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做一个平庸俗气的农村女人｜真实故事计划 No.630

源济

不做一个平庸俗气的农村女人

原创 陈榕 真实故事计划 2020-11-08

终究需要一个强烈的渴望，来度过茫茫的一生。对于出生在农村的残疾女陈榕，这个渴望就是写作，或者更具体来说，是出一本书。只要有这个想法在，现实就不能挫败她。

这是真实故事计划的第 630 个故事

1

2017年5月，我来了北京。旅馆都很贵，我准备在广场露宿一晚。北京春天的这一夜很凉，我靠墙刚打了会盹，一个冰冷的声音开始赶人：“起来，这里不能睡觉。”

保安细看了我的身份证，我的包也被他翻得乱七八糟，嘴边还嘟哝着：“是上访的吗？这里是不能上访的。”

出口处有另外两个女孩，只有我面对了严厉的盘问。“你为什么不查别人，单查我一个人？”这句质疑让他放缓了语气，他解释这只是例行检查，希望我配合。胃疼得更加厉害，我不想再争辩。

我去北京文学杂志社的前一晚，就这么度过了。我从安徽老家来到北京，是想给出版社投一篇散文，手稿厚厚一摞，我一直小心珍藏着，它见证了很多不同寻常的日子。来之前，我用电脑重写了一遍，还算满意。首都有很多出版社，出版它的路子或许更宽一些。

妹妹曾劝我不要盲目来京，先网上联系比较稳妥。我不听劝，同时抱有一个侥幸的想法：编辑老师看到我架着双拐的样子，或许会给予关照呢？

图 ｜ 陈榕在北京

第二天一早，我赶去前门西大街97号，出版社还没有上班，我低头时，才发觉手已经磨出两个大血泡。

“来的是《少年报》的人，《北京文学》的编辑还没来，等人来了我叫你。”门卫扔下一句话就走了。我站在门口开始等待，直到看到另一个同样焦急的女人。

女人大概五十多岁，正在与门卫攀谈。她穿着朴素，面颊黝黑，手里拎着一个黑色的老款式提包。从对话中我得知她也是来投稿的，于是上前打了个招呼。

交流中我得知，她年轻时接父亲的班做了护林员，茂密森林中，每天一人面对莽莽山峦，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就是从那时起，她爱上了写作，开始尝试用笔去描绘眼前的一切。后来弟弟吵着说不想当农民，父亲又让弟弟顶替了她的工作。

回村后，她没有田地和职工待遇，生活过得异常艰苦，写作是唯一的精神支柱。她带着在市级报刊上发表的诗歌和散文到这来，是想找文联的老师帮忙出书。

“包里都是手稿吗？”我问。她拿出一个本子给我看，上面都是工整又大的字体，几张剪裁下来的旧报纸夹在其间，泛了黄。我随手翻阅着，那些豆腐块般的诗歌后署着名：张红梅。

本来我以为，自己是唯一一个会跑上门来投稿的傻瓜，但她带着手稿就来了。

快十点，还没见到杂志社编辑的影子，我的心有些凉。一个高个子戴眼镜的男人冲过来问：“她们是来干什么的？坐在这里像上访的群众，影响不好！”又是同样的猜测，我小声嘀咕：“要上访也不会到这来呀……”

他走后，门卫转过头问：“刚才那个人是文联的，是你们要找的人吗？”

大姐变得畏畏缩缩起来。她把稿重新收进黑色的提包，拉上拉链。她告诉我，她打算投奔一个在北京打工的亲戚，不再想出书的事，重新回归现实生活。简单道别后，我望着她离开的背影，心里涌上一股强烈的酸楚。

我跑到另一条街上打印出稿子，再折回杂志社交给编辑部值班的人，就当是给自己的一个交代吧。

天气有点热，手上不断有血水流出，那两个血泡终于破了。

2

我一岁时落下腿疾，到了入学的年纪，上学变成一件难事。

学校离家二里路，我扶板凳走得很慢，经常迟到。10岁，我做了手术后，终于可以靠双拐走路，学校却搬得离家很远，我还是辍学了。

一开始我很失落，在家里喂着十几只鸡，得闲的时候我会到门口大树下看人打麻将，甚至会把妹妹的语文课本找出来看。初中到大学的都看了，老师同学的影子还是在脑海中浮现。

堂嫂要做农活，经常叫我帮看小孩。她家有一书柜子的书，书柜是锁上的，透过那一层模糊的玻璃，我看到了《红楼梦》《简爱》《少年维特的烦恼》。堂哥只愿意把《辽宁青年》《萌芽》这样的杂志借给我，却舍不得借那些名著。当时的我心里有怨气，现在能稍微理解了，爱书人是最珍视书的。邻居小东子也有很多本连环画，他光借给男孩子，不给我们女孩。

这些流窜而过的生活场景串起了人情中的薄凉温暖，所有人物原型在亲戚朋友的身上浮现了。我开始有了写一部家族长篇小说的想法。写小说这种能尽情抒发内心情感的方式，让我在精神上得到了极大的满足。母亲唠叨起来，说你写那些有什么用，也不能当饭吃，给你爸做双鞋子也好。不学习针线活，将来怎么生活呀。

思绪又被打乱了。我心里烦闷时，到村后的河边溜达，微风浮动，芦苇纤纤，大自然的诗意是一种慰藉。平复完心情，我就回家继续写作。

村里的玉英姐不像别的姑娘那样说粗话，她很懂规矩，也爱看书。一次她找来几张报纸落鞋样，看到上面好的标题，停下来捧手里聚精会神地看。我告诉英姐一个秘密：我正在写书，出版了第一本先给她看。我记不得英姐当时是什么表情，却记住了自己曾经说过的话。

小说初稿有八九万字，水平很浅。在宿州市《拂晓》报社，那是我第一次鼓起勇气，请编辑部刘主任帮我看看稿子。一星期后收到回复：人物心理刻画得比较细致，但还有很多不足之处。你没有学历和家庭背景，想成功很难。

好长时间我都没有再写，只是偶尔翻看一下手稿。我搁浅过很多次，开始了写写停停的生活。不顺和打击反而让我全身心投入到写作中，一次次的修改补充中，每个人物渐渐地血肉丰满。

第二年冬天，我一个人在家开始写那部小说。里面添进了很多新的内容，有二十多万字。灵感一旦来了，人就不想停下，昏天暗地地写。那是每天只吃一顿饭的日子，手脚被冻破，脖子也很酸痛。有次邻居见我几天没出门，使劲拍我家大门我都没有回应。

在南方做生意的丈夫时常打电话催我回家。“生意太忙了！衣服来不及洗，饭都凑合着吃。写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多大的人了还瞎折腾！”

我也急，心烦意乱的同时恳求他让我把小说写完，一个人在家写作的机会太难得了。见我许久没动静他下了最后通牒，扬言说要离婚。我不理会他的气话，理顺心情后坚持了一段时间，腊月二十的时候小说终于完稿了。

3

2013年深秋，我带着小说的初稿去了省会合肥，为出版开始第一次奔波。

我腿部怕凉，一直穿着厚厚的棉裤，上公交变成了一个费劲的问题。有一次为了不耽误后面的人上车，我干脆放下双拐爬了上去。最后找到了残联文联，没得到任何帮助，钱却每时每分都在消耗，在这种情况下我住进了救助站。

我住的房里还有两个人。一位是五十多岁的四川女人，被巡警从人贩子那救出来，一直在等人把自己送回原籍。她丢了身份证又不识字，再加上说话有口音，所有信息一直核实不上。这已经是第三个月了。

另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孩，叫小花，胖胖的。一进来就黏上了我，偶尔她附在我耳边小声说：“这里工作的人吃的可好了，经常吃鸡腿。”

我反问道：“你吃不到吗？”

她撇撇嘴，又摇摇头。小花是被男朋友骗出来跳脱衣舞的，这个赚钱。她不愿意就经常挨揍还吃不上饭，逃出来的时候被好心人送到了救助站。

在断断续续的谈话中，我看出小花比一般人的智力差一些。有次我问她，你怎么不回家？在这里多闷呀。小花笑嘻嘻地答，家里后妈让我干很多活，她疼弟弟不疼我，我忘记我家住在哪里了。

我们房间的走廊外是一米高的高墙，上面焊着铁栏杆。旁边有一扇很窄的门，平时都锁着，钥匙由专人掌管。他们不准里面的人出来活动——怕走丢了，或许还有别的原因。

屋里的人只能走到廊上看院里的景象：穿着制服的工作人员进进出出，时不时还有车辆往来。到了饭点，炊事员推着小车按顺序把饭菜从铁栅栏处递进来。晚饭是稀饭馒头和一盆煮白菜，少油无盐。我吃不下，小花却胃口极好，大口把我那份吃了。

救助站为了省钱，经常让人跟着接送专用车出去办事。后面的车厢是全封闭的，闷得慌。我刚上去门咣当一声就锁上了，才知道这次他们要去芜湖路接一个精神病流浪者。

车子走了一段路程，我发现和我的目的地并不顺路，但下车的请求立马被驳回了，一个女人尖锐地斥责了我：“你怎么这么麻烦？一会儿神经病人上来自己注意，伤到你我们不负责。”

她的脸在玻璃的那方，让我心里升起了一股恐惧，同时想到了救助站大厅里那排为人民排忧解难的大字。

接上来的是个披头散发的年轻女子，目光呆滞，一路上都在自言自语。我胆战心惊地过了两个多小时，在下午五点多回到了救助站。我特意买了一斤炒花生给同屋的两个人，她们吃得很饱却还是馋。小花凑到我跟前悄悄说：“我能闻到外面的香味，他们肯定在吃肉呢。”四川大姐默默念了一句：“啥时候能回家，我还腌了很多腊肉。”

早上起来女精神病人逃走了，不久后我也动身离开了。这次我找到了安徽文艺出版社的主编，他建议我自费出书。这不是被人认可的方式，也不是被我认可的方式，我回绝了。那个毫无收获再次沮丧的上午，我想到了自己离开的时候，小花恋恋不舍地拉着我，四川大姐的眼神中有一种羡慕。

我起码还是个自由之身。

4

想到联系陈忠实，是因为和一位志趣相投的朋友聊天。当时聊到出不了书的苦闷，他建议我把书稿投名家门下，或者让名家给我写书评。

却没想到最后这通电话成了真。

2014年我正在县城陪儿子读书，天天去图书馆读陈忠实的散文和小说，并且让在西安读研的三妹帮忙弄到了西安市作协的联系方式。

电话刚打过去，对方说自己也没法帮忙联系。我没有立马放弃，在他挂电话前聊起书里的一些细节，说明自己一直是陈忠实的粉丝，恳请他想想办法。

对方停顿了一下，说我把他秘书的电话给你，你和他联系吧。一切顺利，我不可置信地看着短信中那串手机号码，却不敢打过去，于是尝试着发了一条短信。

电话马上拨过来了。

那头的普通话带着一股厚厚的陕西味，有时我还听不太懂，但陈老始终很客气。问我：“你多大了，做什么工作的？”我答他，四十多岁了，农村的。从小就喜欢文学，喜欢写作，可是因为周围人不理解而感到非常苦恼。

陈老听了直说：“你还年轻嘞，路还长着呢。乡下娃是很苦，生活不容易，可是有志向就好。”

后来我又给他发了几次短信，每一次陈老都会打电话过来。有次聊的是《白鹿原》，我说每当读到鹿三射杀小娥，她回头喊大大那句时就会流泪，为这个可怜的女人。鹿三维护的某样东西，也许是对东家的忠诚。

陈老在那边嘿嘿地笑，朴实爽朗得像一位邻家大伯。他说谢谢你的喜欢，你把它看进心里了。你要多看书，尤其是历史书，有了知识和生活的积累，才能写出好东西。

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我始终没有勇气让他替我写书评，怕破坏了这份关系中的纯粹和美好。它确实是一个摆在眼前的机会，谁不想走捷径呢？可这种目的性让我觉得羞愧，我作罢了。

我不愿做一个俗气平庸的家庭妇女。

时间过去了几个月，再打电话问候陈老，那边的声音微弱得很，没有以往洪亮了。我不敢多问就挂了电话，没想到这竟成了我们之间的最后一次通话，随后就得到陈老驾鹤西去的消息。

如今我早已换了手机号码，但那个137开头的号码至今保存着。

5

在北京，我始终没等来北京文学杂志社的回信，再次沦落街头。

妹妹在电话中提供了一条线索：“你要不要去北京艺术村看看，网上有一位育儿嫂的文章火了，作者就住在那。” 

我开始在脑中搜索这个村子的印象。只记得多年前在电视新闻中听那是搞艺术的人驻扎的村子，有三流的画家，有街头卖唱的人。我动念头，第二天就坐上了火车。

找村子并不容易，我最后是坐着一辆小三轮到村口的。在那里我见到了文学小组负责人付秋云，她二十来岁，性格文静，有一双大眼睛。我说明来意后，小付很快替我把稿子发给了微信公众号主编。 

两个志愿者马上帮我租下了一间公寓，安顿下来后，我终于处理了手上渐渐溃烂的伤口。 

我每天都会去工友之家的图书室看书，还利用里面的电脑写作。外面不算大的院落里有三棵杏子树，陆陆续续有人来参观打工博物馆，或开车过来捐赠衣服和图书。累了的时候，我会在树下的长椅子上坐上一会儿。 

图 ｜ 陈榕在北京

端午节我收到了小付拿来的两个粽子，漂泊的人感到了一丝温暖。在旁搬东西的小伙子主动搭话：“你是安徽来的大姐吧，你去河南学过画？我就是河南人，离商丘很近。” 

后来我才知道他叫小海，热爱摇滚和诗歌，曾经去过很多地方打工，后又北漂到这里谋了份工。志愿者小徐说小海一直有一个很酷的艺术梦，工友之家内部为他出了本诗集。我赶忙翻找出来，结果一下午都沉进了他的世界。 

工友之家每天都在接纳这些漂泊的人。新进来一位四五十岁的妇女，皮肤白皙个头又高挑，整个人气质不俗。她是陕西西安人，因为太喜欢文学就去北大找了一份保洁的工作，想在这样的高等学府里接触到文学系的教授作家们。 

“他们都很忙，一下课学生就立马围了上来，有请教问题的也有要签名的，都是很崇拜的样子，保洁的工作会让我受到别人的歧视，我根本没机会靠近。但这里亲切得像家一样，你们都很热情，像亲人一般。” 

她控制不住情绪哭了。我能感同身受，想到这一路上所经历的种种，这其实也是我的心声。为了追逐梦想，多少人把姿态低了下来，低到了尘埃里。 

不知不觉离开的日子近了。因为不想给他们添麻烦，我一大早独自启程了。天气还是很热，伤口的血水又流了出来。我收到志愿者任嘉发来的信息，说要给我送行。我回了一条“已经在路上，谢谢你们”的信息，任嘉回：“不客气，祝大姐一路顺利。”

返程路上，天气有点热，我手上的伤口不断流出血水，心里担心感染。好在旅途中也有温暖：车上有人给我拿包让坐，一个乘务人员非要背我下车……

尽管以后的路很难走，但素昧平生的好心人给了我力量。我想起和小付做的那个约定：“以后我的长篇小说要是出版了，我一定再来北京。”

小付说：“欢迎。”

- END -

撰文 | 陈榕

编辑 | 谢亦欣