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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5月,我来了北京。旅馆都很贵,我准备在广场露宿一晚。北京春天的这一夜很凉,我靠墙刚打了会盹,一个冰冷的声音开始赶人:“起来,这里不能睡觉。”
保安细看了我的身份证,我的包也被他翻得乱七八糟,嘴边还嘟哝着:“是上访的吗?这里是不能上访的。”
出口处有另外两个女孩,只有我面对了严厉的盘问。“你为什么不查别人,单查我一个人?”这句质疑让他放缓了语气,他解释这只是例行检查,希望我配合。胃疼得更加厉害,我不想再争辩。我去北京文学杂志社的前一晚,就这么度过了。我从安徽老家来到北京,是想给出版社投一篇散文,手稿厚厚一摞,我一直小心珍藏着,它见证了很多不同寻常的日子。来之前,我用电脑重写了一遍,还算满意。首都有很多出版社,出版它的路子或许更宽一些。
妹妹曾劝我不要盲目来京,先网上联系比较稳妥。我不听劝,同时抱有一个侥幸的想法:编辑老师看到我架着双拐的样子,或许会给予关照呢?
第二天一早,我赶去前门西大街97号,出版社还没有上班,我低头时,才发觉手已经磨出两个大血泡。
“来的是《少年报》的人,《北京文学》的编辑还没来,等人来了我叫你。”门卫扔下一句话就走了。我站在门口开始等待,直到看到另一个同样焦急的女人。
女人大概五十多岁,正在与门卫攀谈。她穿着朴素,面颊黝黑,手里拎着一个黑色的老款式提包。从对话中我得知她也是来投稿的,于是上前打了个招呼。
交流中我得知,她年轻时接父亲的班做了护林员,茂密森林中,每天一人面对莽莽山峦,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就是从那时起,她爱上了写作,开始尝试用笔去描绘眼前的一切。后来弟弟吵着说不想当农民,父亲又让弟弟顶替了她的工作。
回村后,她没有田地和职工待遇,生活过得异常艰苦,写作是唯一的精神支柱。她带着在市级报刊上发表的诗歌和散文到这来,是想找文联的老师帮忙出书。
“包里都是手稿吗?”我问。她拿出一个本子给我看,上面都是工整又大的字体,几张剪裁下来的旧报纸夹在其间,泛了黄。我随手翻阅着,那些豆腐块般的诗歌后署着名:张红梅。
本来我以为,自己是唯一一个会跑上门来投稿的傻瓜,但她带着手稿就来了。
快十点,还没见到杂志社编辑的影子,我的心有些凉。一个高个子戴眼镜的男人冲过来问:“她们是来干什么的?坐在这里像上访的群众,影响不好!”又是同样的猜测,我小声嘀咕:“要上访也不会到这来呀……”
他走后,门卫转过头问:“刚才那个人是文联的,是你们要找的人吗?”大姐变得畏畏缩缩起来。她把稿重新收进黑色的提包,拉上拉链。她告诉我,她打算投奔一个在北京打工的亲戚,不再想出书的事,重新回归现实生活。简单道别后,我望着她离开的背影,心里涌上一股强烈的酸楚。
我跑到另一条街上打印出稿子,再折回杂志社交给编辑部值班的人,就当是给自己的一个交代吧。天气有点热,手上不断有血水流出,那两个血泡终于破了。
2
我一岁时落下腿疾,到了入学的年纪,上学变成一件难事。
学校离家二里路,我扶板凳走得很慢,经常迟到。10岁,我做了手术后,终于可以靠双拐走路,学校却搬得离家很远,我还是辍学了。
一开始我很失落,在家里喂着十几只鸡,得闲的时候我会到门口大树下看人打麻将,甚至会把妹妹的语文课本找出来看。初中到大学的都看了,老师同学的影子还是在脑海中浮现。
堂嫂要做农活,经常叫我帮看小孩。她家有一书柜子的书,书柜是锁上的,透过那一层模糊的玻璃,我看到了《红楼梦》《简爱》《少年维特的烦恼》。堂哥只愿意把《辽宁青年》《萌芽》这样的杂志借给我,却舍不得借那些名著。当时的我心里有怨气,现在能稍微理解了,爱书人是最珍视书的。邻居小东子也有很多本连环画,他光借给男孩子,不给我们女孩。
这些流窜而过的生活场景串起了人情中的薄凉温暖,所有人物原型在亲戚朋友的身上浮现了。我开始有了写一部家族长篇小说的想法。写小说这种能尽情抒发内心情感的方式,让我在精神上得到了极大的满足。母亲唠叨起来,说你写那些有什么用,也不能当饭吃,给你爸做双鞋子也好。不学习针线活,将来怎么生活呀。
思绪又被打乱了。我心里烦闷时,到村后的河边溜达,微风浮动,芦苇纤纤,大自然的诗意是一种慰藉。平复完心情,我就回家继续写作。
村里的玉英姐不像别的姑娘那样说粗话,她很懂规矩,也爱看书。一次她找来几张报纸落鞋样,看到上面好的标题,停下来捧手里聚精会神地看。我告诉英姐一个秘密:我正在写书,出版了第一本先给她看。我记不得英姐当时是什么表情,却记住了自己曾经说过的话。
小说初稿有八九万字,水平很浅。在宿州市《拂晓》报社,那是我第一次鼓起勇气,请编辑部刘主任帮我看看稿子。一星期后收到回复:人物心理刻画得比较细致,但还有很多不足之处。你没有学历和家庭背景,想成功很难。
好长时间我都没有再写,只是偶尔翻看一下手稿。我搁浅过很多次,开始了写写停停的生活。不顺和打击反而让我全身心投入到写作中,一次次的修改补充中,每个人物渐渐地血肉丰满。
第二年冬天,我一个人在家开始写那部小说。里面添进了很多新的内容,有二十多万字。灵感一旦来了,人就不想停下,昏天暗地地写。那是每天只吃一顿饭的日子,手脚被冻破,脖子也很酸痛。有次邻居见我几天没出门,使劲拍我家大门我都没有回应。
在南方做生意的丈夫时常打电话催我回家。“生意太忙了!衣服来不及洗,饭都凑合着吃。写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多大的人了还瞎折腾!”
我也急,心烦意乱的同时恳求他让我把小说写完,一个人在家写作的机会太难得了。见我许久没动静他下了最后通牒,扬言说要离婚。我不理会他的气话,理顺心情后坚持了一段时间,腊月二十的时候小说终于完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