。直到2015年，我和女友准备结婚时，我才想着，不能再住在南城根了。虽然也有人曾在逼仄的出租屋结了婚，生了娃，但我还是想着体面一些，想着在人跟前不要显得太寒酸，想着人家姑娘这一辈子就跟定我了，谈恋爱时挤挤这出租屋还可以，要结婚还挤，就真的对不住人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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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我走了以后，那间房子都被什么人住过。

我离开南城根后，有些东西被带走了，有些东西一直留在那里。比如那张桌子，那张贴画，那些时光，那段爱情，那明晃晃的青春，那午夜加班回来的背影，那吹牛不怕被风闪断舌头的狂躁，那端着一碗面条满院子找人说话的黄昏，那大雨把梦境淹成大海的午夜……

那个醉酒之夜，我站在77号院子，像一个夜游者，像一滴进不了池塘的水。

我知道这里再也没有我的落脚之地了。即便多年以后我还是能轻车熟路地来到这里，即便我的骨子里已经长满了城中村的荒草，我可还是离开了这里。有些地方，离开了，就再也回不去了。院子依然安静，模糊一片，不规则的天空，像一张嘴，要把这城中村吞咽掉。吞掉是迟早的事。

我在院子站了很短的时间，便出来了。我怕午夜起来的人看到院子站着一个人，还以为闹鬼。我怕老贾醒来看见院子的影子误以为贼。我怕七八年前的自己从楼梯上走下来拉起我的手，泪流满面。我怕旧时光的河流突然决堤，把一个人仅存的记忆全部冲走，一无所剩。我怕我在醉意的怂恿之下走到二楼，推开早已不属于我的房子。

我从院子走了出来，右拐，直行，左拐，就到了主巷道。灯火依旧。没人有知道一个曾经长久的寄居者回到了这里，又离开了这里。就如同没有人知道我曾在南城根的日日夜夜。人们只在自己苦涩的日子艰辛游走，人们无暇顾及另一个人何去何从。

我只是顺道，想起了我的旧时光。我只是顺道，看了看那死去的年华。我空有一腔伤感，进了南城根，没人知道我是谁，出了南城根，我也忘了我是谁。我是在2015年冬天离开南城根的，离开后的一年，我住进了罗玉小区很旧的楼房里。

（未完待续）

编辑 | 唐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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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曾一个人无所事事地晃荡在马路上，什么也没有买，光看着滚滚而来滚滚而去的人流，看着廉价的物品和升腾的烟火，便有种莫名其妙的幸福感，我才发现，这世上和我一样把日子过得紧绷绷的人原来这么多，他们和我一样有着不为人知的苦楚和酸涩，有着不为人知的快乐和欣慰。

王 选

80后，青年作家

源济

在“三无”小区遇见爱情与人间烟火丨人间

Original 王选 人间theLivings  2021-05-03

生活在罗玉小区的人和来到罗玉小区的人，看着黄昏空荡荡的街道，怀疑自己是不是走错了地方，他们需要的廉价物品，他们需要的举杯消愁，他们需要的一日三餐，他们需要的某种慰藉，都统统消失了，杳无音信了。

配图 | golo

前    言

2007年夏天从学校毕业后，我们卷铺盖走人的场景至今历历在目。一晃眼，已经过去十多年。混迹社会后，在天水这个西北五线城市，我到处租房，开始了长达12年的寄居生活，先后住进城中村南城根、“三无小区”罗玉小区、三楼教室、城中村莲亭。

如今，我已离开南城根，离开罗玉小区，离开那间教室，离开莲亭。2019年2月，我住进了属于自己的房子。在南城根时，我把城中村的日子拉拉杂杂写进了一本叫《南城根：一个中国城中村的背影》的书里。但之后，我寄居的日子并没有画上句号，5年时间，又3次大搬迁。我一直想把这段经历写下来，顺带着再写写南城根。

毕竟这世上，还有无数个我，曾经历过无数次的漂泊和寄居，曾在黄昏看到万家灯火时黯然伤神，曾像无根漂萍一般在天地间晃悠，曾梦想有一所属于自己安身立命的房子。

毕竟这世上，我们都是一样的人。

在城中村寄居丨连载

1

2015年初春，当那个胖女人用电动车载着我穿行在大街小巷时，我已经准备离开南城根了。

她那粘满浮尘的黑色电动车，被三百斤肉压制住，停在了一个小区楼下。她套着黑色棉袄，臃肿不堪，一颗烫成菜花的脑袋，显得异常硕大。她走在前面，一手将电动车的钥匙环套在食指上甩着圈，一手捏着电话和房东联系，我尾随其后。房东已敞着门，等我们。

我在房子转了一圈，三室一厅一厨一卫，有简单家具，墙面白净，光线充裕，还算可以吧。随后问租金，一月1千5，一年1万8，一次付半年。我盘算了一番，还是觉得贵，一年租金，工资一大半就没了。我借口再考虑考虑，其实心里打了退堂鼓。房子没有租成，我们下楼时，胖女人还一个劲替我惋惜。

我知道她的假慈悲，可我还是迎合着她的表演。这是我看过的第5个房子了，胖女人明显对我失去了耐心，她把我载到路口，让我自己坐车回，有合适的房源，再打电话给我，天黑了，她要去接老公，老公刚打完麻将，准备回家睡觉。她点了一根烟，狠咂一口，电动车嗡一声钻进了车流里。

可我必须租个楼房。也不是我不想住南城根，也不是我想变个活法，更不是我一夜暴富身背巨款。我要租个楼房，因为还有3个月，我得结婚。

结婚，大事，不能马虎，不敢将就，不该凑活。在南城根，我那巴掌大的房子，仅够我一人容身。且，水在一楼，要提，厕所在院子一角。没有暖气，没有厨房，没有衣柜，好像除了我这个人，能用的东西，一样也没有。我是不能在南城根的出租屋里结婚的，那样太寒酸，太没面子。

我好歹把人家姑娘哄到手，要有个能容身的新房啊。住在南城根，即便人家姑娘不嫌弃，可人家父母看不过眼，亲戚朋友来了也看不过眼，我好歹还在电视台有份事业身份的正式工作，好歹还以青年作家自居。不租个楼房结婚，于情于理说不过去，脸上定然也挂不住。

我在网上把租房信息翻了个遍，小城市，房源不多，信息也少，倒腾了几天，也没找下。像在城中村找出租屋那样满城找，不现实，城中村，大门都是敞开的，可以进院去打问。楼房就不行了，户户关门，家家紧闭，根本不知谁家有房可租。

这样一来，只能找房屋中介。

我也是顺路钻进胖女人的中介公司的。叫公司，也真是个笑话，仅是一间旧平房。门口摆着一块大黑板，最上面用粉笔写着“某某房屋中介公司”的大字，下面写着房子位置、价钱、面积等信息，粉笔字风吹日晒，有些模糊。掀起棉门帘，进去，屋里一片漆黑，站了一分钟，才能看清屋里的轮廓：靠墙一把老式长椅，对门摆着一张桌子，桌子后面坐着个老太太，肥肥胖胖，一把年纪了。

她问：“租房吗？啥要求？”

我把我的想法说了。她蘸着唾沫把眼前桌上的教案本从第一页翻开，本子上写着房子的一些信息和联系人，看一页，没合适的，蘸唾沫，再翻一页。本子被翻的次数多了，加之有唾沫，黑乎乎，虚哄哄，一大堆。筛选了一遍后，没合适的房源，她又从墙上取下另一个挂着的本子，翻了起来。

屋里昏暗不堪，不得不佩服老太太眼神够好。翻了一遍，有几个她认为合适的，说给我听，我都觉得不行。最后，她说：“你等等，我女儿刚出去带顾客看房去了，马上回来，她手机上有些房源，都是好房，有你满意的。”

过了半个钟头，老太太的女儿，也就是那胖女人来了。她问明来意后，说：“你确定在我这儿找房？”

我说：“不在你这儿找还能等你这么长时间？”

她摸出一根烟，说：“你娃娃一看就干脆人。”递给我烟，我不吸烟，她给自己点了一根：“是这样，你先交看房费，50元，房子你随便挑，我有车，一路把你拉上，直到你看到满意的房，租下为止，都是50元。等你房租好，跟人家房东签了合同，你再给我付一个月租金的一半作为劳务费，明白吧？要一半啊。”

我有点吃惊，不知中介的水深水浅。

“市场行情，你打问去。”

我说：“那万一都没看上呢？”

“那咋可能，我一月租出去那么多房，还没有不成功的，你放心。”

我交了看房费，胖女人掏出手机，一条一条把房屋信息念给我听，最后，有一个房子不大，在广场附近，租金也便宜。我说看看这个去，胖女人立马打了电话联系房主，房主外面吃饭，20分钟后到，让我们再等一会过去看房。

结果，就是前面所说，太贵，没敢租。

2

胖女人骑着摩托走了后，我估计在她那儿是找不下房了。当天傍晚，揣摩着要不要换家中介时，胖女人打来了电话，说罗玉小区有房，房主正好在，带我过去看一下，这次包我满意。我赶到胖女人中介公司门口，她拧开她的车，载着我，朝罗玉小区跑去，路上有坑，几乎要把电动车颠散架了。

罗玉小区是老小区，没有围墙，没有物业，单面楼，七层。

房子在三楼，两室一厅，有厨房卫生间，大卧室有阳台，南北通透，老户型，五六十个平方，没有电梯，没有公摊，都是实实在在的面积。当然这对我不重要，重要的是房子也算干净，有床、衣柜、沙发、茶几，厨房有灶台，厕所可洗澡，这就不错了。房租也勉强可以接受，一月1千2，一次付半年。

房主是个中年男人，穿西装，衣服半新不旧，戴金边眼镜，梳着分头，头发油腻，一张嘴说话，有点娘娘腔。看长相，听声音，就知道不是爽快人，但心想房子还合意，再找也未必如此，况且我是租房住，又不是和他过日子，问题不大。

胖女人还是喋喋不休，说着房子的各种好，房主也在一旁帮腔，说自己的房子从来没租给过乱七八糟的人，都是居家过日子的。“你看墙，都白白的，门窗也是完整的，结婚合适不过了。”他还特意把卫生间热水器打开，拧开花洒，说，“你看，还能洗澡呢。”我没言语，心想，真把我当土鳖了啊。

最后，我确定租下这间房子了。费了一堆口舌，房租也没降下来。结婚的日子日渐迫近，我懒得再消磨时间，加之天又渐晚，我懒得再跑来跑去。我跟房主签了合同，他给我钥匙。随后我们3人到小区外边银行，我取了钱，给房主交了半年房租7千2和押金1千元。胖女人站在一边，暗自窃喜，嘴里还奉承着我，说我办事麻利，是个干大事的人。我心里暗笑，还不是为了那笔劳务费。

我把600元给了胖女人，她眉开眼笑，祝我新婚快乐。房东给我交代了水电等一些事项，和胖女人走了。他们挨在一起，交头接耳，又说说笑笑，他们是一伙的。

我回到房子，关上房门，当锁舌和卡槽扣住时发出“哐当”一声的那刻，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用7千8换了这间楼房的半年时间，将继续用7千2再换半年时间。

我坐在沙发上，看着五六十个平方的房子，真的好大好大，一时难以适应，恍然间，竟不知身在何处。屋里一片寂静，只有慢慢淹来的夜色告诉我，我已经从住了8年之久的南城根撤身而出，我将面对一场未知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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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结婚，我得把房子再收拾一下。

房子客厅不大，一组黑皮沙发占了多半，皮皴裂了好几处，露出黄兮兮的海绵，总有人掏，掏久了，便成一个又一个坑。茶几、板凳是一套老天水雕漆。茶几椭圆形，纯实木，刷黑漆，古朴，浑厚。桌面用彩色石料雕琢出红楼十二钗，配以假山草木。石料温润，线条流畅，虽平嵌于桌面，但立体感突出，人物亦是形态各异，栩栩如生，自有风韵。

板凳一组6个，拼一起，正好是一椭圆。不用时，从茶几下面推进去，自然组合，很整齐，也不占地方。板凳用的是另一种工艺——平磨螺钿，将贝壳、云母等材料打磨成薄片，根据图案造型切片，嵌于漆坯上，后髹漆。6个板凳，分散看，花开数朵，各有意韵，拼一起，便是枝繁叶茂，满园春色了。

天水雕漆很有名，工艺也讲究，我只是一知半解。老天水人家里若能有一整套雕漆家具，那是很有面子的。也不知这套家具房主是何时买的，只是摆在出租屋里，真浪费。茶几面上是需要盖一块玻璃以护住下面的，但房主不在意，租房的人更是不会割一片玻璃放上去。时间久了，十二钗缺胳膊少腿，缝隙里塞满污垢，好端端一件家具，糟蹋了。我找来洗衣粉和刷子，蘸水，把茶几重新刷洗了一番，那些残缺之物虽已无法弥补，但一下子清亮了许多，乌黑的漆面，焕发光泽，甚至还能映出人的影子。

大卧室，摆一张双人旧床，床倒是结实，也划不来买新的了。大卧室套着阳台，阳台堆满各种杂物，落着厚厚的灰土。我翻腾出来，没用的全都扔了，地上扫起的土，能把脚面盖住。

阳台柜子里有一套医学书，七八本，想必是之前租房的人留下的，应该是个护士，因为这里离妇幼保健院近。书没有翻过，崭新依旧，我没舍得扔，想着万一有一天心血来潮看一看呢？小卧室有一个衣柜，旧式的，柜扇有点翘，合不拢，挂衣服勉强可以。一张单人床靠墙摆设，窗户前支一张桌子和一个小书柜，都是旧家具，刷过白漆，现在都成暗黄色了。

我把房子彻底清扫了一番，能擦洗的全部擦洗了。似乎有焕然一新的感觉，两间卧室，一厨一卫。从我2002年上学进城算起，13年时间，我从未拥有这么宽阔的空间。在学校，我们8个人分上下铺住一间宿舍。在南城根，我在一间巴掌般的屋子里睡觉、做饭、写文章，所有东西堆挤在一起，就连日子也堆挤在一起。

坐在有些塌陷的假皮沙发上，看着这么大、这么整洁的屋子，我有种难以适应的感觉。就像一个穷惯了人，突然腰里别上了一疙瘩钱，真是无所适从。

3

扫毕屋子，就该添置一些东西了。毕竟要结婚，要有点新房的样子。

在我收拾这间房的时候，把宁远县城那边老丈人给来的小院子也收拾了，算作婚房。老丈人住县城，旧房征迁拆除，分了两个新盖的二层楼院子，给女儿（我媳妇）一个，算作陪嫁，自己留一个。结婚、待客在这边，闹洞房就去那边。

我去花鸟市场买了一盆兰花，花开正好，橘黄的花，像3月的嘴唇，要把一些喜庆的事说出来。买了窗帘，给大卧室和小卧室分别挂了一块——不买窗帘不行，对面的人站阳台，两间卧室，一览无余。买了门帘，给厨房和卫生间分别挂了一块，纯白的，半截，绣着成对的鸳鸯。客厅的老式灯，半欧式那种，层层叠叠，沾满油污，6颗灯坏了4颗，但不敢修，怕一动整个灯散架，还得赔人家。大卧室换了颗灯，小卧室一根电棒，亮着亮着灭了，我换了一根新的。

后面，父母从乡下赶来，又把房子打扫了一遍。母亲一边擦灶台上的油污，一边问租金，听完后唏嘘不已，说种两年粮食都不够人家一年的房租。父亲说：“再贵，也得住，你总不能让在南城根结婚吧。”

母亲说：“那有啥？人家那谁的儿子，就租的平房结的婚，我看啊，只要两个人相爱，在哪结婚都行。”

父亲把大卧室的灯卸下来，擦了又擦，擦得程亮，说：“你啊，说话没样子。”母亲把头从厨房门伸出来，回道：“你会说得很啊，当初还不是600元的彩礼、一对大板箱就把我哄到你们王家了？”

父亲笑着给我说：“你看你妈，又把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扯出来了。”父母总是这样，半辈子，动不动斗嘴，年轻时，打架也是常有之事，但从没说过“离婚”二字，就这样你看我不顺眼我瞅你不顺心了大半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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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拾掇屋里，还得添一些碗筷盘碟。在超市买了餐具，还要称瓜子糖果花生，买烟酒茶叶四色礼，等等。虽有父母帮忙，但还是感觉手忙脚乱，丢三落四，脑瓜里似有一堆浆糊，难以厘清个头绪。

到了晚上，其他弟妹赶来，帮着往礼盒里装葵花喜糖，往红包里装不同面额的钱，忙毕，便到半夜。还要坐在床沿上一一订对邀请客人的名单，联系车辆和帮忙的人。

父母是农村人，不懂城里人结婚的套路，只能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很多事，得我自己办。事太多，拿个本子一一记上，办一件，勾一件。

到结婚前一天，农历二月初五，墙上挂了结婚照。照片上，两个人，光鲜亮丽，面带微笑，似乎已经把日子的门窗推开了，门窗外，是繁花，是雨露，是盈枝硕果和油盐酱醋。下午，亲朋和同事早早赶来，在客厅和卧室顶挂了拉花，在门窗上贴了大小喜字和窗花。

一时间，灯光透过拉花，把红色光晕洒下来，整个屋子，洋溢着一种让人眩晕的喜庆之气。红色的拉花，红色的喜字，红色的窗花，红色的灯光，红色的对联，红色的床单被套枕巾枕套，红色的烟酒糖茶盒子，甚至红色的面庞，红色的心绪，潮水一般，在屋里起伏着，跳动着。让人恍惚，让人亢奋，让人不知今夕何夕。

到了晚上，亲朋陆续而至。天水人的习俗，结婚前夜，要到新房里禳踏一番的。一来祝贺，二来听总管安排次日事宜，三来吃喝玩乐。本就不宽敞的屋子，挤满了人，说说笑笑，喝酒划拳，打牌嬉闹。人太多，连房门都敞开着，有人站门口嗑瓜子闲聊，有人直接搬了麻将桌，端了茶水，去阳台上，四人一凑，玩耍起来。酒管够，饭管饱，烟管足，大家只图一个欢喜热闹。

在拥挤的人堆里，我出出进进，招呼客人，联络事情，忙忙乱乱。但看着屋里升腾的烟雾和起伏的红晕，却有了好多年未有过的某种踏实。多少年了，我一直租住在城中村，总是感觉飘着，如一根鸡毛，风一吹，便不知要去何处，满心空落落的，把琐碎的日子过成了天涯。而此刻，这种漂浮感，消失了。即便依旧租着别人的房，但我知道，我要在生活里开始扎根了。日子不再是一根鸡毛，而是一粒种子。

第二天，农历正月初六，我结婚的日子。

4

罗玉小区的夜市很有名。

罗玉小区，说是个小区，但完全是开放的，数十栋楼，被马路分割成块，也没个物业管理，没个栅栏围着。说不是个小区，但都是清一色的楼，差前差后盖起的，都是七层，红白相间的外墙，六七十平的面积，楼前到处是齐腰粗的柳树，楼后是切成块的地，种了葱韭白菜，搭了架，牵着黄瓜西红柿。我进城晚，也不知是先有罗玉路，后有罗玉小区，还是先有罗玉小区，然后顺嘴叫起了罗玉路。

当然，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夜幕掀起后的罗玉小区，真的很热闹。

一个地方热闹，定是人多。罗玉小区人也多，主要有两类，一类是老市民，一类是工厂里的退休职工。哪个地方老人多，看看流浪猫狗的数量，便清楚了。加之东方红新村，这片庞大的城中村和罗玉小区背靠背，这又为夜市注入了一大股人流。

下午5点一过，摆地摊的人，提前开始占地方。两块砖头，把个边，或者丢一根棍，实在不行，地上绷根绳子，这坨地方便是他的了，谁都别想占，要是占了，就不是动手动嘴那么简单，毕竟是抢饭碗的事——好多人一家四口的收入，就靠着晚上这一阵呢。

到6点，摊子一一摆起，人也下班了。黄昏袭来，夜幕拉开，灯火渐亮，车流卷着人流，在马路上渐渐沸腾起来，像一锅馓饭，在大火之上，慢慢地咕嘟嘟冒起了气泡。到了7点，大幕完全开启，生旦净丑，嬉笑怒骂，鸡毛蒜皮，油盐酱醋，爱恨情仇，一骨碌全部上了台，纷纷攘攘，开演了。

从罗玉路丁字路中间，往北走，左边，以小杂货为主，碗筷碟盘，笤帚拖把，菜刀案板，卫生纸马桶刷擀面杖切菜刀，大到铝盆垃圾桶，小到牙签剜耳子，应有尽有，一溜子摆在人行道边上。牵狗的、背搭手的、拄着棍子的、提鸟笼的老头老太齐齐走来，弯腰瞅着，如有需要，指一指，问个价，再问便宜不，货比三家，最后没法比了，蹲下来，翻来捡去，挑了个自以为最好的。摊主不耐烦，挠着油腻不堪的头发，说：“老人家，都一样的货，你再挑，都把货的屎翻出来了。”老人遂住手，开始为了5毛钱磨半天口舌，买下，满心惬意，占了便宜。

右边，主要是买衣服的，以女人娃娃为主，从短袖裙子到裤衩丝袜，从毛衣打底到胸罩外搭，从运动鞋到皮鞋凉鞋马丁靴，从耳环口红香水到指甲油粉底液BB霜。刚跳完广场舞的大妈，在附近打工下班的小妹，给孩子做饭的乡下媳妇，巷道里花里胡哨的洋气女人，或三五成群，或互挽胳膊，或独自一人，在挂满衣服的摊子中出出进进，看款式，问价钱，搭在身上比划，让别人参谋，觉得满意，但还要压价。摊主叫苦连天，说：“夜市的东西都是批发价，你到商场，同样的货，要贵一倍。”价钱少不下，买的人假装要走，摊主赶忙叫回来：“按你说的，给你便宜处理了，我真是赔本了，别人问，可别说这个价，有朋友买，也带过来。”买卖双方，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皆大欢喜，买的人暗自窃喜捡了便宜，卖的人心里自有底数。

往南走，右边，是大排档。也没个铺面，撑一顶蓝帆布帐篷，支起案板，摆好煤气灶，拉来几桶水，头顶挂了灯泡，油烟熏得太久，昏暗不堪，像一只睁不开的眼睛。火拧开，就可以待客了。没有铺面租金，只给有关部门交点摊位费，也不多，可以常年占住那块地方营业，挣的钱，多多少少都进自己腰包。

这边的大排档，主要有炒菜和面食。菜以川菜为主，也有炒龙虾、田螺等海鲜。面的种类就多了，炒面、烩面、扯面、扁食，饺子馄饨，炝锅面、浆水面、油泼面、炒麻食、烩麻食、棒棒面、臊子面、西红柿鸡蛋面，等等。

6点半一过，吃饭的人蜂拥而至。老板一边切菜，一边吆喝：“吃啥，进来坐，随便点，吃啥有啥。”单独一人吃饭的，多以面食为主。三五成群的，则是吃菜。面都便宜，浆水面臊子面6、7元，炝锅面烩面8、9元，炒面炒麻食不过10元。菜也不贵，一个清炒洋芋丝10元上下，一盘天水酒碟10来元，一份葱爆腰花也就20多元，四五人吃下来，100多。谁都可以借着饭饱酒足之劲，拍着胸脯说“我请客”。

站在路口看去，清一色的帐篷，破旧了，落满树叶，帐篷里火光翻滚，呲啦有声，铁铲和锅底的摩擦声，吃喝者的划拳声、吆喝声、吹牛声，混合着街面汽车的喇叭声，沿街小摊的叫卖声，万千声音，聚会一起，皆是嗡嗡声，皆是烟火声，皆是底层人间的苦乐声。

炒菜的人，被火光映亮脸庞，汗津津，油兮兮，一手举锅翻炒，一手抓起调料，顺手擦了一把额头的汗水。吃喝者瘫坐在啤酒椅上，醉眼迷离，或勾肩搭背称兄道弟，或一头歪在路边干呕，或独自举杯豪饮，或伸指骂天骂地骂政府无所不骂，反正老子天下第一。

左边也是大排档，但都有铺面，最有名的是大盘鸡。十几家大盘鸡店，一字排开，直到路的顶端还折了弯朝东而去。大盘子，盛着大块鸡肉，大块洋芋，大量粉条。鸡肉要嫩，洋芋要绵，粉条要弹。桌椅一律摆在人行道上，没人愿意进屋去。清一色的黄塑料椅，背靠背，肉挨肉，连成一片，甚是壮观。

吃大盘鸡的，多是年轻的男男女女。入座，点两斤大盘鸡，要一箱勇闯天涯。大盘鸡一斤40多元，啤酒一箱也是40多元，一顿饭，花不了几个钱。大块吃肉，大杯喝酒，大声扯淡，把一天的辛酸和苦涩，全都咽下肚，无论白天多么卑微多么可怜，此刻，在大盘鸡面前，人，活着才是幸福的，短暂的欢愉，忘天忘地的麻木，是整座城市疮疤上的创可贴。

满地的卫生纸，满地的骨头渣，满地的闲言碎语，惹来了成群的流浪狗，它们穿梭于人们裆下，啃食着吮吸着骨头，品咂着世间残余的味道，一条条毛色光亮，尾巴高翘，往来自如。也有前来乞讨的，衣衫褴褛，端着盆子，里面装有毛票，一桌桌讨要过来，叫着“大哥大姐，给一点”。有人歪头躲避，有人挥手嫌弃，有人掏出毛票打发，有人摸出烟递上一支，有人带着恶搞心态说，“你把这一瓶酒喝完我给你50元。”乞讨的人举起瓶子，咕嘟嘟一饮而尽，恶搞的人傻了眼，现场喷出了五颜六色的笑骂声，还带着刺鼻的硫磺味，乞讨的人也撇出了得意的笑。

老板嫌影响生意，打发服务员过来让赶走乞讨的人，服务员脸色一拉，恶语道：“差不多就行了，赶紧走。”乞讨的人收回盆子，磨磨蹭蹭到了下一个啤酒摊子前。

从罗玉小区丁字路朝东走，左手边，是卖干果的。干果摊的旁边，有烤红薯的。大铁皮炉子，固定在带有轮子的木板上，一头焊有推拉手柄。炉膛温热，像不远处那些醉得七倒八歪的人的心窝子，里面码着的红薯，在炙烤中渐渐软下来。炉膛外，盖子上，堆放着一圈烤熟的。烤红薯的男人，不停地翻动着，怕余温将红薯一边儿烤焦了。他的吆喝声，淹没在蜂群一样的嗡嗡之声里，连一点水花也没有掠起，他是喊给自己听的。

他面庞焦红，许是炉火烤久的缘故，竟也是烤熟的红薯皮的颜色。他那面庞，是另一个红薯，只是在廉价的光阴里，难以兜售出去罢了。

马路右边，是卖菜卖面条的。卖菜的，多是女人，矮胖，油腻，挂一头“方便面”，穿着黑乎乎的衣衫，敞开来，南瓜一样的胸，撑着红毛衣。她们的腰间绑着腰包，能暖肚子，能当裤带，能装钱。卖菜的女人，都有一个好脑子，菜一过秤，几斤几两多少钱，买的人还没装进塑料袋，她已算好钱，分文不差，还很仗义地把一毛免掉了。

卖面的，多是重庆人，两口子。也就怪了，重庆，一个主要吃米饭吃火锅的地方，竟然卖面条，还信誓旦旦地挂着“重庆手工鲜面条”的招牌。一间铺面，屋里墙角码着面粉，屋子中间放着压面机，门前桌子上，摆着面条，有大宽、韭叶、毛细，有碎面、面片、麻食、扁食皮、搓鱼面、拉条子。

两口子浑身粘满面粉，白花花两个人，在屋子里忙活。白的面粉，白的屋子，白的人，昏黄的灯光下，只有两颗眼珠子是黑的，扑扇着。他们的孩子，一大一小，趴在面粉袋子上，写作业，两个人也染成了白色，毛茸茸的。写着写着，开始你戳我、我捣你，打起了架，男人用他饶舌的重庆话骂道：“你两个龟儿子，快点搞嘛，再不搞把你两头盖骨揭了来抖烟灰儿。”女人站在门口，称面条，她可真是个细瘦女人，跟一条筷子一般，稍微出点力就能拎起上街去浪了。

卖菜的摊子，一直延伸进了小区里面。或者说，卖菜的摊子，是罗玉小区伸出的一条长舌头，搭在街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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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么热闹的罗玉小区。烟火升腾，众声喧哗，鸡毛蒜皮，摩肩接踵，遍地垃圾。它真是穷人的天堂，穷人的迷宫，穷人的欢乐场，穷人的迷魂汤。

在这里，我曾很多次坐在路边摊上，12元要了羊杂，填饱了胃。我曾带着媳妇给她15元钱买了一条短袖，10元钱买了一条裤衩，5元钱买了3双袜子。我曾买过菜买过面条买过浆水称过结婚时用的瓜子和花生。

我也曾一个人无所事事地晃荡在马路上，什么也没有买，光看着滚滚而来又滚滚而去的人流，看着廉价的物品和升腾的烟火，便有种莫名其妙的幸福感。我发现，这世上和我一样把日子过得紧绷绷的人原来这么多，他们和我一样有着不为人知的苦楚和酸涩，有着不为人知的快乐和欣慰。

这夜市也不知是哪一年形成的，也可能是几十年慢慢形成的。它能出现在罗玉小区，有它的道理，有它的方式，有它的脾气。但它还戴着一顶脏乱差的帽子，它是这个城市的补丁，是这个城市的背面，是这个城市的褥疮，是这个城市的一颗刺。多少年以后，它影响形象，它破烂不堪，它格格不入，它是应该被打掉的那颗歪瓜裂枣。

2016年，有一天，来了很多很多城管，他们统一着装，统一表情，放了狠话，下了狠心，动了狠劲，叫来了民工，开来了挖机，只用了几天时间，便把这里的夜市全部清理掉了。

蓝帐篷不见了，菜摊子没有了，啤酒摊收掉了，小地摊撤销了。为了防止反弹，白天黑夜，都有城管值守，稍有侥幸心理，立马消灭于萌芽状态。这样持续了十天半月，摆摊的人知道这一次城管是铁了心，不像以前只是吓唬吓唬人。随后他们死了心了，另谋出路去了。

那些生活在罗玉小区的人和来到罗玉小区的人，看着黄昏空荡荡的街道，依然整齐和冷清，竟然怀疑自己是不是走错了地方，那种虚无和茫然，让他们惆怅不堪，他们需要的廉价物品，他们需要的举杯消愁，他们需要的一日三餐，他们需要的某种慰藉，都统统消失了，杳无音信了。

这世间，再也没有罗玉小区的夜市了。所有的喧哗与热闹，所有的嬉笑怒骂与人潮人海，所有的灯光照亮的疲惫面庞，所有的手指接过的卷皱零钞，所有的月色淹没的午夜游荡，全都成了灰尘。它们只存在于一些人的记忆里，只存在于这些文字里。

5

罗玉小区，住着很多留守老人，一部分是老市民，一部分是下岗职工。他们住着旧楼房，子女不在身边，有的老两口相依为命，有的一个人独守孤寂。罗玉小区流浪狗多，基本都是这些老人养来打发时间、寻求安慰的，人一死，狗也就走上街头流浪了，也或者狗生了一窝崽，老人们养不过来，便丢弃了。

我租的房在三楼。住了一年，从来没有去过四五六楼。听说住楼房，要把自己装得像个城里人，要冷漠，要伪装，要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和住城中村完全不一样。在城中村的大杂院，人们的生活是敞开暴露的，人和人之间还有着千丝万缕的瓜葛。

住进三楼以后，我凭借着道听途说的城市经验，把自己裹起来，如同套中人，上下楼，不会跟人点头招呼，一进屋，哐当一声把门紧锁。有人敲门，先不开，猫眼看人，确定是谁后才拧动门锁。

我住了许多日子，只认识一楼的老太太。我认识她是因为有一次母亲从乡下进城，没拿钥匙，我又上班，门打不开，母亲在一楼跟老太太闲聊，聊着聊着，就进了老太太的屋子，喝了人家的水，说了一上午话。母亲那一辈人，和我们完全不一样，跟人交往，不设防线，也不猜忌，没搭几句话，就互相熟络了。我常说我母亲跟啥人都是见面熟，不像我们，把自己缩进坚硬生冷的壳里，用怀疑冷漠的眼神看待别人。

一楼的老太太，估计70来岁吧，有个老伴，腿脚不便，经常坐在门口的马扎上，也不说话，看着外面。他的背后，是一盆高高的仙人掌，栽在橘色陶盆里，白硬的刺，粗壮，密实，开过的红花，软嗒嗒挂着。老太太坐在楼道中间，一头白发，剪短了，像顶着薄霜，有点男人相，好在耳垂上的黄铜耳环还标识着她的女性身份。

老太太是个热闹人，见人就打招呼，问东问西。许是她住得久了，跟这里的人大多相识。老太太左手夹一根烟，搭在嘴上，深深一吸，咽进肚子，隔两三秒，悠悠的，从鼻孔里吐出两缕青烟。烟灰积多了，用大拇指掸掸烟嘴，烟灰扑簌簌落了下去。老太太吸烟，动作很熟练，想必是老烟民了。

我问：“你一天吸几包啊？”

“两天一包，消磨时间嘛，你们有事干，时间快，我们等死的人，时间慢。”

早上，我去上班，老太太已经坐在楼道里抽烟，门敞开着，能听见她老伴冲马桶的哗啦声。她问我：“去上班啊？”我“嗯”一声。到了周五下午下班，我匆匆回来，收拾东西，准备去坐开往宁远的班车。老太太在门前院子把一叠纸箱踩扁，整齐堆放，她还指望这点纸板换点零用钱呢。

她问我：“这周媳妇不来啊？”我“嗯嗯”应着，一路小跑。她好像还说：“现在的娃娃，真是辛苦。”她可能是说我和媳妇两地分居的事吧。她是怎么知道我媳妇在宁远县城当幼教的呢？可能是我母亲找她去串门子时，唠叨起的？

二楼住着什么人，我一点没印象。但我楼下的一户人家，虽未见过，可我是知道的。

我结婚后那几天，住宁远县城那边的院子，父母住罗玉小区这边。过了几天，父母也去宁远那边。去之前，停水，母亲到厨房用水，没水，水龙头拧开，忘了关，也或者是最后分不清水龙头手柄朝哪边是关了。她和父亲一到宁远县城，当天下午，水来了，水来了事小，关键水流到地上，把楼下淹了。

楼下的人联系不到我，打电话给房主，房主赶来，关了水龙头，我妹妹过去，把屋里的积水清理了。当时楼下那人打电话给我，态度很差，我也觉得新婚不久，很是败兴，和他怼了一番，脾气也很暴躁。我明知理亏，但还是跟吃了火药一般。

最后，那人让我赔他，我问他怎么赔，他说你把我家墙全粉刷了，我说开什么玩笑那根本不可能。最后商量了一下，我给他1千5，他自己粉刷，但要再给他5百元，因为房子滴水，不能住，要去外面宾馆，房费得我掏。我懒得再跟他费口舌，嫌麻烦，便一口应诺，至于他的房子究竟淹得怎样，我也没去看过，不知道有没有他叫嚣得那般严重。最后，我通过银行给他把钱转了过去。

这事，父亲责怪了母亲好长时间，他觉得是母亲白白把2千元丢了，2千元啊，不容易。母亲也委屈，她是吃了半辈子泉水、窖水的人，怎么能搞清自来水开关的方向啊，况且那些年她一直头疼、失眠，记性是越来越不好了。

后来，我上三楼时，走到二楼，总是躲着，怕遇见那一家人，又生麻烦和尴尬，好在他们家大多时候灯是黑的，也不知人去了哪里。有一次，我从窗户瞟了一眼，屋里灯亮着，看屋顶，是有水迹的模糊痕迹，但不严重，看来他们没有再粉刷房子，而是一直这么住着，那2千元，就成了他们的额外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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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楼最西边一户，平日里，住一个老太太，年龄大了，病歪歪的，塌着腰身，开了门，把一个蜂窝煤炉提出来，用旧塑料和报纸作引火，再添上木柴，满楼道滚着白乎乎的烟。老太太搬一把凳子，坐在煤炉前，用一块硬纸板扇风，也用干瘪的嘴吹，牙齿落光了，漏风，只听见噗噗声，不见火焰升高。

生好火，老太太往上面坐了砂锅，熬药。砂锅有些年头，糊着乌黑的烟垢，甚至带着光泽了。锅里的药，先用大火烧开，冒泡翻滚，再用文火慢熬二三十分钟。老太太坐在煤炉前，打着盹，硬纸板落在脚前。砂锅里的药汁渐渐变成黑褐色，成汤成汁，吐着细密气泡，浓烈的药味在楼道里窜上窜下，挤进了屋子，满屋，都它的味。

我每见到老太太时，她都坐在楼道熬药，却日渐消瘦下去了。后来有好长时间，她再没出现，我也没想起过她，只见她的铁门紧锁，门口的破铁盆里落着一堆冥票烧过的纸灰，黑蝴蝶一样，带着消亡的气息，沾着蜡烛的泪痕。想必老太太过世了。她是什么时候过世的？我毫无印象，细细想来，许是在某个午夜，我好像隐约听到了鞭炮声，听到了吵嚷声，听到了哭泣声，可那时睡意正浓，没有多想，也就睡去了，随后，周末便去了宁远。

或许，正是那一天夜里，老太太过世了。可那是哪一天，我实在想不起了，即便想起，又能如何，一个人的生死，都是匆忙而渺小的，除了亲人，对别人毫无意义。我的这栋楼前面有一块很大的活动场地，这里的人过世了，灵堂都设在那里。隔三差五，场子上就会撑起灵堂，数九寒天，大暑小暑，这些节气，老人们扛不住冷热，过世者更多。蓝色的帐篷，外面支着几杆花圈，写着千古。帐篷里，摆满桌椅，烧纸的人，来来往往，或喝酒抽烟，或打麻将，或扯着闲话。

人们毫无痛苦之状，喧哗声如同蜂群在飞，嬉笑声不时扑轰一声，溢满帐篷。人们好像是来聚会的，是为一个人的离世而表示庆祝的，也或者是用欢喜陪过世的人，把这世间的穷途末路彻底走断。

在这偌大的罗玉小区，数十栋楼里，还有多少这样的老人，在楼道里熬着续命的药，熬着熬着，就再也不见了。他们的旧煤炉、旧砂锅，还丢在门口，落满灰尘，再也无人过问了。

他们默默死去，就像这人间，不曾来过一般，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他们坐在楼道的背影，只剩一把骨头，风一吹，就化了，而他们，或许只是我的幻觉罢了。这世间，人老了，便要承接铺天盖地的孤寂，直到死了，再承接铺天盖地的黑暗。

关于楼上面的事，我就不知道了。

6

我住的房子，我是最清楚的，大铁门，不防盗，刷着红漆，剥落了，像一个人皴裂的面孔。

还是夏天，母亲在，妹妹来游转，晚上没有回去，跟母亲睡小卧室，大卧室我和妻子睡。我翻一会儿书，倒腾一会儿手机，睡觉时半夜12点过了。给手机充上电，放床头柜，关了灯，睡觉。半夜起过一次夜，也没发觉异常。早上醒来，摸手机，看时间，手机不在了。问母亲，说不知道，打电话，已关机，我才意识到被盗了。我的新苹果手机，好几千元，一直没舍得用，接打电话用的旧手机，只在上网时用用，没想到，成了贼的礼物。

我看窗户，窗户都划着，纱窗虽然破烂不堪，但有防盗钢条，进不来，唯一能进来的就是门了——门是老式门，如果没有反锁，有点手脚的人，从外面随便一拨拉就开了。我还一直跟媳妇说，我们这离公安局近，虽然小区是敞开的，人也杂乱，但贼少。妻子问原因，我说公安局在跟前，能镇住。没想到，贼还真在警察眼皮底下把事干了。

我们四个人，细细回想了晚上的情况，大家都没听见响动，也未发觉异常，不知贼何时进屋行窃的，真是细思极恐，万一贼做点其他手脚，我们都毫不知晓。我早上去派出所报了案，做了记录，我知道是找不回的，也没指望，只求个心安罢了。

那段时间，也是郁闷，在宁远县城那边，一个早上，毛贼也是趁母亲出门办事，翻进院子，溜入屋子，偷走了媳妇的几件首饰。我一算，两次被盗，损失两万元。只能仰天长叹了。我还听一朋友说，她刚结婚不久，家里就被盗。贼是盯着刚结婚的家庭，一来家里肯定有金银首饰和现金，二来婚后年轻人防范意识不强。后来那贼被抓住，来她家指认现场，问偷走的东西呢？全部卖掉，钱也花完了，而最要命的是，那贼得有艾滋病，她突然想起家里前些日子确实有血迹，莫不是……把她吓得心神不安。

我在楼上住了一年，能记得的事，也就这些了。到了2016年初春，租期也到了，想着租金太贵，平日妻子也不在。我便不打算再续租，合同到期前一天，我把房子彻底搬空，清扫了一遍。除了比我住进来之前干净整齐了很多之外，房子里再一次回到了当初空荡荡的样子。黑皮沙发，雕漆老桌凳，木床，衣柜，一直坏着的热水器，老掉牙的油烟机，一切都是我刚进来时的样子。我在这里整整度过了365天，可面对这一切，我好像不曾住过一样，时间在这里没有留下任何证据。

这套房子于我，也仅是一年的落脚之所，寄居之地，于房主，也只是赚钱工具，一年1万4千4百元，一分不少。我走了，还会有下一个寄居者住进去，他会过什么样的生活，我不得而知，我只知道，他和我一样，依旧背负着漂泊者的身份，他只是房主眼里的1万多元。他的后面还会有下一个入住者。如此延续。

房主来看房了，在屋子转来转去，最后拉开衣柜门扇，说上次水淹了房子，把衣柜扇子都泡翘了，让我赔偿。我知道他是不想给我押金了。我说你那门扇进来之前就那副模样，如果你要我赔，那我安上的灯泡，修好的柜子，打扫过的卫生，你是不是也要赔我？

他拖着一副娘炮腔调，还支支吾吾着找各种借口。我也把态度蛮狠起来，你要跟我干我也跟你干，谁怕谁？我向来与人为善，不惹事，可也不怕事。我对他也算尊重，有次还将朋友送的茶叶转送给他，我想人都是有感情的，讲道理的。但我才发现，我错了。他是不讲感情的，只认钱。

最后，我没有给他多余的一分，他也没有拿走我多余的一分。看着他那油腻的中分，灰白的脸，和两肩落满头皮屑的黑西装，以及装模作样的公文包，我真是够了。

2016年春天，我离开罗玉小区，住进了一个高档小区的三楼教室里。2020年，罗玉小区整片改造，好多旧楼房拆除了，包括我曾经住过的那栋。曾经的“三无”罗玉小区，已成往事，连同我的2015年。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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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媳妇放寒假了。两个人住，用胶木板撑起的床，就经不起压。有时，睡半夜，翻个身，腰底下一软，轰隆一声，好似地震，床塌了，码在靠墙的书，顺势翻下来，把媳妇埋在了下面。我起身，摸黑打开灯，床上一片狼藉，媳妇头脚朝上，屁股朝下，呈V字型，身上压着书。她先是惊恐，然后狼狈，最后就怒了。我哭笑不得，从书和被褥里把她翻出来。重新支床。把被褥放一边，挪开两块胶木板，将砖头重新码放整齐。

王 选

80后，青年作家

源济

寄居在富人小区的我，睡在8平米的教室里丨人间

Original 王选 人间theLivings  2021-05-04

富人的生活，我一无所知。富人的小区，我一次未转。除了我朋友，除了保安，除了那个女的，没有人知道，这教室里，曾住过一个人，曾把一年的光景，丢在了这里。

配图 | golo

前    言

2007年夏天从学校毕业后，我们卷铺盖走人的场景至今历历在目。一晃眼，已经过去十多年。混迹社会后，在天水这个西北五线城市，我到处租房，开始了长达12年的寄居生活，先后住进城中村南城根、“三无小区”罗玉小区、三楼教室、城中村莲亭。

如今，我已离开南城根，离开罗玉小区，离开那间教室，离开莲亭。2019年2月，我住进了属于自己的房子。在南城根时，我把城中村的日子拉拉杂杂写进了一本叫《南城根：一个中国城中村的背影》的书里。但之后，我寄居的日子并没有画上句号，5年时间，又3次大搬迁。我一直想把这段经历写下来，顺带着再写写南城根。

毕竟这世上，还有无数个我，曾经历过无数次的漂泊和寄居，曾在黄昏看到万家灯火时黯然伤神，曾像无根漂萍一般在天地间晃悠，曾梦想有一所属于自己安身立命的房子。

毕竟这世上，我们都是一样的人。

在城中村寄居丨连载

1

我在罗玉小区租的房到期了。我不想再住楼房，太贵，一年光房租就占我工资一小半。况且大多时候都是我一人住。妻子在宁远县城有份正式工作。每周五下班，我便去那边，周一一大早赶回来。所以，除去寒暑假，一周7天，我只在租住的房里待4天。不用掰指头算，都很清楚，租楼房划不来。

在搬出楼房前，我要给自己再觅一个落脚之处。

这些年，一个人，我凡事是凑活惯了的。我还是得在城中村找个房子，一月两三百元的房租，能睡个觉、做个饭就行了。我在东方红村找了半天。那里跟罗玉小区挨着，我想到时候搬东西方便。我们家还有亲戚在东方红村的巷道里开小商店，离得近，我可以随时去蹭饭。

后来，我确实在那里找了一间房。二楼，房门开在院外。沿着挨墙的铁皮楼梯，一直走，中间拐个弯，再走，就到了。楼梯狭窄，仅容一人，人走上去，除了轰隆声，还能感到楼梯上下晃动，有点荡秋千的感觉。每一阶楼梯，前面空着，也是为了节省铁皮，但走上去，总有种马失前蹄被卡住的恐慌感。不过这些倒没什么，走走就习惯了。我倒觉得门开在外面，不与院子的人拥挤，也清静。

房子不大，还算敞亮。刚潦潦草草刷过，墙壁上的污垢被遮了，隐约可见。有一个阳台，刚好支个板凳，架上案板，可以做饭。闲时，趴在阳台，翻几页书，或者瞅瞅巷道里来来往往的人，也挺好。房子里有一副床——也不算一副，两个凳子，中间架着一张光板。另一角摆着木箱，上面置一小块板。再无他物。

房东是个中年男人，胡子拉碴，给我介绍着这两样东西。我到床跟前，抬起一角床板，试试结实不，刚抬起，床下面除了发绿的霉斑，还有些米黄色粘稠状的东西，不知何物，但让人作呕。我再看那块小板，下面也是如此。心里瞬间失落透顶了。

我说能换床板吗？男人说可以，下来找找。我皱巴巴的心才稍有舒展。又想，满巷道找房，实在麻烦，况且天也快黑了。就在这里将就吧。我交了100元押金，留了电话。所租的楼房还有一周时间，我说我慢慢搬东西，租房的日子你按今天算起。

然而就在我快要搬的时候，跟一朋友闲聊，说起租房的事，他说他有一间教室，正好闲着，可以让我暂住。我说也行，抽空去看看。

------

教室在一个小区内。小区大多住着达官显贵，从出出进进的车辆和相貌上，便可看出一二。小区绿化、环境很好，管理也好。在均价一平方四五千的天水，这里一平米八九千元，已经是这个城市数一数二的高房价了。进小区侧门，靠北边，有一长溜三层小楼。一楼是车库，二楼三楼一边是物业办公室，一边租出去当教室，办辅导班。其余的房子都用来干什么，就不知道了。

朋友的教室在中间，楼梯一侧，大玻璃墙。进门，二三十平的教室，摆着十来副桌椅。墙角处有个旋转木质楼梯，上去，是三楼，也是教室，中间隔开了，好像用的是三合板，一敲嘣嘣响，只是粉刷过，看不出来。隔出来的那间屋子，一直空着。房子空无一物，很小，数一下地上的瓷砖块，估摸一下，也就8个平方吧。

屋子倒很白净，只是靠楼梯一边同二楼一样，是一面大玻璃。要住人，不太方便，对面楼上全是住户，一撩眼皮，就能看见，这跟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或者赤裸裸在街道上溜达没区别。好在有大窗帘，挂上去，可以遮掩遮掩。窗帘是白纱的，挂一层，透，没办法，只得把外面教室的取下来，再挂一层，想必稍微能遮遮光吧。也只能这样了。

屋子里是没有床的。朋友从别处搞来两个床架，又弄来两块建筑工地上用的胶木板，铺上去，还行，只是两张板是软的，中间接缝处塌了下去，即便不塌，也定是撑不住我这140斤的一坨肉。我又找来砖头，从中间码起来，垫一块木条，撑住，就可以睡了。最后从教室搬来几张桌子，一张摆放锅碗电磁炉，一张堆书，一张放杂物。

一切收拾妥当，就开始搬东西了。托了朋友，用面蛋蛋车拉了两趟。大包小包，七零八落，摆了一地。拾掇了好长时间，才算码放整齐。

在这间小小的屋子里，我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把自己安放下了。它就像河流中的一棵树，在我游荡的途中，出现了。被我紧紧抱住，歇歇身子。

2

住了一年楼房，躺在软兮兮的床上，看着外面的灯光，白花花，冷霜一般，从玻璃墙上泼进来，听着侧门里出进的车流声和对面楼上住户的说话声，一切都显得陌生而恍惚，甚至有种不知漂泊到了何处的错觉。

城市这么大，我如一枚草芥，在砖头和水泥之间，漂浮着，漂浮着，不知把自己漂到了哪里？我甚至都不如一朵浮萍，它随波逐流，起起伏伏，可它本就生在水里，长在水里，水是它故乡，它归宿。而我呢，生在黄土，长于黄土，摸爬滚打到了15岁，粘着满身泥巴，挤进城市上了师范学校，可在砖头和水泥里，我始终无法落脚，格格不入。

我也曾试图在城市的喧哗、浮躁、冷漠、欲望里，把自己烧成一块砖，哪怕是半成品也罢，这样我就是城市的一部分了。可不行，无论我怎么烘烤自己，内心的那坨泥土，总是纤尘不变，甚至还经常长一些麦穗啊野菜啊山杏啊什么的，这真让人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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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间教室，朋友是用来办辅导班的，作文为主，作业为辅。他周六周日上课，我周五下午回县城，去看媳妇。周一回来。这样正好，互不干扰。

搬进这里后，我做饭的一套都带了过来，桌子上架好案板，摆好电磁炉和锅，就可以做饭了。做饭时，油点、饭汁难免四溅，落到墙上，一大坨，日子一久，难以清理，显得乌烟瘴气。我找来一大块硬纸板，贴在墙上，这个问题得以解决。可做饭时油烟出不去，打开门，蹿进教室。尤其炒辣椒，那个呛，整个两层教室，都好像塞进辣椒里涮了涮。可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有时候，洗衣服，没地方挂，也是个问题，只好找了棍子，搭在两张桌子上，挂好衣物，在教室晾晒。要是周五没有干，只得收了，总不能在教室挂个裤衩啊背心啥的，学生一来，怪吓人的。

一个人住8个平方米，异常局促。可平日里没有人，感觉两层教室都是自己的，一个人上下，总是有种空荡荡的感觉。不小心撞了东西，哐当之声，回响很大，让人心惊肉跳。这些年，很多时候，都是我一个人住，住得久了，空闲时，不翻书，躺在床上，看墙顶巴掌大的窗外，灰蓝的天，有破旧的云，挪过了一片，又挪过了一片。看着看着，就想一些不着边际的事，就在心里自己给自己演戏，就迷迷糊糊不知今夕何夕了。

有时候也想，都是住在同一个小区的人。可我跟人家不一样。人家是业主，这里是家。人家住着三室两厅，有着书房厨房卫生间。人家可以昂着头目空一切地走在院子里，可以把保安因为大门开迟了一点而数落一顿。人家的心，是踏实的，是有着落的。

我呢，我不过是个寄居者。人家进门，有门禁卡，一刷就行，有时候没有带，保安看到，也会主动打开。我呢，只能从那个门缝里挤进来，或者跟在人家身后，蹭进来，保安看到也是无动于衷的。这里没有一寸地方属于我，我只是在最底层的逼窄小屋里，消磨日子有个落脚之所，不至于流浪街头罢了。我是外人，我是别人，我是那个可有而无的多余者。

我是2月天气尚寒时搬来的。很快，春天过去了。很快，夏天过去了。夏天房子照旧很热，顶层，能晒透。只好把门和窗打开，借一丝风。就这样熬着，慢慢的，秋天过去了。秋天里，落了一场霜，小区外的悬铃木叶子，落了一层，又落了一层。焦黄的叶子，风一吹，好像大地把憔悴的手心手背摊给你看。秋天，真的过去了。

冬天来了。好在房子有暖气。不然，光靠一面玻璃墙，是难以抵御寒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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媳妇放寒假了。两个人住，用胶木板撑起的床，就经不起压。有时，睡半夜，翻个身，腰底下一软，轰隆一声，好似地震，床塌了，码在靠墙的书，顺势翻下来，把媳妇埋在了下面。我起身，摸黑打开灯，床上一片狼藉，媳妇头脚朝上，屁股朝下，呈V字型，身上压着书。她先是惊恐，然后狼狈，最后就怒了。我哭笑不得，从书和被褥里把她翻出来。重新支床。把被褥放一边，挪开两块胶木板，将砖头重新码放整齐。

时间一久，胶木板扭动，下面的砖头散了，稍不注意，便会倒塌。码好砖，放好板，铺上被褥，接着再睡。妻子怕床再塌，塌了被书埋，改睡外面了。但因受到惊吓，睡意已消，两个人躺在床上，小心翼翼，小心翼翼地侧身，小心翼翼地说话，甚至小心翼翼地呼吸，生怕动静大点，床又撑不住了。

好在塌床的事，只是偶尔。大多时候，那两块胶木板睡上去软兮兮的，颇有弹性，韧劲也足。我给媳妇开玩笑说，席梦思，怕也不过如此吧。媳妇蹲在地上洗衣服，水溅了满地，抬起头，笑答，火睡了吧你（方言，你做梦吧）。我续一句，其实力度不要太大，这床还是挺皮实的。媳妇瞪我一眼，流氓！

3

媳妇放了假，周末我就不去县上了。

周末起床，二楼教室已经开始上课。许是朋友怕打扰我，三楼的教室很少用。我们出门去转，下楼梯，学生看上面莫名冒出一对男女，目瞪口呆。跟朋友打过招呼，我们火急火燎出了门，才如释重负。媳妇总说不好意思，我也有点不好意思。我们在外面转一天，到很晚，估摸放学了，才回去。回去后，教室空了，教室里留着学生打闹喊叫过的回声，嗡嗡之音，晃荡不息。

就这样，我又住了几个月，翻年，又是一个春天了。

朋友偶尔念叨房租贵，我也赖皮，觉得关系好，只付过他一点暖气费，充过几次电费。后来，他又把教室转租给别人，每天晚上用，好像是补作业，周末两天他用。“反正教室经常闲着，租出去也好，挣一点是一点。”我说。

他说，房租又涨了，如果有合适的教室，他准备搬个地方，但一搬，又怕学生流失。我暗想，你可别搬，搬了我又得满城找房子。但也意识到我在这里住的时间差不多要到了。有些地方，终究不是久留之地。

租我朋友房子的是个女的。朋友说那女的知道三楼住人，给他开出条件，要么降租，要么不租，理由是上面住一个男人，她不安全。朋友说我那朋友，人很正派，绝不会有任何问题。女的不依，找来她母亲说理闹事。我朋友忍不住，嚷道：“你长成这样，我还怀疑我朋友不安全呢。”当然，他一个人，是难以对付两个女人的，因为已收了租金，也租用了一段时间，所以要说清个理，很麻烦。

这都是我后面知道的。那女的开始上课以后，我每天下班，外面吃毕，到小区门口远远看着二楼那间教室的灯亮着，就去河边坐着，免得打扰人家，免得给朋友带来麻烦。我坐在河边，风依旧是凉的。狗牵着散步的人，脚下凌乱。河那边的灯火，都是别人家的。我把自己抱紧，像一个自己抱着另一个自己。城市是别人的，只有浑浊的河水，携着疲惫的脚步和咳嗽声，流经眼前时，才是属于我的。

到了10点，我再去门口，灯还亮着，又回到河边。行人稀少，喧嚣渐淡，寒意扑簌抖落，铺在了借居之人的肩头。流水把夜色拉长，拉长，拉成了一根针，别在了借居之人的心头。它又能把一个人惨淡的日子缝补成什么模样呢？

那女的我没见过，只是借着灯光，远远的，有个模糊轮廓。矮胖而妥实。快11点了，我再次回到门口，灯灭了。我回到教室，除了温热，还有一股刺鼻的香水味，弥漫着，难以散去。

我开始利用周末的时间找房子了。

我在这里住了一年过点。这一年，我都不知道是怎么过去的。富人的生活，我一无所知。富人的小区，我一次未转。我本本分分地做了一年的借居者。除了我朋友，除了保安，除了那个女的，没有人知道，这教室里，曾住过一个人，曾把一年的光景，丢在了这里。

仅此而已。

4

说点儿别的事吧。在这里住了一年，好多事都忘了，这几件倒记得清晰。

朋友的教室隔壁，也是一个补习班，教画画。二楼的玻璃墙上，贴着学生习作，花花绿绿。门口支着大画架，夹一幅油画。放置的时间久了，油漆模糊，只有群山和草木的轮廓。画画的该是上课的那个胖子。他租的教室。

我经过他门口时，微一侧头，瞟见他坐在椅子上，拿着画笔在纸上涂抹。滚圆的脑袋，陷进脖子，滚圆的身子，又陷进桌子后面。他认真画画的样子，因为胖，总让人感觉在点菜。

胖子也是周末上课，学生不少。课间休息，学生总是在楼道里打打闹闹，或者钻进隔壁教室戏耍。有住户反映补习班学生太吵闹，影响休息。物业过来警告过一次，可没几天，又现了原形。太吵了，胖子用手拍打着桌子嚎叫：“声音小点，声音小点，听见没？”他手背上的肉，因为撞击，波浪一般，起伏晃荡。这是我的想象。

二楼是他的教室，三楼应该和我住的这边一样大小，只是没有隔开。三楼是他的卧室。朋友说，这几年他办班，挣了不少钱，也买了房。这边只是偶尔住住。我不知道他晓不晓得隔壁住着我。他和我不同，他是租房的人，是主人。晚上住下，也是为了方便。我完全就是借居了。

本来也没什么事，他住他的，我住我的。只是有天晚上，快十一二点了。我已躺下，迷迷糊糊中，隐约听见一种怪异的声音。再听，确实有种声音，从隔壁的屋子，钻过薄薄的墙壁，浮游而来，若隐若现。那声音纤细，黏糊，抓心，放纵，压抑。像一根皮筋，绷了很紧很紧，被一根指头拨动着。

像一团融化的糖，扯出了细长细长的丝，丝上还粘着红色粉末。像一只母猫，叩响了春天的扳机，把一颗焦渴难耐的子弹射了出去。而盖住这种声音的，是那种因肥胖而堵塞的吭哧声，这哼哧，费劲，迟钝，油腻，死去活来。那是两种声音，像水和泥，像风揉雨，像肉拍肉。它们交织，缠绕，揪扯，拧成一股绳，散成一堆沙。十分钟后，在按捺不住的肆无忌惮的吼叫里，终于风停雨歇了，烟消云散了。遍地灰烬，遍地血汗，遍地腥膻的味道在午夜的空气里震荡……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夜晚。随后的日子，隔三差五，还会出现那个同样的夜晚。白花花的夜晚，猩红的夜晚，暗紫的夜晚，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

从那以后，经过二楼时，我总从门缝里暼一眼教室里面。教室里，是多了一个女的，瘦高，脸白，披着头发，长的还算有点模样，一本正经给学生辅导着画画。她是什么时候多出来的，我没注意过。

我记得之前有过一个女的，短发，坐在教室和胖子说话。每当看到那瘦高个女的，我就想起那些翻云覆雨的夜晚，想起她嗓子里挤出的呻吟，想起她身上压着的庞然肉堆，想起一个白菜正被油腻之物拱来拱去。我竟然充满了某种惋惜。

暑假结束后，那女的再没有出现，午夜的呻吟自然消失了。她是胖子的什么人，我不得而知。胖子三楼的房子灯一直黑着，不再亮起，估计也不住了。不住，或许是因为派不上用场了。自此，很多个午夜，我竖着耳朵，一无所获，日子里，倒多了种无聊，少了份惋惜。

------

另一个事，还是晚上的。

睡至半夜，只听得侧门口先是有人说话，接着大声吵嚷，继而便是噼里啪啦之声和吼叫咒骂之声，最后，伴随着锋利的尖叫，一切瞬间销声匿迹了。像有人举起黑夜的镜子，砸下去，哗啦一声，碎了满地。正是凌晨，我瞌睡浓稠，听见吵闹，心一惊，又知事不关己，便又沉沉睡去。

夜里，落了薄雪。

透过玻璃，可以看清小区的松柏叶上，覆着白雪。枝叶间贸然弹出一只麻雀，扑棱着翅膀，把一些雪打翻，细细地落了下去。到小区院子，雪从中间扫开，留出一条道。雪上，落着几颗血迹，圆圆的，蚕豆大小。白雪红血，煞是刺眼。

门口的几个保安，裹着军大衣，在活动板房里呆站着，没有言语。往日里，他们歪戴帽子，袖着手，哆嗦着，吸着冷气，互相开玩笑打趣。那个细瘦的年轻保安不在，他总是捧着个瓷杯子，搭在嘴边，嘴唇上的须，如野草一般刚起身，绒绒一片，摊开来。其他人笑他，你天天抱个杯子，在嘬奶吗？他嘿嘿一笑，并不搭腔。他是大伙的笑料。他不在，我以为他换班调休了。

过了几天，才知道他出事了。

那个落雪的夜晚。有一户业主回来很迟，车开到门口，等保安开门。那晚正好那年轻保安值班，他提着手电筒到小区巡查去了。业主在门口吼叫半天，也无人开门，最后狂摁喇叭。年轻保安一圈巡查回来，那业主已完全躁了，站在门口，指着年轻保安破口大骂。年轻保安缩着脖子，一言未发。那业主朝他头上扇了一巴掌，骂道：看门狗。年轻保安也未言语，只是拿眼睛盯着他。

那业主开车进门，在车窗里看到年轻保安还盯着他看。他夺门而出，二话没说，一个飞脚踹到了年轻保安胸口，年轻保安经不住这一脚，倒在地上。业主接连又踢了几脚。年轻保安想起身，拍拍雪，要回活动板房里躲着。刚坐起，一团带着恶臭酒精味的浓痰，射到他脸上。他没有揩，起身，进活动板房，顺手在桌子上摸出一把铁锤，出门，径直走到那业主身后。业主正开车门，铁锤下去，应声而倒。黑血咕嘟嘟溢了出来，冒着热气……车上下来了一个穿皮草的女人，看到黑血漫开，一声尖叫，震得树梢上的雪末，乱纷纷落了下来。

那年轻保安再也不会来了。听说被派出所带走了，故意伤害，是要判刑的。那业主住进医院，命保住了，但没人照顾。穿皮草的女人不是他老婆。他老婆去了外地，接到电话，第二天一早赶来。当天下午，在物业上调监控，想托人找关系，把全部责任归到年轻保安头上。一看监控，车上竟然下来个陌生女人。业主老婆愣了片刻，最后丢下一句“活该”，扭头走了。

也不知道这事最后咋处理了。反正难缠。

5

还有个事，也是晚上的。白天我大多时候不在屋子，只有晚上回来，所以看到听到的事，也大多是晚上的。

从我这间屋子的玻璃墙看过去，正好对着一户人家的卧室窗口。窗口拉着窗帘，窗帘是粗纱那种。白天，屋外光强，窗帘一遮，是看不清卧室里面的。晚上，一开灯，窗帘遮不住，卧室里的一切，便可隐约看清。

卧室里住着女学生。靠窗边，是她的书桌，每天晚上九点一过，便坐在书桌前写作业。卧室灯关了，台灯打开，橘黄的光，罩着女学生的脸。短发，瓜子脸，挺秀气，一副高中生的模样。她的书桌上，摆着一盆白掌，叶片繁密，细长的茎干上，顶着一朵花，花形如船，盛满灯光。女学生写作业一直到很晚，半夜一两点，我起床撒尿，看她灯还亮着。这么刻苦，想必成绩不差。

每晚，台灯一亮，我就知道她写作业了。也就这么回事，时间一久，也便忘了。

直到有一天半夜，我睡得迷迷糊糊，被一声吼叫吓醒。我从床上坐起，对面的台灯亮着，声音是从里面发出的。隐约可以看清屋里站着两个人，那个女学生，一个中年女人，穿着臃肿的粉色睡衣，应该是她母亲。女学生脑袋耷拉，一手抱脸，身子耸动，估计是在低泣。

她母亲沉着脸，身子也在耸动，她朝女儿头上戳了一指头，问道：“你说，那男的是谁？我找他去。”女学生身子一晃，没有回答，头发落下来，罩住了半张脸。“我上个月给你洗裤衩，裤衩上没血，我问你，你说自己洗了，这个月，我问你，你还撒谎，你是要生下来才甘心吗？你是把我当傻子吗？你觉得我一个人供你容易吗？你真是把我往绝路上逼啊……”说着说着，她母亲哭开了。书桌上的白掌，还开着，花朵里盛满的灯光，漏出来，滴滴答答落着。

窗外漆黑，一片沉寂。所有人都睡了，在梦里，试图把皱巴巴的日子捋得平展一点。只有偶尔传来的狗叫声，让午夜更加空洞、恍惚。

以后的日子，女学生的台灯还是亮着，只是很少写作业了，大多时候，书桌上摆着一个大大的毛绒棕熊。她瞅着熊，熊瞅着她。大多时候发呆，偶尔咧嘴一笑。她的头发长了，刘海遮住了眉梢，留着眼睛，水漉漉的。有时候，她把熊拉进自己怀里，紧紧抱着，头抵在熊的脑袋上。有时候，又不断地朝熊脸上扇耳光，嘴里还骂着什么。她似乎有点喜怒无常了。

再往后的日子，每到晚上，我都在河边坐很久，到11点才回去。进了屋子，浑身疲乏，倒头便睡，至于对面的女学生，也就忘记了。生活的泥水，带着涩味，一浪接着一浪，扑面而来，难以招架，谁又能把毫不关己的事常记于心呢？

有一天，我出门，听小区保安闲聊，隐约听到“高三”、“怀孕”、“精神病院”几个词，我借故掏手机打电话，停下脚步，想再听听。他们已经说完，开始感慨：“现在的学生，啥事都能干出来。”又感慨：“人有再多的钱，家庭不幸，孩子不行，都是白搭。”感慨完，端起泡着枸杞红枣的茶水，喝了一口，一副满足的样子。

那窗口的台灯，再也没有亮过，女学生，再也没有从书桌前出现过。一天过去了，又一天过去了，很多天过去了。直到我搬离这里时，她都没有出现过。她的白掌，应该还在书桌上，至于死活，我也不知道了。每当想起那青白的花朵，盛满了橘黄的灯光，像一条船，在黑夜里游向了花田深处，我便想起那女学生，她被灯光暖热的青春，终究剥落了，陈旧了，消散了。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了。2017年初夏，我从三楼搬离，来到了城中村莲亭。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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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以为我离开南城根以后，会攀上高楼，换个活法。可多年以后，他们若知道我还在这城市的低处漂泊，我该何等窘迫，而他们也会满心失落。他们定会认为一个离开南城根的人，会过得体面，过得像模像样。我是那个先行的人，试水的人，甚至背负着他们期翼的人。我不能落荒而归。我要把自己藏在另一个南城根。

王 选

80后，青年作家

源济

住上高楼前，我最后一次住回城中村丨人间

Original 王选 人间theLivings  2021-05-05

看着熟悉又陌生的屋子，一年多的光景，早已销声匿迹。它曾经塞满了我那琐碎又贫寒的日子，它曾经守着一个人在被窝里的书写与旧梦，也曾经盛放过两个人的欢愉与窘迫。它曾经是我这辽阔人间唯一的立锥之地，曾经是我午夜归来最后的落脚之所。

配图 | golo

前    言

2007年夏天从学校毕业后，我们卷铺盖走人的场景至今历历在目。一晃眼，已经过去十多年。混迹社会后，在天水这个西北五线城市，我到处租房，开始了长达12年的寄居生活，先后住进城中村南城根、“三无小区”罗玉小区、三楼教室、城中村莲亭。

如今，我已离开南城根，离开罗玉小区，离开那间教室，离开莲亭。2019年2月，我住进了属于自己的房子。在南城根时，我把城中村的日子拉拉杂杂写进了一本叫《南城根：一个中国城中村的背影》的书里。但之后，我寄居的日子并没有画上句号，5年时间，又3次大搬迁。我一直想把这段经历写下来，顺带着再写写南城根。

毕竟这世上，还有无数个我，曾经历过无数次的漂泊和寄居，曾在黄昏看到万家灯火时黯然伤神，曾像无根漂萍一般在天地间晃悠，曾梦想有一所属于自己安身立命的房子。

毕竟这世上，我们都是一样的人。

在城中村寄居丨连载

1

2017年初夏，我搬进城中村莲亭。我没有选择租楼房，还是因为嫌房租贵。选择莲亭，是因为这里离单位近，上班方便，也因为这里民房较多，租房容易。我和媳妇已结婚两年，她依旧在宁远县城任教，工作调动之事遥不可及。两地分居的现状，并未改变，我依旧在周五忙完单位之事，下午下班，匆匆忙忙赶去宁远。循环往复，日子是以周为单位计算的。

那个初夏，天气渐热，城中村散发着各种噪音和不安。我和媳妇在好几处城中村晃悠了一个下午，又一个上午。我们去西关，去石马坪，去坚家河，甚至去张家沟和东方红新村。但没有去南城根，我不想去那里。我曾在那里住过太久，有好多熟识的人。

他们以为我离开南城根以后，会攀上高楼，换个活法。可多年以后，他们若知道我还在这城市的低处漂泊，我该何等窘迫，而他们也会满心失落。他们定会认为一个离开南城根的人，会过得体面，过得像模像样。我是那个先行的人，试水的人，甚至背负着他们期翼的人。我不能落荒而归。我要把自己藏在另一个南城根。

我们没有找到一间合适的出租屋。不是大大小小的屋子塞满了租客，便是整个院子昏暗嘈杂不堪，不是门开在巷道不安全，就是没有厕所需要到百米开外的公厕解决问题。我们摸着汗水，拔掉外衣，挤着公交，来到莲亭。

莲亭被马路割成南北两块，是这个城市最大的城中村，破被褥一般，铺在城西。巷道口，摆满了各种小摊点，烧烤、凉菜、面皮、蔬菜、袜子裤衩、水果、炒河粉、牛筋面、关东煮、酸辣粉、菜刀案板、水壶塑料盆，等等。午后巷道里出没的人不多。

摆摊的人，昏昏欲睡。温热，在车流和尾气中，随着扬尘，慢慢蒸腾，慢慢蒸腾，最后，盖住了莲亭。我们买了两根菠萝。菠萝装在方形玻璃缸中，切成块，插着一次性筷子做手柄。缸里装满水，飘着白沫。接钱的男人，面容粗糙，手指干枯，和他手里水珠滴滴答答的菠萝，那么遥远。

我们在北边的巷道里还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出租屋。很多院子，都满着。莲亭周边，有一所大学，学生很多在这里租了房子，也不是学习，也不是做饭，多是带着对象来这里睡觉。在外面开房，太贵，而且经常开房，更贵。在莲亭租个房，离学校近，办事方便，房租一年也就两三千元。还有一所中学，农村学生占了大半，他们独自在莲亭租房念书。还有一所小学。很多农村父母，撂下耕地，花钱托人把孩子转进城，在莲亭租了房，男人打工，女人照看孩子。有些为了方便，把爷爷奶奶带进城照看孩子，两口子专门打工。

莲亭东边，还有露天人力市场。乡下来的人，每天聚在那个十字路口，等零活。多是背沙、打墙、和水泥、挖坑埋管这些苦极了的活。为了方便，也租住在这里，早出晚归靠着一身力气，挣点血汗钱。

这些人，租了莲亭的大部分房子，剩余的，乱七八糟，我也搞不清。

2

我们又来到南边。在纵横如网的巷道里，来来回回，在幽暗晦深的门洞里，出出进进。进得院子，喊，有房没？房主随口撂出——没有。有的院子，喊半天，也无人应答，只得悻悻而出。

也有的院子，喊声尚未出口，一条恶狗从屋子冲出，狂吠着，似要把人大卸八块一般，尚未听清房主答复，夹着一沟子冷汗，赶紧夺门而出，扫兴至极。有的院子，问过，房主不答有无，满脸僵硬如死肉，横着眼把人上下搜寻几遍，像对待盗贼一样，搜得人浑身如泼凉水，然后才问，“几个人住？”一听两个人住，脸色大变，难以说清是何种表情，让人怵然。我们是合法夫妻，又非偷鸡摸狗。见此情景，只好全身而退，即便是宫殿，也不敢登入半步了。

最后，我们寻到了我后来租住的那个院子。

我倒是看上院子相对亮堂，扫得干干净净，没有堆放杂物，廊檐下摆着一排花，冒着绿尖，让人悦目。这样的院落，在城中村，真是难得一寻了。

我喊：“有房没？”堂屋门缓缓推开，顶着一头白发的老太太出来，一手扶着膝盖，满脸带笑，说：“房有，不知道你们能看上不，二楼两间，你们先上去看，我腿不行，后面上。”

院子呈回字形，盖着两层楼，大大小小十来间房。一楼老太太自家用，二楼出租。水在大门口一间柴房里。厕所在一楼拐角处。上二楼，同样拐角处，有一间房，方方正正，窗口正对楼梯口。二楼正中间，也空着一间，房小，狭长，没有窗。两个房一比较，还是楼梯口的好些，因为大，能放东西。结婚以后，除了被褥、锅碗和书，杂物也多了起来，没个宽敞点的地方，都堆不下。

老太太扶着栏杆，上了楼，问过房价、水电费等，我基本确定就租拐角处这间房了。房租每月三百，略贵，但一想院子整洁、清静，也就罢了。

随后的几天，我开始陆续从那个小区往来搬东西。白天上班，只能晚上，有时扛着大包小包赶公交，有时提不动只得打出租车。搬家，其实也不叫搬家，一个城市里的寄居者，哪里有家？只有一个暂时的栖身之所罢了。

最吃力的是书和样刊，看着不多，随便几本，就塞满袋子，提起来，走一段，勒得胳膊麻。锅碗、电磁炉、小太阳，我毕业后住进南城根时买的，用了好多年，一直没有坏。媳妇婚前送我的十字绣，即便旧了，也要带上，跟了我辗转多地，也舍不得扔。我呀，有个恋旧物的怪癖，好多东西，旧了，坏了，一直堆着，占着地方，也下不了丢弃的狠心。

东西搬完，最后把自己搬进去，又一段寄居的日子便开始了。

靠墙用木板支着一张大床，一小半码放着书，一小半摆着装满衣物的纸箱，剩下的地方，便是睡觉的了。窗户前摆了桌子，放着做饭的一套。房子朝东，门在墙角堵着，晒不进太阳，平日便很阴潮。初夏，光盖被子不行，还得上面加毛毯。即便如此，阴天，缩在被窝，也瑟瑟发抖。

好在这些年，我冻惯了，骨头里早已灌满了寒冷，再说初夏了，天，迟早会热起来。再冷，咬咬牙，也就过了。

我住过很多出租屋，这一间，算是最阴潮的。洒在地上的水，拖过的地，总是干不了。窗户对着楼梯，上上下下总有人，也不好全打开，否则暴露给别人。慢慢的，房子里的一切都在发霉。压在底层的书，发胀，泛黄。案板背面，布满了黑黄的霉斑和难以干透的水渍。地上的东西，变得软嗒嗒，湿漉漉。被褥一天不晒，躺进去，像卧在泥坑里，皮肤被一点点沤红，沤出成坨的红色斑块。

用小太阳吧，也非长久之计，一来太费电，一月下来光电费都吃不消，二来小太阳不散热，照在哪里哪里热，跟烤饼子一样，似有焦糊之状，照不到的地方，依旧犹如水泼。只能中午吃饭、晚上写作时，开一阵，暖暖身子，哄哄自己。

房子一潮，蝇末子便大量繁衍。密密实实，黑芝麻一样，爬在窗户上，实在让人糟心。吃不完的饭食，用盘子扣严实，下午一揭开，竟然也有蝇末子，一副胆战心惊姿态，慌乱飞出。闲了无事，打蝇末子倒成了一种消遣。看它飞来，伸出双手，啪一声，拍死在掌心。看它爬着，伸出手去，啪一声，拍死在玻璃上。但我消灭的速度终是赶不上它们繁衍的速度。最后，实在没辙，拿打火机烧。把火开到最大，打着，朝它们齐齐烧去，只听见细微的刺啦声，落在窗台，成了焦糊状。也有烧掉翅膀，抽搐挣扎的，于是想，都是生命，来这世上一遭本就不易，却要死在我的手里，也是残忍了。

到了盛夏，潮气散尽，酷热袭来，屋子不通风，犹如蒸笼。睡到半夜，总是被热醒，一抹额头，大汗浓密，头发湿透，顺手摸来枕边短袖，胡乱一擦，又迷糊睡去。窗户也是不敢开的，怕走光呀。只好把门敞着，求得一丝凉意。好在网上买了蚊香，点着后，避免了蚊子骚扰之苦。但热啊，热比冷难受。冷了可以多盖几层，总是有办法。热了最多扒光，电风扇不敢彻夜吹，怕吹过头，感冒事小，万一中风。整个夏天，我那门，晚上没有关过一次。好在老太太将大门看得紧实，不会有盗贼流氓之类。

也不知道那个夏天是怎么熬过去的。

------

又到了冬天，房子再次陷入阴冷，媳妇放寒假过来，跟我挤在一起。每天冻得缩手缩脚，原本晚上洗脸的习惯，太冷，也省了。中午，媳妇套着我的棉袄，站在锅灶前做饭，冻得牙齿打颤，鼻涕都快要衔不住了，埋怨着：“你这啥鬼地方，能把人冻疯。”我不知如何回答，只好咧嘴而笑，吸着冷气，接过锅铲，让她到床上暖着。

又到了隔年二三月，实在太冷，我决定搬到正中间那房子里去。这时候，小，已经不是问题，只要暖和点就行。

那房子，坐北朝南，阳光正好落在门口，一大坨，亮晃晃的。至于暖不暖，只要看着，心里还是温腾腾的。我找了老太太，说了搬房的想法，老太太同意。按理说，那房子小很多，房租应该便宜点，但我没好开口，依旧每月交三百元房租，偶尔拖欠一两月，后面总会补交。房租，是城中村的房东们的主要收入，养家糊口，少不得的，况且，也少不了。

某个午后，我在外面胡乱吃了一口，开始蚂蚁搬家一样，每天一点，每天一点，把东西往正中间的屋子搬了。搬进去，东西堆了满屋子，只剩巴掌大的一坨地方，仅可供做饭洗脸。

我去市场买了蜂窝煤炉和水壶，想着烧个炉子，有壶开水，也就暖和了。但炉子买来，就一直摆在墙角，没生过一次火。一来买蜂窝煤不方便，大气污染防治，把卖蜂窝煤和散装煤的搞没了，不知去哪里找，二来自己懒惰，得过且过的毛病又犯了。就这样，煤炉也没用过，直到后来搬离莲亭之前，送了人。

搬进小房子，屋里似乎不太冷了，或许是心理作用吧。某个正午，隔着破门帘，看着门前那块阳光，虽燃不进屋子，但它依然烘烤着一个人单薄的日子。有时候，搬出凳子，坐在阳光里，端着碗吃饭，即便满心凄楚，即便光阴寒酸，但骨缝里还是漏进了一星火光。于是，整个冬天，门口的阳光，便成了我这样的穷人的念想。

3

老太太一家三口人。老太太，老伴，儿子。

老伴常年瘫痪，也不知什么病所致。每天临近中午，老太太和儿子将老头从卧室抬出来，摆到沙发上，摁开电视。电视能演半天，老头也不知能否听清，只是呆呆地看着，嘴半张，偶尔“咿咿呀呀”两句，也不知说的什么。嘴里总是流哈喇子，扯了半尺长，老太太忙毕，进屋，拾起旧毛巾，把哈喇子一擦，叹一口气。

想必老头前些年是可以走动的，因为厕所里安着铁扶手，蹲坑子起来时，可以抓着使劲。只是后来，用不上了。

老头看了半天电视，儿子在家，便又和老太太一起抬进卧室。儿子不在，老太太一人是无能为力的。只得等，有时，等不住，老太太站院子喊我前去帮忙。我下楼，进屋，和老太太一起抬。老头瘦得皮包骨头了，但骨架大，抬起来，还是很吃力，加之不得要领，花了十来分钟，才抬进去，一身大汗。出门时，老太太连着说“麻烦你了，麻烦你了”。

儿子据说在一家单位上班。但我看他一天倒很清闲，睡到9点，洗刷完毕，才消消停停出门，有时干脆不去，在院子捣鼓花草。有时候，早上出了门，连续几天不着家，也不知干什么去了。快40岁的人了，说是结过婚，离了，一直没找下家。想必这样的人，没有房贷，有私家车，坐等拆迁，又有正式工作，人也长得不赖，身边的女人是不会缺的。

我住了一年多，偶尔也跟他打个照面，但从未说过话。人家是房东，我是房客。人家自觉高人一等，是看不起我们这些租客的，眉目间、言辞里，也多是不屑和一种管理者的感觉。

老太太还有一个大儿子，住楼房，算是另外一家人了。平日里也不见得来，孙子也很少来。只是有次孙子报名，大儿子托小儿子找人花钱往好学校报。最后，花了几万元，找的省城的人，结果没办成。临近开学，一家三口，焦急万分，来老太太家，商量对策。

还有两个女儿，都出嫁了。其中一个逢年过节回来，住一段时间，洗衣做饭，倒是孝敬。

老太太大概70来岁了吧。中等个，慈眉善目，满头白发，常年穿藏蓝色外套，衣服旧了，但也洗得干净。听说老太太以前是厂里的会计，退休前，刚好企业改制，也算下岗了。老太太能写一手好字，想必跟当会计有关。

水房门上、厕所门上，老太太都写了数行粉笔字，字迹工整，提醒房客，节约用水，接水后随手关门，不可在水房淘洗拖把、倒残渣剩饭等，也提醒大家上完厕所一定要舀水冲，桶里没水可到水房去接，晚上上完厕所，切记关灯，不可随地吐痰撒尿等等。

老太太租房，是要挑选的，上班的人要，学生要，打工的要，带孩子上学的一般不要，嫌太吵，面目不周正的不要，怕行为不端偷鸡摸狗。她家还有一处院落，在莲亭半山上，路较远，那些可租可不租的，便打发到那处院落，要租客能看上，就定了，看不上，别处再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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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住的那一年多，刚到夏天，暑假未到，院子突然来了很多年轻人，都是附近那所大学的学生，他们一下子租了六七间房，就连一楼平时不太住人的房子，也租给了他们。这些学生，给一所山东的民办大学招生。从高考前半月开始，他们住进来，每天上午下午，都有两个胖子，给他们介绍招生经验，以及如何和考生及家长联络。

中午，晚上，他们出出进进，大声喧闹，看电影，玩手机，打情骂俏，直到午夜，让人心神不宁。高考刚一结束，便开始给考生和家长一一打电话，他们的一套说辞，全写在纸上，大多照本宣科，偶尔也吹得天花乱坠。好像招一个生，有提成。

这些还在读大一大二的学生，不去学校，成天待在出租屋，各种忽悠着考生和家长，一种不离不弃、为你操碎心的样子，真有股推销保险的执着劲。除了打电话联络宣传，他们也去学校门口发传单。每天早晚，还要坐在一起开会，喊口号，统计有报名意愿的人数，部署第二天的工作，对于那里招生不利的，提出批评。很有种传销的感觉。

整个夏天，院子都深陷进聒噪的泥潭里。老太太想必也是满心烦躁的，但她得忍着，毕竟六七间房一次性租出去，每月要两千来元的房租，也不是个小数。要是换别人，在屋子里大声说话唱歌，老太太便站院子喊着名字，提醒声音小点，反正也是不怕得罪一半个人的。

到了第二年夏天，那两个胖子又来了，只是带来的学生是另外一拨人。想必他们是挣了提成的。至于学生，怕是瞎混了两三个月，连个买化妆品的钱也没有挣到。他们依旧喧闹，依旧嘈杂，依旧出出进进，依然照本宣科，依旧为家长学生操碎了心。

老太太坐在廊檐下，脚前放着竹箩，竹箩里，码着一捆韭菜，烂叶子摘掉，堆在地上。台阶前的花，兀自开着，红的红，黄的黄。瓷缸里，新买的鱼，被谁家的猫，捞走一条，解馋了。老太太一手扶着膝盖，一手捏着一股韭菜，丢着盹。学生们的吵嚷，在午后，被绵稠的瞌睡，滤掉了。

4

天空是蓝的，远山是绿的。风把屋顶的床单，吹皱了。

老头在屋里，靠在沙发上，一尊雕塑一般，电视里，音乐频道，每天重复着那个蒙古女歌手的那几首烂熟到让人反胃的歌。儿子又是两天没有回来，鬼知道他去了哪里。

天冷的时候，老太太早早就生炉子了。屋子里是土暖气，厨房的炉子烧着，会把其他两间屋子带热。煤早早买好了，一袋又一袋，码在一楼厕所门口的转拐处，怕得四五吨。卖煤的人来了，站在巷道里吆喝，他的吆喝声，都是煤黑的。老太太出门，商量过价钱，叫卖煤的人一袋袋扛进来，码好。卖煤的人，浑身乌黑，红嘴白牙，眼珠子明晃晃的。

老太太打来凉水，掺上热水，叫卖煤的人洗洗。卖煤的人，只洗了手，龇着牙，说：“一会还得弄煤，洗了又脏。”似乎笑了，但煤黑，罩住了脸，看不来。老太太发烟，说：“吸一根烟，歇会。”卖煤的人，客气着，接过烟，没坐，出了门。

到了冬天，厨房的煤炉不能灭，要供暖。煤炉上，总搭个水壶，水烧开，水壶在煤火上烧的屁股疼，浑身抖着，壶盖磕得当当响，壶嘴里的热气，喷出来，那么长。老太太把自家的水壶灌满，再烧一壶，水又开，便开始叫院子的租客提电壶来接水。整个冬天，院子里人们的热水，都是老太太供应的。我有时回去晚，老太太也给我留着，她若不在，我自己进厨房，灌满电壶，再接一壶凉水，搭到煤炉上。

其实一壶热水，倒没什么，插上烧水壶，很快也能烧开一壶。只是老太太的一壶水，让人心里暖和。我在南城根住时，老贾有时候用柴火烧开了水，也叫我去提。即便多年过去，一想起，还是觉得老贾人好。就像老太太一样，不把租房的人下眼看。这就够了。

很多时候，老太太是孤寂的。老伴说不了话。虽有一院子的声音，不搭理，一句便都跟她不搭边。即便儿子来了，也很多时候都在和她吵架拌嘴。儿子是个厉害角色，老太太没说几句，儿子就如吃了枪药，语气生硬，把老太太怼了回去。老太太想还嘴，儿子又旧事重提了。

大概还是好多年前的事。从儿子的言语间，隐约得知，老太太外面有了相好，常抽身去见，老头估计那时已行动不便了。老太太一走，把老头留在屋里，吃喝拉撒，一派狼藉。儿子回家，发现老太太不在，老头无人照看，就很胀气，心里也生了芥蒂。

后来，不知风声如何走漏，怎么知道了老太太外面的事，便时常与老太太作对，也不让出门，成了一条拦路虎。最后的事，是老太太收了心，还是相好不在人世了，就不得而知了。反正老太太便成天待在家里，守着老头。有一次出门买菜，被过路的摩托撞了，从此，落下个腿疼的病，好些年了。

儿子一提起这一折，老太太便不再言语，即便有理的事，也败在了下风。只好低下头，默默地擀着手里的面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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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村里有人过世了，会来人报丧。城中村莲亭，也是个村子，很多房东，以前都是种地的，一村人，互相熟知，有个红白干事，对路的，还要请一下。

从农村到城中村，乡情寡淡了，如折断的藕，但毕竟还连着几根丝。来报丧的人，喊叫着娅娅（阿姨），进了屋子，说谁谁大（父亲）过世了，孝子让我请你哩。

老太太忙着找烟，嘴里哦哦着，说：“前些日子我还看在门口晒太阳，好好的，手里端着满满一碗饭，我还笑着说你饭量扎实啊，咋说过世就过世了？”

来人说：“癌，查出来就晚期了。”

老太太哦哦着，把火机递给来人，说：“我先把面条擀好，中午过去烧个纸，狼吃的娃（她儿子）几天不见人影子。”

来人应允着走了。

老太太瞅着老头，老头木在沙发上，不知世事。10点了，院子里的人，都出门各自忙碌去了。风把门帘揭起，把两个人的暮年揭起，日子寥落。

巷道里，噼里啪啦响起了鞭炮声。

5

2019年，1月26日，农历腊月二十一，周六。

莲亭。这一天，正午的阳光，如一碗水，晃荡在悠长而狭窄的巷道里。

冷风细瘦，蹲在门口的台阶上，半面灰尘，半面油烟。灰鸽子划过瓷蓝天空，碎裂声，被城中村的嘈杂淹没。沿着那巷道，直行，再直行，右手，转角处的院落，便是我租住的地方。

我已经忘了那是多少号院子，48号，52号，或者96号，135号，或许都不是，或许都是。在城中村，它们如出一辙。陷进墙壁的大门，昏暗局促的院落，两三层高，十来间房子，楼顶花花绿绿的衣物，墙角的蜂窝煤和破花盆，以及塞满房子的鸡毛蒜皮，和无尽悲喜。在反复，在重叠，在千篇一律中，把日子的手掌心，磨出了老茧。

我去找老太太的时候，她正在厨房，给案板上剩余的面条，撒上玉米粉，用铁盆扣住。厨房生了火，温腾腾的。我说，“我过来把房退了，把房租和水电费一算。”

老太太问：“收拾好了？”我说差不多能住了。

出厨房，老太太关好门。弓腰，一手扶腿，下台阶，上台阶，进了堂屋。她提过来一个板凳，叫我坐，很客气，许是我要离开了的缘故吧。她从抽屉里翻出一个很厚的麻纸皮作业本，从卷起的皱页里找出我的一页，用笔拨拉着算了一圈。说：“房费你交到去年10月份，剩3个月，900元，水费，一月10元，共30元，电费上午我儿子给你看了一下，上次抄表到这次，用了102度电，102元，你要是觉着不准确，上去对一下。”

我说：“看过就行了。”

“一共1032元，两元就算了吧。”老太太很快算出了总数，用笔指着纸上的一串数字，说，“你再看看。”

我说：“合适着呢，我给你微信转账过去。”

用微信收房租，是她女儿教她的。老太太的微信名叫喜羊羊，头像是卡通图片。估计是外孙女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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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二楼，正中间，朝北方向的那间小屋，是我住的。破旧的网纱门帘，从夏天挂到了冬天。挂钩处，撕了口子，勉强搭着，不至于掉落。天暖时，洗过一次，挨地的一边，粘满灰土。都是凑合着过的，也再无心思去清洗。揭起门帘，开锁进门，狭长的一间屋子，七八个平方。被褥、书籍、锅碗瓢盆、衣物、米面油等，早已提前几天陆续搬走。屋里空荡荡的，像一个人，把满腔的心事，一一搬走了。它捧着那份空，显得茫然，失落，无所适从。

房子里空了。

只有干硬的床板和落满油污的长条桌，竖摆着。墙上不知什么人什么时候贴过的塑料墙纸，还照旧贴着，卷着边，粘着浮尘。屋里横挂的铁丝，也空着。门口的镜子，把它们重新反射，但反射出的，还是旧时模样。除了这些，再无他物。我搬进去之前，它是这样，我搬离之后，它依然这样。就好像我不曾住过。

看着熟悉又陌生的屋子，一年多的光景，早已销声匿迹。这一切，让人恍惚，让人怅然。它曾经塞满了我那琐碎又贫寒的日子，它曾经守着一个人在被窝里的书写与旧梦，也曾经盛放过两个人的欢愉与窘迫。它曾经是我这辽阔人间唯一的立锥之地，曾经是我午夜归来最后的落脚之所。

好多个黄昏，好多个夜晚，在别人的高歌和灯火里，我满心疲倦，回到了这里，划好门闩，一头扎进被窝，可怜兮兮，自己揽紧自己的梦，假装很富有的样子，睡了过去。第二天，我掬着脸盆里的水，囫囵洗过之后，还是堂而皇之地出了屋，锁了门，跋涉在日子的洪水里。

我曾在这里住过。我似乎不曾住过。

我不知道我搬进去之前，它收留过一个什么样的人，和我一样落魄于世吗？我也不会知道，我搬走之后，它将会收留一个什么样的，和我一样落魄于世的人吗？我不知道，我只是这里的一个寄居者。像一只寄居蟹，把别人的螺壳，当作自己的归宿。它和所有城中村的屋子一样，只是一枚螺壳。海水把它和寄居者，反复腌渍，腌出了一天又一天的咸涩味道。

我拍了照片，留个念想。我似乎还有不舍，不舍我那些漫长的城中村岁月。我最后看了一眼屋子，床板、铁丝、长条课桌、塑料墙纸…….它们是我的，也是别人的。

下了楼，院子落满大坨阳光，像一池水。台阶下的花盆，垒在一起，花草枯萎。长长的烟管，冒着幽蓝的烟，在亮光里，虚幻而遥远。灰鸽子还在天空划着，院子像一口天井，那么深，那么动荡不安。

老太太估计午休了。其他房子，租房的人，或说话；或拌嘴；或炒着菜，锅铲碰撞的声音，易碎，单薄；或蹲在过道里，挠着头发，看白花花的头皮屑，大雪一般，落满膝盖；或卷着被子，窝在床上，刷着快手抖音，看别人的欢喜。他们不知道一个人要走了。他们也没必要知道一个人要走了。就像我不曾知道，城中村那些来来往往的人，究竟带来了什么，又带走什么。

正午的阳光，还是一碗寡淡的水，我走出莲亭那悠长而狭窄的巷道。从那一刻起，我彻底告别了城中村，告别了寄居的日子。

我将住上高楼，拥有属于我的106平方米。我没有欢喜，没有释然，没有眷恋。这么多年，正午的阳光，早已把一个人的内心淘洗得泛白，淘洗得波澜不惊，淘洗得如同一块素白的棉布，在日子的骨缝里晾多久，都不会被岁月的风吹出哗啦啦的声响。

编辑 | 唐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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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选

80后，青年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