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是住院,其实只是需要吃药,也就是针对肝吸虫的特效药吡喹酮,这个药甚至可以网购,但是服用剂量十分巨大。
比如我是 75 千克,那就要一共吃 78 片,分 3 天九次,需要每顿 9 片。吃药片和吃饭一样了。
治疗这块要非常谨慎,如果寄生虫量很大,副作用还是有点大,说白了就是在和虫子用焦土战术在拼命,同等剂量下你没被毒死,虫子死了,你就赢了。
如果是后期,会有大量虫体死亡,虫尸会释放很多的过敏物质,也可能引起炎症风暴引发休克。
万事具备,他在医生监督下购买了药物。三天之后好转是立竿见影的,朋友很快就出院了。但远在太原围观的我已经慌成了麻花,不是当年那个美食家了。
朋友在上海住院的同时,惶惶不安的我咨询了本地医科大学教授和山西传染病医院的医生,他们对我的情况也产生了好奇。
尽管他们也帮我询问了包括省疾控中心在内山西全部相关机构,但却发现全省没有任何的地方有肝吸虫的血清抗体检测手段。
于是给我的建议是,只能先化验血常规中的嗜酸性粒细胞,幸运的是,初步检测结果显示我该项指标正常。
但这给我的安慰并不长,因为朋友的老婆血液检测的结果也同样正常,可寄生虫感染还是阳性。
「救命我要死了!」我和女朋友说。
「你快去看啊。」她一如既往的淡定。
天呐,我一定被感染了!
在朋友妻子也在上海住院后,我的精神压力达到了一个峰值,开始非常焦虑地反复问朋友们看诊的流程。
搜索后,距离太原最近的寄生虫权威机构,是在北京的友谊医院热带病研究所,但疫情期间的特殊时期,进京实在困难。稍加思索,决定还是延续朋友的经验,赶紧前往上海热带病研究所检测。
于是在一个周四早上,我直飞上海。一落地直奔瑞金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