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多年前麦克卢汉曾说过一句话：媒介即讯息。
对于社会来说，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讯息”，不是媒体所传播的具体内容，而是传播工具的性质、它所开创的可能性以及带来的社会变革。
不同的媒介形态形塑了不同的社会。社交网络验证了这一点，今天我们的生活方式已经完全被改变了。
《纽约时报》等传统媒体说得再多，不如特朗普在推特上发一条“Fake News”。
传统媒体被他直接绕了过去，它们以前那种往下传达讯息、往上汇聚民意的媒介功能，以及建设社会公共性的力量，也被逐渐抽离了。
不过“成也萧何，败也萧何”——2021年1月8日，特朗普的推特账号被永久封禁。这是另一种“社死”——在社交媒体上的“死亡”。
长期反特朗普的人，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件好事。但或许，这件事也提示我们，今天类似推特那样的互联网巨头，已经掌握了我们难以想象的一种权力。
我们邀请了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郁喆隽，澎湃新闻Sixth Tone首席编辑吴海云，分别从哲学与传播学的角度讨论：
互联网上为何总是先站队再发言？
社交媒体造成部落化，是否都是技术的原因？
我们为何需要社会公共性？
（以下内容整理自吴海云课程《名词云百科》第1期直播，为直播内容精编版，完整内容点击文末阅读原文看直播回放，课程相关信息详见文末）
互联网上的站队人，
都陷入了自己的泡泡
郁喆隽：虽然我是做哲学，但是我很希望能够通过对于互联网的一些观察，了解一下我们几千年来没有改变过的人性。吴老师对于互联网上层出不穷的现象有何看法呢？
吴海云：作为一个传统媒体人，我其实是有一点感伤和无奈的。
我们原先觉得互联网平台是一个非常好的公共平台。因为它参与很方便，只需要注册、登录，然后大家就可以畅所欲言。
然而过去对互联网或社交媒体的美好想象，在这几年完全被打破。现在在互联网上，我感觉都不太能好好地讨论一个问题。
郁喆隽：是的，前几年互联网上还是有一些讨论的，但现在基本上我只愿做一个安安静静的旁观者。
现在人们登上社交媒体，可能都不是来摆事实、讲道理地讨论公共性话题，很多时候是为了去站队、去获得某种情绪性的宣泄或者个人寂寞的补偿物。
吴海云：甚至“理中客”这样的词都被污名化，成为了一个讽刺的说法——如果有人说了一句客观的话，立马就会有人反讽说“你就是一个理中客”。
甚至兴起了括号文化——人们在说一句话后，需要打个括号，补充说明这句话并非在影射什么，来为自己辩白。
我个人可能更想知道，你到底是怎么想的，想法的逻辑在哪里，或者说参照了什么案例。但是这样的探讨好像很难。很多时候你在说话时，都必须先亮明立场才能说话。
郁喆隽：身份先于观点，这是个很麻烦的问题。如果观点先于身份，哪怕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大坏蛋，他说1+1=2，我也承认他是对的。
而如果是先看他的身份，在传统的批判思维里面，事情的讨论最后就会成为一个诉诸个人的问题，这本身是一种谬误的判断方式。
吴海云：我觉得有一个词形容得特别好——部落化（Tribalism）。今天的互联网媒介，一方面，好像是一个高科技的虚拟时空，另一方面，这样一个赛博空间里却遍布着一个个的原始部落。
郁喆隽：这有点像哲学中柏拉图的《理想国》中的“洞穴之喻”。
人在成长过程中，总有一些后天给予的局限性。对应到互联网时代，这样的局限性可能就来自我们共同的口味、观点、或者行为处事的习惯，如果不走出这个小圈子的话，很容易就以为这样的事是天经地义、理所应当的。人成长的过程，其实就是不断去打破这种理所应当。而我们现在不是所有人都有勇气去打破它，越来越多的人回到了那个他认为很坚固的洞穴里，回到了理所应当的圈子里，回到了自己的部落中。
这或许是人类精神的一种窄化。
洞穴之喻：山洞里居住着终生被关押在那里的囚犯。他们看不到背后的出口，只能看到面前洞壁上的影子。因此他们认为影子是唯一真实的事物。而当一个囚犯走出洞穴时，才看到阳光下的真实世界。
图源：studiobinder.com
吴海云：在传媒界，已经有了一些专有的名词去描述这种现象。
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凯斯·桑斯坦（Cass R. Sunstein）将这种现象比喻成信息茧房（Information Cocoons）；另一位互联网观察家伊莱·帕里泽(Eli Pariser)则将它比喻为过滤泡（Filter Bubble）。
无论是信息茧房还是过滤泡，形容的都是个性化服务将人封闭在属于自己的信息世界里。
过滤泡这个说法可能比信息茧房更有意思一点，因为信息茧房是非常可视化的，如果你待在一个茧房里，你是一定知道的，而且你一定想出去；而如果是泡泡，你都不一定知道，因为它是透明的。
郁喆隽：就像生活在鱼缸里的鱼，并不知道外面的介质跟水是不一样的。
互联网形容的过滤泡，像鱼缸一样将我们封闭
部落化、信息茧房、过滤泡，
技术是原罪吗？
吴海云：20世纪90年代，著名的计算机科学家、传媒学者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就在他的著作《数字化生存》中预言了我们今天发生的这一切。
他在互联网刚刚可以商业化、产业化的时候，就预言了人类会进入一个数字化的世界。而他发明的一个词——“我的日报”（Daily Me），今天也实现了，就是我们的朋友圈。
他预言了这个现象，但他并没有想到如今的部落化、圈层化，及其对社会公共性的削弱。一项技术或许会向人们没有预测的方向去发展。
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创办人兼执行总监尼葛洛庞帝，他在《数字化生存》中提出了许多关于未来的预言
图源：wikipedia.org
郁喆隽：这在科技伦理中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概念，叫科林格里奇的困境（Collingridge Dilemma）。
科林格里奇是一个英国的哲学家，他认为科技发展存在的悖论在于——
一个新的技术被发明出来时，其实并没有用户，它的社会效应也是没有的，而一旦这个技术或产品成熟之后，很多人在使用它，它所产生的社会效应将是最开始的设计者或者发明者完全想象不到的。
就像互联网。可能最开始的互联网上是科学家之间打招呼，及时为科学的数据以及研究的新发现做通讯。然而我们现在的互联网，更多是用在娱乐上，例如购物或者八卦。
这是一个经典的人类社会领域的问题。我们很多的发明创造或者社会行动，它所造成的后果都是意想不到的，后果可能比你曾预料的要大得多、复杂得多，甚至对社会的推动或者破坏性也会更大。
吴海云：如果技术不被使用，你就不知道它的后果。但是如果后果出来了，好像又来不及了。
郁喆隽：这不仅有一种无可奈何的感觉，其中还有一种更深的道德责任感。因为技术是相对中性的，在某种意义上，它的每个用户，也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它造成影响的共谋者。
如果觉得现在的互联网很烂，那你有没有用同样的方式去使用它，比如去偷窥隐私、传播八卦等等。还是你在用它去从事一些你认为比较好的事情，比如做知识的共享，打破自己认知的边界等等。
所以我觉得这里面，道德的责任感其实比技术发展的宿命感更强。
互联网能聚沙成塔，是因为
我们对归属感的渴求
吴海云：我觉得“部落化”这种现象，也不完全是技术的锅。另一个可以与之联系的，可能是知识权威的消解。
对于信息与知识的获取，过去传统媒体是有权威的，现在当把传统权威全部打掉之后，互联网上有一种新的自我赋权。
包括现在社交媒体当中许多的KOL，他们其实没有相关领域的涉猎、研究或是长时间的积累，但很多人愿意听他们的话。这种KOL建立起了一种跟传统权威完全不一样的权威。
郁喆隽：这些KOL不是以知识作为他的根基，很多的时候可能是一种情感性的驱动。
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在《现代性的隐忧》中也提出——人们有权利为自己选择各自的生活样式，有权利以良知决定各自采纳哪些信仰，有权利以一种他们的先辈不可能控制的一整套方式确定自己生活的形态。
以前的人判断靠天理与法则，现代人判断就是我乐意、我喜欢，都是很主观的判断。
其实归根到底，我们的很多互联网操作是由社交驱动的。所有人都在讲一个事情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会很紧张，我担心错过了一个什么事情，然后我就会去搜索，要去看一下。
其实底层的需求是社交，是归属感，而不是对心智的一种渴求。
我们的互联网行为，底层是社交，是为了归属感
图源：psychology.org
从现象上来看，现代人有一种普遍的症状，就是生活孤单，没有归属感，每个人都被原子化。
但从需求来看，人需要跟别人产生互动、共情，以获得一种身份感——“我是归属于某个特定群体的，有一些人的观点是跟我一样的”。
这是人很底层的一个需求。
吴海云：就像中文视频平台上，非常流行弹幕，因为它会产生一种很明显的共振。
这在饭圈文化里面也特别明显，当你看到和你有差不多的想法出现时，会有一种喜悦感。反之，如果你看到你不喜欢的意见，就会产生一种本能的抗拒。
其实我们并没有那么理性，我们会非常享受过滤泡。正因如此，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自己选择了部落化，并很愿意去退回到一种石器时代的连接方式。
郁喆隽：人们对于这样一种部落式归属的需求，其实应该是一种非常长期或者说常见的情绪。
举个例子，在美国有一群“民间科学家”，他们相信“地平说”—— 地球不是一个球体，而是像一块披萨饼一样平的东西。
我们现代人或许觉得这很荒谬，但是这个小团体内部抱团非常厉害，很团结。它不仅能聚集美国不同州的人并组织了各个州的学会，甚至能把全世界相信地球是平的人，全部召集到美国一起开个会。
本来正常人群当中相信地球是平的人，可能只有1/10000，而且在这些人生活周围，他的父母，他的同学，他的同事，很少有人支持他。
但是现在通过社交媒体的方式，你只要有一个标签，全世界同样观点的人就全部聚集在一起。这是技术提供了可能性，起到了聚沙成塔的作用，让我们产生了归属感。
互联网上人们以标签分类，以标签表演，也以标签集聚
图源：socialmediaweek.org
但归属感背后更为关键的是，我是否可能和一个观点和我不一样的人沟通。
比如说你今天穿红的，我今天穿蓝的，我们俩都觉得我们穿得挺好看的。但是更进一步，有没有穿红的人认为蓝挺好看的，或者穿蓝的人认为红的人挺好看，这是一种相互说服或者说一种理性交流的过程，是更深层的。
如果站队的话，红的一派，蓝的一派，这样分成了两个井水不犯河水的阵营，好像马上瞬间获得了一种归属，“原来有跟我这么多人跟我想法一样”。
但接下来就产生很大的矛盾的问题——还有等量的人跟你不一样怎么办，怎么面对它？我觉得这是部落化造成撕裂后，需要考虑的问题。
无论身着红衣服蓝衣服，都要面对与你不同的人
吴海云（左）、郁喆隽（右）在造就直播间
为何我们需要社会公共性的讨论
郁喆隽：现在的科技也许可以带给你一种幻梦，你好像不需要依靠什么就可以生活。但其实恰恰相反，你在一个无比巨大的复杂的社会大机器当中，这其实就是社会共同体。
吴海云：人们正是因为共同拥有某些东西，所以才结成了共同体。这一点从英文造词来看非常明显。
Common（共有的）和Community（共同体）之间的联系一目了然。当你看到公园，其实它背后就有公有的概念。有公有的东西才有可能有Community，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存在。
而从词源学来说，增强Community的途径也是非常清晰的，就是Communication，沟通。
郁喆隽：这里我想补充一下。我们讲公共，什么是公共的？最低限度的公共三个人够了。三个人是坐公交车还是打车？是喝茶还是喝酒？就是这一个公共问题。
而最高限度的公共性，就是所谓的Common——一个城市或者一个国家地区，所有人都比较接纳的一种共识性的东西，或者底线性的东西。
我们现在社交互联网其实增进了前一种的小的公共性，例如粉圈、饭圈。但是它削弱了后一种的最高限度的共同体的公共性。
所谓“三人成众”，这是最小限度的公共。而更大限度的公共，需要获得更多人的共识
吴海云：其实只要一提到社会公共性，传媒人马上就会想到一件里程碑式的事件——杜威（John Dewey）和李普曼（Walter Lippmann）一次针对“社会公共性”的大辩论。
这次辩论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那时候美国正好从一个农业国变成一个工业国，并成为了资本主义的头号强国，而在国力迅速跃升的情况下，出现了很多的社会问题。
于是大家就开始讨论，有没有可能去建立一个更理想的制度？如何去看待民主和公众的关系？
李普曼（左） VS 杜威（右）：“公众”之争
图源：wikipedia.org
李普曼的意见如果归纳一下，就是“精英主义”。他对于公众的态度非常糟糕，认为普通公众没有办法真正地消化或理解这个世界。
他用了两个很有意思的词——一个词叫拟态环境，他说公众的信息环境不是真的环境，是一种他自己假想出来的，介于它和真实世界之间的环境；另一个词是刻板印象。
正因为这两个根深蒂固的特性，公众是不值得信任的。
那社会怎么往良性化发展呢？李普曼说，相信精英。新闻记者你报道完事件后，去采访专家的意见就可以了，不要在普通公众那里浪费太多的时间。
而作为哲学家和教育学家的杜威，提了三点来反驳李普曼。
第一点，他说，你无法证明你所谓的专家精英跟普通的公众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其实我们今天也看到，很多专家的偏见和刻板印象也很厉害，只是顶着专家的光环在发言。
第二点，是他作为一个教育家的情怀。他说只要你给大众机会，他们就可以成长、蜕变，你只要耐心地慢慢地做，他们还是可以抵达更高点的。
第三点，我觉得最动人。他说，民主，其实并不是要实现某种目的，而是要发挥各种人的潜能，这才是民主本身应该蕴含的东西，它是目的本身，而不是什么手段。
最终，杜威提出了大公共体（Great Community）的概念，即一定要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公众的讨论中，然后优胜劣汰。好的观点自然会留下，坏的观点自然会淘汰。
学者们曾以为自媒体的到来能实现杜威的理想
到了20世纪末，互联网出现了，大公共体的可能性也出现了。通过互联网，目击者可以把他看到的东西给转出去，人人都可以做记者，都可以报道一个事情，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自媒体”。
很多人非常激动，觉得终于可以实现杜威的理想了。
然而尴尬的是，今天所发生的事情，几乎就是在证明李普曼对于公众的判断。甚至他当时提出的拟态环境都有了一个非常具象的现象，就是我们提到的过滤泡、信息茧房。
其实李普曼也好，杜威也好，他们对于需要社会公共性本身是没有任何质疑的。只是说提供的途径有所差异，但是他们还是没有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社会公共性如此重要？
郁喆隽：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用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的代表人物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观点来回答。
他在20世纪60年代出版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解释了我们为什么需要社会公共性。在他的观点里，你可以把整个社会理解为一块三明治。
这块三明治最上面一层，是权力机构（Power），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国家，包括立法、司法、行政等等，我们大部分人是不可能直接参与其中的，但是它反过来会影响我们每个人的生活。
三明治最下面一层，是私人领域（Private Sphere），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在家里面的一些私事，包括夫妻是否生小孩、父母怎么教孩子做人、人的再生产等等，都在私人领域当中出现。
但是这个社会要正常运作，不可能国家马上面对私人，也不可能私人马上去面对国家。因此三明治中间有一层很厚的，你可以理解为三明治当中最好吃的一部分，叫做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
公共领域的“三明治模型”
这种公共领域在历史上是有迹可循的，比如希腊时代雅典的城市广场（Agora），以及18世纪在欧洲大陆的诸多公共设施，比如说桥牌社、咖啡馆、沙龙等等。
在这些场所里面，我们谈的不是私事，不是这家的家长里短等等的问题，而是跟所有人都有关系，那些公共性的话题。
雅典的市集（Agora）遗址，它是是居民谈论政治、谈论哲学以及相互结识的场所
图源：wikipedia.org
哈贝马斯认为这种公共领域的讨论，会成为一个社会的缓冲器。
私人领域的一些特别奇怪的想法，不可能马上上升为国家的立法意志，而国家的一些特别奇怪的想法，也不可能直接深入到私人领域。公共领域在其中，就成为一个很好的中介。
它会使得未来的国家的立法、司法、行政变得更顺畅。反过来，国家的一些一意孤行的施政方式，也可以在公共领域的酝酿中得以矫正。
所以人类社会要正常运作，是不可能完全抛弃掉公共性的。无非是三明治哪一层稍大一点或者稍小一点，而不可能抽掉中间这层变成两层，二明治就肯定不好吃了。
吴海云：最后，还有一个现实的问题——平时的生活已经很苦了，工作996，压力很大，好不容易信息技术可以提供一种可能性，让人们可以活在自己美好的世界里。
为什么还要剥夺这种在网上享受美好舒适过滤泡的权利？为什么我们会觉得，你还是要去努力地破茧，还是要努力地去戳破过滤泡呢？
郁喆隽：在西方的宗教文本当中，有一个说法是“真理使你自由”（The truth will set you free）——你知道更多的真相，你才能保证自己的自由。
“真理使你自由”的对立面，并非真理使你另外产生东西，而是说无知使人幸福(Ignorance is a blessing)。
如果你退回到自己的茧房、泡泡或者部落里面，你看到的只是你过滤泡当中一个很小的部分，它不是世界的全部，这个世界的频谱可能更宽。
而且你也不可能永远在泡泡当中，有一些外来的不可控的因素终会让你去面对更宽的世界。这个时候你怎么面对它。
我们从自己的世界里走出来，参与社会公共性的讨论，其实就是某种意义上未雨绸缪。
当你只是把自己当作一切事物最后的法官跟仲裁者的时候，你肯定陷入一种暴君式的心理。我们需要克服自己的有限性，把自己面对这个世界的谱系弄得宽一点。
狗仔卡
发表于 2021-2-11 01:4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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