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公务员，靠什么“上岸”丨人间

源济

基层公务员，靠什么“上岸”丨人间

原创 长轩 人间theLivings 2020-11-25

老潘听后，苦笑一声：“你知道你二姨的一句话值多少钱吗？”

“不知道，10万？”

“20万，这个工作调动最少值20万。”

配图 |《被光抓走的人》剧照

同一个科室的小李参加工作才4年，新婚不久，就被提拔为离市区150公里外的县局副局长。在开完科室告别会后没几天，小李去赴任前又特地叫上我与老潘，说晚上坐一坐。

“听说刘哥和潘哥以前也都在县局待过，而且都是跟嫂子们异地生活了一段时间，我想询问下关于县局工作与‘异地’的事。”小李一到饭馆，开门见山，打开了话匣子。

我与老潘左一句右一句地聊着当年在县局工作和与妻子两地分居的各种经历，推杯换盏中，老潘举起酒杯，拍着小李的肩膀，告诉他：“婚后异地生活，带来的不仅仅是时空上的距离，还有情感上的撕裂，距离压根儿不会产生美，有时为了工作、为了事业而抛弃家庭是非常不值当的，工作中你随时可以被替代，而家庭里你缺一不可。”

老潘一席话，让我的思绪也跟着回到了从前。虽然已经告别“异地生活”许久，但那种感觉与回忆，就仿如在昨日。

1

2015年，在北方这个再普通不过的小县城里，我和妻子过着旁人眼里羡慕的生活：有车有房，都是体制内的在编职工，每天朝九晚五，双休日全休。

结婚之前，30岁不到的我们在这个节奏慢、缺少活力的小城里提前享受到了退休一般的生活。跟身边的大多数熟人一样，我俩通过相亲认识，年龄相仿，父母也都是体制内的职工，门当户对，相亲一年后就修得正果，领证办了婚礼。

但我俩的心态又不像大多数身边人那样，感觉成家立业了，就该稳定平淡一辈子，而是每天都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妻子有次和我长谈未来，有一句话令我过耳难忘：“咱俩年纪轻轻的，一辈子在这个小县城就毁了，必须努力跳出去。”

为给离开县城打好铺垫，我俩拿出结婚后的全部资产在市里买了房。我们的目标很简单：努力来到这个三线城市的市区工作生活。

婚后一年，妻子就实现了当初的诺言，她通过系统内部考试遴选，被选调到市局。公示出来的那天，她的快乐之情溢于言表，说2016年是她的“福年”，“一下双喜临门”。我听后十分纳闷，问“第二喜”是什么。她指了指肚子说：“咱们有宝宝了，我怀孕了。”

此时的我应该已达到人生快乐的顶级，仿佛坠入云端一般。可高兴劲消退后，我却倍感压力——我必须在孩子出生前也考到或选调到市里，要不然我就是一个不能帮助妻子的丈夫、一个不能陪孩子成长的父亲。

这一下让我想到单位的老潘——假如市里一直去不了，我就会和老潘一样，变成一个长期异地厮守、两地奔波的候鸟。

妻子在公示期结束后，依依不舍地跟我告别，并语重心长地告诉我，要努力学习，准备公务员考试，通过省考或国考考到市区。我嘱咐她注意身体，安心养胎，并保证会努力考上，在孩子出生前陪伴在她身边，让以后的三口之家过上其乐融融的日子。

送走妻子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我到了单位，立刻跑到老潘的办公室取经。老潘是单位里出了名的老好人，谦逊和蔼，跟谁说话都是满面笑容。他真实年龄其实也没有称呼得那么老，才36岁，有点秃顶，额头上的发际线每年都会后退一点，面相比同龄人老了一轮。他跟妻子从结婚时就开始“异地”（他的妻子也在市里工作），当时已经满10年了，孩子都7岁了。他没有见证过孩子的出生，陪孩子过生日次数超不过3次，每周只能陪伴孩子与妻子2天。

我就像后来的小李一样，直接跟老潘说了我的情况，问他平常怎么往返于家和单位之间。老潘得知我也开启了“异地”的生活，没有一丝安慰，倒是很开心，就好像孤独的候鸟在迁徙的路上突然多了一个伴儿。

老潘对我的疑惑一五一十地作了详细回答：市区离我们县局所在的县城200多公里，坐长途客车3个多小时，票价100元；平素周五的末班车下午4点40分发车，要想早退的话，还得和领导打招呼，时间久了肯定不行；而且，客车在路上跑的时间长，到市里的车站要晚上8点多，再打车到家，浪费时间又增加开销，晚上9点前进家门就很不错了——而市里回县城的末班车也是下午4点40分走，要坐客车，只能周日下午走，在家里的时间太短。

所以，他说自己“一般不坐客车”。

“不坐客车，自己又不开车，那怎么来回啊？咱们这小县城也没铁路。”我听后不解地问道。

“坐黑车啊！黑车票价和客车一样是100块，但黑车车接车送，能到单位接你，还把你送到家门口；而且黑车比客车快多了，基本两个半小时就到地方——所以，我一般周五下午5点半让黑车准时到单位接我，周一早晨起大早5点半从家门口坐车回来，从不迟到早退。”老潘说完，翘起二郎腿，点上了一根烟。

“起那么早啊？”习惯睡懒觉的我不禁感慨道，“周一早晨走倒是可以在家多待一晚，但起那么早，我可起不来。”

“你也可以周日走啊，几点都行——等你孩子出生后你就知道这多待的一晚有多重要了！一周的‘两天三晚’，弥足珍贵。”说完，老潘狠狠吸了一口手里的烟。

我和老潘继续有的没的地唠着——自己开车往返，成本太高，油费加过路费一次得200块钱，一周来回就将近400多的开销，而且长途开车比较辛苦，还是坐黑车最合适，速度快、开销少、上车就能睡觉，不累。

老潘让我以后周五和他一起走，他给我联系车：“黑车司机警惕性都很高的，一般陌生人不拉的，万一是（长途）客车老板雇人来‘钓鱼’的，运管（部门）会罚死他们的。”

那周到了周五下班时间，我与老潘收拾好东西，一起在单位门口等黑车。黑车如老潘说的一样准时，上车后，我立刻给妻子发信息说“8点前到家”。可坐在车里半天，司机左转右转，就是不出街。

我问老潘这是怎么回事，老潘说，那天忘记和你说了，这人没拉够，黑车是不走的，得等把人拉满才能出发，“一般半个小时内就能满员出发，最慢时一个小时也有过”。

在街里游荡半小时后，又上来另外两个人，车子火速出发，在并不宽敞的国道上肆意超车，加速减速频繁切换。司机一边飙车，一边打电话联系着回程的乘客，还不时在他们的微信群里语音喊话，让别的黑车司机介绍乘客给他。

我在车内颠簸得不行，十分难受，再看老潘，在司机“还差两人还差两人”的叫喊声中，他已经侧卧在车窗边，打起了瞌睡。

那晚拖着疲惫的身躯到家时已是8点半，妻子早已准备好饭菜，看着对我嘘寒问暖怀着孕的她，我十分愧疚。

一转眼就已经周日，我向老潘要了黑车司机的联系方式，吃完晚饭后和妻子告别，乘车回到了县城，到单位时已接近晚上10点，跟妻子告一声平安后，倒头就睡。

2

市县两头跑的黑车司机们为了多挣钱，开的都是排量小、空间小的轿车，后排空间坐满3人后十分拥挤，后排中间位置的乘客是最难受的。在“点背”坐了几次中间位置的座位后，我问老潘怎么才能坐到副驾驶位置。老潘淡淡地说道：“加钱呗，10块钱。”

就这样，我与老潘开启了一起“组团回家”的日子，我坐副驾，老潘坐后排，我周日晚上回单位，老潘周一起早走。每次在路途中，我有时都无聊到拿着手机，不知道是看新闻还是看视频，但老潘一如既往，上车就睡觉。我问他是怎么能做到快速入眠的，他笑着说，慢慢习惯就好，“睡觉才感觉时间过得快啊，还能抵消旅途劳累，到家时就能拿出十二分的精力帮着老婆照顾孩子”。

因为同命相连，我和老潘的关系也更近了，我俩下班后经常一起把酒言欢，两个形单影只的大老爷们，处得无比和谐。一次喝酒时，我问他，都10年了，为什么还在这个县城基层单位坚守，长期“异地”对家庭生活多不好。

老潘点了一根烟，跟我讲，这么多年，他多次找到市局领导商量此事，领导都是几句话把他打发了，不是“市局没有多余编制”就是“市局科室暂时还不缺人”，然后一定是“缺人第一时间考虑你”。

被领导搪塞的次数多了，他退而求其次，“市局去不了，去离的（市区）近的县区局也可以啊”，然而领导还是一顿劝：“你是单位的业务骨干，再干两年提了干多好啊？把你调到别的区县局，一切从零开始，这么多年不白付出了？”

然而，两三年过去了，市局那边是缺人调人没老潘的事，提干也没他的事。他又去找领导，说自己也不打算提干了，“就近找个离家近的县区局调动吧”。领导这回很大度，和蔼地告诉他，市局知道他的难处，正在认真考虑，等就近县区空出编制来，第一时间将他调过去。

就跟《无间道》里台词说的那样，这一等，又是两三年，直到那位市局领导调走了，老潘还在我们县局“奉献”着，依然当着领导口中的业务骨干。

新来的领导不认前任领导给老潘许下的承诺，每次都婉转地告诉他：你看邻县的老张，这都“异地”15年了，不还好好地干着呢嘛？孩子老婆也都照顾得挺周到，孩子都考上大学了；你看另一个县的老李，“异地”了半辈子，这才退休，一辈子为单位的事业发展做出了多少的贡献。新领导再次勉励老潘：要把握大好时光，克服困难，多向老同志学习，好好工作，“未来大有可为”。

就这样，“大有可为”的小潘熬成了老潘，这两年他再去找领导时，领导就训斥他不顾大局，让他不要为了这事再过来。吃了几次闭门羹后，老潘再也不去找领导了。

我问老潘考没考公务员。老潘猛喝了一大口酒，继续说道：公务员也考过，可他的专业比较特别，很少有合适的岗位，“三不限”的岗位竞争太激烈了，每次都名落孙山，过了35岁之后，再也没有资格考了。

“还是自己实力不行，考不过他们，实力不行啊！”老潘又把酒斟满了。

我又问：局里系统内选调也不行吗？

老潘听后，瞪大了双眼，一改往日的和蔼，借着酒劲大声骂道：“选调就是狗屁，什么是选调啊？人都定好了才选调呢！年年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哪个不是领导子女、（领导的）老乡亲戚的？关系硬的直接安排到市局，关系一般的在县区干几年再调到市局或（市区）周边——你看看近10年系统内选调报名名单，里面有一个竞争的吗？大家都知道报名也是当炮灰，没关系的都是炮灰！”

可能是自觉有些激动和失态，老潘看着我，突然又放低了语调：“小刘你看啊，咱们这个系统下面十多个县局，每个县局都有像你我这样‘异地’的，多的七八个，少的一两个，时间久的，都快‘异地’一辈子了，这百八十号人，我怎么和人家竞争啊？市局领导凭什么要调动你啊？”

我听后，也无奈地垂下了头，和老潘碰杯，一饮而尽。

后来听别的同事八卦，我才知道，这10年来，只有一年系统选调考试中出现过两人竞争一个岗位的情况——那个参与竞争的人就是老潘。

说到长期“异地”的痛处时，老潘眼中泛红，说，在孩子1岁之前，每次周五晚上到家，孩子都被他吓哭，一两个小时后才会慢慢接纳这个“爸爸”，真是心如刀绞。到了周一早晨，看着熟睡的妻子与孩子，他纵是万般不舍与无奈，也得小心翼翼地起身出发，生怕有任何响动，“两天三晚，实在太短太短……”

现在，孩子长大了，每天晚上都会和老潘视频，也早习惯了只有周五晚上爸爸才能回家，全家老小也早已习惯了没有他陪伴的日子。

“有孩子后的‘异地’痛苦，你是体会不到的。”老潘那晚眼含泪光。

3

转眼，我就体会到了老潘当年的痛苦。

妻子生下个宝贝儿子，休完产假上班后，我既无法照顾妻子儿子，也无力替家里分担各种琐碎的事情，那种作为男人、作为家里顶梁柱却毫无用处的无力感，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每次和妻子因为照顾儿子产生分歧、吵架后，我都会找老潘大倒苦水。

在这期间，我先后参加了省考、国考，跟老潘一样，都名落孙山。看着市局下发选调通知时，我和老潘会根据岗位要求，分析着谁是那个“萝卜”——每次我俩猜的都八九不离十。

坐黑车久了，和大部分司机都熟悉了后，坐副驾驶座也不用额外加钱了。我也像老潘那样，周一起大早回单位，上车就能睡着。我和老潘也琢磨过自己开车，通过拉人来分担油钱和过路费，但害怕运管，也没有黑车司机们的那种客源，遂不了了之，只能继续适应着黑车司机的等人和飙车。

2017年，我和老潘听说，回市区路过的A县县局新进来两个研究生，家都是市里的，住在同一个区，也是每周都要回家。我们自己开车往返的想法再次冒了出来。

通过系统内的通讯录，我与这两个新同事——杨宇和李欣——取得了联系，我们几个很快达成共识：一起开车回家，一起分担费用。

为了把成本降到最低，我那辆排量小、油耗低的车就成了“班车”，开我的车回家，每趟每人均摊才40块钱。当然，最重要的是更安全、更舒适。

我和老潘照旧下午5点半从单位出发，6点到了A县，拉上杨宇与李欣，基本晚上8点之前就全部能各自进家。自从我开车以后，老潘路上基本就不睡了，但后排两个年轻人倒睡得更香了。

杨宇与李欣有着90后的鲜明特点，活泼开朗，能说会笑，几次同行之后，就跟我们无话不谈。他俩来自同一个院校，跟我们单位专业对口，我和老潘听完后不禁感慨——就算是研究生学历、对口专业，也照样连市局都留不住。

他俩也很是郁闷，说当时校招时并没有具体说去哪个局，报到后才被告知去哪里上班。他们一批十多个新人，大多数都分派到基层单位，“只有张莹和孙鑫宇被留在市里了”。

“他俩博士学历吗？”老潘问道。

“不是，他俩连研究生都不是，都是本科。”李欣摇了摇头。

“市局张局（长）的姑娘是不是今年毕业工作啊？”我插了句嘴。

“那个孙鑫宇我以前见过，是人事科科长老孙的小子，张莹听着耳熟，我正想着是哪个领导家的孩子呢，你这么一说，还真差不多。”老潘为这次“猜萝卜”画上了句号。

“四人回家小组”在路上的时候，两个年轻人经常向老潘与我探询局里的事情，我俩一唱一和，把知道的、猜测的，全部讲给了他俩听，老潘当年找领导的事，更是被当作笑话讲成了连续剧。老潘和我经常劝诫他俩，趁着年轻，努力考出这个系统，因为我们俩实在不想看到这两个没有关系的研究生，沉沦在县城的基层部门里，更不希望他们像我们一样，以后又开始这种不知尽头的“异地”生活。

杨宇高大帅气，十分阳光，学生气息一直在身上飘荡，高鼻梁，白皮肤，让人一点也看不出他竟然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每次周五5点半不到，我都会接到他的电话，告诉我和老潘，他已经收拾妥当，要我们准时接他。我们最初总笑话他的猴急，一起回家的次数多了，才知道他早就开始“异地”生活了。

杨宇跟女朋友高中时就确定了恋爱关系，在同一个城市念的大学，大四时他们一起考研，一起参加公务员考试，一起找工作，最后，他的女友考上了本市的公务员，他却考上了研究生。在家里人与女友的劝说下，杨宇继续读研，女友让他研究生毕业后签个好工作回到市区。

杨宇读研时就尝过了3年的“异地恋”之苦，每年只有寒暑假才能陪伴在女友身边，研究生一毕业，一心想回到市里的他就签了我们局。本来他与女友满心欢喜，两家人也筹划着结婚，却没想到他报到后被分配到下面的县里，女友的父母一下就没了以前的主动与热情，婚事也被按下了暂停键。

杨宇常和我们说，他女友不像她家里人那么势利，一直在等着他调到市局，但听了老潘的故事后，他也准备参加公务员考试了。我和老潘大为赞赏杨宇的决定，鼓励他说，名牌大学毕业的研究生，刚出校园，参加年底的国考，金榜题名，明年就能和女友完婚，让女方家里人另眼相看。

当问到李欣的打算时，这个女孩却说，走一步看一步吧，我也试试这些考试。

4

杨宇、李欣和我，开始一起准备起2017年年底的国考，回家路上的话题变成了讨论“行测与申论”。参加过多次公务员考试的老潘向我们仨传授经验，数值计算怎么快速算出答案，申论的开篇如何提出论点，就感觉他金榜题名多少回似的。李欣除了参与讨论，还时常在车里刷考试视频。

国考说来就来，我们3人互相勉励，在不同的考场参加了考试，我与杨宇选报了市里的岗位，竞争十分地激烈，基本都属于百里挑一，李欣却另辟蹊径，选择了邻市的一个岗位，竞争不如我们残酷。

国考过后，我们的日子再次回归正常。年底的各类总结与考核，让我不厌其烦。

转眼到了2018年，儿子马上周岁了，妻子早早就开始准备孩子的生日宴，我却无比惆怅——孩子的生日正好是周三，请假十分困难。

果不其然，当我拿着假条以陪孩子过周岁生日的理由跟领导请假时，领导跟我讲起了大道理，跟当年市局领导“教育”老潘的口吻如出一辙：你如今是单位的业务骨干，现在很忙，有很多工作要布置，孩子过生日就不要请假了，把重心放在工作上，以后提了干多好啊！

妻子因为我不能请假回家，跟我大吵一架，反复强调孩子的周岁生日多么重要。我无话可说，心塞得不行。

儿子生日当天，妻子给我视频直播了全程，看着小家伙在镜头前开怀大笑，好奇地指着蜡烛与蛋糕，我辞职的愿望愈加强烈。视频连线结束，我立刻去找老潘，请他出去小酌几杯。

我把和妻子吵架、不能陪儿子过生日的苦水一股脑吐给了老潘，老潘听后也是唉声叹气，这何尝不是他熟悉的经历呢？他也跟我一起自嘲：现在你是单位骨干，感觉整个单位都离不开你，但哪一天你不在了，会立刻就有一个人替换你，做着你感觉无法被人替代的工作。

而在家里，父亲、丈夫的职责是无可替代的，单位与家庭孰重孰轻，不言而喻，很多人就是看不到这一点。

老潘灌了一口啤酒后，眼神直勾勾看着我，继续说：“我不像你，我已经过了35周岁了，我想通过考试改变命运没可能了，假如辞职直接面向社会，像咱们这个冷门的系统，你所拥有的人脉、资源与技能，到了社会上谁会用你？我是不敢辞职啊。所以趁年轻，你抓紧考试吧。”

国考放榜的日子很快就到了，我和杨宇李欣立刻登上网站查看成绩。我再次名落孙山，杨宇离进面试仅差1.5分，而李欣却以笔试成绩第一、高出第二名5分的巨大优势成功进入面试。

这周一起回家的路上，老潘勉励我和杨宇再接再厉，还不时跟李欣传递着面试技巧。李欣频频点头，脸上满是喜悦——只要她准备得当，第二名通过面试实现反超十分困难，这个职位对于她来说，基本十拿九稳了。

春节的脚步也越来越近，正是我们这个地区最爱降雪的时节，高速经常封路，国道上时常见到道路湿滑导致的交通事故。我们一周一回的规律也由此打破，有时大雪来临，半个月都回不去。老潘经常看着天气预报埋怨：这雪怎么不周六周日下呢？封路让咱们回不去单位多好！

好在春节前一周，天气晴好，气温回升，一起放假准备过年的我们再次同程。大家一路上都很开心——能连续一周陪在家人孩子女友身边，实在是过于宝贵。

我们叽叽喳喳说着假期的打算。老潘说他要好好在家宅7天，替老婆干家务，陪孩子玩游戏，哪都不去；杨宇打算和女友一家一起坐坐，谈谈结婚的事；李欣则要利用这些天做足功课准备面试，同时联系面试辅导班——假如局里不给假的话，她就辞职去上辅导班。

当他们问到我的打算时，我笑着说：“我能干啥啊，肯定和老潘一样陪媳妇陪孩子呗，这7天弥足珍贵，肯定要全心陪伴啊。”

5

按照惯例，大年初一，我们整个大家族一起聚会。那一年，多年未归国的二姨一家，也回来过年。聚会上，二姨挨个询问我们这帮小辈的近况，了解到我兄弟姐妹们工作都很不错，十分开心。

当问到我时，我把一直“异地”的情况告诉了二姨。二姨听后，眼神一闪，又问了我一遍工作单位，确认后，开心地说，她有个闺蜜就是我们省局局长的爱人，她们好多年没见，正打算着明天聚会呢，到时候她帮我说说，看看怎么办，然后叮嘱我，时刻保持电话畅通。

亲戚们都起哄，让我多敬二姨几杯，我连着跟二姨喝了三杯。二姨劝我不要多想，说这事也未必十分有把握，她能做到的，也就是帮我说一下。

第二天中午，我与妻子紧盯着手机，生怕错过任何信息。中午1点左右，二姨打来电话，让我编辑一条短信发给她，要写清楚我的工作单位、姓名与目前的困难。我与妻子马上字斟句酌，审核再三后，用颤抖的手把一段短信发了出去，已完全顾不上旁边哭闹了半天的儿子。

1个小时后，二姨给我回电话，说她已经把我的情况和闺蜜说了，她的闺蜜也愿意帮这个忙，但后面什么样，谁都说不好，“你回单位后继续好好工作，不要心浮气躁，最重要的是要守口如瓶，这件事谁都不要说”。

挂完电话，我既兴奋又忐忑，心中充满期望，又怕希望落空——这就是老潘所说的“关系”呀。

整整一个下午，我都坐立难安，反复翻看发给二姨的短信，生怕有哪句话、哪个字不合适，直到杨宇的电话进来，才把我从这种焦虑的状态里拉了出来。

杨宇让我晚上陪他出去吃个饭，我痛快地答应了，想着跟他吃饭聊天，自己的内心也可以平静一些。

春节期间，市里所有的饭店都生意火爆。我与杨宇碰头后，走了好几家店，才终于找到一家有空桌的。杨宇上来就要了一件啤酒，告诉我，他要辞职。

原来，今天中午时饱受煎熬的不只是我。

中午时，杨宇一家与女友一家一起吃饭，两家人闹得很不愉快，杨宇家认为两个孩子交往这么多年，也该谈论婚嫁了，可以把婚期先订下；而女友一家却以种种理由推脱，虽然没有明说，但话里话外的意思，就是嫌杨宇在县里工作，婚后长期两地分居，对谁都不好。

我又把老潘的那一套嗑儿拿出来劝杨宇，“你还年轻，刚出校园，再坚持坚持，通过考试改变现状是完全可行的”。

可无论我怎么说，杨宇的态度都是毅然决然：“工作没了可以再找，真爱的人在生命中未必会出现第二个。”

春节假期一转眼就到了尾声。上班前一天的夜里，局领导却给我打来电话，告知我明天直接去市局找人事科孙科长。我与妻子大喜过望，预感我们的“异地生涯”可能即将结束，妻子催促我准备好明天怎么跟孙科长说，并将情况告知了二姨。二姨听到消息后也十分高兴，先是夸闺蜜办事靠谱，并再次嘱咐我，不可对外人泄露风声。

第二天，我早早地来到市局，在车里等到8点半，三步并作两步，走进了孙科长的办公室。寒暄过后，孙科长直接切入正题，说市局办公室今年工作量增加，人手短缺，有意从县区选调一名工作人员，经过市局的研究，认定我十分适合这个工作岗位，问我是否有来办公室工作的意愿。

此时的我，只感觉全身肾上腺素飙升，一股血液如同洪流凝聚在脑部，涨得有些说不出话。平静片刻后，我感谢了市局领导对我的关心照顾，并表示将在新的岗位上努力拼搏，认真工作。

孙科长听后，点了点头，告诉我先回县局继续上班，选调通知可能一个月后下发。我答应着，连着点头，脚步轻盈地走出了科长办公室。结果刚给孙科长关上门，一转身，看到了正在门外等候的杨宇。我一时间有点大脑短路，问他来这儿干什么，杨宇举了举手里的材料：“来办辞职手续啊，刘哥你干啥来了？”

我有些尴尬，不敢过多停留，只劝杨宇不要意气用事，又说自己是替单位领东西，搪塞过去后，匆匆与他告别。

出了市局办公楼一坐进车里，我第一时间将结果告知二姨，又告知父母，最后通知了妻子。二姨勉励我“继续加油，好好干”，父母让我抓紧时间买一些高档礼品再去看看二姨，妻子听后激动得有些说不出话，一直重复着“儿子终于有爸爸陪了”。

才过了半个月，选调通知就下发到全市，老潘像往日一样，根据选调要求与我猜测这个选调对象是谁，我表面上故作认真地和他讨论着，心里却不知道选调结果出来那一天，再怎么面对他——我只能告诉老潘，我要报名去竞选，老潘笑着让我不要做白日梦了。

选调考试当天，整个考场只有我一个人，看着考试试题，我心中自嘲：是不是我交了白卷也无所谓？——但还是认真地把所有题目答完。

孙科长是监考考官，交完卷后直接让我去隔壁会议室准备面试。面试由分管人事的副局长主持，他简单问了几个问题后，用一脸怀疑的目光看着我说：“你小子深藏不露啊，有什么问题和困难，为什么不直接找市局解决呢？非得‘另辟蹊径’？”

说完，他笑了起来。我一脸惭愧，连忙致歉：“以后有困难，我会第一时间跟市局领导沟通的。”

面试结束后，孙科长让我回单位等通知，说等选调结果公布后过完公示期，人即可来市局报到上班，又嘱咐我，回去做好工作交接，跟领导同事们告个别。

走出市局的办公楼，我觉得身轻如燕，脑子里回想着整个事件的经过——以前自己极其不齿的事情，竟然发生在自己身上了——我无奈地摇了摇头，开车回家，看着车外景色，哼起了歌。

回到县局后，老潘就神神秘秘地找到我，直叹我“有城府”、“是办大事的人”，并求我把运作调动的过程告诉他。看着他满眼期待的样子，我不太情愿地讲了事情的原委。

老潘听后，苦笑一声：“你知道你二姨的一句话值多少钱吗？”

“不知道，10万？”

“20万，这个工作调动最少值20万。”老潘继续苦笑道，“唉，我该怎么办呢，没钱没关系。”

公示结束后的第二天，市局的调令就下到了县局。按照惯例，晚上局里设宴为我送别。

那晚，我喝了很多，老潘也喝了很多，他没有埋怨我，只是一直说羡慕我，才“异地”一年多就结束了奔波的日子。

最后，喝大了的他拉着我的手，小声说道：“这，就是关系啊！”

6

去市局上班后，我每天都能看着儿子成长，全力去弥补过去一年多不能陪伴的遗憾与未尽到的父亲职责。每晚下班后的妻儿环绕，这种本应最平常的事情，在有了“异地”生活经历后，是如此珍贵。

“四人回家小组”解散后，老潘重新坐起了黑车，继续当着县局的“业务骨干”，借着我在市局办公室工作的便利，时不时跟我打探着局长的动向；杨宇辞职后在市里一家公司找到了工作，女朋友家尽管依然不算满意，但总算答应了这门婚事，岳父岳母勉励杨宇，“婚后要继续学习，早日考个市区公务员”；李欣请了长假参加面试辅导班，因为此事与单位领导弄得很不愉快，但好在最后以巨大优势成功“上岸”，去了邻市工作。

到了周末，我和杨宇偶尔还会与回到市里的老潘小聚，分享着各自生活趣事和琐事。一个周末，老潘主动请客，说有好事要告诉我俩。酒过三巡，我与杨宇一直问到底是什么好事，老潘叼着烟，两眼迷离地告诉我们，他也要告别“异地”的生活了。

我们继续追问他是怎么办到的。老潘什么都没说，拇指与食指在空中比划一下后举起酒杯，提议一起喝尽杯中酒。我与杨宇一饮而尽，祝贺他苦尽甘来。喝完，老潘苦笑着：“终于能当个正常爹了，12年啦！”

一个月后，选调县区工作人员到市局工作的通知就下到了各单位，这一次，依然只有一个人报名。

编辑 | 许智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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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轩

一个默默无闻的基层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