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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世间] 不做一个平庸俗气的农村女人|真实故事计划 No.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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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11-7 09:53 PM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不做一个平庸俗气的农村女人

 陈榕 真实故事计划 2020-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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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究需要一个强烈的渴望,来度过茫茫的一生。对于出生在农村的残疾女陈榕,这个渴望就是写作,或者更具体来说,是出一本书。只要有这个想法在,现实就不能挫败她。

真实故事计划的 630 个故事



1

2017年5月,我来了北京。旅馆都很贵,我准备在广场露宿一晚。北京春天的这一夜很凉,我靠墙刚打了会盹,一个冰冷的声音开始赶人:“起来,这里不能睡觉。”
保安细看了我的身份证,我的包也被他翻得乱七八糟,嘴边还嘟哝着:“是上访的吗?这里是不能上访的。”
出口处有另外两个女孩,只有我面对了严厉的盘问。“你为什么不查别人,单查我一个人?”这句质疑让他放缓了语气,他解释这只是例行检查,希望我配合。胃疼得更加厉害,我不想再争辩。
我去北京文学杂志社的前一晚,就这么度过了。我从安徽老家来到北京,是想给出版社投一篇散文,手稿厚厚一摞,我一直小心珍藏着,它见证了很多不同寻常的日子。来之前,我用电脑重写了一遍,还算满意。首都有很多出版社,出版它的路子或许更宽一些。

妹妹曾劝我不要盲目来京,先网上联系比较稳妥。我不听劝,同时抱有一个侥幸的想法:编辑老师看到我架着双拐的样子,或许会给予关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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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陈榕在北京
第二天一早,我赶去前门西大街97号,出版社还没有上班,我低头时,才发觉手已经磨出两个大血泡。
“来的是《少年报》的人,《北京文学》的编辑还没来,等人来了我叫你。”门卫扔下一句话就走了。我站在门口开始等待,直到看到另一个同样焦急的女人。
女人大概五十多岁,正在与门卫攀谈。她穿着朴素,面颊黝黑,手里拎着一个黑色的老款式提包。从对话中我得知她也是来投稿的,于是上前打了个招呼。
交流中我得知,她年轻时接父亲的班做了护林员,茂密森林中,每天一人面对莽莽山峦,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就是从那时起,她爱上了写作,开始尝试用笔去描绘眼前的一切。后来弟弟吵着说不想当农民,父亲又让弟弟顶替了她的工作。
回村后,她没有田地和职工待遇,生活过得异常艰苦,写作是唯一的精神支柱。她带着在市级报刊上发表的诗歌和散文到这来,是想找文联的老师帮忙出书。
“包里都是手稿吗?”我问。她拿出一个本子给我看,上面都是工整又大的字体,几张剪裁下来的旧报纸夹在其间,泛了黄。我随手翻阅着,那些豆腐块般的诗歌后署着名:张红梅。
本来我以为,自己是唯一一个会跑上门来投稿的傻瓜,但她带着手稿就来了。
快十点,还没见到杂志社编辑的影子,我的心有些凉。一个高个子戴眼镜的男人冲过来问:“她们是来干什么的?坐在这里像上访的群众,影响不好!”又是同样的猜测,我小声嘀咕:“要上访也不会到这来呀……”
他走后,门卫转过头问:“刚才那个人是文联的,是你们要找的人吗?”
大姐变得畏畏缩缩起来。她把稿重新收进黑色的提包,拉上拉链。她告诉我,她打算投奔一个在北京打工的亲戚,不再想出书的事,重新回归现实生活。简单道别后,我望着她离开的背影,心里涌上一股强烈的酸楚。
我跑到另一条街上打印出稿子,再折回杂志社交给编辑部值班的人,就当是给自己的一个交代吧。
天气有点热,手上不断有血水流出,那两个血泡终于破了。


2


我一岁时落下腿疾,到了入学的年纪,上学变成一件难事。

学校离家二里路,我扶板凳走得很慢,经常迟到。10岁,我做了手术后,终于可以靠双拐走路,学校却搬得离家很远,我还是辍学了。

一开始我很失落,在家里喂着十几只鸡,得闲的时候我会到门口大树下看人打麻将,甚至会把妹妹的语文课本找出来看。初中到大学的都看了,老师同学的影子还是在脑海中浮现。

堂嫂要做农活,经常叫我帮看小孩。她家有一书柜子的书,书柜是锁上的,透过那一层模糊的玻璃,我看到了《红楼梦》《简爱》《少年维特的烦恼》。堂哥只愿意把《辽宁青年》《萌芽》这样的杂志借给我,却舍不得借那些名著。当时的我心里有怨气,现在能稍微理解了,爱书人是最珍视书的。邻居小东子也有很多本连环画,他光借给男孩子,不给我们女孩。

这些流窜而过的生活场景串起了人情中的薄凉温暖,所有人物原型在亲戚朋友的身上浮现了。我开始有了写一部家族长篇小说的想法。写小说这种能尽情抒发内心情感的方式,让我在精神上得到了极大的满足。母亲唠叨起来,说你写那些有什么用,也不能当饭吃,给你爸做双鞋子也好。不学习针线活,将来怎么生活呀。

思绪又被打乱了。我心里烦闷时,到村后的河边溜达,微风浮动,芦苇纤纤,大自然的诗意是一种慰藉。平复完心情,我就回家继续写作。

村里的玉英姐不像别的姑娘那样说粗话,她很懂规矩,也爱看书。一次她找来几张报纸落鞋样,看到上面好的标题,停下来捧手里聚精会神地看。我告诉英姐一个秘密:我正在写书,出版了第一本先给她看。我记不得英姐当时是什么表情,却记住了自己曾经说过的话。

小说初稿有八九万字,水平很浅。在宿州市《拂晓》报社,那是我第一次鼓起勇气,请编辑部刘主任帮我看看稿子。一星期后收到回复:人物心理刻画得比较细致,但还有很多不足之处。你没有学历和家庭背景,想成功很难。

好长时间我都没有再写,只是偶尔翻看一下手稿。我搁浅过很多次,开始了写写停停的生活。不顺和打击反而让我全身心投入到写作中,一次次的修改补充中,每个人物渐渐地血肉丰满。

第二年冬天,我一个人在家开始写那部小说。里面添进了很多新的内容,有二十多万字。灵感一旦来了,人就不想停下,昏天暗地地写。那是每天只吃一顿饭的日子,手脚被冻破,脖子也很酸痛。有次邻居见我几天没出门,使劲拍我家大门我都没有回应。

在南方做生意的丈夫时常打电话催我回家。“生意太忙了!衣服来不及洗,饭都凑合着吃。写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多大的人了还瞎折腾!”

我也急,心烦意乱的同时恳求他让我把小说写完,一个人在家写作的机会太难得了。见我许久没动静他下了最后通牒,扬言说要离婚。我不理会他的气话,理顺心情后坚持了一段时间,腊月二十的时候小说终于完稿了。


3

2013年深秋,我带着小说的初稿去了省会合肥,为出版开始第一次奔波。
我腿部怕凉,一直穿着厚厚的棉裤,上公交变成了一个费劲的问题。有一次为了不耽误后面的人上车,我干脆放下双拐爬了上去。最后找到了残联文联,没得到任何帮助,钱却每时每分都在消耗,在这种情况下我住进了救助站。
我住的房里还有两个人。一位是五十多岁的四川女人,被巡警从人贩子那救出来,一直在等人把自己送回原籍。她丢了身份证又不识字,再加上说话有口音,所有信息一直核实不上。这已经是第三个月了。
另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孩,叫小花,胖胖的。一进来就黏上了我,偶尔她附在我耳边小声说:“这里工作的人吃的可好了,经常吃鸡腿。”
我反问道:“你吃不到吗?”
她撇撇嘴,又摇摇头。小花是被男朋友骗出来跳脱衣舞的,这个赚钱。她不愿意就经常挨揍还吃不上饭,逃出来的时候被好心人送到了救助站。
在断断续续的谈话中,我看出小花比一般人的智力差一些。有次我问她,你怎么不回家?在这里多闷呀。小花笑嘻嘻地答,家里后妈让我干很多活,她疼弟弟不疼我,我忘记我家住在哪里了。
我们房间的走廊外是一米高的高墙,上面焊着铁栏杆。旁边有一扇很窄的门,平时都锁着,钥匙由专人掌管。他们不准里面的人出来活动——怕走丢了,或许还有别的原因。
屋里的人只能走到廊上看院里的景象:穿着制服的工作人员进进出出,时不时还有车辆往来。到了饭点,炊事员推着小车按顺序把饭菜从铁栅栏处递进来。晚饭是稀饭馒头和一盆煮白菜,少油无盐。我吃不下,小花却胃口极好,大口把我那份吃了。
救助站为了省钱,经常让人跟着接送专用车出去办事。后面的车厢是全封闭的,闷得慌。我刚上去门咣当一声就锁上了,才知道这次他们要去芜湖路接一个精神病流浪者。
车子走了一段路程,我发现和我的目的地并不顺路,但下车的请求立马被驳回了,一个女人尖锐地斥责了我:“你怎么这么麻烦?一会儿神经病人上来自己注意,伤到你我们不负责。”
她的脸在玻璃的那方,让我心里升起了一股恐惧,同时想到了救助站大厅里那排为人民排忧解难的大字。
接上来的是个披头散发的年轻女子,目光呆滞,一路上都在自言自语。我胆战心惊地过了两个多小时,在下午五点多回到了救助站。我特意买了一斤炒花生给同屋的两个人,她们吃得很饱却还是馋。小花凑到我跟前悄悄说:“我能闻到外面的香味,他们肯定在吃肉呢。”四川大姐默默念了一句:“啥时候能回家,我还腌了很多腊肉。”
早上起来女精神病人逃走了,不久后我也动身离开了。这次我找到了安徽文艺出版社的主编,他建议我自费出书。这不是被人认可的方式,也不是被我认可的方式,我回绝了。那个毫无收获再次沮丧的上午,我想到了自己离开的时候,小花恋恋不舍地拉着我,四川大姐的眼神中有一种羡慕。
我起码还是个自由之身。


4


想到联系陈忠实,是因为和一位志趣相投的朋友聊天。当时聊到出不了书的苦闷,他建议我把书稿投名家门下,或者让名家给我写书评。
却没想到最后这通电话成了真。
2014年我正在县城陪儿子读书,天天去图书馆读陈忠实的散文和小说,并且让在西安读研的三妹帮忙弄到了西安市作协的联系方式。
电话刚打过去,对方说自己也没法帮忙联系。我没有立马放弃,在他挂电话前聊起书里的一些细节,说明自己一直是陈忠实的粉丝,恳请他想想办法。
对方停顿了一下,说我把他秘书的电话给你,你和他联系吧。一切顺利,我不可置信地看着短信中那串手机号码,却不敢打过去,于是尝试着发了一条短信。
电话马上拨过来了。
那头的普通话带着一股厚厚的陕西味,有时我还听不太懂,但陈老始终很客气。问我:“你多大了,做什么工作的?”我答他,四十多岁了,农村的。从小就喜欢文学,喜欢写作,可是因为周围人不理解而感到非常苦恼。
陈老听了直说:“你还年轻嘞,路还长着呢。乡下娃是很苦,生活不容易,可是有志向就好。”
后来我又给他发了几次短信,每一次陈老都会打电话过来。有次聊的是《白鹿原》,我说每当读到鹿三射杀小娥,她回头喊大大那句时就会流泪,为这个可怜的女人。鹿三维护的某样东西,也许是对东家的忠诚。
陈老在那边嘿嘿地笑,朴实爽朗得像一位邻家大伯。他说谢谢你的喜欢,你把它看进心里了。你要多看书,尤其是历史书,有了知识和生活的积累,才能写出好东西。
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我始终没有勇气让他替我写书评,怕破坏了这份关系中的纯粹和美好。它确实是一个摆在眼前的机会,谁不想走捷径呢?可这种目的性让我觉得羞愧,我作罢了。
我不愿做一个俗气平庸的家庭妇女。
时间过去了几个月,再打电话问候陈老,那边的声音微弱得很,没有以往洪亮了。我不敢多问就挂了电话,没想到这竟成了我们之间的最后一次通话,随后就得到陈老驾鹤西去的消息。
如今我早已换了手机号码,但那个137开头的号码至今保存着。


5

在北京,我始终没等来北京文学杂志社的回信,再次沦落街头。
妹妹在电话中提供了一条线索:“你要不要去北京艺术村看看,网上有一位育儿嫂的文章火了,作者就住在那。” 
我开始在脑中搜索这个村子的印象。只记得多年前在电视新闻中听那是搞艺术的人驻扎的村子,有三流的画家,有街头卖唱的人。我动念头,第二天就坐上了火车。
找村子并不容易,我最后是坐着一辆小三轮到村口的。在那里我见到了文学小组负责人付秋云,她二十来岁,性格文静,有一双大眼睛。我说明来意后,小付很快替我把稿子发给了微信公众号主编。 
两个志愿者马上帮我租下了一间公寓,安顿下来后,我终于处理了手上渐渐溃烂的伤口。 
我每天都会去工友之家的图书室看书,还利用里面的电脑写作。外面不算大的院落里有三棵杏子树,陆陆续续有人来参观打工博物馆,或开车过来捐赠衣服和图书。累了的时候,我会在树下的长椅子上坐上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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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陈榕在北京

端午节我收到了小付拿来的两个粽子,漂泊的人感到了一丝温暖。在旁搬东西的小伙子主动搭话:“你是安徽来的大姐吧,你去河南学过画?我就是河南人,离商丘很近。” 

后来我才知道他叫小海,热爱摇滚和诗歌,曾经去过很多地方打工,后又北漂到这里谋了份工。志愿者小徐说小海一直有一个很酷的艺术梦,工友之家内部为他出了本诗集。我赶忙翻找出来,结果一下午都沉进了他的世界。 

工友之家每天都在接纳这些漂泊的人。新进来一位四五十岁的妇女,皮肤白皙个头又高挑,整个人气质不俗。她是陕西西安人,因为太喜欢文学就去北大找了一份保洁的工作,想在这样的高等学府里接触到文学系的教授作家们。 

“他们都很忙,一下课学生就立马围了上来,有请教问题的也有要签名的,都是很崇拜的样子,保洁的工作会让我受到别人的歧视,我根本没机会靠近。但这里亲切得像家一样,你们都很热情,像亲人一般。” 

她控制不住情绪哭了。我能感同身受,想到这一路上所经历的种种,这其实也是我的心声。为了追逐梦想,多少人把姿态低了下来,低到了尘埃里。 

不知不觉离开的日子近了。因为不想给他们添麻烦,我一大早独自启程了。天气还是很热,伤口的血水又流了出来。我收到志愿者任嘉发来的信息,说要给我送行。我回了一条“已经在路上,谢谢你们”的信息,任嘉回:“不客气,祝大姐一路顺利。”

返程路上,天气有点热,我手上的伤口不断流出血水,心里担心感染。好在旅途中也有温暖:车上有人给我拿包让坐,一个乘务人员非要背我下车……

尽管以后的路很难走,但素昧平生的好心人给了我力量。我想起和小付做的那个约定:“以后我的长篇小说要是出版了,我一定再来北京。”
小付说:“欢迎。”
- END -
撰文 | 陈榕
编辑 | 谢亦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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